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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极不平凡。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从今年开始，我们已进入“十二五”时期。“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
五年一个刻度，中国跃上新的台阶；五年一个单元，中国站在新的起点。此时此刻，国内外众多探询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新五年，中国的面貌会有哪些改变？人民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为完成这些改变、达成这些变化，中国又将作出什么部署和调整？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新五年的中国勾勒出一幅科学发展、国强民富的路线图。
一个主题：科学发展
“一个巨变、四个不变”，是判断中国走向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代背景。
2010年10月23日，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达成协议，超过6%的投票权将从欧洲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晋升十个股东行列，中国的份额升至第三位。国际舆论评价说，这是一次历史性大改革，股权结构的变化预示着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大致以5年为一个刻度，中国不断跃上新台阶。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面貌天翻地覆。
过去的“十一五”，同样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历史单元”。
纵向看，这是中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抗击频仍的重大自然灾害，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06年～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比“十五”时期年均增速快1.6个百分点。201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又实现了10.6%的增长。
横向看，这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五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回升向好，经济总量继超过德国之后，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体量”举足轻重，中国“动向”举世瞩目。
这个时候，关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估量。有人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有人问，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否还成立？
中国的方位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坚定的回答。
这份坚定，源自对天下大势的清醒判断。经过几十年飞速发展，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同时，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发展，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态势没有变。这“一个巨变、四个不变”，是判断中国走向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代背景。
“一个巨变”告诉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今后还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四个不变”催促我们，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开关”，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奋发有为。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振兴来说，机遇并不常有，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我们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1世纪第二个10年是前10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第二个10年，中国将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际地位也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双重历史使命，注定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大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这些年来，一轮轮经济的过热与过冷，一次次自然的施威与重创，考验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的承受能力，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质与量、快与好、物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调整前进的航向。
人们不会忘记，2003年在抗击非典疫情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国上下对于发展问题的思考。就在那一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让人们对发展这个时代课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此后的几年，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深化，内涵不断丰富。
2005年，“十一五”規划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此后，按照十七大的战略部署，从2008年9月到2010年2月底，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来，标志着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
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到“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从“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划对“十二五”的目标设计、战略部署，贯穿着科学发展理念。
一个主线：转变方式
继30多年前的历史性转折后，再一次作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抉择，由此开启由大国通向强国的大门。
在当代中国，5年这个时间刻度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人们习惯用5年来丈量既往，用5年来谋划未来。于是，5年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成为衡量共和国发展与进步的标尺。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曾急切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54年后，“十一五”结束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大飞机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翱翔蓝天为时不远。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全世界大概500种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属于中国。
放在以往，这样的消息肯定会让人热血沸腾，而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后，当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中国人开始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冷静、审慎地看待这些“世界第一”。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传出，与国际舆论铺天盖地的热议相反，中国的反映相当低调。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看上去较大，但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GDP的增长改变。
这不是故作低调，而是实话实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分析，在日本的GDP构成中，个人消费占近六成，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日本近六成出口为高附加值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设计和利润留在欧美日，意义有限的GDP和能耗留在中国”。
高速奔跑了30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国家现代化“赛程过半”。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面临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发展方式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而发达国家意图在“后危机时代”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布局，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不能从大国变为强国，也就很难走完现代化的“后半程”。
近年来，从 “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2009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重要判断，党中央不断发出“加快转变”的号令。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二五”规划建议又作出了新论断，提出了新要求。
扩大内需提升到战略位置；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用一个专门章节部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细读规划建议，会发现“转变”的主线“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变革，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对此，规划建议作出了全面部署：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是一个由导向机制、协调机制、实现机制、操作机制和动力机制所构成的系统工程，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30多年前，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由此演绎出一段世界发展史上罕见的时代传奇。今天，面对现代化之路上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坚定地选择转变发展方式，站在新的台阶上开启了由大国通向强国的大门。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价说，这一转变有可能继中国30多年前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再一次让中国的发展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影响将远远超过5年的范围。
一个重点：改善民生
顺应人民新期待，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强国”与“富民”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再大的数字除以十三亿，也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目；再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也会变成很大的难题。简单的数学计算，对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国情作出了透彻的解答。
一组数据摆在面前：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当季超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尚不及日本的1/10；人均收入约36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门槛后，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物质和精神的更高需求，经济发展空间尚大。另一方面，如果不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就有可能陷入增长乏力、矛盾激化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阻滞现代化进程。
一个事实无法回避：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跃升，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问题明显增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正视问题方能找到应对之策。近年来，民生问题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建设步伐加快，民生改善收效明显。“十一五”期间，农业税彻底取消，几千年来农民交纳“皇粮国税”成为历史；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全面实行；全国23%的县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一项项惠民政策的出台，一个个民生工程的实施，以及汶川、玉树等一次次天塌地陷中的不抛弃、不放弃，让“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等等带着温度的词汇，烙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两个“更加注重”，与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一起，阐释了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表明社会事业和问题民生将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通过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也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把“蛋糕”切好。规划建议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方式，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而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将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和社会变革的过程，既要量力而行，也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尽力而为。规划建议强调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让人民创造的财富更好地为人民造福，让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多地为人民谋利。
“这是一个民生色彩最浓重的五年规划”，“‘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走向‘民富时代’”……五中全会后，“转变方式”、“关注民生”、“从‘国富’到‘民富’”等词语频频出现在众多外国媒体上，成为观察中国走向的关键词。
实际上，“国强”与“民富”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细读规划建议，人们发现，科学发展的理念浸润其中，对“国强”与“民富”的追求交融在一起。扩大内需战略中，突出了“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又是为了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中，重点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同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同时又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在制度上保障农民工权益……透过规划建议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物”，更看到了“人”，看到了物与人的有机统一、“国强”与“民富”的内在一致。
因此，“十二五”规划将是一个“强国”的规划，也是一个“富民”的规划，“强国”与“富民”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说到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将国强民富的使命担在肩上，把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正是由于政党信念与国家发展、人民命运高度统一，亿万中华儿女始终跟定共产党，与祖国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也正因为如此，国强民富始终是当代中国的时代强音，并将穿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下，一段新的征程正拉开帷幕。
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三个时间节点叠加在一起，分明让人感到天地转、时光迫、只争朝夕。
“十二五”是关键时期，也是攻坚时期。五年以后，再度回眸，综合国力必将跃上一个更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必将得到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将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一个决策：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艰难命题，不免要带来短期增长的“阵痛”；结构调整又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抉择，它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石。
回首过往，结构调整的成绩单令人欣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经济结构也不断优化。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罕见重大自然灾害轮番袭来，“保增长”压力前所未有，神州大地奋力调结构的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歇。
数字清晰反映出“十一五”经济结构之变：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一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首；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十五”末的50.7%上升到52.5%。三次產业结构更加合理，当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十五”末的40.3%上升为43.4%。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宏大战略向纵深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3年高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均衡性进一步提高。
瞻望未来，结构调整之路依然道远任重。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渐显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外需拉动，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合理，从而影响了经济的稳定性。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制约了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一个焦点：引擎内需
未来5年，应当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交融，创造更多最终需求，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缘于世界经济大变革的不可逆潮流，更缘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内在要求。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呈现了一些新趋势，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成为中国发力加快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外需易受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因素的影响，通过挖掘内需的巨大潜力，破解制约扩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未来的经济发展就能更加主动，更加稳定。
扩大内需，重点在于消费需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需实施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加就业创业机会，为居民开辟更多收入之“源”；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乡中低居民收入，让百姓消费更有底气；需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消费预期。此外，还应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居民消费将进入加速升級的黄金阶段。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500美元，消费潜能处于快速释放期。近年来，住房、汽车、数码产品、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不断引发新的消费风潮。尽管以消费为主导的格局尚未形成，但伴随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以及社保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将越来越强。
进入“十二五”，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将趋于完备，因此，尽管投资的绝对数量不会降低，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相对下降。“十二五”时期的投资将更多地体现在结构优化上。这既包括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需加大对“三农”、自主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也包括投资的地区结构调整，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注入的投资量相对较多，以改变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在内需构成中，投资与消费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二者完全可以良性循环。因此，未来5年，应当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交融，创造更多最终需求，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个目标：撑起产业
一个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最能体现核心竞争力，是撑起整个经济肌体的“筋骨”。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升级新变局，顺应技术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均衡、组织合理、布局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的一条发展路径。
当前，全球消费市场正在向节能、环保、低碳和智能化等方向发展，新技术、新创意刺激着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主动应变，才能赢得广阔市场空间。
补足产业结构中的“短板”，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目前，在长长的国际分工链条中，中国仍处于收益较低的加工装配中心的位次，技术装备和重要零部件的生产能力还比较弱，大量关键技术依赖外部支持。大力发展这些“短板”行业和产品，当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头戏。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撑。制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完善对其有利的税收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的倾斜……多管齐下，将弱嫩的“幼苗”尽快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支柱。
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著增强。生活质量高了，对三产的发展会产生更多需求，其中，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满足人们精神消费的文化创意产业将获得快速腾跃。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完全有条件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其他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也有很大余地。
专家指出，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中，应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引导企业主动调结构、促升级，让竞争压力成为助推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有发展前景的高技术产业。政府的职责，则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的调节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这一定位和航标，给新起点上的中国经济华丽转身赋予了深远内涵，也吹响了“十二五”结构调整攻坚战的嘹亮号角。
一个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在向我们招手。一道道考题，等着我们回答。■
从今年开始，我们已进入“十二五”时期。“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
五年一个刻度，中国跃上新的台阶；五年一个单元，中国站在新的起点。此时此刻，国内外众多探询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新五年，中国的面貌会有哪些改变？人民的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为完成这些改变、达成这些变化，中国又将作出什么部署和调整？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新五年的中国勾勒出一幅科学发展、国强民富的路线图。
一个主题：科学发展
“一个巨变、四个不变”，是判断中国走向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代背景。
2010年10月23日，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达成协议，超过6%的投票权将从欧洲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晋升十个股东行列，中国的份额升至第三位。国际舆论评价说，这是一次历史性大改革，股权结构的变化预示着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大致以5年为一个刻度，中国不断跃上新台阶。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面貌天翻地覆。
过去的“十一五”，同样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历史单元”。
纵向看，这是中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抗击频仍的重大自然灾害，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2006年～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比“十五”时期年均增速快1.6个百分点。201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又实现了10.6%的增长。
横向看，这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五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回升向好，经济总量继超过德国之后，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体量”举足轻重，中国“动向”举世瞩目。
这个时候，关于中国的未来走向，国内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估量。有人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有人问，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否还成立？
中国的方位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坚定的回答。
这份坚定，源自对天下大势的清醒判断。经过几十年飞速发展，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同时，国内外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发展，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态势没有变。这“一个巨变、四个不变”，是判断中国走向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代背景。
“一个巨变”告诉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国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今后还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
“四个不变”催促我们，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总开关”，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奋发有为。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振兴来说，机遇并不常有，机遇来之不易，机遇稍纵即逝。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我们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1世纪第二个10年是前10年战略机遇期的直接延续。第二个10年，中国将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际地位也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双重历史使命，注定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大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这些年来，一轮轮经济的过热与过冷，一次次自然的施威与重创，考验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的承受能力，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质与量、快与好、物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调整前进的航向。
人们不会忘记，2003年在抗击非典疫情等一系列事件之后，中国上下对于发展问题的思考。就在那一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让人们对发展这个时代课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此后的几年，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深化，内涵不断丰富。
2005年，“十一五”規划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此后，按照十七大的战略部署，从2008年9月到2010年2月底，全党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来，标志着对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
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到“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从“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划对“十二五”的目标设计、战略部署，贯穿着科学发展理念。
一个主线：转变方式
继30多年前的历史性转折后，再一次作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抉择，由此开启由大国通向强国的大门。
在当代中国，5年这个时间刻度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人们习惯用5年来丈量既往，用5年来谋划未来。于是，5年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成为衡量共和国发展与进步的标尺。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曾急切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54年后，“十一五”结束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大飞机的研制取得重大进展，翱翔蓝天为时不远。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显示，全世界大概500种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属于中国。
放在以往，这样的消息肯定会让人热血沸腾，而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后，当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中国人开始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冷静、审慎地看待这些“世界第一”。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传出，与国际舆论铺天盖地的热议相反，中国的反映相当低调。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看上去较大，但仍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因为GDP的增长改变。
这不是故作低调，而是实话实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分析，在日本的GDP构成中，个人消费占近六成，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日本近六成出口为高附加值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相当部分是加工贸易，“设计和利润留在欧美日，意义有限的GDP和能耗留在中国”。
高速奔跑了30多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国家现代化“赛程过半”。同时，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消费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发展方式面临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发展方式的弊端更是暴露无遗，而发达国家意图在“后危机时代”抢占发展制高点的战略布局，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就不能从大国变为强国，也就很难走完现代化的“后半程”。
近年来，从 “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到2009年底经济工作会议作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重要判断，党中央不断发出“加快转变”的号令。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十二五”规划建议又作出了新论断，提出了新要求。
扩大内需提升到战略位置；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用一个专门章节部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细读规划建议，会发现“转变”的主线“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变革，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对此，规划建议作出了全面部署：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是一个由导向机制、协调机制、实现机制、操作机制和动力机制所构成的系统工程，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30多年前，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由此演绎出一段世界发展史上罕见的时代传奇。今天，面对现代化之路上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中国坚定地选择转变发展方式，站在新的台阶上开启了由大国通向强国的大门。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价说，这一转变有可能继中国30多年前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再一次让中国的发展释放出更大的活力，影响将远远超过5年的范围。
一个重点：改善民生
顺应人民新期待，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强国”与“富民”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再大的数字除以十三亿，也会变成一个很小的数目；再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也会变成很大的难题。简单的数学计算，对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国情作出了透彻的解答。
一组数据摆在面前：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当季超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尚不及日本的1/10；人均收入约36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门槛后，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一方面，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来物质和精神的更高需求，经济发展空间尚大。另一方面，如果不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就有可能陷入增长乏力、矛盾激化的“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阻滞现代化进程。
一个事实无法回避：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跃升，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问题明显增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正视问题方能找到应对之策。近年来，民生问题被摆在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建设步伐加快，民生改善收效明显。“十一五”期间，农业税彻底取消，几千年来农民交纳“皇粮国税”成为历史；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全面实行；全国23%的县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一项项惠民政策的出台，一个个民生工程的实施，以及汶川、玉树等一次次天塌地陷中的不抛弃、不放弃，让“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等等带着温度的词汇，烙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十二五”规划建议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两个“更加注重”，与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一起，阐释了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表明社会事业和问题民生将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通过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也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把“蛋糕”切好。规划建议提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方式，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而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将是一个复杂的利益博弈和社会变革的过程，既要量力而行，也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尽力而为。规划建议强调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让人民创造的财富更好地为人民造福，让人民赋予的权力更多地为人民谋利。
“这是一个民生色彩最浓重的五年规划”，“‘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走向‘民富时代’”……五中全会后，“转变方式”、“关注民生”、“从‘国富’到‘民富’”等词语频频出现在众多外国媒体上，成为观察中国走向的关键词。
实际上，“国强”与“民富”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细读规划建议，人们发现，科学发展的理念浸润其中，对“国强”与“民富”的追求交融在一起。扩大内需战略中，突出了“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又是为了扩大就业、增加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中，重点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同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同时又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在制度上保障农民工权益……透过规划建议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物”，更看到了“人”，看到了物与人的有机统一、“国强”与“民富”的内在一致。
因此，“十二五”规划将是一个“强国”的规划，也是一个“富民”的规划，“强国”与“富民”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说到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将国强民富的使命担在肩上，把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正是由于政党信念与国家发展、人民命运高度统一，亿万中华儿女始终跟定共产党，与祖国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也正因为如此，国强民富始终是当代中国的时代强音，并将穿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下，一段新的征程正拉开帷幕。
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三个时间节点叠加在一起，分明让人感到天地转、时光迫、只争朝夕。
“十二五”是关键时期，也是攻坚时期。五年以后，再度回眸，综合国力必将跃上一个更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必将得到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将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一个决策：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艰难命题，不免要带来短期增长的“阵痛”；结构调整又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抉择，它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石。
回首过往，结构调整的成绩单令人欣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经济结构也不断优化。尤其是“十一五”期间，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罕见重大自然灾害轮番袭来，“保增长”压力前所未有，神州大地奋力调结构的步伐却一刻也没有停歇。
数字清晰反映出“十一五”经济结构之变：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一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首；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十五”末的50.7%上升到52.5%。三次產业结构更加合理，当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十五”末的40.3%上升为43.4%。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宏大战略向纵深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续3年高于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均衡性进一步提高。
瞻望未来，结构调整之路依然道远任重。
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渐显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外需拉动，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不合理，从而影响了经济的稳定性。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制约了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一个焦点：引擎内需
未来5年，应当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交融，创造更多最终需求，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缘于世界经济大变革的不可逆潮流，更缘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内在要求。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呈现了一些新趋势，对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带来压力和挑战，但同时也成为中国发力加快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外需易受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因素的影响，通过挖掘内需的巨大潜力，破解制约扩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未来的经济发展就能更加主动，更加稳定。
扩大内需，重点在于消费需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需实施更积极的就业政策，增加就业创业机会，为居民开辟更多收入之“源”；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城乡中低居民收入，让百姓消费更有底气；需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消费预期。此外，还应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居民消费将进入加速升級的黄金阶段。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500美元，消费潜能处于快速释放期。近年来，住房、汽车、数码产品、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不断引发新的消费风潮。尽管以消费为主导的格局尚未形成，但伴随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稳步提高，以及社保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将越来越强。
进入“十二五”，需要大量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将趋于完备，因此，尽管投资的绝对数量不会降低，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相对下降。“十二五”时期的投资将更多地体现在结构优化上。这既包括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解决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需加大对“三农”、自主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也包括投资的地区结构调整，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注入的投资量相对较多，以改变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在内需构成中，投资与消费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密切相关，二者完全可以良性循环。因此，未来5年，应当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投资，把扩大投资和增就业、惠民生有机交融，创造更多最终需求，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一个目标：撑起产业
一个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最能体现核心竞争力，是撑起整个经济肌体的“筋骨”。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国际需求结构调整和国内消费升级新变局，顺应技术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均衡、组织合理、布局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十二五”规划建议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的一条发展路径。
当前，全球消费市场正在向节能、环保、低碳和智能化等方向发展，新技术、新创意刺激着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主动应变，才能赢得广阔市场空间。
补足产业结构中的“短板”，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目前，在长长的国际分工链条中，中国仍处于收益较低的加工装配中心的位次，技术装备和重要零部件的生产能力还比较弱，大量关键技术依赖外部支持。大力发展这些“短板”行业和产品，当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头戏。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撑。制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完善对其有利的税收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新兴产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机构对新兴产业的倾斜……多管齐下，将弱嫩的“幼苗”尽快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支柱。
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十二五”期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著增强。生活质量高了，对三产的发展会产生更多需求，其中，提高生产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满足人们精神消费的文化创意产业将获得快速腾跃。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完全有条件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其他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也有很大余地。
专家指出，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中，应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引导企业主动调结构、促升级，让竞争压力成为助推产业升级的持续动力，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有发展前景的高技术产业。政府的职责，则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的调节功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这一定位和航标，给新起点上的中国经济华丽转身赋予了深远内涵，也吹响了“十二五”结构调整攻坚战的嘹亮号角。
一个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在向我们招手。一道道考题，等着我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