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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念过几年女子学校，粗识文字。她天资聪慧，记忆力较强，看书可以过目不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层次清晰。可是，老宅堂屋里，总挂着一幅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字画。她说这句话很好，她很喜欢。因为她小时候，外公屋里也有这么一幅，这句话伴随了她一生。
老人家今年八十四岁了，劳碌了一辈子。如今腿脚尚且硬朗，腰不弯，背不驼，眼不花，耳不聋，只是记性不行了。刚刚发生的事，转瞬间竟忘得一干二净。听着什么都点头，不往心里去。于是，我们开始取笑她的忘性，她听了并不生气，反而开朗地一笑：“嘿嘿，老了，老糊涂了。”然而说来也奇，眼前的事忘性大，过去的事却一清二楚，她心里像藏着一本日记，一提起往事，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个没完。全家老小十几口，每个人的生日她都能准确无误地背出来；更奇的是，前些时杀家鞑子玩小麻将，还戴一副老花眼镜，近来摘去不戴了，甚至看电视也不戴，还能念下荧屏上打出的一个个字幕。
她每月领着一份退休养老金，所以不算地道的家庭妇女，但也算不上什么标准的职业女性。18岁那年与父亲结婚，曾在河南老家教过两年乡镇小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中原沦陷，跟随在抗日伤兵教养院供职的父亲南迁，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经广西人贵州，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她和父亲相濡以沫，生育了我们八个兄妹。由于多子女，家务缠身，曾做过十余年纯粹的贤妻良母。那时不论富日子或穷日子，夜里她不是洗涤就是缝补，我们众多兄妹一个个总是衣着整洁地去上学。她常说，穿衣笑脏不笑破。新衣服穿邋遢有人指责，旧衣服哪怕补丁摞补丁，只要干净，就不会遭人耻笑。爱干净是她毕生习惯，即便现在耄耋之年了，她的卧室每天还是那么整洁，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室内卫生自己动手，从不用别人代劳，每件物品都放在一个适当的固定位置，哪怕是件小东西，比如一只发夹，一双袜子什么的，只要有谁挪动一下，她就会发现，立即追查个究竟。她床头的枕边常常搁着一本书，每天睡前翻一两页，困了看到哪儿就夹上书笺，书页从不打折卷角，很是爱惜。
母亲秉性开朗，是个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在外做事兢兢业业。解放初期，为了解决家庭生活困难，挑着小担走街窜巷卖过小菜，小贩们组织起来成立蔬菜公司，让她当会计，不懂记账，晚上下班回家就跟我学算盘。那时我念小学四年级，只能教她“三盘经”，做简单的加减法，她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居然把那儿的会计当的很出色，还评上先进工作者，再后来就被市商委选拔调到百货公司任营业员，成了一名国企职工。不论站柜台、管仓库；还是下厂矿“赶庙会”摆地摊，下农场种地搞副业，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挑得起又放得下，同事们说她老实人吃亏，她摇摇头笑道：“老老实实做事，终究吃不了亏。”
母亲胸襟豁达，大智若愚。在别人看来顶犯愁的事，到了她那儿举重若轻，事到事了。记得“文革”时父亲被整，造反派们随时要拉他去批斗。为了减少精神折磨，父亲索性把用过的一块“打倒×××”的黑牌子拾了回来，交给母亲管着。每当那伙人上门，家里人吓得心惊胆颤，忐忑不安，然而母亲镇定自若，从容应对，拿来那黑牌递给父亲挂在脖子上，以一双平静而自信的日光，目送父亲被扛着梭标戴着藤帽的人押解上路。待事完之后父亲回家，母亲总是站在门前迎接，把黑牌小心翼翼地接过来，挂到墙头挂日历牌的旁边收好，以待下次再用。这一切，就像平常等候父亲下班回家吃饭一样。有一次，她见父亲提着黑牌回来，神情与往常不同，脸上挂着一丝儿得意。问起原由才知父亲他们几个人被批斗以后，散会走在街上，一群十一、二岁的“红小兵”用臭鸡蛋砸“地主婆范××”，弄得这老太太满头污秽，狼狈不堪。父亲路见不平，冲着这伙小鬼吼道：“斗争会散了，为何还欺负人，真是岂有此理!”结果把他们唬跑了。母亲听后淡然一笑：“嗨，何必呢?娃娃们不懂事，这年月谁能说清有理无理”。事隔几年之后，“四人帮”倒台，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补发了几年被扣的工资，喜滋滋地拿回家交给母亲，她却摆摆手说：“别忙，开个家庭会吧?”于是由父亲主持召开了一个不许缺席的家庭会议，包了几个红包，分发给每人一份。我们哪里肯要。母亲便发话道：“都拿着吧!分到每人名下不多，是个意思。这样会加深对这段经历的记忆。”1992年父亲七十三岁时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非常悲痛。“老姨妈”们来家劝慰她节哀，她拭着泪叹息道：“这老头子性子太燥了，心事又重，所以才这么匆匆地撒手人寰，早早地就去了……”
光阴荏苒。父亲离开我们十三年了，而今母亲仍然那么精神奕奕。前不久，又到了她的生日，我们现今也已退休的众多子女，一个个都两鬓飞霜，拖家带口地来为老人家祝寿。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摆了两张大圆桌挤得满实满在，还余下一半轮不上资格就坐，端着饭碗在一边打游击。母亲看着充满童真、童趣的第四代重孙，眉开眼笑地挨个儿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有的却叫不出名字来。于是，又摇摇头说：“唉，老了，老糊涂了！”大家望着她，心照不宣地一起笑了，频频举起酒杯，由衷地祝愿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而每个人的祝酒辞里，都少不了那句话：“难得糊涂!”
老人家今年八十四岁了，劳碌了一辈子。如今腿脚尚且硬朗，腰不弯，背不驼，眼不花，耳不聋，只是记性不行了。刚刚发生的事，转瞬间竟忘得一干二净。听着什么都点头，不往心里去。于是，我们开始取笑她的忘性，她听了并不生气，反而开朗地一笑：“嘿嘿，老了，老糊涂了。”然而说来也奇，眼前的事忘性大，过去的事却一清二楚，她心里像藏着一本日记，一提起往事，就打开了话匣子，说个没完。全家老小十几口，每个人的生日她都能准确无误地背出来；更奇的是，前些时杀家鞑子玩小麻将，还戴一副老花眼镜，近来摘去不戴了，甚至看电视也不戴，还能念下荧屏上打出的一个个字幕。
她每月领着一份退休养老金，所以不算地道的家庭妇女，但也算不上什么标准的职业女性。18岁那年与父亲结婚，曾在河南老家教过两年乡镇小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中原沦陷，跟随在抗日伤兵教养院供职的父亲南迁，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经广西人贵州，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她和父亲相濡以沫，生育了我们八个兄妹。由于多子女，家务缠身，曾做过十余年纯粹的贤妻良母。那时不论富日子或穷日子，夜里她不是洗涤就是缝补，我们众多兄妹一个个总是衣着整洁地去上学。她常说，穿衣笑脏不笑破。新衣服穿邋遢有人指责，旧衣服哪怕补丁摞补丁，只要干净，就不会遭人耻笑。爱干净是她毕生习惯，即便现在耄耋之年了，她的卧室每天还是那么整洁，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室内卫生自己动手，从不用别人代劳，每件物品都放在一个适当的固定位置，哪怕是件小东西，比如一只发夹，一双袜子什么的，只要有谁挪动一下，她就会发现，立即追查个究竟。她床头的枕边常常搁着一本书，每天睡前翻一两页，困了看到哪儿就夹上书笺，书页从不打折卷角，很是爱惜。
母亲秉性开朗，是个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操持家务任劳任怨，在外做事兢兢业业。解放初期，为了解决家庭生活困难，挑着小担走街窜巷卖过小菜，小贩们组织起来成立蔬菜公司，让她当会计，不懂记账，晚上下班回家就跟我学算盘。那时我念小学四年级，只能教她“三盘经”，做简单的加减法，她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居然把那儿的会计当的很出色，还评上先进工作者，再后来就被市商委选拔调到百货公司任营业员，成了一名国企职工。不论站柜台、管仓库；还是下厂矿“赶庙会”摆地摊，下农场种地搞副业，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挑得起又放得下，同事们说她老实人吃亏，她摇摇头笑道：“老老实实做事，终究吃不了亏。”
母亲胸襟豁达，大智若愚。在别人看来顶犯愁的事，到了她那儿举重若轻，事到事了。记得“文革”时父亲被整，造反派们随时要拉他去批斗。为了减少精神折磨，父亲索性把用过的一块“打倒×××”的黑牌子拾了回来，交给母亲管着。每当那伙人上门，家里人吓得心惊胆颤，忐忑不安，然而母亲镇定自若，从容应对，拿来那黑牌递给父亲挂在脖子上，以一双平静而自信的日光，目送父亲被扛着梭标戴着藤帽的人押解上路。待事完之后父亲回家，母亲总是站在门前迎接，把黑牌小心翼翼地接过来，挂到墙头挂日历牌的旁边收好，以待下次再用。这一切，就像平常等候父亲下班回家吃饭一样。有一次，她见父亲提着黑牌回来，神情与往常不同，脸上挂着一丝儿得意。问起原由才知父亲他们几个人被批斗以后，散会走在街上，一群十一、二岁的“红小兵”用臭鸡蛋砸“地主婆范××”，弄得这老太太满头污秽，狼狈不堪。父亲路见不平，冲着这伙小鬼吼道：“斗争会散了，为何还欺负人，真是岂有此理!”结果把他们唬跑了。母亲听后淡然一笑：“嗨，何必呢?娃娃们不懂事，这年月谁能说清有理无理”。事隔几年之后，“四人帮”倒台，父亲得到了平反昭雪，补发了几年被扣的工资，喜滋滋地拿回家交给母亲，她却摆摆手说：“别忙，开个家庭会吧?”于是由父亲主持召开了一个不许缺席的家庭会议，包了几个红包，分发给每人一份。我们哪里肯要。母亲便发话道：“都拿着吧!分到每人名下不多，是个意思。这样会加深对这段经历的记忆。”1992年父亲七十三岁时突发脑溢血去世，母亲非常悲痛。“老姨妈”们来家劝慰她节哀，她拭着泪叹息道：“这老头子性子太燥了，心事又重，所以才这么匆匆地撒手人寰，早早地就去了……”
光阴荏苒。父亲离开我们十三年了，而今母亲仍然那么精神奕奕。前不久，又到了她的生日，我们现今也已退休的众多子女，一个个都两鬓飞霜，拖家带口地来为老人家祝寿。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摆了两张大圆桌挤得满实满在，还余下一半轮不上资格就坐，端着饭碗在一边打游击。母亲看着充满童真、童趣的第四代重孙，眉开眼笑地挨个儿抚摸着他们的小脑袋，有的却叫不出名字来。于是，又摇摇头说：“唉，老了，老糊涂了！”大家望着她，心照不宣地一起笑了，频频举起酒杯，由衷地祝愿老人家寿比南山，福如东海。而每个人的祝酒辞里，都少不了那句话：“难得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