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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分析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基姆》中的典型意象红色公牛入手,以后殖民的视角,通过具体阐明其与文本中三类人物的关系,指出作者在文本中着意刻画英国殖民政府十九世纪末对印度的脉脉温情却又同时无意识地透露了其实质残忍的一面。
关键词: 吉卜林 《基姆》 红色公牛 后殖民视角
一、引言
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殖民理论盛行以来,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名字重新进入文学评论家的视野,直到目前仍占有着重要地位。这位被T.S.艾略特称作“他的时代最伟大的文人的英国作家”在1907年第一次为他的国家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完成于世纪之交的获奖作品《基姆》自然备受关注。多数评论家认为吉卜林在这部小说中对印度的描写趋向温情浪漫化。查尔斯·卡林顿在他为吉卜林作的传记中就感叹道:“肯定再没有其他英国人如此充满爱意和兴趣去书写印度了。”[1]P360菲利普·梅森也认为《基姆》中“充满了温情、爱和清新的气息”[2]P90。尹锡南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吉卜林作品中的印度歌舞升平……浮现出一派虚假的图景。”[3]P78《基姆》之所以给评论界这种印象原因之一在于其自传性:吉卜林最快乐的六年童年时光(1865—1871)是在孟买度过的,随后寄居在英国南海的生活又是极其压抑的,而再后来十七岁的他又来到印度作为一名报社记者走遍印度的山山水水,对彼地的风光尽情地欣赏。此外,印度十九世纪末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一派和平的景象,也赋予吉卜林之优美笔调以理由。但是,作为“殖民文学之父”,吉卜林小说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本质的一面。本文试图从后殖民视角,通过分析小说中红色公牛(Red Bull)这一典型意象,具体阐述它与小说中各类人物命运的关系,来揭示大英帝国的殖民带给殖民地人民甚至是殖民者的问题和痛苦。
二、红色公牛之意象及其与三类人物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刚开始时交代,基姆的父亲留给他一个美好的预言:“九百个一流的家伙——他们的神是一头绿色草地上的红色公牛——会来迎接小基姆,如果他们没有忘记欧·哈拉。”[4]P2整篇小说围绕着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西藏喇嘛寻找传说中的箭河(The River of the Arrow),另一条就是基姆寻找父亲口中的红色公牛。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是基姆,并且两条线有交合的地方——喇嘛曾猜测说“或许正是红色公牛知道(箭河所在),它是被派来引导我们两个的”[5]P31,我们可以判断基姆的追寻居于主线,况且在故事最后,喇嘛成功悟道之后又为了基姆返回俗世。总之,红色公牛的意象贯穿于整个文本,它的深意是不容忽视的。
1.红色公牛与金博尔·欧·哈拉
红色公牛是爱尔兰军团战旗上的图案,对于欧·哈拉来说意味着英国政府及其无上权威,是他的效忠目标和依靠力量。作为英国派到印度去的一名警官,欧·哈拉后来因娶了基姆的妈妈没有随部队回国,而是变成了修建铁路的工头,继续为帝国服务。在失去妻子之后,为帝国辛苦多年的他陷入无限的孤独与苦闷之中,以酗酒和吸食鸦片寻求解脱,最终作为一个穷困的白人客死在印度。他相信帝國没有忘记他,相信上校会来接他的儿子,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但这些想法都出现在他用鸦片麻醉自己的神经之后:清醒的他一定很明白,这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后来爱尔兰军队确定基姆的身份之后仍为了他的教育费用斤斤计较,从侧面说明欧·哈拉的贡献确实没有得到认可。
这样被英国政府利用之后又抛弃到一边不管不问的并不仅仅是欧·哈拉一个人:其他的士兵和铁路工人亦有同样的悲惨遭遇。基姆在救助受重伤的特工E.23时问他:“可是政府不能保护你们吗?”回答是:“我们做特工的是不在政府保护之内的,我们死了就死了,名字被从册子上划掉,仅此而已。”[6]P181修建铁路的工头哈利告诉基姆在山上做工条件很苛刻,他自己的脚趾被冻掉,其他工人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反映到上级没有任何救援措施。政府的冷酷比起山上的天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庞大的红色公牛面前,众多为它奔命的普通英国人的性命简直贱如蝼蚁。
有评论家说:“他(吉卜林)的创作表现了英国殖民者在帝国鼎盛时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7]P148从以欧·哈拉为代表的军人和士兵的角度看,小说《基姆》所揭示的帝国在道德方面恐怕没有值得骄傲的表现。享受丰盛的殖民果实的只是部分英国统治者;大英帝国的荣耀是建立在众多普通殖民者的牺牲、孤独和绝望的基础上的。
2.红色公牛和基姆
红色一般代表着热情,公牛则给人以力量和权威的感觉,基姆对红色公牛的寻求体现出他对权力的渴望。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事件中得到证明:一开始出场时基姆就把其他印度小朋友踢下大炮,以便自己占领高高在上的位置,同时声称自己可是位洋大人(sahib),充分表现出一位殖民者傲慢自大的心态;遇到喇嘛时基姆主动要做他的徒弟陪同他去找箭河,但吉卜林赋予他的内心想法是:“这个喇嘛是他新发现的宝贝,他打算占有它。”[8]P11表现出殖民者的征服和占有欲的特征;第一次和喇嘛在火车上时不愿花钱买票的基姆靠耍小聪明骗取周围人的同情,他的目的不是省钱而是享受玩弄权术的快乐;为了受人尊捧,基姆多次强调自己的白人血统,视其高贵为理所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吉卜林描写这一切的笔调是温和的,没有批评,而是带着宠爱。他给基姆取的外号“全世界的朋友”更是透露出吉卜林殖民思想完全内化,他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欢迎英国前去统治,殖民心态昭然若揭。
基姆是土生殖民者的代表,红色公牛作为大英帝国的象征,给予他的并不全是权力和荣誉,更深层的恐怕还是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吉卜林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从小生长在印度的基姆在受过三年的英国正式教育之后走出校门的第一天就开始发问:“我仅仅是基姆,然而基姆是谁?”[9]P108在去往贝拿勒斯的路上他又反复琢磨:“谁是基姆——基姆——基姆?”[10]P167此外,吉卜林强调基姆的思维常常在两种语言之间跳跃,这些都反映出土生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危机:他到底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这种无归属感带来的痛苦一直萦绕着基姆。
这种痛苦该如何解脱?殖民带来的精神困惑的出路在哪里?小说中的神秘人物西藏喇嘛的出现似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筹钱供基姆读书,而且一直规劝基姆要谦虚、善良。就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要通过保护唐僧取经才能修成正果一样,无比精明的基姆也要在成长道路上接受喇嘛的精神引领。喇嘛对基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体现了东方文化在吉卜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尹锡南在他的论著《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中曾指出:“吉卜林对印度的态度值得关注……印度文明的古老神秘和文化智慧使其折服。”[11]P78虽然小说中的喇嘛是中国人而非印度人,但在并不熟悉中国的吉卜林心目中他应该是东方文明的化身。小说中俄国间谍初见喇嘛时也不禁感慨:“他那深邃的眼神让人感到我们是那么年轻的一个民族。”[12]P216吉卜林对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作为西方人的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对东方文化心怀敬畏,以至于认为西方发展还得最终离不开东方文明的点拨。在小说尾声喇嘛大彻大悟之后选择返回俗世拯救基姆,说明在吉卜林看来,迷失在红色公牛的铁蹄践踏起的尘土中的第二代殖民者的心灵需要喇嘛身上折射出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做指路明灯。
3.红色公牛和印度人民
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的普通印度人民在强势的红色公牛面前扮演的是软弱的母牛的角色。印度自古以来崇拜母牛是因为它是他们的主神湿婆的坐骑,但相对公牛来说母牛善良、温顺的性格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一度极端到丈夫去世妻子必须陪葬的程度,母牛相对于公牛的地位自然是十分低下的了。虽然印度有很多被欺骗被利用而不自知的人,比如说那个参加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的老士兵,帮助英国侵略者杀害自己的同胞还引以为豪,多数人则是忍耐中带有愤怒。他们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比作弱势的母牛或水牛,比如村里的妇人在得知基姆在追寻红色公牛之后说:“我家男人就是水牛,否则他说话会恰当些。”[13]P43更有甚者,基姆在火车上遇到的生病孩子的父亲说:“我们贾特人都是水牛。”[14]P82也正是这个贾特人面对基姆的威胁时大叫:“别诅咒我家啊,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我就是你(温顺)的母牛。”(185)在基姆这个“洋大人”面前,他的奴性可见一斑。
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是愤懑和谴责的,在吉卜林的笔下这种敌意不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当作者信手拈来几句当地谚语表现他熟悉的印度民风民俗时,忍受虐待已久的被殖民者的怨恨也自然地从谚语中表露出来。在他们心目中,英国人是蛮不讲理的:“只有恶魔和英国人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15]P70;殖民者是贪婪的:“绝对不要和一个还没有被喂饱的白人说话”[16]P74;他们的下一代也是极其可怖的:“所有的年轻洋大人都是魔鬼”[17]P108。谚语往往是人们对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印度人民的这些俗话说明吉卜林极力描绘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实是虚假的,他的书写动机或许正如尹锡南所言,宣扬“殖民统治是英国给予印度的一种恩惠,统治印度是英国的义务”[18]P79,但当我们把凶猛的公牛形象和顺从的母牛/水牛形象并列起来考虑时,英国与印度之间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便十分清晰可见。
三、结语
丹尼斯·波特在他的论著《东方主义及其问题》中曾言:“话语理论的前提就是否认(在再现实时)有可能按个人意志或意识超越某一既定的话语构成。”[19]P45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大背景下,鲁德亚德·吉卜林在用文本《基姆》再现印度人民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时着力表现的是其乐融融、其景怡人的美好一面,但同時却客观体现出殖民国家与殖民地人民,甚至是被派遣到殖民地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贯穿全文的意象——红色公牛便是这种冲突的代言和见证。
参考文献:
[1]Carrington,Charles.Rudyard Kipling:His Life and Work.London:Macmillan Co Ltd,1955.
[2]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J].外国文学,2005,(2),90-95.
[3][11][18]尹锡南.吉卜林: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印度书写”研究系列之五[J].南亚研究季刊,2005.(4):79-82.
[4][5][6][8][9][10][12][13][14][15][16][17]Kipling,Rudyard.Ki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orton Cohen.New York:Bantam Books,1983.
[7]空草.帝国话语中的吉卜林[J].外国文学评论,2002,(2):148-149.
[19]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美]赛义德等著.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
[20]LeGallienne,Richard. Rudyard Kipling:A Criticism.London and New York:1900.
关键词: 吉卜林 《基姆》 红色公牛 后殖民视角
一、引言
自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殖民理论盛行以来,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名字重新进入文学评论家的视野,直到目前仍占有着重要地位。这位被T.S.艾略特称作“他的时代最伟大的文人的英国作家”在1907年第一次为他的国家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完成于世纪之交的获奖作品《基姆》自然备受关注。多数评论家认为吉卜林在这部小说中对印度的描写趋向温情浪漫化。查尔斯·卡林顿在他为吉卜林作的传记中就感叹道:“肯定再没有其他英国人如此充满爱意和兴趣去书写印度了。”[1]P360菲利普·梅森也认为《基姆》中“充满了温情、爱和清新的气息”[2]P90。尹锡南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吉卜林作品中的印度歌舞升平……浮现出一派虚假的图景。”[3]P78《基姆》之所以给评论界这种印象原因之一在于其自传性:吉卜林最快乐的六年童年时光(1865—1871)是在孟买度过的,随后寄居在英国南海的生活又是极其压抑的,而再后来十七岁的他又来到印度作为一名报社记者走遍印度的山山水水,对彼地的风光尽情地欣赏。此外,印度十九世纪末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至少在表面上呈现一派和平的景象,也赋予吉卜林之优美笔调以理由。但是,作为“殖民文学之父”,吉卜林小说中仍然不可避免地渗透着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本质的一面。本文试图从后殖民视角,通过分析小说中红色公牛(Red Bull)这一典型意象,具体阐述它与小说中各类人物命运的关系,来揭示大英帝国的殖民带给殖民地人民甚至是殖民者的问题和痛苦。
二、红色公牛之意象及其与三类人物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刚开始时交代,基姆的父亲留给他一个美好的预言:“九百个一流的家伙——他们的神是一头绿色草地上的红色公牛——会来迎接小基姆,如果他们没有忘记欧·哈拉。”[4]P2整篇小说围绕着两条并行的线索,一条是西藏喇嘛寻找传说中的箭河(The River of the Arrow),另一条就是基姆寻找父亲口中的红色公牛。由于小说的主人公是基姆,并且两条线有交合的地方——喇嘛曾猜测说“或许正是红色公牛知道(箭河所在),它是被派来引导我们两个的”[5]P31,我们可以判断基姆的追寻居于主线,况且在故事最后,喇嘛成功悟道之后又为了基姆返回俗世。总之,红色公牛的意象贯穿于整个文本,它的深意是不容忽视的。
1.红色公牛与金博尔·欧·哈拉
红色公牛是爱尔兰军团战旗上的图案,对于欧·哈拉来说意味着英国政府及其无上权威,是他的效忠目标和依靠力量。作为英国派到印度去的一名警官,欧·哈拉后来因娶了基姆的妈妈没有随部队回国,而是变成了修建铁路的工头,继续为帝国服务。在失去妻子之后,为帝国辛苦多年的他陷入无限的孤独与苦闷之中,以酗酒和吸食鸦片寻求解脱,最终作为一个穷困的白人客死在印度。他相信帝國没有忘记他,相信上校会来接他的儿子,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但这些想法都出现在他用鸦片麻醉自己的神经之后:清醒的他一定很明白,这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后来爱尔兰军队确定基姆的身份之后仍为了他的教育费用斤斤计较,从侧面说明欧·哈拉的贡献确实没有得到认可。
这样被英国政府利用之后又抛弃到一边不管不问的并不仅仅是欧·哈拉一个人:其他的士兵和铁路工人亦有同样的悲惨遭遇。基姆在救助受重伤的特工E.23时问他:“可是政府不能保护你们吗?”回答是:“我们做特工的是不在政府保护之内的,我们死了就死了,名字被从册子上划掉,仅此而已。”[6]P181修建铁路的工头哈利告诉基姆在山上做工条件很苛刻,他自己的脚趾被冻掉,其他工人的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反映到上级没有任何救援措施。政府的冷酷比起山上的天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庞大的红色公牛面前,众多为它奔命的普通英国人的性命简直贱如蝼蚁。
有评论家说:“他(吉卜林)的创作表现了英国殖民者在帝国鼎盛时间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7]P148从以欧·哈拉为代表的军人和士兵的角度看,小说《基姆》所揭示的帝国在道德方面恐怕没有值得骄傲的表现。享受丰盛的殖民果实的只是部分英国统治者;大英帝国的荣耀是建立在众多普通殖民者的牺牲、孤独和绝望的基础上的。
2.红色公牛和基姆
红色一般代表着热情,公牛则给人以力量和权威的感觉,基姆对红色公牛的寻求体现出他对权力的渴望。这一点可以从一系列事件中得到证明:一开始出场时基姆就把其他印度小朋友踢下大炮,以便自己占领高高在上的位置,同时声称自己可是位洋大人(sahib),充分表现出一位殖民者傲慢自大的心态;遇到喇嘛时基姆主动要做他的徒弟陪同他去找箭河,但吉卜林赋予他的内心想法是:“这个喇嘛是他新发现的宝贝,他打算占有它。”[8]P11表现出殖民者的征服和占有欲的特征;第一次和喇嘛在火车上时不愿花钱买票的基姆靠耍小聪明骗取周围人的同情,他的目的不是省钱而是享受玩弄权术的快乐;为了受人尊捧,基姆多次强调自己的白人血统,视其高贵为理所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吉卜林描写这一切的笔调是温和的,没有批评,而是带着宠爱。他给基姆取的外号“全世界的朋友”更是透露出吉卜林殖民思想完全内化,他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该欢迎英国前去统治,殖民心态昭然若揭。
基姆是土生殖民者的代表,红色公牛作为大英帝国的象征,给予他的并不全是权力和荣誉,更深层的恐怕还是对自身身份的困惑。吉卜林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从小生长在印度的基姆在受过三年的英国正式教育之后走出校门的第一天就开始发问:“我仅仅是基姆,然而基姆是谁?”[9]P108在去往贝拿勒斯的路上他又反复琢磨:“谁是基姆——基姆——基姆?”[10]P167此外,吉卜林强调基姆的思维常常在两种语言之间跳跃,这些都反映出土生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危机:他到底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这种无归属感带来的痛苦一直萦绕着基姆。
这种痛苦该如何解脱?殖民带来的精神困惑的出路在哪里?小说中的神秘人物西藏喇嘛的出现似乎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仅筹钱供基姆读书,而且一直规劝基姆要谦虚、善良。就像神通广大的孙悟空要通过保护唐僧取经才能修成正果一样,无比精明的基姆也要在成长道路上接受喇嘛的精神引领。喇嘛对基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体现了东方文化在吉卜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尹锡南在他的论著《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中曾指出:“吉卜林对印度的态度值得关注……印度文明的古老神秘和文化智慧使其折服。”[11]P78虽然小说中的喇嘛是中国人而非印度人,但在并不熟悉中国的吉卜林心目中他应该是东方文明的化身。小说中俄国间谍初见喇嘛时也不禁感慨:“他那深邃的眼神让人感到我们是那么年轻的一个民族。”[12]P216吉卜林对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作为西方人的他一方面觉得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引以为傲,另一方面又对东方文化心怀敬畏,以至于认为西方发展还得最终离不开东方文明的点拨。在小说尾声喇嘛大彻大悟之后选择返回俗世拯救基姆,说明在吉卜林看来,迷失在红色公牛的铁蹄践踏起的尘土中的第二代殖民者的心灵需要喇嘛身上折射出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做指路明灯。
3.红色公牛和印度人民
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的普通印度人民在强势的红色公牛面前扮演的是软弱的母牛的角色。印度自古以来崇拜母牛是因为它是他们的主神湿婆的坐骑,但相对公牛来说母牛善良、温顺的性格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一度极端到丈夫去世妻子必须陪葬的程度,母牛相对于公牛的地位自然是十分低下的了。虽然印度有很多被欺骗被利用而不自知的人,比如说那个参加镇压印度人民大起义的老士兵,帮助英国侵略者杀害自己的同胞还引以为豪,多数人则是忍耐中带有愤怒。他们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比作弱势的母牛或水牛,比如村里的妇人在得知基姆在追寻红色公牛之后说:“我家男人就是水牛,否则他说话会恰当些。”[13]P43更有甚者,基姆在火车上遇到的生病孩子的父亲说:“我们贾特人都是水牛。”[14]P82也正是这个贾特人面对基姆的威胁时大叫:“别诅咒我家啊,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我就是你(温顺)的母牛。”(185)在基姆这个“洋大人”面前,他的奴性可见一斑。
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是愤懑和谴责的,在吉卜林的笔下这种敌意不可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当作者信手拈来几句当地谚语表现他熟悉的印度民风民俗时,忍受虐待已久的被殖民者的怨恨也自然地从谚语中表露出来。在他们心目中,英国人是蛮不讲理的:“只有恶魔和英国人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15]P70;殖民者是贪婪的:“绝对不要和一个还没有被喂饱的白人说话”[16]P74;他们的下一代也是极其可怖的:“所有的年轻洋大人都是魔鬼”[17]P108。谚语往往是人们对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印度人民的这些俗话说明吉卜林极力描绘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和谐关系其实是虚假的,他的书写动机或许正如尹锡南所言,宣扬“殖民统治是英国给予印度的一种恩惠,统治印度是英国的义务”[18]P79,但当我们把凶猛的公牛形象和顺从的母牛/水牛形象并列起来考虑时,英国与印度之间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便十分清晰可见。
三、结语
丹尼斯·波特在他的论著《东方主义及其问题》中曾言:“话语理论的前提就是否认(在再现实时)有可能按个人意志或意识超越某一既定的话语构成。”[19]P45在十九世纪的殖民大背景下,鲁德亚德·吉卜林在用文本《基姆》再现印度人民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时着力表现的是其乐融融、其景怡人的美好一面,但同時却客观体现出殖民国家与殖民地人民,甚至是被派遣到殖民地的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贯穿全文的意象——红色公牛便是这种冲突的代言和见证。
参考文献:
[1]Carrington,Charles.Rudyard Kipling:His Life and Work.London:Macmillan Co Ltd,1955.
[2]陈兵.《基姆》: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J].外国文学,2005,(2),90-95.
[3][11][18]尹锡南.吉卜林: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印度书写”研究系列之五[J].南亚研究季刊,2005.(4):79-82.
[4][5][6][8][9][10][12][13][14][15][16][17]Kipling,Rudyard.Ki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orton Cohen.New York:Bantam Books,1983.
[7]空草.帝国话语中的吉卜林[J].外国文学评论,2002,(2):148-149.
[19]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美]赛义德等著.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
[20]LeGallienne,Richard. Rudyard Kipling:A Criticism.London and New York: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