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代皇族后裔自开启氏成始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请启功参加｡他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
第二首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
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因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列入旁支,从而跟着当侧室的母亲搬出了王府｡当启功的高祖父死后,曾祖父已成为所谓的“强干弱枝”,以教书度日｡由于不甘居人下,他发愤读书,应考科举,由举人､进士到翰林,最后当了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仍旧走这条道,最终也做了“主考”,当了“学政”｡可是启功的父亲未踏入仕途便于十九岁过早地夭亡,当时启功刚满周岁｡
在祖父关爱下启功才得以上学念书｡其祖父的老门生戴遂之,堪称是知恩图报的老夫子｡他亲自为少年启功讲授文史,竭尽全力要让他继承其教育世家的衣钵｡启功当时想:“你供我上学,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再说我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于是他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月挣个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母亲和姑姑｡”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一生珍爱姐姐妻子最怕别人提媒
在启功心目中还有一位永远难忘的人,便是他患难与共的老妻章宝琛｡启功的婚姻不仅要遵“母命”,还要按清代传统只在旗人内部论亲｡他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为“家”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启功的母亲1956年病逝时,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这个家庭日夜操持的功劳,竟忍不住双膝跪下一拜,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启功说:“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潜心习书画的好好先生启功也在劫难逃｡回到家来,章宝琛不解地问他怎么会划上了右派,启功为宽慰她,不无幽默地说:“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你想想,咱们是封建家庭,皇室残渣,受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既然有比例,就有凑数倒霉的,在下就是一个｡”妻子学着老校长陈垣的口气劝启功埋头写书,不辍书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章宝琛还卖了首饰,换了钱来给启功买书用｡
“文革”年月启功被拘留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见识也有胆量,她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和启功所有的字画书稿,统统包装严实埋藏好｡红卫兵无数次抄家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次红卫兵逼问启功:“你是清朝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东西一定不少!”启功也幽了一默:“实话实说吧,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老朽虽系皇室后代,想当孝子贤孙还当不上呢……”有位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他,就故作正经地说:“你只有封,就给你‘封’上吧!”从此门上就贴了两道大封条｡
启功先生说:“章宝琛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绝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夫人去世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老的脚脖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的｡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独创书界启功体 认真抄写“大字报”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
后来陈垣又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陈垣看后又加指点:“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悟性过人的他由此深得其理,后来便提出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名言｡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画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
这极平常的规律却极难发现｡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其实,平､直之中也是有变化的,不然写出来的字就全无神采而变得呆傻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
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
“文革”十年浩劫中,启功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先是造反派的大字报让他抄写,由于启功字写得好,随后各种“战斗队”的大字报都让他抄写｡有时时间紧迫,造反派们直接往席棚墙上贴白纸,命令他站着面对席棚墙直接写｡如此挥毫几年后,竟练就了他独特的“站功”,笔也练得放开了｡后来,当启功的书法誉满海内外,成为千金难得之“国宝”时,北师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搜寻“文革”中启老所抄的“大字报”与“小字报”的热潮｡
2005年6月30日93岁的启功先生在北京逝世｡讣告称启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其实,先生最在乎,就是最后这个称号了,一世师缘今了结,大师风范永照人｡
启功妙语
胡说
启功外出讲学,主持人一般都要说“下面请启老作指示”,启老接上去的话却是:“指示不敢当,因为我的祖先活动在东北,是满族,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说’……”
姓阎
有人见了启功,说你还能活十年二十年,启功就会问他是不是姓阎?他问为什么姓阎,启功就会告诉他只有阎王爷掌握着生死簿,你如果不是姓阎,怎么能知道我能活几天?
仿就仿吧
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自撰墓志铭
1978年,启功66岁撰写过一篇《自撰墓志铭》｡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我哪儿乖啊?
1995年的一天,学者数十人汇聚北师大讨论启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大家给予高度肯定｡最后启功先生微躬身子,表情很认真地说:“我内侄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儿上家里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儿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我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启功年表
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画,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
1913年,1岁,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为祈福,祖父曾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做记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尔札布”｡当时正是辛亥之后,清廷逊位,其曾祖绝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过问国事｡恰其曾祖有一门生,名陈云诰,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时年方三四岁｡稍后,入私塾读诗文｡
1922年,10岁,曾祖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衰落｡
1923年,11岁,祖父去世｡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20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1924年—1926年,12岁至14岁,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
1927年—1929年,15岁至17岁,经长亲带领,拜贾羲民先生学画,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1930年,18岁,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
1932年,20岁,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
1933年,21岁,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1935年,23岁,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业余从事书画创作｡
1938年,26岁,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文献馆审稿和鉴定文物｡
1949年,37岁,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1952年,40岁,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1957年,45岁,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1962年,50岁,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1963年,51岁,撰写了《<红楼梦>札记》｡
1966年,54岁,“文革”爆发,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活动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学不辍｡由于他精通书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
1971年,59岁,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1975年,63岁,夫人章宝琛逝世｡
1977年,65岁,《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67岁,《古代字体论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1年,69岁,《启功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被推为副主席｡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作关于汉语和《红楼梦》的讲演｡
1984年,72岁,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1986年,74岁,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9年,77岁,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启功韵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0年,78岁,《论书绝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诗的形式总结了他几十年来书法实践的系统理论,对历代书法家有评论,以书法的结字､用笔有独到见解｡为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1991年,79岁,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汉语现象论丛》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11月底,将义卖字画所得163万余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1992年,80岁,全国政协､北京师范大学､荣宝斋联合举办“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北京､广州和日本展出｡《说八股》､《启功论书札记》､《启功书画留影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82岁,《启功絮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83岁,《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书画作品专集》由荣宝斋出版｡
2004年,92岁,《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题画诗墨迹选》､《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同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据《北京青年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请启功参加｡他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
第二首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
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因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列入旁支,从而跟着当侧室的母亲搬出了王府｡当启功的高祖父死后,曾祖父已成为所谓的“强干弱枝”,以教书度日｡由于不甘居人下,他发愤读书,应考科举,由举人､进士到翰林,最后当了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仍旧走这条道,最终也做了“主考”,当了“学政”｡可是启功的父亲未踏入仕途便于十九岁过早地夭亡,当时启功刚满周岁｡
在祖父关爱下启功才得以上学念书｡其祖父的老门生戴遂之,堪称是知恩图报的老夫子｡他亲自为少年启功讲授文史,竭尽全力要让他继承其教育世家的衣钵｡启功当时想:“你供我上学,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再说我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于是他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月挣个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母亲和姑姑｡”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一生珍爱姐姐妻子最怕别人提媒
在启功心目中还有一位永远难忘的人,便是他患难与共的老妻章宝琛｡启功的婚姻不仅要遵“母命”,还要按清代传统只在旗人内部论亲｡他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为“家”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启功的母亲1956年病逝时,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这个家庭日夜操持的功劳,竟忍不住双膝跪下一拜,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启功说:“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潜心习书画的好好先生启功也在劫难逃｡回到家来,章宝琛不解地问他怎么会划上了右派,启功为宽慰她,不无幽默地说:“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你想想,咱们是封建家庭,皇室残渣,受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既然有比例,就有凑数倒霉的,在下就是一个｡”妻子学着老校长陈垣的口气劝启功埋头写书,不辍书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章宝琛还卖了首饰,换了钱来给启功买书用｡
“文革”年月启功被拘留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见识也有胆量,她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和启功所有的字画书稿,统统包装严实埋藏好｡红卫兵无数次抄家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次红卫兵逼问启功:“你是清朝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东西一定不少!”启功也幽了一默:“实话实说吧,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老朽虽系皇室后代,想当孝子贤孙还当不上呢……”有位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他,就故作正经地说:“你只有封,就给你‘封’上吧!”从此门上就贴了两道大封条｡
启功先生说:“章宝琛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绝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夫人去世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老的脚脖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的｡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独创书界启功体 认真抄写“大字报”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
后来陈垣又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陈垣看后又加指点:“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悟性过人的他由此深得其理,后来便提出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名言｡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画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
这极平常的规律却极难发现｡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其实,平､直之中也是有变化的,不然写出来的字就全无神采而变得呆傻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
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
“文革”十年浩劫中,启功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先是造反派的大字报让他抄写,由于启功字写得好,随后各种“战斗队”的大字报都让他抄写｡有时时间紧迫,造反派们直接往席棚墙上贴白纸,命令他站着面对席棚墙直接写｡如此挥毫几年后,竟练就了他独特的“站功”,笔也练得放开了｡后来,当启功的书法誉满海内外,成为千金难得之“国宝”时,北师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搜寻“文革”中启老所抄的“大字报”与“小字报”的热潮｡
2005年6月30日93岁的启功先生在北京逝世｡讣告称启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其实,先生最在乎,就是最后这个称号了,一世师缘今了结,大师风范永照人｡
启功妙语
胡说
启功外出讲学,主持人一般都要说“下面请启老作指示”,启老接上去的话却是:“指示不敢当,因为我的祖先活动在东北,是满族,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所以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说’……”
姓阎
有人见了启功,说你还能活十年二十年,启功就会问他是不是姓阎?他问为什么姓阎,启功就会告诉他只有阎王爷掌握着生死簿,你如果不是姓阎,怎么能知道我能活几天?
仿就仿吧
某日有一个专门假冒启功书法的人去书画店销售赝品,恰巧被先生堵住｡作伪者尴尬恐慌无地自容,哀求老先生高抬贵手｡不料启功只是宽厚地笑道:“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啊!”
自撰墓志铭
1978年,启功66岁撰写过一篇《自撰墓志铭》｡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我哪儿乖啊?
1995年的一天,学者数十人汇聚北师大讨论启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大家给予高度肯定｡最后启功先生微躬身子,表情很认真地说:“我内侄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儿上家里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儿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我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启功年表
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画,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
1913年,1岁,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为祈福,祖父曾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做记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尔札布”｡当时正是辛亥之后,清廷逊位,其曾祖绝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过问国事｡恰其曾祖有一门生,名陈云诰,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时年方三四岁｡稍后,入私塾读诗文｡
1922年,10岁,曾祖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衰落｡
1923年,11岁,祖父去世｡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20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1924年—1926年,12岁至14岁,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
1927年—1929年,15岁至17岁,经长亲带领,拜贾羲民先生学画,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1930年,18岁,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
1932年,20岁,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
1933年,21岁,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1935年,23岁,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业余从事书画创作｡
1938年,26岁,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文献馆审稿和鉴定文物｡
1949年,37岁,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1952年,40岁,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1957年,45岁,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1962年,50岁,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1963年,51岁,撰写了《<红楼梦>札记》｡
1966年,54岁,“文革”爆发,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活动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学不辍｡由于他精通书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
1971年,59岁,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1975年,63岁,夫人章宝琛逝世｡
1977年,65岁,《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67岁,《古代字体论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1年,69岁,《启功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被推为副主席｡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作关于汉语和《红楼梦》的讲演｡
1984年,72岁,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1986年,74岁,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9年,77岁,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启功韵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0年,78岁,《论书绝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诗的形式总结了他几十年来书法实践的系统理论,对历代书法家有评论,以书法的结字､用笔有独到见解｡为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1991年,79岁,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汉语现象论丛》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11月底,将义卖字画所得163万余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1992年,80岁,全国政协､北京师范大学､荣宝斋联合举办“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北京､广州和日本展出｡《说八股》､《启功论书札记》､《启功书画留影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82岁,《启功絮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83岁,《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书画作品专集》由荣宝斋出版｡
2004年,92岁,《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题画诗墨迹选》､《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同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