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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争中，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目标。制造业由大到强，不仅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前一时期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为我国实现“变道超车”，重构竞争优势，加快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全球价值链升级，迈向“制造强国”指明了新的方向。
从产业规模和结构看，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增长高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持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2013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为20%，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然而，我们目前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普遍存在着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问题突出的现象，在这方面，我们与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在这一关键历史期，我们如何实现“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一、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全新挑战
我国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令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1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并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是与发达国家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的因素还只是中长期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专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不到3%。从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比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比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但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据笔者测算，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比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相当于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差距是很明显的。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而反观美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有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了预期。
2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无疑对我国制造业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它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一个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的新格局。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我国制造业正在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3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笔者根据OECD数据库的数据计算，2014年，美国研发支出预计将达460亿美元，我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以来增长了3倍，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132%提高至2012年的198%，超过了欧盟。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我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日本2009年已经达到4%，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而德国为24%。 在所有产业中，一是高技术（high tech）：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2007年美国达到169%，日本在2008年为105%，与此相对比2013年我国为175%;二是中等技术（medium tech）：美国研发强度最高，达到75%;英国为51%，日本为59%;三是低技术（low tech）：这几个国家的中低或低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都很低，基本都是低于1%。
相比之下，我国高技术企业研发强度仍显滞后。据《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为20343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256%;R&D经费投入强度为17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87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612%。具体深入到细分行业，这种差距则更为显著。
二、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战略的新动向
1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纷纷推出制造强国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美国、欧盟、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制造业国家战略。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将焦点锁定在以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增长竞赛，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出了各自的政策措施，以鼓励和支持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美国政府就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和《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以及《出口倍增计划》等诸多法案，提出要优先支持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振兴汽车工业;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要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22个重点方向。
早在2010年，欧盟就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其三大发展重点中的“智能增长”就涵盖了“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而于2012年10月发布的《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就更明确地设定了“再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即到2020年将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当时的156%提高到20%。在成员国层面，包括法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本国相应的“再工业化”战略，如英国2011年发表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之路》报告中提出了6大优先发展行业，法国于2012年新成立了生产振兴部来重振法国工业，西班牙于2011年以“再工业化援助计划”的方式，由政府出资约46亿欧元来资助国内的再工业化项目等。
从传统制造业大国日本来看，自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的3年间，日本政府先后提出了五轮经济振兴对策，强化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是这些振兴对策当中的重要内容。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在大肆扩张货币与财政的同时，也关注制造业的复兴。在2013年6月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将产业再兴战略作为今后的三大重点战略之一，并提出了紧急结构改革、雇佣制度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世界最高水平的IT社会、强化地区竞争力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六项具体措施。
2“制造业服务化”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所谓“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客户需求个性化和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的产业形式。根据麦肯锡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在全球500强企业所涉及的51个行业中，有28个属于服务业;全球500强企业中有56%在从事服务业，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积极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它们已经向世界宣告，制造业服务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服务化也已经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走向高级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制造业的生产将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转变，生产、制造与研发、设计、售后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在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中，有34%是在从事服务类的工作，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20%—25%。据《2014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创新调查》对我国198家装备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78%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超过20%;就净利润而言，81%的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足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在10%—20%间徘徊。
3规则标准与主导是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规则与标准之争，将是全球未来竞争的核心。如今，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技术专利和标准控制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发达国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标准尤其是关于安全、健康和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将掌控科技、掌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来自德国和美国的8家汽车厂商（即奥迪、宝马、克莱斯勒、戴姆勒、福特、通用、保时捷和大众）都宣布未来将采用统一的充电接口标准，新标准及其产品将在欧洲和美国范围内使用。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已经规定，从2017年开始，所有在欧洲销售的新电动汽车都将采用这个新接口标准。德国美国八大汽车企业联盟制定充电标准的目的，都不仅仅是将眼睛盯在自己本土的市场范围之内，而更主要的是希望以联合的力量，将标准推向全球市场，从而在未来全球电动汽车产业中占据领先优势，以获得未来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王克明
从产业规模和结构看，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以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增长高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规模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快速升级，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例持续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例不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2013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左右，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8万亿美元，在全球制造业占比约为20%，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然而，我们目前仍处于“大而不强”的阶段，我国的制造业普遍存在着自主创新能力差、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问题突出的现象，在这方面，我们与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在这一关键历史期，我们如何实现“变道超车”成为重要命题。
一、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全新挑战
我国3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令世人瞩目，中国制造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正如其他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制造目前也面临着比较优势减弱、生产过剩和转型升级乏力等困境，以及全球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全新挑战。
1中国制造“低成本优势”逐步衰减。由于中国的“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并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尽管劳动力成本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的比例相对较低，但是与发达国家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我们的测算，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20%，超过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预计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
如果说，成本差距的因素还只是中长期影响，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产业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比如，作为“北美后花园”的墨西哥，正在通过北美自贸区和自身的后发优势成为美国新的产业专业基地。
毋庸置疑，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上升到198%，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不到3%。从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比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比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比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速为99%，经济增长总量中2/3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但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加到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据笔者测算，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比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相当于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差距是很明显的。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而反观美国，自从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从而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有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了预期。
2中国制造面临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革命冲击。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与典型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基本吻合，同时也表现出追赶国家的一些特点。从已经出现的行业峰值时点看，与国际经验吻合度较高。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带来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无疑对我国制造业升级提出了诸多挑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它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一个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的新格局。美欧等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工业40、工业互联网等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冲击。我国制造业正在面临着“前堵后追”的双重挤压。
3制造业后发优势与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笔者根据OECD数据库的数据计算，2014年，美国研发支出预计将达460亿美元，我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以来增长了3倍，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132%提高至2012年的198%，超过了欧盟。2013年我国制造业研发强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在2008—2009年的研发强度。我国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13年的制造业研发强度只有088%，而日本2009年已经达到4%，2008年美国已经达到33%，而德国为24%。 在所有产业中，一是高技术（high tech）：主要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2007年美国达到169%，日本在2008年为105%，与此相对比2013年我国为175%;二是中等技术（medium tech）：美国研发强度最高，达到75%;英国为51%，日本为59%;三是低技术（low tech）：这几个国家的中低或低技术制造业的研发强度都很低，基本都是低于1%。
相比之下，我国高技术企业研发强度仍显滞后。据《科技经费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R&D经费支出为20343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256%;R&D经费投入强度为175%，比规模以上制造业平均水平高087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强度最高，为612%。具体深入到细分行业，这种差距则更为显著。
二、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战略的新动向
1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国纷纷推出制造强国战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美国、欧盟、德国、英国等纷纷推出制造业国家战略。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将焦点锁定在以新一代互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展开了新一轮的增长竞赛，试图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出了各自的政策措施，以鼓励和支持本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美国政府就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和《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以及《出口倍增计划》等诸多法案，提出要优先支持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新一代互联网产业，振兴汽车工业;德国政府正积极推进以“智能工厂”为核心的工业40战略，以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日本于2009年4月推出新增长战略，提出要重点发展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和太阳能发电等产业;韩国则在《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中提出：要重点发展能源与环境、新兴信息技术、生物产业等六大产业，以及太阳能电池、海洋生物燃料、绿色汽车等22个重点方向。
早在2010年，欧盟就提出了“欧洲2020战略”，其三大发展重点中的“智能增长”就涵盖了“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而于2012年10月发布的《指向增长与经济复苏的更强大的欧洲工业》，就更明确地设定了“再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即到2020年将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当时的156%提高到20%。在成员国层面，包括法国、英国以及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本国相应的“再工业化”战略，如英国2011年发表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之路》报告中提出了6大优先发展行业，法国于2012年新成立了生产振兴部来重振法国工业，西班牙于2011年以“再工业化援助计划”的方式，由政府出资约46亿欧元来资助国内的再工业化项目等。
从传统制造业大国日本来看，自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的3年间，日本政府先后提出了五轮经济振兴对策，强化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是这些振兴对策当中的重要内容。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在大肆扩张货币与财政的同时，也关注制造业的复兴。在2013年6月提出的“日本再兴战略”中，将产业再兴战略作为今后的三大重点战略之一，并提出了紧急结构改革、雇佣制度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世界最高水平的IT社会、强化地区竞争力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六项具体措施。
2“制造业服务化”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所谓“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客户需求个性化和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的产业形式。根据麦肯锡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在全球500强企业所涉及的51个行业中，有28个属于服务业;全球500强企业中有56%在从事服务业，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制造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国际制造业跨国巨头都在积极推进制造服务化转型，它们已经向世界宣告，制造业服务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服务化也已经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制造业走向高级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制造业的生产将从提供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转变，生产、制造与研发、设计、售后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在美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中，有34%是在从事服务类的工作，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20%—25%。据《2014我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创新调查》对我国198家装备制造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78%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超过20%;就净利润而言，81%的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足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在10%—20%间徘徊。
3规则标准与主导是未来全球竞争的核心。规则与标准之争，将是全球未来竞争的核心。如今，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技术专利和标准控制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工具。发达国家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标准尤其是关于安全、健康和环保等方面的标准，将掌控科技、掌控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来自德国和美国的8家汽车厂商（即奥迪、宝马、克莱斯勒、戴姆勒、福特、通用、保时捷和大众）都宣布未来将采用统一的充电接口标准，新标准及其产品将在欧洲和美国范围内使用。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已经规定，从2017年开始，所有在欧洲销售的新电动汽车都将采用这个新接口标准。德国美国八大汽车企业联盟制定充电标准的目的，都不仅仅是将眼睛盯在自己本土的市场范围之内，而更主要的是希望以联合的力量，将标准推向全球市场，从而在未来全球电动汽车产业中占据领先优势，以获得未来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王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