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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生活要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
——《周有光百岁口述》
在家休产假期间，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在老人平和的娓娓道来之中，体会到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宁静与平和。
周有光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开始创办实业，到了周有光小时候，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
周有光考取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时，家里出不起学费，曾经想要放弃，最后是姐姐的同学家出了这笔钱，周有光才得以入学。
大学毕业之后的周有光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直到1955年才改行研究语言学，那一年他刚好50岁，从此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家，但老人谦虚地说，我在空白区里做工作，很容易见效。
叶圣陶曾经说过：(苏州)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由于张允和和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所以经常到周有光家里玩，这样他们就认识了。到了放假的时候，两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出游，苏州周边的虎丘、东山等，都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周有光回忆说，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期间，他和张允和的恋爱是慢慢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激烈的过程。他说，我们的恋爱，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式的恋爱。
张允和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后来曾随周有光一起留学日本、美国。结婚前，周有光写信给张允和，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张允和写了一封长达十多页的回信，说女人要独立，幸福是自己求得的，女人不要依靠男人。结婚后，张允和在学校教书。她曾经应报纸的约稿，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女人不是花》，阐述的也是这个理念。
结婚后他们的生活经历许多的变化，平静富足的生活享受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也经历过。抗战时他们一家住在重庆，有一次周有光从外面回来，家里被炸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时穿的橡皮靴子，别的东西都烂了。那时候生活每天都有被毁灭的可能，他们的小女儿在这期间生病死去，儿子被流弹打中腹部，也差一点丢了性命。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他们去了美国，周有光在美国的信托银行工作，有很好的待遇，但是，他每天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读书。久而久之，那里的工作人员看他每天都去，而且那么认真，就主动给了他一个研究室。周末的时候，他到大学里听课，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张允和则在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是一段幸福相伴的时光。
解放后回上海工作的周有光挣三份工资，那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1955年，周有光到北京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应领导的要求留在北京，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开经济工作，开始搞语言研究，从此三份工资变成一份；张允和则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后来上海开始“反右”，已经不做经济工作的周有光算是逃过了一个大劫难。
在北京时，别人忙着搞运动，周有光则埋头读书。当时他们全家住在沙滩，离北海、故宫很近，他常常花五分钱到故宫，在里边写文章，那里环境好，空气又好。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张允和则一个人带着孙女在北京生活，没有收入，就靠借亲戚的钱过日子。等他们全家团聚时，回到自己的家，房子里住的都是不认识的人。老人回忆说，经历过抗战时那样的死里逃生，解放后的“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这样的思想对他们大有帮助，生活苦一点也无所谓。他们每天在家里读书搞研究，专心做自己的事。那时候的造反派讽刺他们说：“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老人说，人生是很难按照计划进行的，因为历史的浪潮会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而且历史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相伴七十多年来，亲戚们常常向他们的保姆询问两夫妇是否吵架，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老人说，其实我们也是有吵架的，不过我们吵架从来不会高声谩骂，更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不会一闹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之后，一直到张允和去世，他们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又是午茶时间，老两口“举杯齐眉”，是互相尊重的一点表达，也是充分享受生活乐趣的一种方式。
张允和对昆曲感兴趣，周有光则喜欢西洋音乐，但是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夫妻两个互相影响。许多人问他们的长寿之道，他们觉得并没有什么秘诀，可是，保持平和的心态，不生气，是他们生活中的原则。因为一位哲学家曾经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他们的一生，经历战乱、大的社会变革，能够有如此稳定和长久幸福的婚姻，是非常不容易的。
——《周有光百岁口述》
在家休产假期间，读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在老人平和的娓娓道来之中，体会到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宁静与平和。
周有光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开始创办实业，到了周有光小时候，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
周有光考取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时，家里出不起学费，曾经想要放弃，最后是姐姐的同学家出了这笔钱，周有光才得以入学。
大学毕业之后的周有光一直从事经济工作，直到1955年才改行研究语言学，那一年他刚好50岁，从此成为这一领域的大家，但老人谦虚地说，我在空白区里做工作，很容易见效。
叶圣陶曾经说过：(苏州)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由于张允和和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所以经常到周有光家里玩，这样他们就认识了。到了放假的时候，两家的兄弟姐妹常常在一起出游，苏州周边的虎丘、东山等，都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周有光回忆说，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期间，他和张允和的恋爱是慢慢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激烈的过程。他说，我们的恋爱，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式的恋爱。
张允和是中国第一批女子进大学的，后来曾随周有光一起留学日本、美国。结婚前，周有光写信给张允和，说自己很穷，恐怕不能给她幸福。张允和写了一封长达十多页的回信，说女人要独立，幸福是自己求得的，女人不要依靠男人。结婚后，张允和在学校教书。她曾经应报纸的约稿，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女人不是花》，阐述的也是这个理念。
结婚后他们的生活经历许多的变化，平静富足的生活享受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也经历过。抗战时他们一家住在重庆，有一次周有光从外面回来，家里被炸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时穿的橡皮靴子，别的东西都烂了。那时候生活每天都有被毁灭的可能，他们的小女儿在这期间生病死去，儿子被流弹打中腹部，也差一点丢了性命。
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他们去了美国，周有光在美国的信托银行工作，有很好的待遇，但是，他每天一下班就去纽约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读书。久而久之，那里的工作人员看他每天都去，而且那么认真，就主动给了他一个研究室。周末的时候，他到大学里听课，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张允和则在伊利诺斯大学读英国文学，是一段幸福相伴的时光。
解放后回上海工作的周有光挣三份工资，那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1955年，周有光到北京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会应领导的要求留在北京，在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开经济工作，开始搞语言研究，从此三份工资变成一份；张允和则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后来上海开始“反右”，已经不做经济工作的周有光算是逃过了一个大劫难。
在北京时，别人忙着搞运动，周有光则埋头读书。当时他们全家住在沙滩，离北海、故宫很近，他常常花五分钱到故宫，在里边写文章，那里环境好，空气又好。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张允和则一个人带着孙女在北京生活，没有收入，就靠借亲戚的钱过日子。等他们全家团聚时，回到自己的家，房子里住的都是不认识的人。老人回忆说，经历过抗战时那样的死里逃生，解放后的“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这样的思想对他们大有帮助，生活苦一点也无所谓。他们每天在家里读书搞研究，专心做自己的事。那时候的造反派讽刺他们说：“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老人说，人生是很难按照计划进行的，因为历史的浪潮会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而且历史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相伴七十多年来，亲戚们常常向他们的保姆询问两夫妇是否吵架，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老人说，其实我们也是有吵架的，不过我们吵架从来不会高声谩骂，更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不会一闹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在北京的生活稳定之后，一直到张允和去世，他们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又是午茶时间，老两口“举杯齐眉”，是互相尊重的一点表达，也是充分享受生活乐趣的一种方式。
张允和对昆曲感兴趣，周有光则喜欢西洋音乐，但是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我听西洋音乐她去参加”，夫妻两个互相影响。许多人问他们的长寿之道，他们觉得并没有什么秘诀，可是，保持平和的心态，不生气，是他们生活中的原则。因为一位哲学家曾经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他们的一生，经历战乱、大的社会变革，能够有如此稳定和长久幸福的婚姻，是非常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