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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考察多种汉语译本，发现王尔德最著名的《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中主要的动物拟人形象在各译本中均用“他”和“她”指代；而《格林童话》中的动物拟人形象则多用“它”指代。结合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可以将差别的原因归结为：前者经过伦理选择，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而后者或者没有进行伦理选择，或者在选择过程中兽性因子占据主导地位，因而译者对于动物拟人形象是人还是兽有不同的理解。
关键词：王尔德 《格林童话》 动物拟人形象 第三人称代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一、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爱尔兰著名的文学家，是欧洲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创作了两部童话集，分别为《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Fairy Tales）和《石榴之家》（The House of Pomegranates）。他最著名的两篇童话均出自第一部童话集，分别为《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和《夜莺与玫瑰》（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出现动物拟人形象，王尔德童话也不例外，例如《快乐王子》中的燕子、《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分别是两篇童话中的主要形象。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不可避免会用第三人称代词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如英语中的“he”“she”“it”“they”，汉语中的“他（们）”“她（们）”“它（们）”等。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立的人称指代系统，因此在翻译中，译文与原文的第三人称指代也往往并不完全对应。特别是面对动物拟人形象时，译者第三人称代词的选择，还往往涉及如下考虑：动物拟人形象应该理解为人还是非人？（如汉语译文中选择“它”还是“他/她”）应该理解为女（雌）性还是男（雄）性？（选择“他”还是“她”）而译者的选择，可能与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选择、译者本身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其中动物拟人形象的理解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文将考察王尔德最著名的《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在十六种汉译本中的情况，试图探讨如下问题：两篇童话中的燕子和夜莺两个主要动物形象，在各种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指代有何倾向？这种倾向的原因何在？可否结合上述因素解释？
二、相关研究
Coles（2013）分析了《快乐王子》中的燕子和《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形象在九种意大利语译本中的性别处理。
在意大利语、德语等大多数印欧语系语言中，名词具有语法性别。指代动物拟人形象的第三人称代词，所体现的往往是其相应名词的语法性别，而非其自然性别。在意大利语中，燕子和夜莺的常用名词分别为阴性和阳性，因而用阴性和阳性代词指代，代词并不能体现两者的自然性别。然而Konishi的研究却表明，语法性别会影响人们对自然性别的认知。
Coles通过解读两篇童话的英文原文，认为燕子和夜莺分别为男（雄）性和女（雌）性形象，因此在原文中分别用“he”和“she”指代；而在九种意大利语译本中，只有两种译本考虑了语法性别对读者自然性别认知的影响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其余七种译本均将燕子和夜莺分别处理为阴性和阳性，从而改变了动物拟人形象的性别。Coles对大多数译本的处理方式并不赞同。
我们认为，Coles所持观点说明其将燕子和夜莺两种形象看作人，因而性别就非常重要，而大多数意大利语译者在处理时舍弃了这一考虑。
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代词
我们搜集了王尔德童话的十六种汉译本，译者分别为林徽因、巴金、谈瀛洲、苏福忠、张弛恒、蔡荣寿、安然、渡边、何超、倪翔、汤定九、谢毓洁、万婕、田园、赵洪玮、林晓莉/施文刚。通过考察各译本中《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中指代燕子与夜莺形象的第三人称代词，得到如下结论：十六种汉译本无一例外地用“他”指代燕子形象，用“她”指代夜莺形象。
作为对比，我们还统计了《格林童话》中十篇童话的动物拟人形象在十三种英语转译而来（原著为德语）的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指代情况①，得出了如下结论：指代动物拟人形象时，使用“它（们）”明显多于使用“他（们）/她”。
四、讨论
（一）可能因素辨析
在王尔德童话所有汉译本中，指代燕子和夜莺均分别使用日常语言中用来指人的“他”和“她”，而没有使用“它”。这种倾向的原因何在呢？是否与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有关？通过比较《格林童话》汉译本，可以认为该因素并非主要因素：因为同为汉语译文，指代动物拟人形象时，王尔德童话中的燕子和夜莺均用指人的“他/她”，而《格林童话》中多使用“它”。
是否与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选择有关？《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原文为英文，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分别使用“he”和“she”。对于十三种《格林童话》英语转译而来的汉译本，译者所参考的原文同样为英文。我们考察了所选的十篇童话在《格林童话》五种英译本②中的情况（英语转译的汉译本大多根据其中Mararet Hunt或Edgar Taylor/Marian Edwardes译本转译），发现在所涉及的三十六篇译文中，有二十八篇（78%）使用“he/she”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却没有一篇使用“it”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可见虽然《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相比《格林童话》，英语原文中均主要用“he/she”指代动物拟人形象，但是汉语译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使用却差别巨大。由此可以得出，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的选择，同样不是汉语译文中“他/她”与“它”选择的主要因素。
那么是否与译者本身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其中动物拟人形象的理解有关呢？下面我们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
1.理论介绍。聂珍钊先生在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伦理选择”的作用。他认为人通过达尔文所說的自然选择只能获得“人的形式”，只有通过“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才真正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聂珍钊还提出了“斯芬克斯因子”的概念，他指出： 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构成，因此它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总称。斯芬克斯因子中的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和主导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和从属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和约束后者，从而使人成为伦理的人……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变化解释人的伦理选择过程。人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理性意志，兽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
因此，我们在面对动物拟人形象时，将其看作是人还是兽，可以通过考察该形象是否经历了伦理选择，其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否控制和约束兽性因子来进行判断。而译者选择“他/她”还是“它”，也很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2.王尔德童话。朱春梅探讨了《快乐王子》中燕子形象的伦理选择。燕子起初只是想快点飞到埃及过冬，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所决定的。这时自由意志在燕子身上占有支配地位。随后，燕子先后几次在快乐王子的请求和引导下，做了伦理选择，选择的结果都是理性意志战胜了自由意志：燕子从作为雕像的快乐王子身上取下宝石，送给生活在穷苦中需要帮助的人。在这几次伦理选择的过程中，燕子的理性意志占据了优势，人性因子压制住了兽性因子。最后，燕子拒绝了快乐王子的劝说，选择不再飞往埃及，而是与王子一起，通过取下王子身上的一片片金片，帮助更多的穷苦人，虽然这注定他最终会在寒冷中死去。在此，燕子做出了终极的伦理选择，其理性意志完全战胜了自由意志，燕子身上人性因子的光芒得到最终升华。
经过了伦理选择的燕子，其理性意志战胜了自由意志，人性因子控制了兽性因子。这样的燕子，理应被视作人而不再是兽。译者选择“他”而不是“它”指代燕子是合理的选择。
与《快乐王子》中的燕子相比，《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已具备了一定的伦理意识，其人性因子便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夜莺被学生追求教授女儿的“痴情”所打动，便尝试为学生找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在多次努力失败后，夜莺得知只有奉献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这时，夜莺面临艰难的伦理选择：
用死来买一朵红玫瑰，代价真不小，谁的生命不是宝贵的？……然而“爱”比生命更可贵，一只小鸟的心又怎么和人的心相比呢？
在上述话语中，前一句显示的是夜莺的自由意志，求生欲是每一个生命体的本能，而后一句显示了夜莺的理性意志，将“爱”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牺牲自己而实现对“爱”这一崇高目标的追求。夜莺最后选择以生命为代价，为学生换取了一朵红色玫瑰花。在这一过程中，夜莺的理性意志完全战胜了自由意志，人性因子完全压倒了兽性因子。虽说夜莺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具有了一定的伦理意识，但是只有通过文本安排的这一伦理选择过程，其伦理意识才能凸显出来，其人性因子的光芒也才能得到彰显和升华。
夜莺的伦理选择过程，早已超越了动物的层次，体现了人类对于“爱”的崇高追求以及对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思考。可以说，夜莺的动物外形只是出于童话构思需要而设定的一个载体，其内心的崇高早已超过了人类中的大多数。可是假设，如果译者用“它”来指代夜莺，将是对文本低级可笑的错误解读。
3.《格林童话》。我们在统计时所选的《格林童话》中的十篇，均是广为熟知、在各（选）译本中出现次数较多的篇目。其中，《金鸟》中的狐狸、《穷磨工和小花猫》中的小花猫、《青蛙王子》中的青蛙、《六只天鹅》中的天鹅、《七只乌鸦》中的乌鸦为人形变化而成，但是文本并未表现其伦理选择过程。《怪鸟格莱弗》中的怪鸟、《小红帽》中的狼、《狼与七只小山羊》中的狼和山羊并非由人形变化而成，文本更多地表现了其中的动物天性，如狼要吃羊吃人，这是动物的天性即兽性决定的，没有人性因子的作用。
《不来梅镇的音乐家》中的驴子、狗、猫和鸡四种动物之所以离开各自的主人从而走上了共同前行的道路，是因为这些动物年龄大了，对主人失去了用处，因此主人要将其杀掉。四种动物面对同样的选择：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人，还是求生？四者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求生，而求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兽性因子引导的。因此这些动物的选择与王尔德童话中燕子和夜莺的选择完全不同：前者是兽性因子主导的，后者则是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
《猫和老鼠交朋友》中的猫，曾经三次面对同样的选择：是遵守朋友之间的承诺，等到冬天和老鼠一起享用共同购买并储藏的猪油，还是先满足自己的食欲，背信弃义偷吃猪油。这其中，前一种选择是理性意志的体现，是人性因子引导的，而后一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兽性因子引导的。猫选择了满足食欲这一所有动物的本能，是其兽性因子压制了人性因子。
综上所述，在我们所选取的《格林童话》十个代表性篇目中，动物拟人形象或者没有进行过伦理选择，或者在选择过程中兽性因子占有主导地位。因此，译者在翻译这些童话时，会将动物拟人形象更多地看作兽而不是人，从而选择指代非人对象的“它”，而较少地使用“他”或“她”。
五、结语
我们考察了王尔德最为著名的《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中燕子和夜莺这两种动物形象在十六种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指代情况，并与《格林童话》的相应情况相比较，发现王尔德童话汉译本中指代燕子和夜莺全部使用指代人的“他”和“她”，而《格林童话》汉译本中多使用“它”。
在排除掉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选择两种影响因素之后，可以得出王尔德童话和《格林童话》汉译本中的这种差别，与译者本身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其中动物拟人形象的理解有关。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可以看出王尔德童话中的燕子和夜莺两种形象，均经过伦理选择，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而《格林童话》中的动物拟人形象，或者没有进行过伦理选择，或者在选择过程中兽性因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译者倾向于把前者理解为人，选择“他”或“她”指代，而把后者理解为兽，选择“它”指代。
① 十篇童话分别为《不来梅镇的音乐家》《怪鸟格莱弗》《猫和老鼠交朋友》《金鸟》《穷磨工和小花猫》《六只天鹅》《小红帽》《青蛙王子》《七只乌鸦》《狼与七只小山羊》。译者分别为谢华明、光明、万婕、蔡昌卓（等）、史海波、映安、夏晨妮、龚卫国、郑婷/段雨晨、黄声华、方振宇/张蓉、李翔、周海林。各篇目名称根据谢华明201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译本。
② 译者分别为Mararet Hunt、Edgar Taylor/Marian Edwardes、
Ruth Brocklehurst/Gillian Doherty、Lucy Crane和Jack Zipes.
參考文献：
[1] Coles R. Is it a He or a S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Oscar Wilde’s Stories for Children[J]. Gender Studies， 2013， 11（1）：218-232.
[2] Konishi T. The Semantics of Grammatical Gender： A Cross-cultural Study[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993， 22（5）：519-534.
[3] 王尔德.夜莺与玫瑰[M].林徽因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朱春梅.昭通学院学报[J].昭通学院学报，2016，38（1）：55-57，6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4WD71）和中国海洋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文科培育类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4150
21）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王凯，硕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德语语言学；王子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对外汉语教学。
编 辑：康慧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王尔德 《格林童话》 动物拟人形象 第三人称代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一、引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是爱尔兰著名的文学家，是欧洲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创作了两部童话集，分别为《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Happy Prince and Other Fairy Tales）和《石榴之家》（The House of Pomegranates）。他最著名的两篇童话均出自第一部童话集，分别为《快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和《夜莺与玫瑰》（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出现动物拟人形象，王尔德童话也不例外，例如《快乐王子》中的燕子、《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分别是两篇童话中的主要形象。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不可避免会用第三人称代词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如英语中的“he”“she”“it”“they”，汉语中的“他（们）”“她（们）”“它（们）”等。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立的人称指代系统，因此在翻译中，译文与原文的第三人称指代也往往并不完全对应。特别是面对动物拟人形象时，译者第三人称代词的选择，还往往涉及如下考虑：动物拟人形象应该理解为人还是非人？（如汉语译文中选择“它”还是“他/她”）应该理解为女（雌）性还是男（雄）性？（选择“他”还是“她”）而译者的选择，可能与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选择、译者本身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其中动物拟人形象的理解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文将考察王尔德最著名的《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在十六种汉译本中的情况，试图探讨如下问题：两篇童话中的燕子和夜莺两个主要动物形象，在各种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指代有何倾向？这种倾向的原因何在？可否结合上述因素解释？
二、相关研究
Coles（2013）分析了《快乐王子》中的燕子和《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形象在九种意大利语译本中的性别处理。
在意大利语、德语等大多数印欧语系语言中，名词具有语法性别。指代动物拟人形象的第三人称代词，所体现的往往是其相应名词的语法性别，而非其自然性别。在意大利语中，燕子和夜莺的常用名词分别为阴性和阳性，因而用阴性和阳性代词指代，代词并不能体现两者的自然性别。然而Konishi的研究却表明，语法性别会影响人们对自然性别的认知。
Coles通过解读两篇童话的英文原文，认为燕子和夜莺分别为男（雄）性和女（雌）性形象，因此在原文中分别用“he”和“she”指代；而在九种意大利语译本中，只有两种译本考虑了语法性别对读者自然性别认知的影响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其余七种译本均将燕子和夜莺分别处理为阴性和阳性，从而改变了动物拟人形象的性别。Coles对大多数译本的处理方式并不赞同。
我们认为，Coles所持观点说明其将燕子和夜莺两种形象看作人，因而性别就非常重要，而大多数意大利语译者在处理时舍弃了这一考虑。
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代词
我们搜集了王尔德童话的十六种汉译本，译者分别为林徽因、巴金、谈瀛洲、苏福忠、张弛恒、蔡荣寿、安然、渡边、何超、倪翔、汤定九、谢毓洁、万婕、田园、赵洪玮、林晓莉/施文刚。通过考察各译本中《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中指代燕子与夜莺形象的第三人称代词，得到如下结论：十六种汉译本无一例外地用“他”指代燕子形象，用“她”指代夜莺形象。
作为对比，我们还统计了《格林童话》中十篇童话的动物拟人形象在十三种英语转译而来（原著为德语）的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指代情况①，得出了如下结论：指代动物拟人形象时，使用“它（们）”明显多于使用“他（们）/她”。
四、讨论
（一）可能因素辨析
在王尔德童话所有汉译本中，指代燕子和夜莺均分别使用日常语言中用来指人的“他”和“她”，而没有使用“它”。这种倾向的原因何在呢？是否与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有关？通过比较《格林童话》汉译本，可以认为该因素并非主要因素：因为同为汉语译文，指代动物拟人形象时，王尔德童话中的燕子和夜莺均用指人的“他/她”，而《格林童话》中多使用“它”。
是否与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选择有关？《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原文为英文，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分别使用“he”和“she”。对于十三种《格林童话》英语转译而来的汉译本，译者所参考的原文同样为英文。我们考察了所选的十篇童话在《格林童话》五种英译本②中的情况（英语转译的汉译本大多根据其中Mararet Hunt或Edgar Taylor/Marian Edwardes译本转译），发现在所涉及的三十六篇译文中，有二十八篇（78%）使用“he/she”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却没有一篇使用“it”指代动物拟人形象。可见虽然《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相比《格林童话》，英语原文中均主要用“he/she”指代动物拟人形象，但是汉语译文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使用却差别巨大。由此可以得出，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的选择，同样不是汉语译文中“他/她”与“它”选择的主要因素。
那么是否与译者本身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其中动物拟人形象的理解有关呢？下面我们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
1.理论介绍。聂珍钊先生在其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伦理选择”的作用。他认为人通过达尔文所說的自然选择只能获得“人的形式”，只有通过“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才真正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聂珍钊还提出了“斯芬克斯因子”的概念，他指出： 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构成，因此它是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总称。斯芬克斯因子中的人性因子是高级因子和主导因子，兽性因子是低级因子和从属因子，因此前者能够控制和约束后者，从而使人成为伦理的人……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变化解释人的伦理选择过程。人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理性意志，兽性因子的表现形式是自然意志或自由意志或非理性意志。
因此，我们在面对动物拟人形象时，将其看作是人还是兽，可以通过考察该形象是否经历了伦理选择，其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否控制和约束兽性因子来进行判断。而译者选择“他/她”还是“它”，也很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2.王尔德童话。朱春梅探讨了《快乐王子》中燕子形象的伦理选择。燕子起初只是想快点飞到埃及过冬，这是动物求生的本能所决定的。这时自由意志在燕子身上占有支配地位。随后，燕子先后几次在快乐王子的请求和引导下，做了伦理选择，选择的结果都是理性意志战胜了自由意志：燕子从作为雕像的快乐王子身上取下宝石，送给生活在穷苦中需要帮助的人。在这几次伦理选择的过程中，燕子的理性意志占据了优势，人性因子压制住了兽性因子。最后，燕子拒绝了快乐王子的劝说，选择不再飞往埃及，而是与王子一起，通过取下王子身上的一片片金片，帮助更多的穷苦人，虽然这注定他最终会在寒冷中死去。在此，燕子做出了终极的伦理选择，其理性意志完全战胜了自由意志，燕子身上人性因子的光芒得到最终升华。
经过了伦理选择的燕子，其理性意志战胜了自由意志，人性因子控制了兽性因子。这样的燕子，理应被视作人而不再是兽。译者选择“他”而不是“它”指代燕子是合理的选择。
与《快乐王子》中的燕子相比，《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已具备了一定的伦理意识，其人性因子便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夜莺被学生追求教授女儿的“痴情”所打动，便尝试为学生找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在多次努力失败后，夜莺得知只有奉献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一朵红色的玫瑰花。这时，夜莺面临艰难的伦理选择：
用死来买一朵红玫瑰，代价真不小，谁的生命不是宝贵的？……然而“爱”比生命更可贵，一只小鸟的心又怎么和人的心相比呢？
在上述话语中，前一句显示的是夜莺的自由意志，求生欲是每一个生命体的本能，而后一句显示了夜莺的理性意志，将“爱”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牺牲自己而实现对“爱”这一崇高目标的追求。夜莺最后选择以生命为代价，为学生换取了一朵红色玫瑰花。在这一过程中，夜莺的理性意志完全战胜了自由意志，人性因子完全压倒了兽性因子。虽说夜莺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具有了一定的伦理意识，但是只有通过文本安排的这一伦理选择过程，其伦理意识才能凸显出来，其人性因子的光芒也才能得到彰显和升华。
夜莺的伦理选择过程，早已超越了动物的层次，体现了人类对于“爱”的崇高追求以及对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终极思考。可以说，夜莺的动物外形只是出于童话构思需要而设定的一个载体，其内心的崇高早已超过了人类中的大多数。可是假设，如果译者用“它”来指代夜莺，将是对文本低级可笑的错误解读。
3.《格林童话》。我们在统计时所选的《格林童话》中的十篇，均是广为熟知、在各（选）译本中出现次数较多的篇目。其中，《金鸟》中的狐狸、《穷磨工和小花猫》中的小花猫、《青蛙王子》中的青蛙、《六只天鹅》中的天鹅、《七只乌鸦》中的乌鸦为人形变化而成，但是文本并未表现其伦理选择过程。《怪鸟格莱弗》中的怪鸟、《小红帽》中的狼、《狼与七只小山羊》中的狼和山羊并非由人形变化而成，文本更多地表现了其中的动物天性，如狼要吃羊吃人，这是动物的天性即兽性决定的，没有人性因子的作用。
《不来梅镇的音乐家》中的驴子、狗、猫和鸡四种动物之所以离开各自的主人从而走上了共同前行的道路，是因为这些动物年龄大了，对主人失去了用处，因此主人要将其杀掉。四种动物面对同样的选择：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人，还是求生？四者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求生，而求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兽性因子引导的。因此这些动物的选择与王尔德童话中燕子和夜莺的选择完全不同：前者是兽性因子主导的，后者则是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
《猫和老鼠交朋友》中的猫，曾经三次面对同样的选择：是遵守朋友之间的承诺，等到冬天和老鼠一起享用共同购买并储藏的猪油，还是先满足自己的食欲，背信弃义偷吃猪油。这其中，前一种选择是理性意志的体现，是人性因子引导的，而后一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兽性因子引导的。猫选择了满足食欲这一所有动物的本能，是其兽性因子压制了人性因子。
综上所述，在我们所选取的《格林童话》十个代表性篇目中，动物拟人形象或者没有进行过伦理选择，或者在选择过程中兽性因子占有主导地位。因此，译者在翻译这些童话时，会将动物拟人形象更多地看作兽而不是人，从而选择指代非人对象的“它”，而较少地使用“他”或“她”。
五、结语
我们考察了王尔德最为著名的《快乐王子》和《夜莺与玫瑰》两篇童话中燕子和夜莺这两种动物形象在十六种汉译本中的第三人称指代情况，并与《格林童话》的相应情况相比较，发现王尔德童话汉译本中指代燕子和夜莺全部使用指代人的“他”和“她”，而《格林童话》汉译本中多使用“它”。
在排除掉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原文中第三人称代词选择两种影响因素之后，可以得出王尔德童话和《格林童话》汉译本中的这种差别，与译者本身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其中动物拟人形象的理解有关。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可以看出王尔德童话中的燕子和夜莺两种形象，均经过伦理选择，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而《格林童话》中的动物拟人形象，或者没有进行过伦理选择，或者在选择过程中兽性因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译者倾向于把前者理解为人，选择“他”或“她”指代，而把后者理解为兽，选择“它”指代。
① 十篇童话分别为《不来梅镇的音乐家》《怪鸟格莱弗》《猫和老鼠交朋友》《金鸟》《穷磨工和小花猫》《六只天鹅》《小红帽》《青蛙王子》《七只乌鸦》《狼与七只小山羊》。译者分别为谢华明、光明、万婕、蔡昌卓（等）、史海波、映安、夏晨妮、龚卫国、郑婷/段雨晨、黄声华、方振宇/张蓉、李翔、周海林。各篇目名称根据谢华明201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译本。
② 译者分别为Mararet Hunt、Edgar Taylor/Marian Edwardes、
Ruth Brocklehurst/Gillian Doherty、Lucy Crane和Jack Zipes.
參考文献：
[1] Coles R. Is it a He or a S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Italian Translations of Oscar Wilde’s Stories for Children[J]. Gender Studies， 2013， 11（1）：218-232.
[2] Konishi T. The Semantics of Grammatical Gender： A Cross-cultural Study[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993， 22（5）：519-534.
[3] 王尔德.夜莺与玫瑰[M].林徽因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 朱春梅.昭通学院学报[J].昭通学院学报，2016，38（1）：55-57，69.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4WD71）和中国海洋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文科培育类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014150
21）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王凯，硕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德语语言学；王子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对外汉语教学。
编 辑：康慧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