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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文以G省D镇为例,从行动研究角度关注社会结构、自然空间环境等结构性要素对本地区农民行动的约制作用,同时也兼顾农民生存行动的自我反思能力,窥豹一斑得出生态脆弱地区农民行动策略的发生逻辑。
关键词:行动研究; 生态脆弱; 农民; 生存行动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6-0052-02
围绕着农民行动者的行动是遵循“生存伦理”还是“生存理性”这一问题会发现,单纯的假定行动者的人格模型是无法恰当理解行动者的。制度变迁、文化传统、地域差异等要素共同构成了影响行动者做出选择的“结构性”要素,而行动者也并不是一个判断的“侏儒”,他们在不同的结构性场域中有自己的不同的行动方式。
一、不断受到挤压的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从地理学层面理解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四维结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空间还有另外一个属性:社会性,“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也就是说权力嵌入到了空间分配中,空间在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中可能被重组。“二元结构”被看作是政治权力对农民地位和生存空间的总体性安排的结果。由于农民直接面对的是地方性的权力系统,所以地域性的权力安排需进入农民研究的视野。在一定意义上讲,民勤的生态问题是“水问题”,而由地方政府博弈导致的“水权”的分配格局正是决定民勤农民生存状况的核心因素。
东湖镇地处民勤北端,距红崖山水库90多公里。红崖山水库建成后,东湖镇彻底失去了地表水供给,古河道干涸,农田灌溉依赖于水利部门每年分配的定额水量。缺水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限制,一是盐碱化严重,大多数土地无法耕种;二是地下水根本不适合饮用,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的水是:“乌鸦吃了都摇头”。
二、政府的缺位
民勤生态环境治理长久以来只将注意力放在“沙”上,忽视了“水”的问题。政府以摊派劳务的方式治沙,有效地延缓了沙漠推进的速度。但在“水”问题上,却少见发挥了实质作用。层级分权的各级政府在民勤生态问题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省政府在水权管理中常常是“有名无实”,在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武威市政府(前身称为武威地区行署)实质拥有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的分配权,而其在水资源分配中对民勤的忽视是造成民勤水资源紧张的主要原因;民勤县政府在层级化的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外加财力物力有限,在争取水权问题和生态治理上无所作为。
三、农民拓展生存空间的行动策略
农民在地理空间和权力系统织成的“生存系统”下无话语权,结构性压制如铁笼牢不可破,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组织起来争取生存空间,“原子化”的农户只有在系统外拓展空间和机会。农民作为行动者是具有一定的“反思性监控”能力的,系统是流变的,行动是实践的、策略性的。
(一)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总体性社会”解体使得农民流动的制度性门槛松动,政治力量从空间分割中的抽离使农户重新获得安排生产和生存方式的自主权。“原子化村庄”内的东湖镇农户利用亲属网络等其它途径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1、成规模的自发移民
随着东湖镇河水供无保障、地下水资源急缺、农民负担重、农业不景气,多种挤压力下居民生活苦不堪言。于是居民便自发移民,过程持续二十多年。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是东湖镇人口剧减的时期,常住人口减少超过原有人口的三分之一。雷文斯坦(Emst Ravenstein)在1885年提出了关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或是因为被推出了家乡,或是因为被拉到或者被吸引到一个新的地方。相关的民勤移民研究验证了此种假设,民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移民最大推力。
2、子女移民
90年代末至今的移民多以“子女移民”为主,移民从事的职业也逐渐变的多元化。年轻人更倾向于在运输业和商业中寻求机会。移民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成功案例使得当地人对移居者有较高的社会评价,这样,留守的居民也就效仿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子女移居目的和职业转变,子女的成功移民就成了家庭成功的标志之一。再加上当地居民对促成子女移民的做法给予了较高评价,子女移民对家庭来说只是一种无奈选择的负功能就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则是改善生存现状的正功能。年轻一代代表了农民未来的希望。
(二)流动中的生存空间拓展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劳动力出现“相对剩余”导致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小型家庭农场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无能为力,劳动力投入和农业劳动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使得农民收益不断压缩,农民在“劳动力过密化”农业生产中没有发展的希望。农民在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的情况下,选择“外向型”发展,一是为了规避了“内卷化”风险,二试图避免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农民流动的主要形式有两种:承包土地和外出务工。
市场化带来了个体农民经济理性的彰显,“逐利而动”成了他们新的行动标杆。长期被压抑的经济理性在市场狂躁中被激发了,经济利益的刺激让他们可能突破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等这些结构性制约。改革后各行政村实际上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一些沙漠沿线的甜水区的村庄,将多余的土地资源承包给苦水区农民获取收益。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在开垦荒地和种植庄稼过程中,只追求眼前经济利益,对其行动产生的生态效应则在考虑范围之外。加之此种行为很少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最终使当地的生态恶性循环。
东湖镇农民历来有如“候鸟般”在不断迁徙中寻找出路的传统,他们凭借练就的各种技艺,外出务工来补贴家用。除耕种土地外,当地男性农民大多掌握一两门手艺,一个庄稼汉同时又是泥瓦匠、木匠、铁匠或皮匠。在农闲时,他们就在本地或周边地区以出卖劳务来获取收入。生态压力下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合力作用[7]导致当地农村经济的长期疲软,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固守有限的耕地看不到希望,于是农民在迁徙中寻求生存的机会。
(三) 利用政府管理“盲区”所留存的空间
国家力量的逐渐抽离,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控制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农村基层政府自身的运作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作为行政体系终端的基层政府在“对上负责”的官僚体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是在“目标管理责任”的压力中负责“定购粮的征收、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二是在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激励,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基层政府在诸如耕地管理、农户脱贫等事务中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这就导致其在管理中的“盲区”。另一方面,改革后农村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组织的功能逐渐凸显,农户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自主权也相应增加。农村社会的诸多变化客观上给农民利用政府在管理中的盲区所留存的空间提供了可能。
在农民和国家的博弈中,农民利用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盲区”来拓展生存空间。在这场较量中,与其说是农民利用“弱者的武器”来积极对抗政府的压制,不如说是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的机巧令人感到心酸。权力安排下的水资源迫使农民攫取大量的地下水来维持生计,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农民开了给玩笑,农民不得不在故乡之外寻找出路,权力安排的不仅仅是水资源的分配比例,更是不同地域农民的命运。在夹缝中寻找生存机会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
区域性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权力安排下的水资源分配是决定性的。环境压力和制度安排的压力只留给他们极其有限的生存机会。长久以来,农民在缺少外部条件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生存空间。如果说当地农民确是对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实际影响的话,那也是他们为求得生存的无奈之举。我们不能以“小农意识”的话语来给他们标签化。农户个体的理性经营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非理性”的。因此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进行科学的引导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昱,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赵学涛,石敏俊.初始水权与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分配利益格局调整[J].资源科学,2008(8).
[4][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机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5]吴晓英.沙漠化地区生态移民模式研究——以民勤湖区为例.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6).
关键词:行动研究; 生态脆弱; 农民; 生存行动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6-0052-02
围绕着农民行动者的行动是遵循“生存伦理”还是“生存理性”这一问题会发现,单纯的假定行动者的人格模型是无法恰当理解行动者的。制度变迁、文化传统、地域差异等要素共同构成了影响行动者做出选择的“结构性”要素,而行动者也并不是一个判断的“侏儒”,他们在不同的结构性场域中有自己的不同的行动方式。
一、不断受到挤压的生存空间
生存空间,从地理学层面理解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四维结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空间还有另外一个属性:社会性,“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也就是说权力嵌入到了空间分配中,空间在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中可能被重组。“二元结构”被看作是政治权力对农民地位和生存空间的总体性安排的结果。由于农民直接面对的是地方性的权力系统,所以地域性的权力安排需进入农民研究的视野。在一定意义上讲,民勤的生态问题是“水问题”,而由地方政府博弈导致的“水权”的分配格局正是决定民勤农民生存状况的核心因素。
东湖镇地处民勤北端,距红崖山水库90多公里。红崖山水库建成后,东湖镇彻底失去了地表水供给,古河道干涸,农田灌溉依赖于水利部门每年分配的定额水量。缺水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限制,一是盐碱化严重,大多数土地无法耕种;二是地下水根本不适合饮用,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的水是:“乌鸦吃了都摇头”。
二、政府的缺位
民勤生态环境治理长久以来只将注意力放在“沙”上,忽视了“水”的问题。政府以摊派劳务的方式治沙,有效地延缓了沙漠推进的速度。但在“水”问题上,却少见发挥了实质作用。层级分权的各级政府在民勤生态问题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省政府在水权管理中常常是“有名无实”,在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武威市政府(前身称为武威地区行署)实质拥有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的分配权,而其在水资源分配中对民勤的忽视是造成民勤水资源紧张的主要原因;民勤县政府在层级化的权力体系中处于弱势,外加财力物力有限,在争取水权问题和生态治理上无所作为。
三、农民拓展生存空间的行动策略
农民在地理空间和权力系统织成的“生存系统”下无话语权,结构性压制如铁笼牢不可破,这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组织起来争取生存空间,“原子化”的农户只有在系统外拓展空间和机会。农民作为行动者是具有一定的“反思性监控”能力的,系统是流变的,行动是实践的、策略性的。
(一)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总体性社会”解体使得农民流动的制度性门槛松动,政治力量从空间分割中的抽离使农户重新获得安排生产和生存方式的自主权。“原子化村庄”内的东湖镇农户利用亲属网络等其它途径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1、成规模的自发移民
随着东湖镇河水供无保障、地下水资源急缺、农民负担重、农业不景气,多种挤压力下居民生活苦不堪言。于是居民便自发移民,过程持续二十多年。80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是东湖镇人口剧减的时期,常住人口减少超过原有人口的三分之一。雷文斯坦(Emst Ravenstein)在1885年提出了关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或是因为被推出了家乡,或是因为被拉到或者被吸引到一个新的地方。相关的民勤移民研究验证了此种假设,民勤恶劣的自然条件是移民最大推力。
2、子女移民
90年代末至今的移民多以“子女移民”为主,移民从事的职业也逐渐变的多元化。年轻人更倾向于在运输业和商业中寻求机会。移民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成功案例使得当地人对移居者有较高的社会评价,这样,留守的居民也就效仿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子女移居目的和职业转变,子女的成功移民就成了家庭成功的标志之一。再加上当地居民对促成子女移民的做法给予了较高评价,子女移民对家庭来说只是一种无奈选择的负功能就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则是改善生存现状的正功能。年轻一代代表了农民未来的希望。
(二)流动中的生存空间拓展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劳动力出现“相对剩余”导致农业经济的“内卷化”。小型家庭农场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无能为力,劳动力投入和农业劳动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使得农民收益不断压缩,农民在“劳动力过密化”农业生产中没有发展的希望。农民在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的情况下,选择“外向型”发展,一是为了规避了“内卷化”风险,二试图避免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农民流动的主要形式有两种:承包土地和外出务工。
市场化带来了个体农民经济理性的彰显,“逐利而动”成了他们新的行动标杆。长期被压抑的经济理性在市场狂躁中被激发了,经济利益的刺激让他们可能突破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等这些结构性制约。改革后各行政村实际上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一些沙漠沿线的甜水区的村庄,将多余的土地资源承包给苦水区农民获取收益。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在开垦荒地和种植庄稼过程中,只追求眼前经济利益,对其行动产生的生态效应则在考虑范围之外。加之此种行为很少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最终使当地的生态恶性循环。
东湖镇农民历来有如“候鸟般”在不断迁徙中寻找出路的传统,他们凭借练就的各种技艺,外出务工来补贴家用。除耕种土地外,当地男性农民大多掌握一两门手艺,一个庄稼汉同时又是泥瓦匠、木匠、铁匠或皮匠。在农闲时,他们就在本地或周边地区以出卖劳务来获取收入。生态压力下人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合力作用[7]导致当地农村经济的长期疲软,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固守有限的耕地看不到希望,于是农民在迁徙中寻求生存的机会。
(三) 利用政府管理“盲区”所留存的空间
国家力量的逐渐抽离,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控制由一种比较“实在的”对实际过程的控制,转变为一种比较“虚”的原则性控制。农村基层政府自身的运作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作为行政体系终端的基层政府在“对上负责”的官僚体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是在“目标管理责任”的压力中负责“定购粮的征收、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二是在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中由于缺乏有效激励,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基层政府在诸如耕地管理、农户脱贫等事务中发挥不了实质性作用,这就导致其在管理中的“盲区”。另一方面,改革后农村作为相对独立的生产组织的功能逐渐凸显,农户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自主权也相应增加。农村社会的诸多变化客观上给农民利用政府在管理中的盲区所留存的空间提供了可能。
在农民和国家的博弈中,农民利用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盲区”来拓展生存空间。在这场较量中,与其说是农民利用“弱者的武器”来积极对抗政府的压制,不如说是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控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农民的机巧令人感到心酸。权力安排下的水资源迫使农民攫取大量的地下水来维持生计,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给农民开了给玩笑,农民不得不在故乡之外寻找出路,权力安排的不仅仅是水资源的分配比例,更是不同地域农民的命运。在夹缝中寻找生存机会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
区域性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权力安排下的水资源分配是决定性的。环境压力和制度安排的压力只留给他们极其有限的生存机会。长久以来,农民在缺少外部条件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生存空间。如果说当地农民确是对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实际影响的话,那也是他们为求得生存的无奈之举。我们不能以“小农意识”的话语来给他们标签化。农户个体的理性经营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非理性”的。因此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进行科学的引导是必须的。
参考文献:
[1]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昱,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赵学涛,石敏俊.初始水权与内陆河流域水资源分配利益格局调整[J].资源科学,2008(8).
[4][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机构[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5]吴晓英.沙漠化地区生态移民模式研究——以民勤湖区为例.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
[6]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