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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进一般进程的概括，但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五种社会形态不是“依次演进”，而是“相继更替”。马克思“五形态论”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图式，既不是单线论，也不是多线论，而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类”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具体道路的辩证统一。对此，必须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给予准确把握。
〔关键词〕 社会形态演进，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规律，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1-0076-04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用以研究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范畴。多年来，学界围绕“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展开的种种争议，虽然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但对于马克思“五形态说”的真实性、科学性，“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以及人类发展的“单线论”与“多线论”等诸多重大问题的质疑和存疑，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对此，需要我们在辨正马克思“五形态说”遇到的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批评与质疑的辨正
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原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下，是一个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对此，马克思曾从多维视角将其划分为“两阶段”、“三阶段”和“五阶段”等。其中经济社会形态的“五阶段”划分，即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便是人们通常所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五形态论”是最能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精神实质的历史分期理论，它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概括。然而，正是这个“五形态论”，近年来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批评和质疑。
质疑者多将“五形态说”看作是斯大林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阐释，进而批评“五形态说”“既缺乏充分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又有明显的理论缺陷，也没有世界性的普遍的事实依据作支撑。” 〔1 〕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概括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定为一尊，可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借批评斯大林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僵化理解而否认马克思“五形态说”的文本依据，强调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表明人类的发展要经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就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不符了。对此有学者已给予反驳，笔者就不再赘述。至于有学者以马克思生前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2 〕 （P342），说“五形态说”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这实际上有一个对文献及其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方法双重把握的问题。
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并不像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仅是对欧洲历史的概括，而是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概括。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研究也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自身的描述，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用“溯源法”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从而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此方法命名为“从后思索”，即从事物的典型形态向后追寻它的历史轨迹，所以又称“溯源法”。正是运用这一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以此溯源已消灭的社会形式的典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用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加以把握，为人们摆脱各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而，以马克思曾所说过“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在西欧各国” 〔2 〕 （P761）来证明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只是对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概括，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这句话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是仅就资本主义起源而言的，而非是对整个欧洲历史演进的阐明。
至于学界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质疑，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历史迄今确实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是沿着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记载中也不是“依次演进”，而是“相继更替”。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说的主要依据有：一是《序言》中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3 〕 （P33）二是《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3 〕 （P101-102）。学界常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说明五种社会形态是依次演进的，其逻辑转换是将“自然史的过程”等同于“依次演进”。其实，这第二句是马克思对上面一段的说明，即“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3 〕 （P101）。“自然史的过程”讲的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不可超越性，而“依次演进”却更强调的是不可选择性，这就与马克思所讲的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出现了逻辑冲突。其实，最能准确体现马克思经济社会形态演进思想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的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3 〕 （P23）这段话没有说明经济社会形态应该划分为几个阶段，也与斯大林强调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相悖，它不被人们所关注也就很自然了，但它确实说明了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发展序列中的关系是相继更替。“相继更替”不等于“依次演进”，因而，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应该是相继更替，而非依次演进。“相继更替”是在坚持社会形态演进更替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五种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先后次序”，它没有强制必须“依次演进”，从而为人的主体选择和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预留了空间。而“依次演进”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人们对“五形态”理论的单线论、直线论和图式“唯一化”的理解，这既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跨越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相冲突，也必然使人们从历史规律意义上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提出质疑。 二、社会形态演进图式的争论与历史规律
建构历史发展图式或模型，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重要途径。因为，历史发展的图式和模式能简要地显示出各个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基本动力，它便于揭示在过去发生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及可以从现有倾向中合理地假设将来肯定能发生的历史的真正进程。尽管，这种图式仅是一个理论模式，它不代表历史本身，但是“它剔除了使历史发展轮廓发生模糊的偶然附加物，从而有助于揭示出历史发展所内含的逻辑” 〔4 〕 （P35）。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或历史模型，如“两形态”、“三形态”和“五形态”等，都可以看作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图式。但自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五形态说”被斯大林钦定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唯一”图式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图式，就成了学界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具体说来有“单线论”、“多线论”和“双线论”等多种观点。
“单线论”的代表作是列宁1919年的《论国家》和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观点从揭示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共性出发，把人类社会发展序列描绘出一种绝对的序列，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这种观点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就曾提出全部亚洲或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基本属于同一发展线索、同一条轨道的“一元或单线的历史发展”观。也有学者以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认为早年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晚年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
“多线论”者多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中寻找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的翁贝托·梅洛蒂。梅洛蒂认为欧洲社会的发展路径是古代公社经过奴隶社会，在日耳曼公社蛮族入侵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社会，然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亚细亚经过殖民征服的国家和民族只发展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印度），没有经过殖民征服的只能发展为官僚主义的集权制（如中国、埃及等）。斯拉夫公社经过半亚细亚社会，未经征服也只能是亚细亚的最终命运——官僚主义的集权制（如苏联）。这样人类历史就被描述为多条发展线索，“亚细亚社会”被看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佩里·安德森认为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和封建制，他反对普遍的“亚细亚主义”和普遍的“封建主义”，主张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强调“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 〔5 〕 （P517）。我国学者罗荣渠在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运动，强调“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道路也是多模式的” 〔6 〕 （P65）。基于此，罗荣渠将单线发展论的结症归结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的机械的单线解释。
“双线论”实际上是多线论的一种简化。普列汉诺夫曾将世界经济发展的西方和东方看作“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他认为东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卡尔·魏特夫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尤其是“治水”在东西方文明差异中的作用，认为“治水社会”① 〔7 〕循着原始社会→亚细亚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的方向缓慢发展，而西方社会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在中国，“双线论”的代表应是张凌云，他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马克思晚年著作的研究，得出马克思分析了东西方两条演进路线的观点，并依据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将东方社会的演进路线描述为：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8 〕 （P72） 。
除了上述单线、多线、双线发展图式以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一种逻辑抽象，而不是历史现象的描述，因而，它是一种方法，不是断代。还有学者中肯地指出用“多线论”与“单线论”来概括社会形态的发展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多线论”的提法反映不出社会制度的重复律，“单线论”的提法则很容易被误解成单一的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此外，学界还有“常规说”、“变异说”和“跨越说”等不同观点。学界的这些看法和观点，实际上都是在坚持、质疑和反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实质是对历史规律的统一性与具体民族或国家发展道路多样性关系的追问。
笔者认为，“五形态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是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而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必然联系的内在规律的哲学概括，它只有在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的整体中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因而“五形态论”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常规性”、“重复性”和“顺序性”，除了少数极个别的民族、国家较为典型（如西欧诸国）外，绝大多数的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规律只能是作为总趋势的规律，它总是与各种偏离结合在一起，但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尽管“五形态论”的出场，确实是建立在马克思对欧洲社会的研究之上，在刚刚接触东方社会时，马克思也确实强调过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可随着史料的丰富与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抛弃了东方社会“特殊论”，最终在世界历史视域上形成了科学的、反映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五形态论”。“五形态论”既不是“单线论”，也不是“多线论”，它体现着社会形态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依据是：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类”规律的统一性时，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观为座标，结合人类社会整体演进规律而进行具体的考察、诊断与分析。因而，马克思在“序言”中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既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类”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东西方不同民族或国家发展在“类规律”制约下的具体发展道路的抽象描述。学界据此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质疑及其“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类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具体道路混淆所致。当然，对此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演进的逻辑方法中去澄明。 三、 准确把握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演进的科学方法
人类历史发展是“类”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已为人们所关注。列宁就曾辩证地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9 〕 （P28）但社会形态演进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特点，仍为一些学者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借口。波普就把规律与趋势截然分开，把可否重复看作历史有无规律的标志，认为“社会运动观念的本身纯粹是一种总体论的思想混乱。没有任何理由让人们相信，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 〔10 〕 （P148）。不同的结论代表了不同的历史观，波普的错误在于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同于可重复且可“证伪”的自然规律。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不为各个民族和国家所共有，但它必须且只有通过一定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才能得以表现。尽管每个地区、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甚至可以跳过社会整体的一个或多个阶段，但它们不能超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总规律。人类发展至今还没有超出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以外的社会类型存在，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五形态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五形态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进程，是“对社会形态演替正常进程的最本质内容的抽象和概括”，这缘于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科学抽象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3 〕 （P99-100）所谓抽象力的运用，就是要在我们的头脑中，以观念形态的简化和纯化代替实际的、真正的简化和纯化，从而使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进程得以显现出来。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透过社会形态演替进程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寻找到社会形态演替进程中的成熟而又典型的社会类型，抓住其中最本质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对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进程认识的目的。当然，完全“纯粹”的典型不可能存在，所分析的典型也都是相对的，但这种分析本身就是认识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进程的入门向导，只要善于认识各个典型社会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就有可能较为便利地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进程。马克思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在以英国为典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时，也分别以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法兰西和俄国为典型，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东方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从而创立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一般规律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理论。当然，马克思在从逻辑上把握人类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时，并没有因此排斥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性、多样性，反而是以此为基础并通过它们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同社会形态的存在与更替的多样性不仅不违背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而为规律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从世界各地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复杂联系中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普照之光”和“龙头”。“普照之光”是一切社会形式中的典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它决定着具体社会形态的性质，但要把握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规律和基础，还必须把握社会形态演替进程中处于先导地位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即社会形态演替进程的“龙头”。 〔11 〕 （P152）因为，在复杂而错综交织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往往是在种种联系与发展中走在前列、处于先进地位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虽然这个先导地位是不固定的，是有消有长的，某一地区、国家和民族可能在这一阶段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而在另一阶段却有可能落在后面；原先比较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新的阶段后来居上，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常见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中，总有那么一些地区、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而它们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处于先导地位的阶段往往代表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进程。这就好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波涛起伏，此消彼长，但总能有一排奔腾在最前面的浪头，它们引导着整个潮流。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善于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这种“龙头”，而不是片面、孤立地看待处于世界历史总体联系中的某一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各种错综交织的实际进程中，准确把握体现社会形态演替各个阶段内在逻辑联系的一般进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注释：
①“治水社会”是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对东方社会性质的定义，源自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东方的统一君主国家，并由此使“东方专制主义”成为其社会的基本性质。
参考文献：
〔1〕季正矩.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意〕 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M〕.高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王 毅.中国式“治水社会”的制度炳灶〔J〕.瞭望东方周刊，2010，（30）.
〔8〕张凌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9〕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1〕贾高建.当代社会形态问题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周 荣
〔关键词〕 社会形态演进，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规律，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1-0076-04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用以研究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范畴。多年来，学界围绕“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展开的种种争议，虽然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但对于马克思“五形态说”的真实性、科学性，“三形态”与“五形态”的关系以及人类发展的“单线论”与“多线论”等诸多重大问题的质疑和存疑，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对此，需要我们在辨正马克思“五形态说”遇到的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批评与质疑的辨正
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原理，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原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下，是一个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对此，马克思曾从多维视角将其划分为“两阶段”、“三阶段”和“五阶段”等。其中经济社会形态的“五阶段”划分，即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便是人们通常所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五形态论”是最能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精神实质的历史分期理论，它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规律的概括。然而，正是这个“五形态论”，近年来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批评和质疑。
质疑者多将“五形态说”看作是斯大林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阐释，进而批评“五形态说”“既缺乏充分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又有明显的理论缺陷，也没有世界性的普遍的事实依据作支撑。” 〔1 〕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概括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并定为一尊，可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借批评斯大林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僵化理解而否认马克思“五形态说”的文本依据，强调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表明人类的发展要经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就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思想不符了。对此有学者已给予反驳，笔者就不再赘述。至于有学者以马克思生前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2 〕 （P342），说“五形态说”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这实际上有一个对文献及其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方法双重把握的问题。
马克思的“五形态说”并不像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仅是对欧洲历史的概括，而是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概括。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演进规律的研究也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自身的描述，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用“溯源法”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从而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此方法命名为“从后思索”，即从事物的典型形态向后追寻它的历史轨迹，所以又称“溯源法”。正是运用这一方法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以此溯源已消灭的社会形式的典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分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用五种经济社会形态加以把握，为人们摆脱各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因而，以马克思曾所说过“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在西欧各国” 〔2 〕 （P761）来证明马克思的“五形态”理论只是对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概括，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这句话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是仅就资本主义起源而言的，而非是对整个欧洲历史演进的阐明。
至于学界对“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质疑，那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历史迄今确实没有一个民族或国家是沿着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记载中也不是“依次演进”，而是“相继更替”。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说的主要依据有：一是《序言》中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3 〕 （P33）二是《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3 〕 （P101-102）。学界常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说明五种社会形态是依次演进的，其逻辑转换是将“自然史的过程”等同于“依次演进”。其实，这第二句是马克思对上面一段的说明，即“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3 〕 （P101）。“自然史的过程”讲的是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和不可超越性，而“依次演进”却更强调的是不可选择性，这就与马克思所讲的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出现了逻辑冲突。其实，最能准确体现马克思经济社会形态演进思想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话：“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的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3 〕 （P23）这段话没有说明经济社会形态应该划分为几个阶段，也与斯大林强调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相悖，它不被人们所关注也就很自然了，但它确实说明了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发展序列中的关系是相继更替。“相继更替”不等于“依次演进”，因而，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应该是相继更替，而非依次演进。“相继更替”是在坚持社会形态演进更替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五种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先后次序”，它没有强制必须“依次演进”，从而为人的主体选择和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预留了空间。而“依次演进”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人们对“五形态”理论的单线论、直线论和图式“唯一化”的理解，这既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跨越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相冲突，也必然使人们从历史规律意义上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提出质疑。 二、社会形态演进图式的争论与历史规律
建构历史发展图式或模型，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重要途径。因为，历史发展的图式和模式能简要地显示出各个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基本动力，它便于揭示在过去发生的、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及可以从现有倾向中合理地假设将来肯定能发生的历史的真正进程。尽管，这种图式仅是一个理论模式，它不代表历史本身，但是“它剔除了使历史发展轮廓发生模糊的偶然附加物，从而有助于揭示出历史发展所内含的逻辑” 〔4 〕 （P35）。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或历史模型，如“两形态”、“三形态”和“五形态”等，都可以看作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图式。但自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五形态说”被斯大林钦定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唯一”图式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图式，就成了学界激烈争论的重要问题，具体说来有“单线论”、“多线论”和“双线论”等多种观点。
“单线论”的代表作是列宁1919年的《论国家》和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观点从揭示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中的共性出发，把人类社会发展序列描绘出一种绝对的序列，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这种观点对中国影响深远，中国《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就曾提出全部亚洲或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与西方基本属于同一发展线索、同一条轨道的“一元或单线的历史发展”观。也有学者以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界，认为早年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单线论，晚年马克思主张历史发展双线论。
“多线论”者多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中寻找依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意大利的翁贝托·梅洛蒂。梅洛蒂认为欧洲社会的发展路径是古代公社经过奴隶社会，在日耳曼公社蛮族入侵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社会，然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亚细亚经过殖民征服的国家和民族只发展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如印度），没有经过殖民征服的只能发展为官僚主义的集权制（如中国、埃及等）。斯拉夫公社经过半亚细亚社会，未经征服也只能是亚细亚的最终命运——官僚主义的集权制（如苏联）。这样人类历史就被描述为多条发展线索，“亚细亚社会”被看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佩里·安德森认为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奴隶制和封建制，他反对普遍的“亚细亚主义”和普遍的“封建主义”，主张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强调“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构和发展的重大差异” 〔5 〕 （P517）。我国学者罗荣渠在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运动，强调“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道路也是多模式的” 〔6 〕 （P65）。基于此，罗荣渠将单线发展论的结症归结为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相关系的机械的单线解释。
“双线论”实际上是多线论的一种简化。普列汉诺夫曾将世界经济发展的西方和东方看作“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他认为东西方在原始社会解体后，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卡尔·魏特夫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尤其是“治水”在东西方文明差异中的作用，认为“治水社会”① 〔7 〕循着原始社会→亚细亚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的方向缓慢发展，而西方社会循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前进。在中国，“双线论”的代表应是张凌云，他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马克思晚年著作的研究，得出马克思分析了东西方两条演进路线的观点，并依据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将东方社会的演进路线描述为：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8 〕 （P72） 。
除了上述单线、多线、双线发展图式以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一种逻辑抽象，而不是历史现象的描述，因而，它是一种方法，不是断代。还有学者中肯地指出用“多线论”与“单线论”来概括社会形态的发展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多线论”的提法反映不出社会制度的重复律，“单线论”的提法则很容易被误解成单一的模式，从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此外，学界还有“常规说”、“变异说”和“跨越说”等不同观点。学界的这些看法和观点，实际上都是在坚持、质疑和反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实质是对历史规律的统一性与具体民族或国家发展道路多样性关系的追问。
笔者认为，“五形态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规律，是马克思基于世界历史而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的必然联系的内在规律的哲学概括，它只有在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作用的整体中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因而“五形态论”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常规性”、“重复性”和“顺序性”，除了少数极个别的民族、国家较为典型（如西欧诸国）外，绝大多数的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规律只能是作为总趋势的规律，它总是与各种偏离结合在一起，但决不是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尽管“五形态论”的出场，确实是建立在马克思对欧洲社会的研究之上，在刚刚接触东方社会时，马克思也确实强调过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可随着史料的丰富与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抛弃了东方社会“特殊论”，最终在世界历史视域上形成了科学的、反映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五形态论”。“五形态论”既不是“单线论”，也不是“多线论”，它体现着社会形态发展“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依据是：在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类”规律的统一性时，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观为座标，结合人类社会整体演进规律而进行具体的考察、诊断与分析。因而，马克思在“序言”中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既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类”规律的揭示，也是对东西方不同民族或国家发展在“类规律”制约下的具体发展道路的抽象描述。学界据此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质疑及其“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人类社会发展“类规律”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具体道路混淆所致。当然，对此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马克思探索人类历史演进的逻辑方法中去澄明。 三、 准确把握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演进的科学方法
人类历史发展是“类”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已为人们所关注。列宁就曾辩证地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9 〕 （P28）但社会形态演进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特点，仍为一些学者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提供了借口。波普就把规律与趋势截然分开，把可否重复看作历史有无规律的标志，认为“社会运动观念的本身纯粹是一种总体论的思想混乱。没有任何理由让人们相信，社会科学能够为我们实现揭示未来所储藏的秘密这一古老的梦想” 〔10 〕 （P148）。不同的结论代表了不同的历史观，波普的错误在于他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同于可重复且可“证伪”的自然规律。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不为各个民族和国家所共有，但它必须且只有通过一定地区、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才能得以表现。尽管每个地区、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甚至可以跳过社会整体的一个或多个阶段，但它们不能超脱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总规律。人类发展至今还没有超出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以外的社会类型存在，就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五形态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五形态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进程，是“对社会形态演替正常进程的最本质内容的抽象和概括”，这缘于马克思研究历史的“科学抽象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3 〕 （P99-100）所谓抽象力的运用，就是要在我们的头脑中，以观念形态的简化和纯化代替实际的、真正的简化和纯化，从而使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进程得以显现出来。这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是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透过社会形态演替进程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寻找到社会形态演替进程中的成熟而又典型的社会类型，抓住其中最本质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对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进程认识的目的。当然，完全“纯粹”的典型不可能存在，所分析的典型也都是相对的，但这种分析本身就是认识社会形态演进一般进程的入门向导，只要善于认识各个典型社会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就有可能较为便利地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进程。马克思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在以英国为典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时，也分别以古希腊古罗马、日耳曼法兰西和俄国为典型，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东方社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从而创立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一般规律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更替理论。当然，马克思在从逻辑上把握人类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时，并没有因此排斥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进程的生动性、多样性，反而是以此为基础并通过它们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同社会形态的存在与更替的多样性不仅不违背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反而为规律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从世界各地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复杂联系中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普照之光”和“龙头”。“普照之光”是一切社会形式中的典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方式，它决定着具体社会形态的性质，但要把握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规律和基础，还必须把握社会形态演替进程中处于先导地位的地区、国家和民族即社会形态演替进程的“龙头”。 〔11 〕 （P152）因为，在复杂而错综交织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往往是在种种联系与发展中走在前列、处于先进地位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虽然这个先导地位是不固定的，是有消有长的，某一地区、国家和民族可能在这一阶段走在人类发展的前列，而在另一阶段却有可能落在后面；原先比较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在新的阶段后来居上，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常见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中，总有那么一些地区、国家和民族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而它们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处于先导地位的阶段往往代表社会形态演替的一般进程。这就好像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波涛起伏，此消彼长，但总能有一排奔腾在最前面的浪头，它们引导着整个潮流。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善于把握社会形态演进的这种“龙头”，而不是片面、孤立地看待处于世界历史总体联系中的某一地区、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形态演替进程，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各种错综交织的实际进程中，准确把握体现社会形态演替各个阶段内在逻辑联系的一般进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注释：
①“治水社会”是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对东方社会性质的定义，源自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产生了东方的统一君主国家，并由此使“东方专制主义”成为其社会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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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