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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矛盾是美国社会的梦魇，特朗普时代的族群冲突却是过去几十年未曾有过的激烈。2020年美国大选年，在新冠疫情持续吞噬美国之际，“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席卷全国，令特朗普的谋连任前景岌岌可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则利用族群关系争取选票，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表达同情，并选择少数族裔女性哈里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2020年大选选情日益向于拜登有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人自然期盼族群冲突将助力拜登上台，并希望民主党执政后能让美国的族群矛盾有所缓和，此后疫情得到控制，美国重归稳定和繁荣。有人甚至看到希望：当前的族群冲突与旨在争取经济或性别平等的其他社会运动相伴，也许预示着“进步主义”时代的重新降临。然而，这样的美好愿景恐难实现，因为今日美国的情形已经不同以往，族群矛盾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变局下的族群冲突
尽管美国的族群矛盾绵延不绝，但大规模族群抗争运动是新近才开始的。根据皮尤公司的调查，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人对少数族裔待遇问题的态度总体比较平稳。奥巴马执政后期，族群矛盾开始凸显，并在特朗普时期显著升级。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实际上肇始于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18岁非裔男子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任何武器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察枪杀，在当地引发冲突和骚乱，三个多月后陪审团宣判涉事警察无罪，导致冲突和暴乱升级。几乎与此同时，纽约一名在执法过程中将一黑人男子窒息而死的警察同样被判无罪。这两起案件的判决在美国引发了针对警察暴力执法和黑人歧视问题的大辩论。2016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积极介入总统大选，刺激了美国政治分裂的加剧。
特朗普时期的族群矛盾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此时期发生了两大冲突事件：一是2017年8月12日，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一场白人种族主义集会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至少3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驾车闯入集会人群造成一死19伤。二是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币，被执法的白人警察以“跪颈”方式致死，引发席卷全美乃至世界多国的示威和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次广受瞩目。《纽约时报》今年7月一篇报道称，该运动的参与者达150万～260万之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运动。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遭白人警察连开七枪致重伤，再次激起大规模暴力抗议示威。再以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抗议活动也不断升级并造成死亡。
虽然上述事件均可被视为族群冲突，但特朗普时期的这两起事件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也与此前的运动有显著区别。“弗洛伊德事件”与此前的“弗格森事件”类似，都以争取黑人权利、反对针对黑人的粗暴执法为目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则截然不同，准确地说应被称作“白人种族主义运动”，示威者争取的不是族际平等和公共治安的改善，而是要维护白人的优势地位。该事件发生的根本起因是2017年7月3K党举行示威，抗议市政府移除罗伯特·李将军（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队的领导者）的雕像。这些示威者认为拆除雕像触犯了“白人的文化和尊严”，声称白人正在美国丧失主体地位，呼吁白人联合起来对抗少数族裔。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尽管起因和诉求与“弗格森事件”类似，但发生的背景、潜在的动力及影响截然不同。首先，“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在新冠疫情已经肆虐美国两个多月之时，“禁足令”的影响带来的各种不满情绪和生活困顿都成为骚乱催化剂。其次，此次“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范围远大于以往，不仅席卷美国各州，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丹麦、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日本，都举办了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动。再者，与此前的运动不同，此次“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包含了更多的政治诉求，與美国政党分裂和文化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上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凸显了美国国内制度和文化的对立，且这种对立日趋严峻，引发一系列诸如“白命贵”“蓝命贵”（维护警察安全）“所有命皆贵”（否定族群歧视的存在）的运动，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日益政治化，例如在英国，抗议者将矛头对准政府，反对其对以色列的姑息政策。
总之，美国的种族冲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奥巴马时期，族群运动的主体是黑人，诉求以族群平等为主。在特朗普时期，族群冲突的边界变得非常模糊，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诉求都复杂得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成为族群冲突的主体之一，与其说是针对少数族裔和移民，毋宁说是一场反建制运动，远远超越了族群关系和社会治安等常规议题。
个体与国家层面的断裂
在各国新闻媒体的描述中，美国国内的族群关系正在恶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有必要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来分别进行分析。
近年大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在族群关系方面的事实变化并不总是消极的。首先是跨族裔通婚日益普遍。美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的新婚夫妇中，跨族裔通婚率达15%，远高于历史任何时期。与此同时，民众对跨族裔通婚的支持度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目前的约80%。在观念上，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日益宽容。2018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75%的美国民众认为移民有利于美国，这个比例创下历史之最。皮尤公司的同期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种族歧视和移民歧视日益持反对态度。前述2018年盖洛普调查中，尽管人们普遍认可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但对少数族裔包括移民处境的看法却是自该调查开展18年以来最悲观的。2020年6月的盖洛普民调显示，19%的美国人将种族关系和种族主义视为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是该调查自1968年7月首次进行以来录得的最高值。这种趋势显然具有进步意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次席卷全美这一事实本身也显示了美国民众反种族歧视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正在引发全社会反思。
2020年大选选情日益向于拜登有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人自然期盼族群冲突将助力拜登上台，并希望民主党执政后能让美国的族群矛盾有所缓和，此后疫情得到控制，美国重归稳定和繁荣。有人甚至看到希望：当前的族群冲突与旨在争取经济或性别平等的其他社会运动相伴，也许预示着“进步主义”时代的重新降临。然而，这样的美好愿景恐难实现，因为今日美国的情形已经不同以往，族群矛盾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变局下的族群冲突
尽管美国的族群矛盾绵延不绝，但大规模族群抗争运动是新近才开始的。根据皮尤公司的调查，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美国人对少数族裔待遇问题的态度总体比较平稳。奥巴马执政后期，族群矛盾开始凸显，并在特朗普时期显著升级。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实际上肇始于2014年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18岁非裔男子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任何武器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察枪杀，在当地引发冲突和骚乱，三个多月后陪审团宣判涉事警察无罪，导致冲突和暴乱升级。几乎与此同时，纽约一名在执法过程中将一黑人男子窒息而死的警察同样被判无罪。这两起案件的判决在美国引发了针对警察暴力执法和黑人歧视问题的大辩论。2016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积极介入总统大选，刺激了美国政治分裂的加剧。
特朗普时期的族群矛盾呈现出非常不同的特点。此时期发生了两大冲突事件：一是2017年8月12日，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一场白人种族主义集会演变成暴力冲突，造成至少3人死亡、34人受伤，其中，一名白人种族主义者驾车闯入集会人群造成一死19伤。二是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假币，被执法的白人警察以“跪颈”方式致死，引发席卷全美乃至世界多国的示威和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次广受瞩目。《纽约时报》今年7月一篇报道称，该运动的参与者达150万～260万之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运动。8月23日，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遭白人警察连开七枪致重伤，再次激起大规模暴力抗议示威。再以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抗议活动也不断升级并造成死亡。
虽然上述事件均可被视为族群冲突，但特朗普时期的这两起事件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也与此前的运动有显著区别。“弗洛伊德事件”与此前的“弗格森事件”类似，都以争取黑人权利、反对针对黑人的粗暴执法为目的。“夏洛茨维尔事件”则截然不同，准确地说应被称作“白人种族主义运动”，示威者争取的不是族际平等和公共治安的改善，而是要维护白人的优势地位。该事件发生的根本起因是2017年7月3K党举行示威，抗议市政府移除罗伯特·李将军（南北战争期间南方军队的领导者）的雕像。这些示威者认为拆除雕像触犯了“白人的文化和尊严”，声称白人正在美国丧失主体地位，呼吁白人联合起来对抗少数族裔。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尽管起因和诉求与“弗格森事件”类似，但发生的背景、潜在的动力及影响截然不同。首先，“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在新冠疫情已经肆虐美国两个多月之时，“禁足令”的影响带来的各种不满情绪和生活困顿都成为骚乱催化剂。其次，此次“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范围远大于以往，不仅席卷美国各州，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丹麦、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日本，都举办了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活动。再者，与此前的运动不同，此次“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包含了更多的政治诉求，與美国政党分裂和文化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上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凸显了美国国内制度和文化的对立，且这种对立日趋严峻，引发一系列诸如“白命贵”“蓝命贵”（维护警察安全）“所有命皆贵”（否定族群歧视的存在）的运动，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日益政治化，例如在英国，抗议者将矛头对准政府，反对其对以色列的姑息政策。
总之，美国的种族冲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奥巴马时期，族群运动的主体是黑人，诉求以族群平等为主。在特朗普时期，族群冲突的边界变得非常模糊，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诉求都复杂得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成为族群冲突的主体之一，与其说是针对少数族裔和移民，毋宁说是一场反建制运动，远远超越了族群关系和社会治安等常规议题。
个体与国家层面的断裂
在各国新闻媒体的描述中，美国国内的族群关系正在恶化，将整个国家和社会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有必要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来分别进行分析。
近年大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在族群关系方面的事实变化并不总是消极的。首先是跨族裔通婚日益普遍。美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在2010年的新婚夫妇中，跨族裔通婚率达15%，远高于历史任何时期。与此同时，民众对跨族裔通婚的支持度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上升到目前的约80%。在观念上，美国人对移民的态度日益宽容。2018年的盖洛普调查显示，75%的美国民众认为移民有利于美国，这个比例创下历史之最。皮尤公司的同期调查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
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种族歧视和移民歧视日益持反对态度。前述2018年盖洛普调查中，尽管人们普遍认可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但对少数族裔包括移民处境的看法却是自该调查开展18年以来最悲观的。2020年6月的盖洛普民调显示，19%的美国人将种族关系和种族主义视为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是该调查自1968年7月首次进行以来录得的最高值。这种趋势显然具有进步意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再次席卷全美这一事实本身也显示了美国民众反种族歧视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正在引发全社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