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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管理界精神渙散的年代。表面上，大家都在追求关于“无序”的认知统一，甚至不惜把“管理”作为张扬自己具有“改变一切”的决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时候，这种张扬只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而做出的应激反应。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以至于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高谈阔论管理新思维。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它不但被客体化，还被当作了神圣之物。
近一个世纪以来，“管理”的命运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它在一种被称为“人”的媒介中存在。从曾经将“人”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到“人”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人的天性（善与恶，美与丑）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但人与人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以心灵互不相通，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用合作的思维，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从管理的变迁可以窥探一二。
管理的精神
这里的“精神”强调的是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认识个体的存在，则必须将个体从组织中解放出来，或者说将个体置于组织语境中进行考察。而管理的精神即是在时代的背景下，不断利用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手段，让个体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做出的全新定义：“管理是一种流模式，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管理没有目标，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很多学者喜欢把这个问题推到军队管理中。比如，如何加强横向协作，如何制定战略，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但军事场景应用单一，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
相比之下，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更适合成为管理样本。因为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主动转变为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并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那就是修道院。
罗德尼·斯达克在《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中明确提出“新技术促进了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出现，最后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促进新模式出现的这个人，叫本笃。
修道是苦行、归隐的意思。为了抵抗自然的侵害以及满足苦修的制度要求，修道士们必须以某种形式组织在一起劳作，他们完全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从种地、打铁到染色，修道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并在本笃的推动下，实现了组织化和制度化。
由于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修道院成为了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有实力的大修道院拥有诸多小的修道院，呈现出早期的集团模式。并且开始在自己的土地或者庄园上进行社会实践。有历史学家指出，它“不再是传统修道院制度所设计的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综合体，有教堂、工厂、仓库、办公室、学校、养老院，所有的食客、工人和仆人都住在那里，就像是古代的寺庙之城。”
在庄园逐渐城市化之后，修道院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进步，以及更多复杂的管理职能。唯才是举取代了世袭制，以保证修道院的长期计划得以实现；现金交易取代了以物易物；信用伴随着现金交易出现。而在修道院内部，除了少数从事宗教礼仪的僧侣之外，其余的人都担当起了各级管理者的角色。在经济发展上，修道院把获取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随着收入的增加，修道院还可以把钱借给王公贵族，收取一定的利息，银行的雏形初现。
从现在来看，中世纪是体现管理精神最全面的时代，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感性的至高无上。然而，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给了公司，但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技能。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时，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因此，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
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也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奥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的“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但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
复苏精神
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而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
人们对移动信息时代的管理新模式趋之若鹜，又显得缺少信仰。以至于管理者回到自己岗位后，一边被束缚在传统的管理模版中，一边高谈阔论管理新思维。而就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管理几乎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信仰。它不但被客体化，还被当作了神圣之物。
近一个世纪以来，“管理”的命运在建构与解构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张力，它在一种被称为“人”的媒介中存在。从曾经将“人”视为可以接受统一指令的原子，到“人”在尼采的召唤下回归，人的天性（善与恶，美与丑）被信息技术彻底释放。但人与人之间到底是如何形成团体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术思维，以心灵互不相通，与外界隔离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团体；还是借助于心灵或者可以强化心灵沟通的信息技术，用合作的思维，时时保持对彼此的关注，对外界信息的不断内化？从管理的变迁可以窥探一二。
管理的精神
这里的“精神”强调的是人可以认识并改变世界，但又必须要承认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个体的人才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认识个体的存在，则必须将个体从组织中解放出来，或者说将个体置于组织语境中进行考察。而管理的精神即是在时代的背景下，不断利用知识生产和交流的手段，让个体作为精神主体而存在。
人只有恢复了精神，才能通过感知和分析进行自我学习。一如我们曾经对管理做出的全新定义：“管理是一种流模式，是人类求知的卷展过程。管理没有目标，或者说是在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目标，它是一个目标自生成和自我进化的系统。”
改变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来源于何处？很多学者喜欢把这个问题推到军队管理中。比如，如何加强横向协作，如何制定战略，以至于现在的管理术语还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但军事场景应用单一，且军队的社会化属性很弱，并非组织管理的最佳样本。
相比之下，同样是社会化属性很弱的另一个团体更适合成为管理样本。因为他们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主动转变为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这种转变完全符合我们当下追求的技术改变组织思维的路径，并且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转变样本，那就是修道院。
罗德尼·斯达克在《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中明确提出“新技术促进了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的出现，最后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促进新模式出现的这个人，叫本笃。
修道是苦行、归隐的意思。为了抵抗自然的侵害以及满足苦修的制度要求，修道士们必须以某种形式组织在一起劳作，他们完全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从种地、打铁到染色，修道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并在本笃的推动下，实现了组织化和制度化。
由于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修道院成为了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有实力的大修道院拥有诸多小的修道院，呈现出早期的集团模式。并且开始在自己的土地或者庄园上进行社会实践。有历史学家指出，它“不再是传统修道院制度所设计的单纯的宗教团体，而是一个综合体，有教堂、工厂、仓库、办公室、学校、养老院，所有的食客、工人和仆人都住在那里，就像是古代的寺庙之城。”
在庄园逐渐城市化之后，修道院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三方面的进步，以及更多复杂的管理职能。唯才是举取代了世袭制，以保证修道院的长期计划得以实现；现金交易取代了以物易物；信用伴随着现金交易出现。而在修道院内部，除了少数从事宗教礼仪的僧侣之外，其余的人都担当起了各级管理者的角色。在经济发展上，修道院把获取的利润进行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随着收入的增加，修道院还可以把钱借给王公贵族，收取一定的利息，银行的雏形初现。
从现在来看，中世纪是体现管理精神最全面的时代，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感性的至高无上。然而，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给了公司，但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技能。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时，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因此，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
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也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奥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的“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但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
复苏精神
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而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