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两次拘押金融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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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其美戎装像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陈其美再次策动革命党人在上海起事。经过一场苦战,上海起义成功。1911年11月7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陈其美由上海绅商以及会党代表拥戴,荣膺沪军都督之职。
  但是,刚刚经过战火洗礼的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艰难,而每月用款数逾百万,大宗款项全无着落,关税收入又须解缴江苏省。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烂摊,沪军都督陈其美简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于是想物色一个得力的财政助手来管“钱袋子”。最后,陈其美会同上海工商金融各界人士一举公推德高望重的上海著名实业家朱葆三出任财政部长。
  朱葆三,名佩珍,和陈其美都是浙江籍人,为上海宁波商帮头领。早年在上海一个五金店当学徒,后升至经理,转而自行开设慎裕五金店和新裕商行,并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捐得二品候补道衔。但他不甘屈居洋人之下,遂开始介入金融界和实业界。1897年5月27日,前清财政邮电大臣、商行大臣盛宣怀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朱葆三与严筱舫、叶澄衷成为该行董事。1908年,朱葆三又与虞洽卿、李云书、袁鎏等人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长。1909年,浙江省将官钱局作为浙江银行代理省库,朱葆三是商股的大股东,任该行的董事。同时,朱葆三还投资于江南银行、中孚银行。朱葆三很快成为当时金融界的巨子。和其他实业家一样,当朱葆三的财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投资兴办实业了。他创立了包括保险业、航运业、机器面粉业、纺织业、钢铁业、造纸业、榨油业甚至新闻业在内的朱葆三集团。朱葆三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大为提高,担任了影响力较大的上海总商会协理。所以,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普遍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综观朱葆三的一生,他主要从事经济活动,一般对政治不太热心,但是在辛亥革命这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中,他表现得非常理智,毅然参加了上海光复起义。说起来,朱葆三与上海起事的几个关键人物,如陈其美,以及上海信成银行经理沈缦云,平时接触较多,过从甚密。
  上海起事前夕,当时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获悉了清政府南京督署复电的内容:上海革命党人起事,上海商团随之尽叛清廷,两江总督已调清军向上海进发,并饬令无论革命党人或商团团员,捕擒后立即正法等等。朱葆三得此消息立即赶赴南京市毛家弄商团公会报告。王一亭立即率领商团协助陈其美参战,终于攻克江南制造总局,使起义顺利成功。在这场斗争中,朱葆三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火线激战,但及时报告情报至关重要,功不可没。
  由于朱葆三这些背景,加上与陈其美的较好关系,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是人心所向、顺理成章的事。陈其美对朱葆三寄予了厚望。朱葆三也表示:“重念大局安危,关系至重。”他任职后,兢兢业业、夙夜彷徨、力效驱驰、勉尽天职,和财政部官员一起不支薪水,不领车马费,皆尽义务。
  朱葆三担任财政总长后,与其他商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财政研究会,定期在上海商务会所研讨盐政、厘金以及丝茶出口、洋货进口等事宜,由此密切了军政府、上海总商会与上海商界的关系。上海总商会在当时当地被誉为“革命商会”。
  尽管朱葆三作了多方面努力,但新政府百废待兴,财政仍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过日子。沪军都督府刚成立时,陈其美要求提用上海道库存款,但前清上海道库总管刘燕翼在躲入租界后,突然把以前存于各钱庄道库的存折送交比利时领事薛福德,并刊出启事,称“鄙人现已停止办公,如有来宾以公事投谒之,恕不接见,特此布告”。前清政府管钱的官员推卸责任,避而不见,不与新政府合作,而保管前清道库存折的外国领事又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不肯把存折交出。没有存折,钱庄的老板们死活不肯让陈其美拿钱出来。陈其美几次派人到各钱庄交涉,都遭到拒绝,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找陈其美诉苦。
  陈其美闻后,火冒三丈:“他妈的,革命革命,革到现在反而要断了粮饷。贼清官员不说,这钱庄老板真是可恶到了极点。”
  “大哥”陈其美手下一位干将说:“孙先生说革命党要光明正大、文质彬彬,这话对老百姓有用,但要对付那些为富不仁、见钱眼开的富佬简直狗屁都不通。”
  “大哥”陈其美手下另一位干将说,“这个不管用,那个不管用,看来还是用我们以前的老规矩管用。”
  这“老规矩”便是黑道的做法。想当年,陈其美在上海滩也算得上一号人物,在青帮势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革命党人在与清政府对抗时,因经常失败遭通缉,不得不避入租界,这样一来二往,与黑社会势力搭上了钩,后来干脆利用黑社会做掩护,反倒方便很多,安全很多。在上海,青帮势力非常强大,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加入青帮,以作革命掩护,其中以陈其美势力最大。陈其美为了反抗清朝政府,通过青帮联系下层民众,早于1903年在上海参加了青帮。他在上海滩拜把子、设香堂、还混了个青帮“大”字辈职位。
  青帮传至清朝末年,在上海还有个别“礼”字辈存在,到了民国初年,“礼”字辈已不复存在,最大的辈份就是“大”字辈,而且凤毛麟角,为数不多,只有张树生、高士奎、王德林、张仁奎、刘登阶、赵幼珊、袁克文(袁世凯之次子)、林步屋等数人。陈其美在青帮中的地位可窥一斑。因此,陈其美登高一呼,便有无数“白相人”投在他的门下,革命党人聚集在他手下的则更多。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娱乐场所,多有陈其美的党羽。他召集手下众多兄弟,专事暗杀、绑架和劫掠,以此筹集革命经费。所以,这个“老规矩”对陈其美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
  民国初年,陈其美由上海绅商以及会党代表拥戴为沪军都督。但因陈其美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纯正的革命者,这时逐渐暴露出他那恶劣的青帮黑势力倾向。早在德福里秘密工作时,他就“纵情声色”,到取得都督地位后,更是“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都督府中“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军政要务,沿袭帮中做法。
  所以,当陈其美做上都督后,听说手下干将要用“老规矩”对付那些不肯拿钱支持革命政府的金融家,便说:“现在是革命政府了,要行文明之礼,讲求法度,过去的‘老规矩’恐怕不能再用了吧?”
  “可是大哥,眼下财政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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