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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大举入闽，设于福州的南明隆武朝被攻灭。郑成功在南澳举兵抗清，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形成对峙拉锯之势。同年12月，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立为帝，改元永历。郑成功遥奉永历政权为正朔，于永历三年（1649）7月被封为延平公。永历四年（1650）郑氏军队占领厦门、金门两岛。随后逐步收复漳州、泉州，并控制了北至浙江舟山，南至广东潮州、惠州的东南沿海地区。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及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瑯率军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归降。在郑氏集团存在的30多年间，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郑氏政权先后发行了“永历通宝”“永历五行钱”等钱币，但由于相关的铸钱史料缺乏详载，到底郑氏政权铸行了多少种钱币至今扑朔迷离，尚未定论。下面就漳州一带发现的与南明郑氏政权相关钱币实物考析如下。
南明郑氏永历通宝考辨
1994年4月，漳州龙海市石码镇公园路出土一罐永历通宝钱，共100余枚。这批钱与日本代铸的永历钱存在许多差别。其做工较粗糙，材质均为黄铜，钱缘未加锉边，留有烧铸的流铜，重量在7.6-8克之间，钱径达30-31毫米（图1、2）。这批泉币字文纤细，笔画流畅，但钱缘及内郭均未打磨、锉边，泉界称为“郑成功毛边永历”或“石码永历”。对于这批“毛边永历”的铸造背景，泉界存在多种不同看法，主要观点有：
1.认为“毛边永历”仍为日本长崎代铸，因为郑氏政权不可能在与清兵两军对垒，“适当兵冲”，旋得旋失的漳州石码铸造钱币，而且当时闽南一带又缺少原铜材料，虽说钱径和重量与先前所见篆、行永历有些差异，然该泉文字风格与在日所铸永历钱皆是一脉相承，并判断该币的重量与钱径都是在日铸永历钱的正常范围，没有明显异常。故认为这批毛边大样也应是在日本所铸，后几经辗转而至此。
2.认为“毛边永历”应是郑氏政权仿造日本代铸钱的样式在闽南或台湾一带所铸。因为石码并非郑氏集团的大本营，在当时不具备铸钱的条件下。判断该币为在大后方的台湾或者前沿重镇厦门所铸。
3.认为“毛边永历”是郑氏政权于永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75—1677）在石码所铸，是郑氏政权的第四次铸钱。
清顺治二年（1645）5月15日，清军攻占南京，南明第一政权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覆灭。弘光政权虽短，却铸有弘光通宝小平及折二钱等传世。由于清廷在江南采取残酷野蛮的镇压政策，激起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同年（1645）6月，黄道周、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当时郑芝龙手握重兵，成为隆武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入福州，8月隆武帝唐王朱聿键败死福建长汀，隆武政权灭亡。隆武政权同样铸行有“隆武通宝”小平及折二钱。同年（1646）11月18日，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朱由榔为明神宗（万历皇帝）之孙，桂恭王常瀛次子，思宗堂弟，崇祯时受封“永明王”，隆武时荫袭桂王封号，承继大统后，乃取藩封“永”字，又取明神宗万历年号之“历”字，定年号为“永历”。南明桂王政权铸有“永历通宝”，其钱有大小四种，版式颇多。
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避走金门，收编各地抗清武装。郑成功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当时清军已占领福建沿海地区，郑成功以数万兵马据金、厦弹丸之地。内陆受到严禁封锁，军饷粮草难于筹措。为打开局面，郑成功提出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在厦门和杭州两地分别开设名为仁、义、礼、智、信和金、木、水、火、土共十家店铺。郑氏的海上势力得到较快发展，高峰拥兵达20多万之盛。永历十二年（1658），永历帝敕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决计东征，驱逐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永历十五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南明抗清主力，郑成功一直延续着南明的血脉，使用永历纪年。
随着郑氏政权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费用开支随之接踵而来，于是郑氏政权同其他南明小朝廷一样也开始铸造钱币。由于闽台缺少铜材，于是郑氏政权三次大规模铸币均选择由日本代铸。据江日升《台湾外记》载，第一次是永历五年（1651）十二月，郑成功驻厦门时，第二次是永历十九年（1666）7月郑经据台湾时，第三次是永历二十七年（1674）4月郑经驻厦门时。这三次南明郑氏“永历通宝”钱由日本长崎所代铸。日铸永历为折二型，材质为紫铜，直径29毫米左右，重量在5.7-8克之间。钱币正面为钱文对读，光背，根据钱文字体可分行书（图3）、行楷（图4）及篆书（图5）三种。该钱主要流通于闽南及台湾，与当时市面流通的宋、明制钱相比更为精致，因此流通市场后受到坊间百姓的欢迎。由于海外贸易和战事拓展，郑氏永历钱也流通到东南亚、日本以及江浙、广东等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收复后，次年4月，台湾设立府治，隶属福建省管辖。针对当时台湾大多沿用永历通宝等前朝古钱的现状，康熙二十七年（1688），福建巡抚张仲举奏请朝廷，收购旧钱，销毁改铸宝“台”康熙通宝。这样“永历通宝”在闽台等地前后流通了30年，为郑氏政权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建设发挥了具大的作用，并对闽、台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通过对“毛边永历”与日铸永历钱进行详细的对比，认为“毛边永历”除了钱缘存在流铜等不同外，仍具有径大而厚重的特点，材质又非日本所盛产的紫铜，字体与日铸钱也存在差异。而且，就当时的交通条件，也无必要将一小批没有修边的钱从日本千里迢迢运来石码再行修整使用。因此笔者认为，“毛边永历”同属日铸永历钱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永历四年（1650）郑氏军队攻入厦门，兼并郑彩、郑联的军队。永历五年（1651）初，郑氏军队进入与厦门一水之隔的漳州沿海地区。5 月，郑成功在攻打漳州南溪的战前动员说：“欲图进取，先从漳起……集兵裕饷，恢复有基矣。” 明永历六年（1652）正月初二，郑成功督师扬帆海澄港，大军压境，守将赫文兴开城纳之。知县甘体垣不屈，沉于海。遂遣将分狥各县，酷打富户索饷。郑军进占江东，南明提督甘辉分兵攻长泰。随后郑军在不到一月时间就取得漳浦、诏安、平和、海澄四城，形成對漳州三面包围。至永历六年（1652）4月，郑军与清军双边战役，前后“用兵凡三百六十余日”。大规模的作战，需要有大量的后勤保障才能展开，因此郑成功考虑到先行试铸币，然后综合考虑到当时的闽南的生产条件不适合大量铸造货币，便决定由日本代行铸钱。同时“集兵裕饷”“酷打富户索饷”表明当时郑氏部队急需物质及军饷的供给，据钱茂盛在《石码发现的“永历通宝”钱》中介绍，“毛边永历”的出土地为南台庙，是郑成功来石码时的休息地，距此200米的内社村有个“郑军埔”，是当年郑氏部队驻扎石码时的集结地。因此，郑氏政权先行在石码试铸“永历通宝”便是在情理之中。
此外，钱币铸造一般有这样规律，初铸品往往比后铸品要大及厚重些；若以日铸钱28.5毫米左右作为母钱仿造，仿铸钱币应更小些才是，而“毛边永历”在剔除流边外，钱径仍在29毫米以上，比日铸钱还要大及厚重。因此这批钱币若是后仿品，有悖常理。因为有日本代铸钱供应，且日本代铸钱精美规范，过后已无再行试铸同样文字与样式钱币必要。至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永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75—1677）再行铸钱，同样是没有必要，况且当时台湾作为郑氏政权大后方，还更具备铸钱条件，不可能是郑氏政权在石码第四次铸造同样样式“永历通宝”。
早前笔者也曾认为“毛边永历”会否在台湾或者厦门等地所铸，是据以“毛边永历”为后仿币。通过对郑氏政权在闽南一带活动情况的研判，永历五年（1651），郑氏政权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漳州外围及沿海石码一带，石码自隆庆元年月港开放海禁后逐渐成为九龙江下游货物及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当时石码手工业发达，具备一定的铸钱条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边永历”应是郑成功在石码所铸造，性质为试铸钱。其铸造的时间为永历五年（1651）5 至12月之间。即郑成功在由石码进攻漳州南溪的战前动员时所说的“集兵裕饷”的时间至委托日本代铸前这段时间，而且该钱是南明郑氏的第一次铸钱。
漳州军饷的铸造之谜
除了南明郑氏“永历通宝”外，在史学及钱币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漳州军饷”为郑成功在南明时期于漳州所铸。
1962年郭沫若到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参观时，见到馆藏“漳州军饷”银币，该币正面上方镌书“漳州军饷”，下方根据花押的不同分有两种不同签押，背面上方横书“足纹”，下方直书“通行”。由于当时“漳州军饷”上的花押及铸造背景还是个谜，为此郑成功纪念馆工作人员向郭老请教。郭老提出漳州军饷银币是郑成功活动于漳州期间所铸，时间在南明永历三年至六年（1649—1652年），并将两种签押释文译为“国姓大木”（图6，本文标注A签）和“朱成功”（图7，本文标注B签）。
郑成功（1624—1662）幼时名福松，生于日本平户市千里滨，父郑芝龙，母日本长崎平户市田川氏。7岁时郑成功自日本回国，居安平（今晋江安海）郑府。郑芝龙为儿子聘请老师教他读书。老师即给他起名森，寓深沉整肃，丛众茂盛之意。21岁时郑成功到南京国子监就学，师从名士钱谦益，钱谦益为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大木。隆武元年（1645）8月，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
清顺治二年（1645）5月15日，清军攻占南京，摧毁弘光政权。由于清廷在江南采取残酷野蛮高压政策，强行下达剃发令，激起各地抗清斗争蜂起。唐王朱聿键隆武朝成立后，郑芝龙因拥立唐王有功而掌握军政大权，隆武帝即位后不久，郑芝龙将郑成功引荐给隆武帝，隆武帝赞赏郑成功才华，特赐郑成功为国姓“朱”，故称朱成功，百姓尊称他“国姓爷”。郭沫若这一推断，将“漳州军饷”上的花押与郑成功两个名号结合起来分析，“便得到相互的参证了”。
由于漳州军饷铸造时间的确定，关系到谁是中国最早的自铸银元的问题。其铸造时间及花押之谜，一直是钱币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郭沫若对“漳州军饷”年代及铸造背景的考证，把我国自铸银元的历史推前了约140年【一般认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西藏“乾隆宝藏”为我国最早的自铸币】。郭老观点一提出，立即在钱币学术界引起轰动。然而钱币界对郭老观点一直存在不同看法，长期以来对“漳州军饷”铸造时间和签押释文，史学及钱币界众说纷纭。前人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1.认定漳州军饷铸造时间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地方政府所铸。漳州军饷在台湾有过出土，它的铸造与道光二十四年闽浙总督刘韵珂镇压台湾洪协、郭崇文起义的军事行动有联系。持这种观点的有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和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此外，中国钱币学会原秘书长戴志强也认定为1844年，并将签押解释为“为无为”和“成功”。
2.主张漳州军饷是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曾国荃、左宗棠在漳州平定太平天国时所铸，并将花押解释为“曾签军饷”“左签军饷”。
3.钱币专家马定祥则认为：漳州军饷是1841年鸦片战争时的银圆。此币原作军饷发行，但英军入侵后大肆掳掠，漳州军饷遭逢劫难，因此很快从流通界消失。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
4.漳州钱币收藏家傅昆水认为：漳州军饷铸于咸丰三至四年（1853—1854），为清廷镇压闽南小刀会起义时所铸。
此外，漳州军饷铸造时间还有铸于乾隆期间以及花押满文等其他几种说法。 关于漳州军饷的铸造时间，早在清咸丰五年（1855），英国人威廉斯在《中国通商手册》中就已提到：“靠近厦门的漳州，在1844年也曾试铸过银圆，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完全从流通中消失。”经对10多枚漳州军饷银币实物称重，其中最重的达27.3克，最轻的仅19.6克，大多数在21-23克之间，这与《中国通商手册》描述的银币重量大致相同。
根据史料以及闽南地区银元的出土和遗存状况，清道、咸时期漳州民间除了铸有一些盗仿币外，并没有漳州军饷之外的其他地方自铸币的遗存和记载。虽然《中国通商手册》并未说明漳州试铸是何种银元，但笔者认为所指的应为漳州军饷无疑。
2003年漳州城郊北斗村出土一批银元，主要有日本“龙银”、墨西哥“鹰洋”、美国“拿花”以及“漳州军饷”等。这批出土银元，时间上限是1835年的“鹰洋”，下限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的“龙银”，里面并没有更早之前漳州百姓较常使用的西班牙“双柱”及荷兰“马剑”等币；而且这批银币里面许多品相相当完好，地张极为光亮，出土的漳州军饷共计20多枚，其中有1枚未打戳记，有几枚只打少量的戳记，应该都是流通使用不久就埋入窖藏。笔者认为，漳州军饷与这批出土银币的时间段（1835—1892年），与威廉斯《中国通商手册》记载的1844年所铸之币时间相吻合。
再从“漳州军饷”币面上戳记判断，以前许多银元都要经过钱庄打戳作为信用保证。当时钱庄在辨明货币真假后，大都会在币上打上这个钱庄的戳记，以示信用保证。笔者接触的“漳州军饷”币面戳记有“万”“有”“正”“同”“吉”“中”“元”“士”“成”“八”“寅”等，此外还有不同种类的各具形态的戳记（图8-9）。上述各种推断“漳州军饷”铸造时间段的范围计算，约从1649—1854年。对比同时期在漳台一带广泛流通的西属美州十字币及至双柱头像币，以及墨西哥鹰洋币上面的戳记。可以发现早前的西属墨西哥十字币（铸造时间约1535—1735年）及双柱双地球币（铸造时间约1732—1771年，图10）上的戳记相对较小，还有许多是海外的戳记，而从双柱头像币（铸造时间约1772-1833年，图11）后期到墨西哥鹰洋币（铸造时间约1823年至20世纪初）戳记相对大些，这与“漳州军饷”银元上戳记是相同的。甚至“漳州军饷”上还发现有一种满文字（即中文“宝”字，图12），这种满文字戳记乾隆、嘉庆年间在漳台一带广泛流通的西班牙西洋上并有发现过，这种戳记带有明显中晚清特征。
漳州军饷是地方政权所铸，军饷是由朝廷所颁，具有“足紋通行”的严肃性。虽然漳州军饷属手工打制币，制作也较简单，但其铸币要素、样式、边齿等显然是已受“番银”的影响。它的这种可以按一元一枚点数交易的特点，民间感觉很好用，交易方便，是我国货币制度从“银两制”向“银元制”转变的一个重要过渡产物。如果把“漳州军饷”上推到郑成功时代铸造，那中国自铸银元的历史又要推前近200年，在这期间，既然这种“银元制”的货币在民间广受欢迎，为什么中间没有诞生相同性质的货币呢？有人说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比西方更早铸造银元呢？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先铸造“漳州军饷”这种带齿边还可以按枚点数的先进银元，然后再影响到西方货币铸造，而是海外“番银”影响我们铸造这种新式的银元呢？这其实是由于对世界铸币史不太了解的一种看法。西方银元诞生经历从手工铸造到半手工半机器铸造，再过渡到完全由机器铸造的过程，货币的形制、图案等存在连贯性。1732年后，由西班牙在拉美所铸造的较为规范的带齿边的“双柱双地球币”才开始在漳台一带流通。
我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历史，以民间仿制为开端，而官府铸造又以地方政府自行仿铸为先。番银输入后，私铸银元亦随之而起。清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张温在台湾州新党郡庆白口举行起义，台湾地方政府为筹集军饷而铸造“台湾寿星”银饼。银饼属手工打制，大小、重量、成色齿边等均仿效“番银”样式。而若“漳州军饷”是南明郑成功时代的话，与当时中国货币的铸造使用的历史背景均不相符。而将“漳州军饷”放在道光年间铸造，此时同属于闽南文化圈的台湾又相继诞生“如意”“笔宝”等银元，随后影响到咸丰年间上海的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等银饼铸造。这些早期银元都已具备许多海外番银的特征。光绪十五年（1895），国产龙银才正式发行。其传承和演进是有序的。
漳州军饷币面分有水藻和无水藻（图13）两种版别，许多人将无水藻漳州军饷认为是伪品，实际上是错误的。在北斗出土漳州军饷中就同时出现有、无水藻两种版别，这说明漳州军饷分次分批铸造。从存世量看，有水藻的多，无水藻的少。无水藻版或是早期铸造，此后为防伪而生产了有水藻币。
漳州军饷的花押有两种样式。有关花押的含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名”“吉语”“纪重”，还有“满文”“道教符仔”等说法。提出花押是“人名”的主要解释有“国姓大木”和“朱成功”，以及“曾国荃”“左宗棠”等。因这些历史人物在漳州的活动时间与铸造时间1844年不符而可以排除。再从漳州军饷实物及图案上看，两种花押的笔画顺序、形状都是定式，而且两种花押分别配以不同的边齿，一种为斜边纹，另一种为锁壳纹边，并无相互混配。这说明漳州军饷是按照一定的规格和形制铸造，也可以排除部分观点认为花押是一种临时应付的签名之说法。
钱币专家马定祥主张：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同时期与漳州同属福建的台湾也铸造“台湾寿星”“如意”等银元，这些银元富含闽台特色，制作古朴拙巧。在闽南一带常见有各种形式道教“符仔”，用于避邪祈福。漳州军饷上的花押也应是这样的一种“符仔”。可视为百姓对祈盼社会安定及美好愿望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通商手册》所指银币正是漳州军饷，而且铸造时间就是1844年。此后漳州军饷还曾铸有不同的版别，并且至迟在咸丰时期仍在市面流通。
南明郑氏永历通宝考辨
1994年4月，漳州龙海市石码镇公园路出土一罐永历通宝钱，共100余枚。这批钱与日本代铸的永历钱存在许多差别。其做工较粗糙，材质均为黄铜，钱缘未加锉边，留有烧铸的流铜，重量在7.6-8克之间，钱径达30-31毫米（图1、2）。这批泉币字文纤细，笔画流畅，但钱缘及内郭均未打磨、锉边，泉界称为“郑成功毛边永历”或“石码永历”。对于这批“毛边永历”的铸造背景，泉界存在多种不同看法，主要观点有：
1.认为“毛边永历”仍为日本长崎代铸，因为郑氏政权不可能在与清兵两军对垒，“适当兵冲”，旋得旋失的漳州石码铸造钱币，而且当时闽南一带又缺少原铜材料，虽说钱径和重量与先前所见篆、行永历有些差异，然该泉文字风格与在日所铸永历钱皆是一脉相承，并判断该币的重量与钱径都是在日铸永历钱的正常范围，没有明显异常。故认为这批毛边大样也应是在日本所铸，后几经辗转而至此。
2.认为“毛边永历”应是郑氏政权仿造日本代铸钱的样式在闽南或台湾一带所铸。因为石码并非郑氏集团的大本营，在当时不具备铸钱的条件下。判断该币为在大后方的台湾或者前沿重镇厦门所铸。
3.认为“毛边永历”是郑氏政权于永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75—1677）在石码所铸，是郑氏政权的第四次铸钱。
清顺治二年（1645）5月15日，清军攻占南京，南明第一政权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覆灭。弘光政权虽短，却铸有弘光通宝小平及折二钱等传世。由于清廷在江南采取残酷野蛮的镇压政策，激起各地抗清斗争此起彼伏。同年（1645）6月，黄道周、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当时郑芝龙手握重兵，成为隆武帝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入福州，8月隆武帝唐王朱聿键败死福建长汀，隆武政权灭亡。隆武政权同样铸行有“隆武通宝”小平及折二钱。同年（1646）11月18日，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朱由榔为明神宗（万历皇帝）之孙，桂恭王常瀛次子，思宗堂弟，崇祯时受封“永明王”，隆武时荫袭桂王封号，承继大统后，乃取藩封“永”字，又取明神宗万历年号之“历”字，定年号为“永历”。南明桂王政权铸有“永历通宝”，其钱有大小四种，版式颇多。
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避走金门，收编各地抗清武装。郑成功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当时清军已占领福建沿海地区，郑成功以数万兵马据金、厦弹丸之地。内陆受到严禁封锁，军饷粮草难于筹措。为打开局面，郑成功提出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在厦门和杭州两地分别开设名为仁、义、礼、智、信和金、木、水、火、土共十家店铺。郑氏的海上势力得到较快发展，高峰拥兵达20多万之盛。永历十二年（1658），永历帝敕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决计东征，驱逐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永历十五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郑成功收复台湾。作为南明抗清主力，郑成功一直延续着南明的血脉，使用永历纪年。
随着郑氏政权军事实力不断壮大，费用开支随之接踵而来，于是郑氏政权同其他南明小朝廷一样也开始铸造钱币。由于闽台缺少铜材，于是郑氏政权三次大规模铸币均选择由日本代铸。据江日升《台湾外记》载，第一次是永历五年（1651）十二月，郑成功驻厦门时，第二次是永历十九年（1666）7月郑经据台湾时，第三次是永历二十七年（1674）4月郑经驻厦门时。这三次南明郑氏“永历通宝”钱由日本长崎所代铸。日铸永历为折二型，材质为紫铜，直径29毫米左右，重量在5.7-8克之间。钱币正面为钱文对读，光背，根据钱文字体可分行书（图3）、行楷（图4）及篆书（图5）三种。该钱主要流通于闽南及台湾，与当时市面流通的宋、明制钱相比更为精致，因此流通市场后受到坊间百姓的欢迎。由于海外贸易和战事拓展，郑氏永历钱也流通到东南亚、日本以及江浙、广东等地。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收复后，次年4月，台湾设立府治，隶属福建省管辖。针对当时台湾大多沿用永历通宝等前朝古钱的现状，康熙二十七年（1688），福建巡抚张仲举奏请朝廷，收购旧钱，销毁改铸宝“台”康熙通宝。这样“永历通宝”在闽台等地前后流通了30年，为郑氏政权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建设发挥了具大的作用，并对闽、台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通过对“毛边永历”与日铸永历钱进行详细的对比，认为“毛边永历”除了钱缘存在流铜等不同外，仍具有径大而厚重的特点，材质又非日本所盛产的紫铜，字体与日铸钱也存在差异。而且，就当时的交通条件，也无必要将一小批没有修边的钱从日本千里迢迢运来石码再行修整使用。因此笔者认为，“毛边永历”同属日铸永历钱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永历四年（1650）郑氏军队攻入厦门，兼并郑彩、郑联的军队。永历五年（1651）初，郑氏军队进入与厦门一水之隔的漳州沿海地区。5 月，郑成功在攻打漳州南溪的战前动员说：“欲图进取，先从漳起……集兵裕饷，恢复有基矣。” 明永历六年（1652）正月初二，郑成功督师扬帆海澄港，大军压境，守将赫文兴开城纳之。知县甘体垣不屈，沉于海。遂遣将分狥各县，酷打富户索饷。郑军进占江东，南明提督甘辉分兵攻长泰。随后郑军在不到一月时间就取得漳浦、诏安、平和、海澄四城，形成對漳州三面包围。至永历六年（1652）4月，郑军与清军双边战役，前后“用兵凡三百六十余日”。大规模的作战，需要有大量的后勤保障才能展开，因此郑成功考虑到先行试铸币，然后综合考虑到当时的闽南的生产条件不适合大量铸造货币，便决定由日本代行铸钱。同时“集兵裕饷”“酷打富户索饷”表明当时郑氏部队急需物质及军饷的供给，据钱茂盛在《石码发现的“永历通宝”钱》中介绍，“毛边永历”的出土地为南台庙，是郑成功来石码时的休息地，距此200米的内社村有个“郑军埔”，是当年郑氏部队驻扎石码时的集结地。因此，郑氏政权先行在石码试铸“永历通宝”便是在情理之中。
此外，钱币铸造一般有这样规律，初铸品往往比后铸品要大及厚重些；若以日铸钱28.5毫米左右作为母钱仿造，仿铸钱币应更小些才是，而“毛边永历”在剔除流边外，钱径仍在29毫米以上，比日铸钱还要大及厚重。因此这批钱币若是后仿品，有悖常理。因为有日本代铸钱供应，且日本代铸钱精美规范，过后已无再行试铸同样文字与样式钱币必要。至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在永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675—1677）再行铸钱，同样是没有必要，况且当时台湾作为郑氏政权大后方，还更具备铸钱条件，不可能是郑氏政权在石码第四次铸造同样样式“永历通宝”。
早前笔者也曾认为“毛边永历”会否在台湾或者厦门等地所铸，是据以“毛边永历”为后仿币。通过对郑氏政权在闽南一带活动情况的研判，永历五年（1651），郑氏政权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漳州外围及沿海石码一带，石码自隆庆元年月港开放海禁后逐渐成为九龙江下游货物及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当时石码手工业发达，具备一定的铸钱条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毛边永历”应是郑成功在石码所铸造，性质为试铸钱。其铸造的时间为永历五年（1651）5 至12月之间。即郑成功在由石码进攻漳州南溪的战前动员时所说的“集兵裕饷”的时间至委托日本代铸前这段时间，而且该钱是南明郑氏的第一次铸钱。
漳州军饷的铸造之谜
除了南明郑氏“永历通宝”外，在史学及钱币界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漳州军饷”为郑成功在南明时期于漳州所铸。
1962年郭沫若到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参观时，见到馆藏“漳州军饷”银币，该币正面上方镌书“漳州军饷”，下方根据花押的不同分有两种不同签押，背面上方横书“足纹”，下方直书“通行”。由于当时“漳州军饷”上的花押及铸造背景还是个谜，为此郑成功纪念馆工作人员向郭老请教。郭老提出漳州军饷银币是郑成功活动于漳州期间所铸，时间在南明永历三年至六年（1649—1652年），并将两种签押释文译为“国姓大木”（图6，本文标注A签）和“朱成功”（图7，本文标注B签）。
郑成功（1624—1662）幼时名福松，生于日本平户市千里滨，父郑芝龙，母日本长崎平户市田川氏。7岁时郑成功自日本回国，居安平（今晋江安海）郑府。郑芝龙为儿子聘请老师教他读书。老师即给他起名森，寓深沉整肃，丛众茂盛之意。21岁时郑成功到南京国子监就学，师从名士钱谦益，钱谦益为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大木。隆武元年（1645）8月，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
清顺治二年（1645）5月15日，清军攻占南京，摧毁弘光政权。由于清廷在江南采取残酷野蛮高压政策，强行下达剃发令，激起各地抗清斗争蜂起。唐王朱聿键隆武朝成立后，郑芝龙因拥立唐王有功而掌握军政大权，隆武帝即位后不久，郑芝龙将郑成功引荐给隆武帝，隆武帝赞赏郑成功才华，特赐郑成功为国姓“朱”，故称朱成功，百姓尊称他“国姓爷”。郭沫若这一推断，将“漳州军饷”上的花押与郑成功两个名号结合起来分析，“便得到相互的参证了”。
由于漳州军饷铸造时间的确定，关系到谁是中国最早的自铸银元的问题。其铸造时间及花押之谜，一直是钱币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郭沫若对“漳州军饷”年代及铸造背景的考证，把我国自铸银元的历史推前了约140年【一般认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西藏“乾隆宝藏”为我国最早的自铸币】。郭老观点一提出，立即在钱币学术界引起轰动。然而钱币界对郭老观点一直存在不同看法，长期以来对“漳州军饷”铸造时间和签押释文，史学及钱币界众说纷纭。前人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1.认定漳州军饷铸造时间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地方政府所铸。漳州军饷在台湾有过出土，它的铸造与道光二十四年闽浙总督刘韵珂镇压台湾洪协、郭崇文起义的军事行动有联系。持这种观点的有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和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此外，中国钱币学会原秘书长戴志强也认定为1844年，并将签押解释为“为无为”和“成功”。
2.主张漳州军饷是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曾国荃、左宗棠在漳州平定太平天国时所铸，并将花押解释为“曾签军饷”“左签军饷”。
3.钱币专家马定祥则认为：漳州军饷是1841年鸦片战争时的银圆。此币原作军饷发行，但英军入侵后大肆掳掠，漳州军饷遭逢劫难，因此很快从流通界消失。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
4.漳州钱币收藏家傅昆水认为：漳州军饷铸于咸丰三至四年（1853—1854），为清廷镇压闽南小刀会起义时所铸。
此外，漳州军饷铸造时间还有铸于乾隆期间以及花押满文等其他几种说法。 关于漳州军饷的铸造时间，早在清咸丰五年（1855），英国人威廉斯在《中国通商手册》中就已提到：“靠近厦门的漳州，在1844年也曾试铸过银圆，最初发行的重量是七钱四分，但很快就减轻百分之五，而且完全从流通中消失。”经对10多枚漳州军饷银币实物称重，其中最重的达27.3克，最轻的仅19.6克，大多数在21-23克之间，这与《中国通商手册》描述的银币重量大致相同。
根据史料以及闽南地区银元的出土和遗存状况，清道、咸时期漳州民间除了铸有一些盗仿币外，并没有漳州军饷之外的其他地方自铸币的遗存和记载。虽然《中国通商手册》并未说明漳州试铸是何种银元，但笔者认为所指的应为漳州军饷无疑。
2003年漳州城郊北斗村出土一批银元，主要有日本“龙银”、墨西哥“鹰洋”、美国“拿花”以及“漳州军饷”等。这批出土银元，时间上限是1835年的“鹰洋”，下限是日本明治二十五年（1892）的“龙银”，里面并没有更早之前漳州百姓较常使用的西班牙“双柱”及荷兰“马剑”等币；而且这批银币里面许多品相相当完好，地张极为光亮，出土的漳州军饷共计20多枚，其中有1枚未打戳记，有几枚只打少量的戳记，应该都是流通使用不久就埋入窖藏。笔者认为，漳州军饷与这批出土银币的时间段（1835—1892年），与威廉斯《中国通商手册》记载的1844年所铸之币时间相吻合。
再从“漳州军饷”币面上戳记判断，以前许多银元都要经过钱庄打戳作为信用保证。当时钱庄在辨明货币真假后，大都会在币上打上这个钱庄的戳记，以示信用保证。笔者接触的“漳州军饷”币面戳记有“万”“有”“正”“同”“吉”“中”“元”“士”“成”“八”“寅”等，此外还有不同种类的各具形态的戳记（图8-9）。上述各种推断“漳州军饷”铸造时间段的范围计算，约从1649—1854年。对比同时期在漳台一带广泛流通的西属美州十字币及至双柱头像币，以及墨西哥鹰洋币上面的戳记。可以发现早前的西属墨西哥十字币（铸造时间约1535—1735年）及双柱双地球币（铸造时间约1732—1771年，图10）上的戳记相对较小，还有许多是海外的戳记，而从双柱头像币（铸造时间约1772-1833年，图11）后期到墨西哥鹰洋币（铸造时间约1823年至20世纪初）戳记相对大些，这与“漳州军饷”银元上戳记是相同的。甚至“漳州军饷”上还发现有一种满文字（即中文“宝”字，图12），这种满文字戳记乾隆、嘉庆年间在漳台一带广泛流通的西班牙西洋上并有发现过，这种戳记带有明显中晚清特征。
漳州军饷是地方政权所铸，军饷是由朝廷所颁，具有“足紋通行”的严肃性。虽然漳州军饷属手工打制币，制作也较简单，但其铸币要素、样式、边齿等显然是已受“番银”的影响。它的这种可以按一元一枚点数交易的特点，民间感觉很好用，交易方便，是我国货币制度从“银两制”向“银元制”转变的一个重要过渡产物。如果把“漳州军饷”上推到郑成功时代铸造，那中国自铸银元的历史又要推前近200年，在这期间，既然这种“银元制”的货币在民间广受欢迎，为什么中间没有诞生相同性质的货币呢？有人说中国人这么聪明，为什么我们不能比西方更早铸造银元呢？为什么不能是我们先铸造“漳州军饷”这种带齿边还可以按枚点数的先进银元，然后再影响到西方货币铸造，而是海外“番银”影响我们铸造这种新式的银元呢？这其实是由于对世界铸币史不太了解的一种看法。西方银元诞生经历从手工铸造到半手工半机器铸造，再过渡到完全由机器铸造的过程，货币的形制、图案等存在连贯性。1732年后，由西班牙在拉美所铸造的较为规范的带齿边的“双柱双地球币”才开始在漳台一带流通。
我国近代自铸银元的历史，以民间仿制为开端，而官府铸造又以地方政府自行仿铸为先。番银输入后，私铸银元亦随之而起。清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1837—1838），张温在台湾州新党郡庆白口举行起义，台湾地方政府为筹集军饷而铸造“台湾寿星”银饼。银饼属手工打制，大小、重量、成色齿边等均仿效“番银”样式。而若“漳州军饷”是南明郑成功时代的话，与当时中国货币的铸造使用的历史背景均不相符。而将“漳州军饷”放在道光年间铸造，此时同属于闽南文化圈的台湾又相继诞生“如意”“笔宝”等银元，随后影响到咸丰年间上海的王永盛、郁森盛、经正记等银饼铸造。这些早期银元都已具备许多海外番银的特征。光绪十五年（1895），国产龙银才正式发行。其传承和演进是有序的。
漳州军饷币面分有水藻和无水藻（图13）两种版别，许多人将无水藻漳州军饷认为是伪品，实际上是错误的。在北斗出土漳州军饷中就同时出现有、无水藻两种版别，这说明漳州军饷分次分批铸造。从存世量看，有水藻的多，无水藻的少。无水藻版或是早期铸造，此后为防伪而生产了有水藻币。
漳州军饷的花押有两种样式。有关花押的含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人名”“吉语”“纪重”，还有“满文”“道教符仔”等说法。提出花押是“人名”的主要解释有“国姓大木”和“朱成功”，以及“曾国荃”“左宗棠”等。因这些历史人物在漳州的活动时间与铸造时间1844年不符而可以排除。再从漳州军饷实物及图案上看，两种花押的笔画顺序、形状都是定式，而且两种花押分别配以不同的边齿，一种为斜边纹，另一种为锁壳纹边，并无相互混配。这说明漳州军饷是按照一定的规格和形制铸造，也可以排除部分观点认为花押是一种临时应付的签名之说法。
钱币专家马定祥主张：花押文字是祥瑞之语，一为“如意吉利”，一为“成功”，应与当时民俗有关。笔者认同这种观点。同时期与漳州同属福建的台湾也铸造“台湾寿星”“如意”等银元，这些银元富含闽台特色，制作古朴拙巧。在闽南一带常见有各种形式道教“符仔”，用于避邪祈福。漳州军饷上的花押也应是这样的一种“符仔”。可视为百姓对祈盼社会安定及美好愿望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通商手册》所指银币正是漳州军饷，而且铸造时间就是1844年。此后漳州军饷还曾铸有不同的版别，并且至迟在咸丰时期仍在市面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