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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发出对中国不友好声音的美国国会，最近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5月29日，路透社披露消息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9名议员最近组成了“国会中国问题小组”，确保美国关注到中国，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
参与者之一的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福布斯说：“由于美国太注重伊朗、伊拉克和朝鲜问题，以致公众仍未能全盘了解到中国的崛起。我不認为美国已制定出与中国打交道的计划，但我知道中国已制定了对美国的政策。”
无独有偶，美国国会还提出了一个“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5月25日下午两点，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新闻发布室，民主党参议员乔·利伯曼和共和党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共同发布了他们商议了数月的这一提案。
该议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2006年到2011年的五个财政年度里共拨出13亿美元，用于扩展和加强美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美国的中文教育及与中国的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留学生交换计划。
“在美国国会正在炒作中国经济威胁、军事威胁的大背景下，这两个标志性的征兆表明，一直是反华挺台大本营的美国国会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一些理性的、对华相对积极的声音。我用一个词，叫做国会出现了一股‘清流’。势头虽然不是很强，但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未来的前景还是不错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小组”的象征意义
在此之前，美国国会总是以几乎全然负面的态度来渲染中国的威胁。
不久前，美国33位众议院联名写信给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5月通过“国防特别预案”，更提出严重警告，要连战“全力支持军购，不要再有任何延误”，信中，33名议员还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和积极扩张军备，台湾采购这些优先项目对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繁荣，十分重要”。
美国国会众议院还在通过了《二○○六财年国防授权法》文本，其中含有要求进行美台高级军事教育交流等涉华条款。
而在旷日持久的人民币汇率争端上，上个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议案，如果北京拒不调整货币政策，它将对进口的所有中国商品施加27．5％的惩罚性关税。
难怪5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文章中说道：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它正在恶化，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主要责任在美国，而罪魁祸首是国会一些民主党人的煽动。
在美国国会，许多反华的提案总是能够顺利地通过。曾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实习工作过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信强，亲身经历了美国国会许多重要的立法决策过程。他认为，美国国会对华政策里，总有意识形态的考虑。防范和打压“共产主义中国”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最近出现的一些亲华的信号，虽然在国会的大氛围下还不是很强，但却是一些新的气象。“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最大的意义是，国会内还是有一部分人以客观、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不是全然用负面的态度来渲染中国的威胁。”袁鹏说。
据他介绍，这样的小组一般是志愿者联盟，遵循自愿加入的原则，不定期地开展相关主题的活动。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一个台湾小组，而且人数很多。中国小组的成立可以说是和台湾小组相对应的。台湾小组是加强美国国会与台湾沟通的，好比国会内部的游说集团。他希望中国小组在国会内成立，也能成为国会对华了解、认识、沟通的一个机构。
摆脱不了反华的国会
美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垂直分权，总统、政府与倒会看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也反映到对外关系上来。
5月28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周年成立大会特别邀请了一批美国客人。有着18年在参议院、4年在众议院的工作经历的美国前共和党参议员拉里·普莱斯勒就是其中斗位。
提起国会问题，他滔滔不绝。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统、行政部门是以全国性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而国会更多的是代表地方利益，是从一个州等地方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往往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里·哈丁还特别举例说明。 2000年3月，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时，来自佛蒙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福兹投了惟一的反对票。原因很简单——“有相当数量的西藏流放分子和移民居住在佛蒙特州”。
如果排除美国国会浓重的地方利益色彩，那么意识形态对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在中国问题上尤其明显。
同样参加复旦美研中心庆典的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伍福德认为，在美国国会里，从共和党来看，他们的本质就是保守，有保守的传统、保守的智库和保守的议题；从民主党看，人权问题则是他们不变的关注点。“所以，国会里的无论是哪一个极端，无论是左还是右，在对华政策方面总是差不多，能达成共识，大多是对华消极的成分。”
伍福德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在中国问题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国内两党能达成一致。就好像一个圆圈，不管从哪边画线，最后都回到一个点，那就是——反华。
对华研究新思维正在建立起来
不管怎样，美国国会正有一些人勇敢地站出来，并切切实实地开始做一些促进开展中国研究的好事，一种对华研究的新思维正在建立起来。
“最近这些年，应该说美国对华的表述和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意识形态色彩还是很浓，但逐渐在淡化，越来越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来看待，研究中国的维面和维度很多，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人权的、经贸的，等等。而不是很轻易地都往意识形态上靠。”袁鹏说。
而在从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方式非常单一。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照搬研究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学来看中国问题，后来发现中国国内变化后，又转而用新威权主义来解释。这些对华研究的方式都带着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思维。
随着世界对中国崛起认识的深入，中国崩溃论的市场越来越小。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陶文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人们谈到的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同时如何利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和自己的国家得到利益。
目前，美国各界人士和团体特别是美国的华裔人士纷纷表明要各路行动，推动“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的通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一旦通过，这种影响可能现在还看不到，但恐怕一代人、半代人后就会有很大的作用显现出来。这些受益的美国中小学生学了中文以后，会在宇里行间理解中国，对中国感兴趣。
当记者向79岁高龄的伍福德问及他是否愿意让中国青年去美国给国会议员讲解中国时，他连连称好，说：“美国国会也需要中国年轻人去教授中国文化和历史，这是一个增加相互了解的好办法。”
5月29日，路透社披露消息说，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党9名议员最近组成了“国会中国问题小组”，确保美国关注到中国，崛起成为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
参与者之一的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福布斯说：“由于美国太注重伊朗、伊拉克和朝鲜问题，以致公众仍未能全盘了解到中国的崛起。我不認为美国已制定出与中国打交道的计划，但我知道中国已制定了对美国的政策。”
无独有偶，美国国会还提出了一个“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5月25日下午两点，在美国国会大厦的新闻发布室，民主党参议员乔·利伯曼和共和党参议员拉马尔·亚历山大共同发布了他们商议了数月的这一提案。
该议案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在2006年到2011年的五个财政年度里共拨出13亿美元，用于扩展和加强美中两国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美国的中文教育及与中国的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留学生交换计划。
“在美国国会正在炒作中国经济威胁、军事威胁的大背景下，这两个标志性的征兆表明，一直是反华挺台大本营的美国国会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出现了一些理性的、对华相对积极的声音。我用一个词，叫做国会出现了一股‘清流’。势头虽然不是很强，但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未来的前景还是不错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小组”的象征意义
在此之前，美国国会总是以几乎全然负面的态度来渲染中国的威胁。
不久前，美国33位众议院联名写信给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5月通过“国防特别预案”，更提出严重警告，要连战“全力支持军购，不要再有任何延误”，信中，33名议员还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和积极扩张军备，台湾采购这些优先项目对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繁荣，十分重要”。
美国国会众议院还在通过了《二○○六财年国防授权法》文本，其中含有要求进行美台高级军事教育交流等涉华条款。
而在旷日持久的人民币汇率争端上，上个月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议案，如果北京拒不调整货币政策，它将对进口的所有中国商品施加27．5％的惩罚性关税。
难怪5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驻北京记者纪思道的文章中说道：美中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它正在恶化，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主要责任在美国，而罪魁祸首是国会一些民主党人的煽动。
在美国国会，许多反华的提案总是能够顺利地通过。曾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实习工作过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信强，亲身经历了美国国会许多重要的立法决策过程。他认为，美国国会对华政策里，总有意识形态的考虑。防范和打压“共产主义中国”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最近出现的一些亲华的信号，虽然在国会的大氛围下还不是很强，但却是一些新的气象。“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最大的意义是，国会内还是有一部分人以客观、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不是全然用负面的态度来渲染中国的威胁。”袁鹏说。
据他介绍，这样的小组一般是志愿者联盟，遵循自愿加入的原则，不定期地开展相关主题的活动。现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有一个台湾小组，而且人数很多。中国小组的成立可以说是和台湾小组相对应的。台湾小组是加强美国国会与台湾沟通的，好比国会内部的游说集团。他希望中国小组在国会内成立，也能成为国会对华了解、认识、沟通的一个机构。
摆脱不了反华的国会
美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垂直分权，总统、政府与倒会看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也反映到对外关系上来。
5月28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周年成立大会特别邀请了一批美国客人。有着18年在参议院、4年在众议院的工作经历的美国前共和党参议员拉里·普莱斯勒就是其中斗位。
提起国会问题，他滔滔不绝。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统、行政部门是以全国性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而国会更多的是代表地方利益，是从一个州等地方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往往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较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里·哈丁还特别举例说明。 2000年3月，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时，来自佛蒙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福兹投了惟一的反对票。原因很简单——“有相当数量的西藏流放分子和移民居住在佛蒙特州”。
如果排除美国国会浓重的地方利益色彩，那么意识形态对对外政策的影响，特别在中国问题上尤其明显。
同样参加复旦美研中心庆典的美国前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伍福德认为，在美国国会里，从共和党来看，他们的本质就是保守，有保守的传统、保守的智库和保守的议题；从民主党看，人权问题则是他们不变的关注点。“所以，国会里的无论是哪一个极端，无论是左还是右，在对华政策方面总是差不多，能达成共识，大多是对华消极的成分。”
伍福德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在中国问题上，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国内两党能达成一致。就好像一个圆圈，不管从哪边画线，最后都回到一个点，那就是——反华。
对华研究新思维正在建立起来
不管怎样，美国国会正有一些人勇敢地站出来，并切切实实地开始做一些促进开展中国研究的好事，一种对华研究的新思维正在建立起来。
“最近这些年，应该说美国对华的表述和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意识形态色彩还是很浓，但逐渐在淡化，越来越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来看待，研究中国的维面和维度很多，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人权的、经贸的，等等。而不是很轻易地都往意识形态上靠。”袁鹏说。
而在从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方式非常单一。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流行照搬研究苏联的克里姆林宫学来看中国问题，后来发现中国国内变化后，又转而用新威权主义来解释。这些对华研究的方式都带着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思维。
随着世界对中国崛起认识的深入，中国崩溃论的市场越来越小。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陶文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人们谈到的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同时如何利用中国的发展使美国和自己的国家得到利益。
目前，美国各界人士和团体特别是美国的华裔人士纷纷表明要各路行动，推动“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的通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哲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美中文化交流促进议案”一旦通过，这种影响可能现在还看不到，但恐怕一代人、半代人后就会有很大的作用显现出来。这些受益的美国中小学生学了中文以后，会在宇里行间理解中国，对中国感兴趣。
当记者向79岁高龄的伍福德问及他是否愿意让中国青年去美国给国会议员讲解中国时，他连连称好，说：“美国国会也需要中国年轻人去教授中国文化和历史，这是一个增加相互了解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