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雄是一位欧洲研究学者，长年浸染在西方文化之中，又经常游学海外，亲身感受西方文化的魅力。他的随笔集《当东方相遇西方》，正是长期浸染在西方文化中的体悟。
　　我读这本书时首先感慨作者的知识之渊博和涉猎之广泛，这使他在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时进退自如，许多材料仿佛信手拈来，何况他的思维具有跳跃性和发散性，常常会将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放在一起加以对比，然而所得出的结论又让你心悦诚服。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文化的理解非常到位。张健雄认为，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每个民族的文化，投映出各个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张健雄认为还要厘清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这三者在历史进化中各自起到不同的作用。在张健雄看来，政治制度与政策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然而，政治是一个博弈过程而不是精神产品，因此不在文化范畴内。同理，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是文化，而经济的运行不是文化。政治和经济是与文化互相平行的范畴。正是持有这样的文化理念，抱着这样的文化眼光，张健雄每到一处，便都能从中发现文化刻下的民族心路历程。
　　张健雄受欧洲文化的浸染，我估计他满脑子都是欧洲的印象，读他的作品时甚至会觉得他俨然就是像一个欧洲人在观察世界一样。比如，他有一篇写观看桂林的《印象·刘三姐》和陕西华清池的大型实景歌舞剧《长恨歌》的随笔，这两个文艺表演都是将舞台直接设立在自然山水之中，试图将“人文艺术与自然风光温馨地结盟”。对于这样的构思，张健雄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将其称为“天人合一”的演出。这种联想很自然，创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导演阐述时，一定也会把“天人合一”作为他们的艺术构思的理念依据。但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张健雄由此也想到了欧洲的回归自然的“天体运动”。他把欧洲在二十世纪初期兴起的这一运动称为“天人合一”运动，因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使人启动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于是就要去除人与大自然间的隔膜，尽情地让肌肤享受与阳光、空气和自然美景的亲密接触。但这些倡导者把自己称为“自然主义者”，而在国内则被翻译为“天体运动”。张健雄将这二者联系起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谁在参与“天人合一”。欧洲的“自然主义者”，显然是将自我融入到大自然之中，而《印象·刘三姐》或《长恨歌》的创作者，不过是为观众提供一次体会“天人合一”的表演，人们是以“他者”的身份参与到“天人合一”之中。虽然张健雄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重点讨论“天人合一”的问题，甚至我觉得，文章中涉及欧洲“自然主义者”的一段文字仿佛是作者溢出构思之外的自由联想。在这种自由联想中，也许透露出了作者对于欧洲文化中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欣赏和认同。他因此也就在反观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看得更加透彻。在谈到中西方爱情的差异时，他从秦观的诗《鹊桥仙》谈起，继而漫步在欧洲文学经典中的爱情故事，并结合自己在欧洲与修道院修女的交往，得出结论道：“西方情感文化张扬爱的烈度，中国情感文化赞美爱的隽永。”在作者的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应该是既有爱的烈度，又有爱的隽永。他从这一理想出发，对中国传统女性赋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中国性文化具有男尊女卑的特质，女性被剥夺了享受性爱的权利。一个“淫”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女性性欲的旺盛无一例外地被斥为淫荡、邪恶和下贱”，而“男性性欲炽烈是阳刚之气、英雄本色、豪情万丈的标志”。在另一篇比较中西方政治联姻的文章中，张健雄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认为，欧洲王室联姻看重的是贵族血统，而中国古代的政治联姻“不讲究血缘匹配，只要是龙种，撒在哪块土地上长出来的都是龙子龙孙”，说到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联姻中是没有女性的位置的。我想，没有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恐怕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不会来得这么透彻。
　　书中很多文章是专门介绍欧洲文化的，这无疑是张健雄最擅长做的事情，读这类文章，我们丝毫不必担心作者的表述会产生对西方文化的误读，因为他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他完全可以做到像一个欧洲人一样去看世界。但即使在这类文章中，我们仍然会面对“当东方相遇西方”的问题，因为作者的主体是中国文化，即使在纯粹介绍西方文化时，也不免发生“母语干扰”。“母语干扰”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张健雄在《方言的故事》中做了生动的介绍，即使一个自如掌握了多种外语的语言天才，他对母语的反应速度也要远远超过自己对任何一门外语的反应速度，一些精通外语的间谍就是被他们的“母语干扰”暴露了身份的。当然，张健雄并不是派往西方的“文化间谍”，但他在欣赏西方文化时，丝毫也不会掩饰他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感——我是把他的这种情感流露看成是一种“母语干扰”的。
　　（《当东方相遇西方》。张健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