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购书”，这是笔者前些天从《文汇报》上看到的一则“口号”，我相信不只是我，肯定有很多读者都会和我一样由衷地产生共鸣。
　　


　　确实，目前图书价格越来越涨得离谱了，对于囊中羞涩的普通读者来说，对一路飙升的书价，唯一的对策就是不掏腰包，当然这是一种无奈的下策。
　　我从小就爱读书，更是购书的积极分子。只要看到一本好书，总会激起购买的冲动。每每看到身旁四壁书架上那比肩的书，无疑是一种精神享受。不过，这些年来，工资稳定，书价却与时俱进的“繁荣”，几乎达到天价的高位，我的藏书出现了“零增长”。一次我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一本《市长与城市》，翻了几页，觉得此书资料翔实，论述精当，特色鲜明，但一看书价，倒吸了一口冷气：乖乖，72元，实在是太贵了，也只能望“价”却步了！
　　书价如此之高，不仅读者怨声四起，难以承受，甚至连作者本人也感同身受。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著名作家凌解放（二月河），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发言中也感叹：“现在书太贵了！”他说，一套《二月河全集》，最便宜的简装本也要300多元，有喜欢他的读者正版买不起，只能去买价格便宜的盗版书了。你看，连作家本人都嫌自己的书太贵了，至于读者的感受更不用说了。
　　人人都说现在书太贵了，那么为什么那么贵呢？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于跟出版行业很少打交道，一直困惑不解。上周末我们一帮大学里的同窗聚会也热议起这一话题。一位朋友在谈及他的遭遇时，我才了解其中的一二。
　　我的朋友打算将近20年来发表的杂文汇集成书，于是和出版社有了亲密接触。本来32开本，20万字的容量，成本也只有7元。但没想到开出的定价却是23元，后来又追加了3元。因为他的书被纳入丛书之列，为了平衡，只能向上追加。他真担心，即使书印出来，由于价格太高，将无人问津，他只能将原来的出书计划暂时搁浅！
　　曾在出版社从业多年的朋友也道出了一些行情：原来我国图书销售实行的是按印张为基础的定价模式，源于1956年2月18日文化部颁发的标准，这一举措在那个时代曾对扩大图书销售，提高普及国民的文化水平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但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进入市场化时代，逐步形成了新华书店、出版社和非国有书店三足鼎立的格局。由于在发行渠道上各自为政，流行环节过多，出版社在定价时往往为书商留下足够的利润空间。书价的构成为：印刷费及纸张成本约占25％左右；作者稿酬占8％左右；出版社利润约10％左右。三者加起来还不足一半，另一半则被批发商合法地占有。在一本书的定价上，书商占居顶端，出版社居中间，作者在最低层，钱大都被中间环节赚走了，这就是书价居高不下的缘由，而最后买单的则是读者了。
　　此外，在书价与购书环节上，还有一个怪现象：一方面书价发烧似的猛涨，而另一方面我国图书消费的水平又在年年滑坡。资料表明，2002年我国人均年购书为5.5册，人均图书消费为44元，约占美国人均图书消费的2.9％；2006年第四次全国公众阅读购买倾向调查的结果是：人均购书为6.3册，人均图书消费为48元，约占美国人均图书消费的3.1％。上述数据表明，在五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均年购书的涨幅为0.8％，人均图书消费也只增加了4元。虽然从绝对数上看，略有增长，但如果扣除五年来人均工资的涨幅，那实际是一个负增长。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购书少和图书价码高划上等号，但书价畸高致使相当多的读者抑制了图书消费的欲望是不争的事实！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购书是阅读的前提，如果人民大众不买书、不读书的倾向长此发展下去，它必将会阻碍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这决不是一件小事！
　　如今是市场经济，但图书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它又是崇高的精神食粮。别忘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行业不应是纯粹谋利的商业组织，它应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如果一味地向钱看，唯利是图，使图书异化为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那不只会引起读者对图书定价市场的信任危机，最终会危及整个图书产业的生存与发展。何况，图书毕竟不是如粮、油、菜，是人们生存中不可缺失的必需品，即使没有纸质图书，亦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知识。读者是消费者，但又是神圣的上帝，一旦把他们得罪了，都采取拒绝购书的对策，那最终倒霉的是出版社行业自己。
　　我国图书价格居高不下的现状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最近就有一则好消息：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前透露，我国将出台图书分类定价机制。具体说来是，大类分公益性服务类和市场竞争类；小类分学术著作、科技图书、教辅教材、政治理论学习图书等。国家发改委和新闻出版总署正在调查研究，考虑出台各类出版物适应市场的定价机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待以时日高书价的状况有望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