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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在鉴定为伪作之后，却先不说穿。径自走到后院，取出自藏同一作者之另一作品，与伪作同时悬挂于壁上，使对方自行比对，他则从容落座等候藏家自行结论。过了些时间，藏家自己已经默认所买之书画确是赝品以后，他才一五一十为之指明。
清光绪末年，在北京打磨厂一带有“仓韩家”，老一辈人皆知韩家原来是给皇帝看粮仓者。仓韩家有位韩麟阁，人称“韩五爷”，曾做过吏部官员，喜碑帖书画，亦好京戏。闲遐之日时常出入琉璃厂书画古玩店，又与京剧名家谭鑫培交谊颇深。其经常领一脑后梳小辫儿童，即孙子韩慎先(1887-1962)，字德寿，人皆呼为“韩小辫”，又因系韩家长子，故稍长之后人即称其为韩大爷。韩慎先从小受家中风雅濡染，喜书画古玩与深嗜京剧。后拜京城梨园界京胡圣手、名票友、谭腔设计者四川宜宾人陈彦衡(1868-1933)为师，并与余叔岩、言菊朋同为陈氏三大弟子之一，专攻谭派须生，后以名票友身份蜚声南北。其拿手戏为“三子”，即《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当时即有著名之百代公司为其发行唱片。
民国初年前后，韩慎先在琉璃厂书画店中，购得一幅元代王蒙(1308－1385)绢本设色山水《夏山高隐图》轴。纵一百四十九公分，横六十四公分，款署至正乙巳四月(1365年)。高山大嶂，气势雄浑，层层深邃而又层层推远，群树古松，林荫繁荟，村舍寺观，流泉相间，实中求虚，密而不塞。纯为董源、巨然一派山水皴法，是王蒙难得一见之绢本山水真迹。因此图未见历代书画鉴藏著录，又王蒙传世皆是纸本，故怀疑者甚众。韩氏独具慧眼，鉴为真迹，毅然以重金购藏，并将其作为镇斋之宝，遂颜其斋额曰“夏山楼”，并自号“夏山楼主”。梨国界即以“夏山楼主”称其艺名。张大干先生曾于1947年4月借临此图，后赠于红颜知己李秋君女士，是其平生精心摹古作品之一。《夏山高隐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家一级文物。
从此韩慎先鉴定古书画之名，一时传遍南北古玩业。眼光与胆识也颇为同辈所推许，有同道之友每得一件古代书画，皆携之韩家请为鉴定。他每在鉴定为伪作之后，却先不说穿。径自走到后院，取出自藏同一作者之另一作品，与伪作同时悬挂子壁上，使对方自行比对，他则从容落座等候藏家自行结论。过了些时间，藏家自己已经默认所买主书画确是赝品以后，他才一五一十为之指明，并从纸绢、笔法、题跋、印章、装裱诸方面加以分析。此类鉴定方法，是鉴定家需有较多书画藏品之前提下，确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亦具有可操作性，对此道中造诣较浅者尤为适用。
韩慎先有一书画收藏之同道好友，两人年龄相近，鉴赏水平亦相当，可谓是在伯仲与瑜亮之间。某日，有书画商送一幅明人仇英《烹茶图卷》至好友处，留下供其鉴定。如真迹则画价为三百大洋，如是赝品，即原物退回即可。此图卷为设色绢本，有“仇实父制”詈款及印章，笔墨绢质疑非近年之物，图上又有清初大收藏家安岐鉴藏印。应是无可存疑之“开门”作品，但查阅安歧《墨缘汇观》却末见著录。卷前引首纸上有文徵明行书题字，款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书于昆山舟中。查阅书籍，应是文氏七十岁时所书。但细鉴文氏书法，笔法书风又都像而不像，与平时所见文氏书迹颇有异处，始终无法认定为文徵明真迹，又因明清两季苏州专诸巷伪制仇氏作品水平之高，海内闻名，故一时颇难鉴断。后此图卷留书斋案头半月之后，最终还是退回于书画商人。
不久，此人闻知韩慎先新近收藏一卷仇英画、文徵明题字之书画精品，即匆匆赶往韩家。韩一见好友兴高采烈地说：“给你看一件近日收得之好东西。”随即去后室书斋，取出一手卷出来。好友一见，心中已在惊叹：“糟了，定是自己所遇那件。”在几案上展开一看，果然是自己退还之《烹茶图卷》，一问价格，已是五百大洋而非当初三百大洋矣。而韩慎先仍是满口“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好友只得苦笑道：“此卷曾在我书桌上搁置有半月之久。”韩大惊，连问为何退回此图卷?好友即说明如何怀疑此卷之原因，并再次对文徵明书法表示可疑。韩听罢，哈哈大笑：“文徵明已在引首跋语中清楚写明是在舟中所书，风浪颠簸，局促难安。所以书法与平日有异，何疑如此?”好友恍然大悟，后曾对同道中人说：“此次教训，使我终身难忘。慎先鉴定水平确实高出我辈一等。”收藏界有人曰：“鉴伪易，鉴真难，”此言不虚。
上世纪30年代，韩移居天津，在英租界达文波路开设达文斋古玩店，主营书画瓷器，并聘请北京琉璃厂原闻光阁经理王幼田、蕴古斋经理刘竹坡帮他经营打理，而自己除仍收藏书画之外，还以名票友身份活跃于京津沪戏曲舞台。时天津乃北方军阀、商宦麇集之地。其中有一渠姓人家，是山西富户。清末年间，有一渠家世交。因做官亏空库银，向渠家借了一笔银两予以弥补，遂了清债务，事后送了几箱字画作为酬谢。此家少爷是一个丝毫不懂书画为何物之纨绔子弟。平日渠家经常拿出其中几幅字画悬挂于厅堂，以示风雅。那官吏确是行家，所藏书画真精居多，从明初沈、文、唐、仇到清初四王吴恽，相当齐全，但每家不过一两张精品，渠少爷也曾慕名请韩慎先鉴定过，韩说有如此一份较完整之明清书画收藏颇为不易，且其中精品极多，劝他应该珍惜，勿轻易流失。
不久，北京琉璃厂一画商，亦闻风到渠家走动，看见如此藏品，也极口称赏。但又怂恿他将藏品中重复之作换为藏品中缺少之其他名家之作，如有仇英有两幅，留一张即可，不妨与人交换一张其他名家作品，只需另贴少些钱两即可换一张明初名画家刘珏精品。渠家少爷竟为之心动，又思所费不多，欣然答应。如此不到半年时间，渠家所藏已有一半被换成伪劣仿古赝品，后来韩慎先去渠家拜年，见之＼即言其中有诈。但渠家少爷已偏信画商之言，说换出之画绝不会给韩先生过目，否则必将被其留下收藏。韩无奈之余，长叹而去。
又半年时间左右，渠家所藏书画精品已全被换成琉璃厂仿古“精品”。渠少爷每次换得所谓名家书画“精品”后，亦先送韩慎先家中让其鉴赏过目，韩无言以对，只得敷衍了事。此后再不许那个琉璃厂画商登门入室，京津同道中人知后，曾经评说：大鉴藏家与书画奸商真有天壤之别也。
其平生最得意弟子为著名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1924－2001)，早年从父亲苏永乾先生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董店贞古斋，后又师承韩慎先学习书画鉴定，韩先生尝对他说：“学习鉴定书画，第一是要记忆力好，如果无超强之记忆力，前学后忘，必定学不了鉴定。第二需熟悉历代著名书画家各人风格与师承关系。第三真伪优劣均要看，有比较才可言鉴别。”苏庚春时住东琉璃厂附近，每个月即去天津一两次。韩先生每次教他一两“招”，并与之开玩笑说：“每学一招需付十元，但钱我不收，凑多了我们师徒两人吃顿饭即可，唯有如此，你才会加深印象，能记住所学。”苏庚春凭天赋与勤奋，后来终于成为国内古书画鉴定界大家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天津。韩慎先将达文斋关闭歇业，自己则闭门不出，以明志节，靠变卖收藏、家产勉强度日。建国之初，曾在萧条古玩市场上，以独具之眼力，微薄之财力，购得不少珍贵文物，悉数捐赠于京津两地公家博物馆，后曾担任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1962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成立“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与张珩、谢稚柳、刘九庵同被聘请为四人鉴定小组成员。四人在北京结集后，准备先到广州鉴定，然后再赴东北，不料临行之前，韩慎先突发脑溢血而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一代书画鉴定大家与京剧名票友，惜未有书画、戏剧方面专著流传后世，叹为可惜。其子吴空，原名韩弼，年轻时即参加革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兼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清光绪末年，在北京打磨厂一带有“仓韩家”，老一辈人皆知韩家原来是给皇帝看粮仓者。仓韩家有位韩麟阁，人称“韩五爷”，曾做过吏部官员，喜碑帖书画，亦好京戏。闲遐之日时常出入琉璃厂书画古玩店，又与京剧名家谭鑫培交谊颇深。其经常领一脑后梳小辫儿童，即孙子韩慎先(1887-1962)，字德寿，人皆呼为“韩小辫”，又因系韩家长子，故稍长之后人即称其为韩大爷。韩慎先从小受家中风雅濡染，喜书画古玩与深嗜京剧。后拜京城梨园界京胡圣手、名票友、谭腔设计者四川宜宾人陈彦衡(1868-1933)为师，并与余叔岩、言菊朋同为陈氏三大弟子之一，专攻谭派须生，后以名票友身份蜚声南北。其拿手戏为“三子”，即《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当时即有著名之百代公司为其发行唱片。
民国初年前后，韩慎先在琉璃厂书画店中，购得一幅元代王蒙(1308－1385)绢本设色山水《夏山高隐图》轴。纵一百四十九公分，横六十四公分，款署至正乙巳四月(1365年)。高山大嶂，气势雄浑，层层深邃而又层层推远，群树古松，林荫繁荟，村舍寺观，流泉相间，实中求虚，密而不塞。纯为董源、巨然一派山水皴法，是王蒙难得一见之绢本山水真迹。因此图未见历代书画鉴藏著录，又王蒙传世皆是纸本，故怀疑者甚众。韩氏独具慧眼，鉴为真迹，毅然以重金购藏，并将其作为镇斋之宝，遂颜其斋额曰“夏山楼”，并自号“夏山楼主”。梨国界即以“夏山楼主”称其艺名。张大干先生曾于1947年4月借临此图，后赠于红颜知己李秋君女士，是其平生精心摹古作品之一。《夏山高隐图》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家一级文物。
从此韩慎先鉴定古书画之名，一时传遍南北古玩业。眼光与胆识也颇为同辈所推许，有同道之友每得一件古代书画，皆携之韩家请为鉴定。他每在鉴定为伪作之后，却先不说穿。径自走到后院，取出自藏同一作者之另一作品，与伪作同时悬挂子壁上，使对方自行比对，他则从容落座等候藏家自行结论。过了些时间，藏家自己已经默认所买主书画确是赝品以后，他才一五一十为之指明，并从纸绢、笔法、题跋、印章、装裱诸方面加以分析。此类鉴定方法，是鉴定家需有较多书画藏品之前提下，确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亦具有可操作性，对此道中造诣较浅者尤为适用。
韩慎先有一书画收藏之同道好友，两人年龄相近，鉴赏水平亦相当，可谓是在伯仲与瑜亮之间。某日，有书画商送一幅明人仇英《烹茶图卷》至好友处，留下供其鉴定。如真迹则画价为三百大洋，如是赝品，即原物退回即可。此图卷为设色绢本，有“仇实父制”詈款及印章，笔墨绢质疑非近年之物，图上又有清初大收藏家安岐鉴藏印。应是无可存疑之“开门”作品，但查阅安歧《墨缘汇观》却末见著录。卷前引首纸上有文徵明行书题字，款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书于昆山舟中。查阅书籍，应是文氏七十岁时所书。但细鉴文氏书法，笔法书风又都像而不像，与平时所见文氏书迹颇有异处，始终无法认定为文徵明真迹，又因明清两季苏州专诸巷伪制仇氏作品水平之高，海内闻名，故一时颇难鉴断。后此图卷留书斋案头半月之后，最终还是退回于书画商人。
不久，此人闻知韩慎先新近收藏一卷仇英画、文徵明题字之书画精品，即匆匆赶往韩家。韩一见好友兴高采烈地说：“给你看一件近日收得之好东西。”随即去后室书斋，取出一手卷出来。好友一见，心中已在惊叹：“糟了，定是自己所遇那件。”在几案上展开一看，果然是自己退还之《烹茶图卷》，一问价格，已是五百大洋而非当初三百大洋矣。而韩慎先仍是满口“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好友只得苦笑道：“此卷曾在我书桌上搁置有半月之久。”韩大惊，连问为何退回此图卷?好友即说明如何怀疑此卷之原因，并再次对文徵明书法表示可疑。韩听罢，哈哈大笑：“文徵明已在引首跋语中清楚写明是在舟中所书，风浪颠簸，局促难安。所以书法与平日有异，何疑如此?”好友恍然大悟，后曾对同道中人说：“此次教训，使我终身难忘。慎先鉴定水平确实高出我辈一等。”收藏界有人曰：“鉴伪易，鉴真难，”此言不虚。
上世纪30年代，韩移居天津，在英租界达文波路开设达文斋古玩店，主营书画瓷器，并聘请北京琉璃厂原闻光阁经理王幼田、蕴古斋经理刘竹坡帮他经营打理，而自己除仍收藏书画之外，还以名票友身份活跃于京津沪戏曲舞台。时天津乃北方军阀、商宦麇集之地。其中有一渠姓人家，是山西富户。清末年间，有一渠家世交。因做官亏空库银，向渠家借了一笔银两予以弥补，遂了清债务，事后送了几箱字画作为酬谢。此家少爷是一个丝毫不懂书画为何物之纨绔子弟。平日渠家经常拿出其中几幅字画悬挂于厅堂，以示风雅。那官吏确是行家，所藏书画真精居多，从明初沈、文、唐、仇到清初四王吴恽，相当齐全，但每家不过一两张精品，渠少爷也曾慕名请韩慎先鉴定过，韩说有如此一份较完整之明清书画收藏颇为不易，且其中精品极多，劝他应该珍惜，勿轻易流失。
不久，北京琉璃厂一画商，亦闻风到渠家走动，看见如此藏品，也极口称赏。但又怂恿他将藏品中重复之作换为藏品中缺少之其他名家之作，如有仇英有两幅，留一张即可，不妨与人交换一张其他名家作品，只需另贴少些钱两即可换一张明初名画家刘珏精品。渠家少爷竟为之心动，又思所费不多，欣然答应。如此不到半年时间，渠家所藏已有一半被换成伪劣仿古赝品，后来韩慎先去渠家拜年，见之＼即言其中有诈。但渠家少爷已偏信画商之言，说换出之画绝不会给韩先生过目，否则必将被其留下收藏。韩无奈之余，长叹而去。
又半年时间左右，渠家所藏书画精品已全被换成琉璃厂仿古“精品”。渠少爷每次换得所谓名家书画“精品”后，亦先送韩慎先家中让其鉴赏过目，韩无言以对，只得敷衍了事。此后再不许那个琉璃厂画商登门入室，京津同道中人知后，曾经评说：大鉴藏家与书画奸商真有天壤之别也。
其平生最得意弟子为著名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1924－2001)，早年从父亲苏永乾先生在北京琉璃厂经营字画古董店贞古斋，后又师承韩慎先学习书画鉴定，韩先生尝对他说：“学习鉴定书画，第一是要记忆力好，如果无超强之记忆力，前学后忘，必定学不了鉴定。第二需熟悉历代著名书画家各人风格与师承关系。第三真伪优劣均要看，有比较才可言鉴别。”苏庚春时住东琉璃厂附近，每个月即去天津一两次。韩先生每次教他一两“招”，并与之开玩笑说：“每学一招需付十元，但钱我不收，凑多了我们师徒两人吃顿饭即可，唯有如此，你才会加深印象，能记住所学。”苏庚春凭天赋与勤奋，后来终于成为国内古书画鉴定界大家之一。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天津。韩慎先将达文斋关闭歇业，自己则闭门不出，以明志节，靠变卖收藏、家产勉强度日。建国之初，曾在萧条古玩市场上，以独具之眼力，微薄之财力，购得不少珍贵文物，悉数捐赠于京津两地公家博物馆，后曾担任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1962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成立“古代书画鉴定小组”，与张珩、谢稚柳、刘九庵同被聘请为四人鉴定小组成员。四人在北京结集后，准备先到广州鉴定，然后再赴东北，不料临行之前，韩慎先突发脑溢血而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一代书画鉴定大家与京剧名票友，惜未有书画、戏剧方面专著流传后世，叹为可惜。其子吴空，原名韩弼，年轻时即参加革命，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兼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