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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源探溯与早期楚都研究是困扰历史学和考古学界多年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俞伟超先生在沮漳河下游找到了春秋晚期季家湖楚城，其时代上限可追溯到楚文王时期（公元前700年），下限可至楚昭王时期（公元前500年）。近期，荆州博物馆在沮河上游对南襄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初步推断南襄城是一座楚城遗址，始建年代约在春秋时期。拟以南襄城遗址为例，着重探讨早期楚文化的若干问题，以期对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和早期民族楚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楚国自公元前11世纪立国至公元前3世纪灭亡的800多年里，历经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若以楚君熊通自立為王为时段分界线，可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文化发展阶段。杨权喜认为“前阶段楚国文化可以认为是较单一的楚民族文化。后阶段的楚国文化，显然是以楚民族为主体的多种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为广义的楚文化。”由此，早期楚都应属楚民族文化范畴，以熊通居免为王为时间节点，以某地名作都邑为代表;后期楚都可从文王熊赀“始都郢”的疆郢始，到迁徙某郢地作国都为代表的广义的楚文化。显然，从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角度去探讨楚文化，更便于早期楚都研究。
南襄城遗址与早期楚都地望
地望研究须以历史地理、传世文献为参考资料，经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及文化因素研究等成果印证，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南襄城遗址历史地理环境。南襄城遗址位于荆山余脉东南，地处沮河上游南岸，北距漳河直线距离21km、距蛮河直线距离58km，东距汉水直线距离90km，南距长江直线距离89km。
南襄城西北距景山（荆山之首，沮水发源地）直线距离63km，距荆山（漳水发源地）直线距离36km。东北距宜城楚皇城遗址（战国晚期楚城）直线距离86km。南距枝江万福垴遗址（周代聚落遗址）直线距离96km。东南距当阳糜城遗址（周代权国都城）直线距离82km，距当阳季家湖城址（春秋中、晚期楚城）直线距离93km，距荆州纪南城城址（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楚城）直线距离115km（图1）。
由图1所示历史环境的地理空间得知，以南襄城遗址为中心约115km范围内，是西周至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活动区域。
早期楚都地望。《左传》《诗经》《山海经》等传世文献和清华简《楚居》、新蔡简等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地望的相关线索。
《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这段话是楚右尹子革追忆楚人艰苦创业的事迹，明确指出楚先聚居之地在荆山。
《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诗中指明了楚人“居国南乡”的地望，而楚人居国的“南乡”又与“景山”地名相关连。据《山海经》记载，景山是沮水发源地，那么景山、南乡和沮水一定与早期楚国地望有关。
《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东北百里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牦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桔櫾。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其中多黄金，多鲛鱼，其兽多闾麋。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钩端。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抛去经中的神话色彩，该经中记载的与楚人相关的“荆山”“景山”“骄山”“雎水”“漳水”等山水名称和地理位置应该是可信的。
由《左传》《诗经》《山海经》与《楚居》地望、地名交集可知，骄山、爰波、方山、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免等楚人早期聚居地均在荆山和沮漳河流域一带。再如出土文献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颛顼，宅茲沮、章（漳），以徙迁处。”印证了沮漳河是楚人早期活动中心地域。将上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比照、印证得知，楚都地望应该以荆山和沮漳河流域为线索去探寻，且楚人迁徙路线的规律显然是从山区到平原，沿沮漳河上游向下游迁徙，把握这一规律，才能为早期楚都地望研究找到正确的方向。
南襄城可能是早期楚城。南襄城遗址历史地理环境与楚人早期聚居地地望可互为印证，据此推断，南襄城有可能是早期楚城。
首先，从地望看，楚先辟在荆山，楚人走出荆山后必然是沿沮漳河流域为栖憩之地。南襄城地处沮河上游，西北近邻荆山，东南为沮漳平原，其地理位置符合楚人从山区向平原发展的择居观和向外拓疆规律。
其次，从军事上分析，南襄城临沮河构筑，以荆山、沮水为屏障，退可入荆山，进可入平原，符合楚人根据地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要素，便于向东南开疆拓地。
第三，从“祭不越望”文化来看，现有文献资料均将楚人祭望指向沮漳河，且无异议，证明“唯沮与漳，楚实尽之”记载是可信的，也说明沮漳河是楚人的母亲河和早期楚都的摇篮。
南襄城遗址布局及文化内涵
根据《南襄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所述，南襄城坐落在南襄社区“百担丘”盆地之中，四面环山，临沮河南岸构筑，坐南朝北，海拔162.4m（图2）。
城址平面布局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垣四角为圆角，四边略向外侧凸出，尤以北垣凸出较为明显;东西长500～580m，南北宽280～410m，周长1 600m，面积0.1933km2。该城置四门，西城门和北城门遗迹尚存，城门宽9～10m;北城门面临沮河140m，有土路直通河岸;东门被洪水冲毁，南门被现代民居叠压。城外四周有沮河、垒石坝沟河、野鸡沟河、笕口河等四水相拥，未见濠沟。
城垣现存6段，残长共709m。其中地表现存1段西城垣，高出周边农田1.1～2.3m，长185米，距地表深约0.2～0.4m;夯土底宽约9～24.3m，顶宽约11～12.6m，厚约1.0～3.38m。其他5段均叠压在地下，长524m，距地表深约0.3～0.5m，夯土残宽约2～12m，残厚约0.2～1.5m。城垣为人工夯筑而成，构筑在自然砾石和褐红砂岩层之上，其底部未发现早于城垣的文化层;每层夯土厚0.2～0.25m;构造形制为内缓外陡土垣，内坡平缓、坡度14°，外壁陡峭、坡度77°，垣顶未见跺墙，其形制不详。 城址内现已探明夯土台地7处，祭祀台1处、水塘1处、灰坑遗存11处和长方形排房式建筑遗迹1处（图3）。
城内文化地层堆积较厚，一般厚度在1.5～2.2m，最深遗迹距地表约5m。采集若干板瓦、筒瓦、陶片及铜块，陶质以泥质夹沙灰陶为主，泥质夹沙红陶、泥质夹沙黑灰陶次之。可辩器物有鬲、豆、盂、壶、釜、盆、罐、瓦等，纹饰主要有细绳纹、粗绳纹、戳印纹、橘皮纹、方格纹、布纹、弦纹等。属于早期楚文化范畴的包芯柱足鬲、盂、盆、罐、甗为代表的陶器群，以及属于西周晚期的细绳纹板瓦、筒瓦等大型建筑构件等均有出土（图4）。
城址周边分布众多古遗迹。北城门外东北侧有一古陶井和窑址，再东为墓陵岗古墓群和军事要塞南襄堡;西城门外西侧为金包岭古墓群，再向西有一单券石桥，名“火石桥”，俗名“和氏桥”;城北沮河北岸山顶有朝廷观、白鸡寺等古建筑遗址和团包烽火台遗址。
由此城沿沮河而下的20km范围内，两岸分布有从新石器至唐代遗址17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南襄城下游发现如此多的墓群，特别是距南襄城南4.5km的老君观遗址采集的“西汉蹄形扁腹铭文铜鼎”和“战国窄身直柄铭文铜剑” （图5），以及距南襄城遗址东南17km的双路遗址出土的玉柄铜剑和玉器（图6），其等级之高，为王所属，不排出附近有楚王居所的城邑和楚王陵的可能性，亦可与南襄城有关。相信随着南襄城遗址周边考古调查的深入和铭文辩释，将会得到更多线索。
南襄城遗址与早期楚民族文化
早期楚民族文化概念不同于后期广义楚文化，它是西周至春秋初期出现的具有楚民族特殊个性的民族文化。从政治层面来看，早期楚民族是楚先、楚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群，民族成分单纯。从文化层面分析，早期楚民族文化仅存于地域性楚民族个体之中，具有典型土著民族的空间范围和文化特征，虽然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響，但对其自身文化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从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角度分析，南襄城遗址中出现了西周早中期特有的长方形排房式建筑遗迹和属于早期楚文化范畴的包芯柱足鬲、盂、盆、罐、甗为代表的陶器群，以及西周晚期的细绳纹尖唇板瓦、筒瓦等大型建筑构件和城外的军事设施，具有楚国都城雏形特征，其文化面貌与当阳季家湖城、磨盘山遗址和江陵纪南城等东周遗址有一定差异，时代似早于当阳季家湖东周文化层。荆州博物馆初步勘探得到的结论是：城内主要堆积为楚文化遗存，始建于春秋时期，使用至西汉。
首先，从地域文化因素来看，南襄城位于沮河上游，季家湖楚城位于沮漳河下游，两城相距约115km。理论上，在一个相对流域范围内文化传承应有承接关系。
其次，从文化序列推断，季家湖楚城属春秋晚期，其上游文化有可能早于春秋晚期。南襄城文化地层中出土器物最突出的特点是发现了早于季家湖楚城的包芯柱足鬲，具有明显的春秋早期文化特征，证明了此推断的成立。
第三，从建筑规模比对，一般规律是晚期建筑规模大于早期建筑规模。季家湖楚城面积2.24平方公里，南襄城面积0.19平方公里，体现了建筑规模由小到大发展的规律性。
第四，从地理空间环境考证，南襄城位于荆山余脉东南沮河上游的崇山峻岭之中，而季家湖楚城位于沮漳河下游的沮漳平原，契合了楚人从莽莽荆山向土地肥沃的沮漳河平原拓疆发展路线。
尽管我们对于早期楚民族文化的认识还十分浅薄，但南襄城遗址早期楚民族文化遗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值得高度关注。
据现有资料考析推断：南襄城遗址是楚国城址，该城从春秋初期到战国早期（前740年-前408年）延续了300多年，虽然从考古学来说，若推断为早期楚城，周边必有贵族墓相伴，而目前并未找到，城址内布局尚不完全清楚，文化内涵还待揭露，若干问题还有待考古发掘成果予以印证，但这并不影响目前的推断结论，尽管这一推断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获得考古学术支撑。
本文探讨论述当属一己之见，谬误之处，恳望专家给予批评教正。
作者单位：远安县文物管理所
楚国自公元前11世纪立国至公元前3世纪灭亡的800多年里，历经了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若以楚君熊通自立為王为时段分界线，可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文化发展阶段。杨权喜认为“前阶段楚国文化可以认为是较单一的楚民族文化。后阶段的楚国文化，显然是以楚民族为主体的多种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为广义的楚文化。”由此，早期楚都应属楚民族文化范畴，以熊通居免为王为时间节点，以某地名作都邑为代表;后期楚都可从文王熊赀“始都郢”的疆郢始，到迁徙某郢地作国都为代表的广义的楚文化。显然，从考古学文化分期体系角度去探讨楚文化，更便于早期楚都研究。
南襄城遗址与早期楚都地望
地望研究须以历史地理、传世文献为参考资料，经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及文化因素研究等成果印证，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南襄城遗址历史地理环境。南襄城遗址位于荆山余脉东南，地处沮河上游南岸，北距漳河直线距离21km、距蛮河直线距离58km，东距汉水直线距离90km，南距长江直线距离89km。
南襄城西北距景山（荆山之首，沮水发源地）直线距离63km，距荆山（漳水发源地）直线距离36km。东北距宜城楚皇城遗址（战国晚期楚城）直线距离86km。南距枝江万福垴遗址（周代聚落遗址）直线距离96km。东南距当阳糜城遗址（周代权国都城）直线距离82km，距当阳季家湖城址（春秋中、晚期楚城）直线距离93km，距荆州纪南城城址（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楚城）直线距离115km（图1）。
由图1所示历史环境的地理空间得知，以南襄城遗址为中心约115km范围内，是西周至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活动区域。
早期楚都地望。《左传》《诗经》《山海经》等传世文献和清华简《楚居》、新蔡简等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地望的相关线索。
《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这段话是楚右尹子革追忆楚人艰苦创业的事迹，明确指出楚先聚居之地在荆山。
《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诗中指明了楚人“居国南乡”的地望，而楚人居国的“南乡”又与“景山”地名相关连。据《山海经》记载，景山是沮水发源地，那么景山、南乡和沮水一定与早期楚国地望有关。
《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东北百里曰荆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其中多牦牛，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桔櫾。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其中多黄金，多鲛鱼，其兽多闾麋。又东北百五十里曰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钩端。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面，羊角虎爪，恒游于雎漳之渊，出入有光。”抛去经中的神话色彩，该经中记载的与楚人相关的“荆山”“景山”“骄山”“雎水”“漳水”等山水名称和地理位置应该是可信的。
由《左传》《诗经》《山海经》与《楚居》地望、地名交集可知，骄山、爰波、方山、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免等楚人早期聚居地均在荆山和沮漳河流域一带。再如出土文献新蔡简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颛顼，宅茲沮、章（漳），以徙迁处。”印证了沮漳河是楚人早期活动中心地域。将上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比照、印证得知，楚都地望应该以荆山和沮漳河流域为线索去探寻，且楚人迁徙路线的规律显然是从山区到平原，沿沮漳河上游向下游迁徙，把握这一规律，才能为早期楚都地望研究找到正确的方向。
南襄城可能是早期楚城。南襄城遗址历史地理环境与楚人早期聚居地地望可互为印证，据此推断，南襄城有可能是早期楚城。
首先，从地望看，楚先辟在荆山，楚人走出荆山后必然是沿沮漳河流域为栖憩之地。南襄城地处沮河上游，西北近邻荆山，东南为沮漳平原，其地理位置符合楚人从山区向平原发展的择居观和向外拓疆规律。
其次，从军事上分析，南襄城临沮河构筑，以荆山、沮水为屏障，退可入荆山，进可入平原，符合楚人根据地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要素，便于向东南开疆拓地。
第三，从“祭不越望”文化来看，现有文献资料均将楚人祭望指向沮漳河，且无异议，证明“唯沮与漳，楚实尽之”记载是可信的，也说明沮漳河是楚人的母亲河和早期楚都的摇篮。
南襄城遗址布局及文化内涵
根据《南襄城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所述，南襄城坐落在南襄社区“百担丘”盆地之中，四面环山，临沮河南岸构筑，坐南朝北，海拔162.4m（图2）。
城址平面布局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垣四角为圆角，四边略向外侧凸出，尤以北垣凸出较为明显;东西长500～580m，南北宽280～410m，周长1 600m，面积0.1933km2。该城置四门，西城门和北城门遗迹尚存，城门宽9～10m;北城门面临沮河140m，有土路直通河岸;东门被洪水冲毁，南门被现代民居叠压。城外四周有沮河、垒石坝沟河、野鸡沟河、笕口河等四水相拥，未见濠沟。
城垣现存6段，残长共709m。其中地表现存1段西城垣，高出周边农田1.1～2.3m，长185米，距地表深约0.2～0.4m;夯土底宽约9～24.3m，顶宽约11～12.6m，厚约1.0～3.38m。其他5段均叠压在地下，长524m，距地表深约0.3～0.5m，夯土残宽约2～12m，残厚约0.2～1.5m。城垣为人工夯筑而成，构筑在自然砾石和褐红砂岩层之上，其底部未发现早于城垣的文化层;每层夯土厚0.2～0.25m;构造形制为内缓外陡土垣，内坡平缓、坡度14°，外壁陡峭、坡度77°，垣顶未见跺墙，其形制不详。 城址内现已探明夯土台地7处，祭祀台1处、水塘1处、灰坑遗存11处和长方形排房式建筑遗迹1处（图3）。
城内文化地层堆积较厚，一般厚度在1.5～2.2m，最深遗迹距地表约5m。采集若干板瓦、筒瓦、陶片及铜块，陶质以泥质夹沙灰陶为主，泥质夹沙红陶、泥质夹沙黑灰陶次之。可辩器物有鬲、豆、盂、壶、釜、盆、罐、瓦等，纹饰主要有细绳纹、粗绳纹、戳印纹、橘皮纹、方格纹、布纹、弦纹等。属于早期楚文化范畴的包芯柱足鬲、盂、盆、罐、甗为代表的陶器群，以及属于西周晚期的细绳纹板瓦、筒瓦等大型建筑构件等均有出土（图4）。
城址周边分布众多古遗迹。北城门外东北侧有一古陶井和窑址，再东为墓陵岗古墓群和军事要塞南襄堡;西城门外西侧为金包岭古墓群，再向西有一单券石桥，名“火石桥”，俗名“和氏桥”;城北沮河北岸山顶有朝廷观、白鸡寺等古建筑遗址和团包烽火台遗址。
由此城沿沮河而下的20km范围内，两岸分布有从新石器至唐代遗址17处。值得注意的是在南襄城下游发现如此多的墓群，特别是距南襄城南4.5km的老君观遗址采集的“西汉蹄形扁腹铭文铜鼎”和“战国窄身直柄铭文铜剑” （图5），以及距南襄城遗址东南17km的双路遗址出土的玉柄铜剑和玉器（图6），其等级之高，为王所属，不排出附近有楚王居所的城邑和楚王陵的可能性，亦可与南襄城有关。相信随着南襄城遗址周边考古调查的深入和铭文辩释，将会得到更多线索。
南襄城遗址与早期楚民族文化
早期楚民族文化概念不同于后期广义楚文化，它是西周至春秋初期出现的具有楚民族特殊个性的民族文化。从政治层面来看，早期楚民族是楚先、楚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群，民族成分单纯。从文化层面分析，早期楚民族文化仅存于地域性楚民族个体之中，具有典型土著民族的空间范围和文化特征，虽然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影響，但对其自身文化不会产生直接影响。
从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角度分析，南襄城遗址中出现了西周早中期特有的长方形排房式建筑遗迹和属于早期楚文化范畴的包芯柱足鬲、盂、盆、罐、甗为代表的陶器群，以及西周晚期的细绳纹尖唇板瓦、筒瓦等大型建筑构件和城外的军事设施，具有楚国都城雏形特征，其文化面貌与当阳季家湖城、磨盘山遗址和江陵纪南城等东周遗址有一定差异，时代似早于当阳季家湖东周文化层。荆州博物馆初步勘探得到的结论是：城内主要堆积为楚文化遗存，始建于春秋时期，使用至西汉。
首先，从地域文化因素来看，南襄城位于沮河上游，季家湖楚城位于沮漳河下游，两城相距约115km。理论上，在一个相对流域范围内文化传承应有承接关系。
其次，从文化序列推断，季家湖楚城属春秋晚期，其上游文化有可能早于春秋晚期。南襄城文化地层中出土器物最突出的特点是发现了早于季家湖楚城的包芯柱足鬲，具有明显的春秋早期文化特征，证明了此推断的成立。
第三，从建筑规模比对，一般规律是晚期建筑规模大于早期建筑规模。季家湖楚城面积2.24平方公里，南襄城面积0.19平方公里，体现了建筑规模由小到大发展的规律性。
第四，从地理空间环境考证，南襄城位于荆山余脉东南沮河上游的崇山峻岭之中，而季家湖楚城位于沮漳河下游的沮漳平原，契合了楚人从莽莽荆山向土地肥沃的沮漳河平原拓疆发展路线。
尽管我们对于早期楚民族文化的认识还十分浅薄，但南襄城遗址早期楚民族文化遗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值得高度关注。
据现有资料考析推断：南襄城遗址是楚国城址，该城从春秋初期到战国早期（前740年-前408年）延续了300多年，虽然从考古学来说，若推断为早期楚城，周边必有贵族墓相伴，而目前并未找到，城址内布局尚不完全清楚，文化内涵还待揭露，若干问题还有待考古发掘成果予以印证，但这并不影响目前的推断结论，尽管这一推断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获得考古学术支撑。
本文探讨论述当属一己之见，谬误之处，恳望专家给予批评教正。
作者单位：远安县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