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突破了其他同时代的女性作家对于女性的神化，还原女性本真，展现她们真实的生存环境，描述她们的心灵历程。她为海派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对当时文坛女性文学也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角色意义悲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的命运大多以悲剧收场，诸如在病痛和绝望中死去的郑川嫦、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生命的活力如炉香一般渐渐熄灭了的葛薇龙，还有许多在苍凉的大时代背景之下痛苦地挣扎着的女性角色，她们即使肉体还没有死去，但是精神已经被消解磨灭了。更可怕的是其中的一些被摧残者一旦得势，又以更为残暴和狠毒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特别是年轻的下一代，让她们成为自己不幸命运陪葬品。而这些女性悲惨的命运的存在并不是无缘由的，张爱玲也通过对于她们生存状态的描绘对女性命运进行关照，控诉了带给女性不幸的各类因由。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半中半西的人物，她们的个性也大多半新半旧，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杂糅出来的产物，显得怪诞而丑陋。而性格上，也常常是看似新潮而实则陈腐的。她们自始至终都难以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禁锢，难以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旧规则中摆脱出来的。“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是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的一段话，这也反映到她的作品之中。张爱玲塑造的许多女性角色，不仅受到外在的封建思想的控制，其实内在也是认同封建制度和文化的。外在和内在的双重控制，导致了许多女性角色悲剧的一生。传统男权封建文化的结构中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男权文化的全面渗透与统治，使得女性无论在身体在心灵上都经受着剥削和打压。总之，女性永远要活在男人的统治之下，如同绣在屏风上的精致的鸟，这一辈子想飞都飞不出来，死也要死在屏风上。这种虐待和控制本身是外在的，但是久而久之，许多女性习惯于这种制度后，转而成为了内在的奴化。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说到：“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人”的觉醒，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思索自身的生存价值和境况，努力去摆脱封建传统思想强加给她们的封闭的观念，从“我”出发去思考人生思考各种问题。但是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文学书写，女性作家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们更多的表现女性个人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而非展现宏大的时代风云变幻。在禁锢了千年的封建思想逐渐瓦解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抓住时机倾尽权利抒发“自我”、展示“自我”，用以控诉封建父权社会三纲五常对于女性的压迫。她们强调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地位，提倡女性自立自强思想解放，倡导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虽然发表作品较晚，但是也可以看出作为女性作家的她，也同样关注着女性命运，在男权压榨下探讨女性自由快乐生活的可能。这与其他女性作家的目的是不谋而合的。张爱玲对于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有一定的继承，但重要的还是她对于主流文学的突破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大致可分为两种倾向。一部分作者为了弘扬女性的伟大与崇高，将女性角色神化。例如冰心，她总是提倡表现真善美，展现女性细腻和完美，特别是对于母爱的歌颂和弘扬，将女性的情感提升到了有别于现实的高度。冰心在散文集《关于女人》中写道：“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们虽然并非自愿，但却无意之中迎合了男性主导的社会所赞扬的舆论导向，即将女性神化以限定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角色扮演，鼓励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另外一部分过度的强调男女平等，将不同的两个性别完全等同起来，倡导女性争取同男人同等的价值和地位。
　　张爱玲并不赞同构建女性神化，“我也不是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挑的，但倘是深入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徽粼粼，也仍然饱畜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她愿意通过自己的作品，透视女性的心灵，揭露封建思想对于女性的控制。而相比于其他的女性作家，她有了更为明显的自省倾向。她着力于探讨女性悲剧命运背后自身的奴化和劣根性，从女性自身的思想层面来反思造成她们不幸的深刻根源。
　　当然，张爱玲也绝对反对淡化女性意识的写法。同时期的谢冰莹、丁玲等女性作家，她们在政治变幻的影响之下，着力于写出时代的苦难。她们不再单纯的描绘妇女的命运，笔调也不再凄婉、清丽。谢冰莹说：“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再也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
　　张爱玲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阶级、民族矛盾的变化，也鲜有描写工农群众和革命者形象的作品。她认为“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五四”以来的写实派小说，把生活描述的简单化，过于片面而缺少艺术感染力，塑造的人物也大多呆板符号化。而张爱玲致力于写人生安稳的一面，她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大多都是生活在上海、香港的小姐少奶奶形象，她的笔下没有风云变换的大时代气象，有的只是平庸的妇女平凡的日常生活，这些女性角色几乎从不关心政治动向，她们关心的是今年流行的布料颜色，是结婚应当置办的嫁妆，是和恋人约会绝佳的地点。她侧重于这些女性真切的生活状态。而这些生活状态正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最好展现。
　　尽管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往往都是不彻底的人物，她们既不是优秀完美，也没有达到穷凶极恶的地步。但这正是张爱玲孜孜以求的，她想塑造的本色的女人，想描绘的“华贵蕴藉”的生活。如《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王娇蕊，她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奔波在各色男人中间，这是她面对爱情婚姻不成熟的表现，但是在生活上她又是如同孩子般天真烂漫的，她希望保持身材又难以经受住花生酱的诱惑，她总是不自觉的说出一些可爱的俏皮话来。长安虽然从小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曹七巧，但是她面对心爱的人是十分单纯快乐的，甚至连曹七巧的冷言冷语指桑骂槐都不放在眼里，笑眯眯的自顾自的去戒烟。这些细节，使得这些角色不仅没有丧失女性特征，还更彰显出她们的细腻，使得她们她们的形象更为完整和全面，显得真实丰满。
　　张爱玲把目光投向女性，揭露女性内在的阴暗和丑陋。但是她并不是憎恨着厌恶着的，她给予这些悲苦女性同情和理解，用她阔大的包容心去展现这些渺小的无力的女性，面对灰暗压抑的社会如何拼命挣扎，而又最终落入人性扭曲的深渊的无奈之感。她的作品总是笼罩在一片苍凉的色彩中，但又隐藏着张爱玲内心身处对于美好人性的向往，对于天荒地老的爱情的渴望。
　　参考文献
　　[1]葛兆金.张爱玲小说的“反闺秀”现象[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3.
　　[2]谭杰.女性意识：喧嚣之外显悲音[D].山东师范大学，2011.
　　[3]成秀萍.颠覆父权体制的女性书写[D].苏州大学，2001.
　　[4]潘林.《红楼梦》悲剧意识与其对张爱玲的影响[D].福建师范大学，2010.
　　[5]李继玲.悲剧·人生·世俗·语式—张爱玲爱情文本意蕴技艺谈[D].郑州大学，2003.
　　[6]王卫平，马琳.张爱玲研究五十年述评[J].上海：学术月刊，1997，（11）.
　　作者简介：何娟（1989-）女，汉族，湖北宜昌人，硕士在读，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