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从很远的地方来。我看不到源头。
　　逆流上溯，我的目光穿过远处两座山峰的豁口，然后像一缕水蒸气，突然耗散在空茫天际。这样的情境使我误以为自己是在观赏一幅立轴山水。这个错觉有其空间依据——我那时位于这条快要干涸了的河流下游，坐在河床的卵石上，两手撑住后仰的上半身，眯着眼向北瞭望。
　　渔网已经撒下，我们无事可做。身后十里开外，是我近三十年前就已经不在此居住的村庄。在我和村庄之间，是被这条河流一分为二的、收割后的稻田。
　　我坐在这里，背对着村庄，等待河里的鱼上网。这么多年来，村庄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它逐渐向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道路倾斜，而且是那样地势不可当。在我还居住在这里时，除了极少数几种轻工产品，村庄几乎不需要来自外面世界的事物。我们一眼就能分辨出外来的东西，比如有线广播——对村庄来说它可有可无——它的出现，只让村庄多了一个懒汉和无休止的扰人的噪音。盐和火柴以外，我一时真想不起那时的村庄还需要哪些外来物品。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外面也不大需要村庄。村庄每年完成缴纳公粮的任务之后，几乎就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直到来年春耕之前，它都将安静地卧在这里悄无声息，仿佛也和万物一同进入了冬眠，甚或从来就不曾存在。只有若干年前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们，或像我一样的游子，才偶尔在似梦非梦中想起它。
　　这条河日渐枯萎，这不仅是由于季节的缘故。但我还是执意要来撒两网——因为我并不只是想到这里来碰碰自己的运气。同来的少年时代的朋友告诉我，最初有人说是上游养了太多的牲畜，后来又有人归因于上游的村庄截流过度。这些想法曾直接导致村庄之间的冲突，但最终谁都找不到令对方自认理亏的证据。也是，谁家的牛羊多了少了，谁家从河里抽不抽水浇地，这不需要通报下游的村庄，也无法得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冲突只能不了了之。但有一个事实无可争辩：河里的水是越来越少了。身旁这些鹅卵石表面上原有的干苔早已随风散去，从石头的颜色上看，河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漫过我坐着的地方。村庄原本是依赖这条河水灌溉稻田的，但眼下，一些靠近山坡的稻田已经改种了玉米、大豆或其他作物，无论从高度还是从颜色上看，这些旱田都和紧邻的稻田泾渭分明。
　　跟河流一样日渐枯萎的，还有村庄的内部以及它的野心。在鼎盛时期，村庄像桑蚕蚕食桑叶那样大规模扩张，把长满植被的山坡修成了条条梯田。其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场面也许至今还萦绕在村庄的记忆附近。现在，村庄虽已停止了扩张，但它在壮年的时候透支了太多，萎缩已无可挽回。入秋以后，人们依次收走上面的出产，裸露出大地苍凉、枯燥的胸膛。当年贫瘠的梯田刚刚变得有些肥沃起来，上面的泥土刚有些发黑，种下去的高粱都能长到一米多高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留恋这里，他们开始选择离开。他们陆续离去，使村庄看上去越发像一个披着肥大外套的稻草人，空洞而又了无生气。有些人夹杂在拥挤的人潮中每年一度赶在除夕前回到这里，吃了年夜饭，小住几日后又匆匆离去。于是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这些人身上的村庄的气息越来越淡漠，与此同时，他们更多地具备了明显的候鸟特征。村庄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在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外来人涌入村庄。我坐在远离村庄的河滩上，依稀想起当年大批年轻人排着队列扛着红旗唱着战歌来到这里时的情形。他们刚来的时候不会种地，更有甚者五谷不分。日后当他们明白了自己的工作性质，他们自嘲地将其称为“修理地球”。他们来的时候不少人穿着军装扎着皮带顶着军帽挎着军包，他们没有佩带领章和帽徽——他们是一支崇拜军队的队伍，却跟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关联。随着他们的手脚日益变得粗糙，他们的背驼了，腰杆也有些弯曲了。他们的脸上已经现出了长期风吹日晒后的古铜色。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忘掉了自己的身份，以为自己已经成为村庄的一分子，而当我们也快要分辨不出他们时，他们却又像来时那样一夜间消失得踪影不见。他们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排排专为他们建造的房屋，作为他们确曾来过的物证。如今，这些房屋被人承包下来办起了养鸡场，路经此处，远远就会闻到阵阵刺鼻的鸡粪味。
　　村庄是开放的，谁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了，留下来生根发芽，村庄不会喜出望外;走了，可能一去不返，村庄也不会因此失魂落魄。城市则不然。城市在很多地方都设置了重重障碍，让你不得擅自闯入，高高的围墙和铁栅只是这种阻隔最外在的形式。公园、球场、剧院、展馆甚至学校……只有你的身份得到了识别，才能进入它们的内部。但在村庄，这样的界限模糊不清，想到一个地方去，在路边等上一会儿，就会有一辆路过的拖拉机或者马车顺便捎上你一段。有时，临时用用邻家的一件农具，大可不必前去打声招呼，径自拿去，用完了原样送回去，主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家的农具到别人的地里干了一天活。如果你日后遇到这家主人，跟他说起这件事，我几乎可以肯定他都懒得回应你的谢意。
　　到了秋天，田鼠开始忙碌起来。它们昼伏夜出，忙着把人们辛苦耕作的粮食运到它们的洞穴里去。除了在粮仓范围之内下药，人们从不把鼠药下到田里。也许在村庄看来，田里的出产大概也有这些田鼠的一份吧——尽管它们并没有参与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庄客观上把自己摆在了和田鼠一样的位置，彼此同属这一片天空下的土地。城市呢？我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城市费尽心机地把自己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痕迹。楼道草坪里设置的灭蟑灭鼠药物，仅仅是城市不经意间的作为，尤为触目惊心的是城市对土地的背离。在城市，孩童们已经很难接触到土地，接触到万物赖以生长的土壤。而这一切，恰恰都是一步步从村庄走出来的人们苦心经营的杰作。
　　最令我震惊的变化，是村庄自身的生产也几近停滞。从我撒网的这个位置，理应听得到不远处的村办小学传来的喧闹，或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但现在，那所校舍空无一人。那些飞出去的候鸟，要么把蛋下在了别的地方孵化，要么在无休止的跋涉和迁徙过程中干脆就删除了繁育后代的功能。为此采取的措施冷漠、滑稽、简单而又一劳永逸，彻底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属于村庄的孩子们的数量，跟河里的鱼一样少之又少。我们刚收上来的一网，才捕上来七八条小鲫鱼。照这个速度，要想喝上一锅鱼汤，我们恐怕要干到傍晚才行。
　　有鉴于生源日益减少，两年前，主管部门已把村庄的学校合并到了乡里，这让孩子们早早熟悉了离开村庄的步伐。若在过去，忙完了秋收，孩子们还要在老师的带领下，进山捡拾松塔和干树枝，作为冬季引火之用。这些事本不应由他们来干，但孩子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额外的苦役。跟其他各种应季的农活一样，他们把这样的劳动当成了娱乐。他们很快就会忘掉手掌被树枝的毛刺刺破的疼痛，开始在林子里相互追逐。孩子们的欢呼所到之处，惊起一群群山雀，偶尔有几只野鸡拖着长长的尾翎从枯草丛里蹿起来扑棱棱飞去，免不了让走在前面的孩子为之心惊肉跳，待看清它们不过是两只野鸡，才大声惊呼“野鸡！野鸡”。
　　河里的水实在太少了，从这里远远向下游望去，我几乎看不到泛着银光的河流，反倒看见一条贯穿村庄的明亮的柏油路，与秋后灰蒙蒙的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知道这条柏油路经由这里，将与下一个村庄相连，又最终与城市一脉相通。我有充分的理由把这条柏油路看成是一棵硕大无朋的树木——如果从高空俯视，宏观上看去，城市俨然便是这棵树木结出的果实，辉煌而绚丽，村庄则是构成这棵树木的根系。而此刻我深感遗憾的是，村庄品尝到从自己的树上结出的硕果，竟整整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而且为此丧失了沿袭千百年的独立原则。我身后的村庄已经不再有往日的傲骨了。这样的趋势由不得任何人。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时代，我，还有我曾与之相依为命的村庄的独立性注定要一点点销蚀，渐渐融入时代洪流。我看到的柏油路既不是开端，也不会是这一进程的终结。
　　（阿南，本名郑炳男，有作品散见于《作家》、《民族文学》、《当代诗歌》、《诗歌报》、《天池》等纸媒。有诗入选《当代大学生诗歌选粹》、《第三代青年诗人探索诗选》等集。迄今出版各类译著近40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