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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办展览、推动文物数字化、开发文创衍生品,曾经只能躺在博物馆里的国之瑰宝,正逐步走出深闺高阁,“活”在当下。
一系列文博界现象级事件的出现,能否说明我们已找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规律?《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
“现在我在各地讲课,都呼吁要大力培养会讲故事、懂传播的文博工作者。”陆建松认为,“让文物活起来”的关键在于讲好故事:“研究到位,从而挖掘出内涵,把故事的‘编剧’做到位,运用恰当的形式,主动、生动、完整地表达。”
《瞭望东方周刊》:这五年,我们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让文物活起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你如何看待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
陆建松:可以说,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现在不少博物馆仍重保管和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陆建松:我们必须改变观念。
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博物馆工作的重心是收藏和研究。到了8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出国考察后发现,国外博物馆强调的是展览和知识传播。此后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中国的博物馆开始转变思路,工作重心向展览靠拢。
国家文物局为此于1997年启动了“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并开展“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同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很多展览虽然评上了“十大精品”,但是依然在半年、一年之后门庭冷落。
我和很多博物馆管理者讨论过,究其原因,我们还是有相对落后之处。第一,缺乏临展和特展,虽然常规展览是博物馆的主要传播方式,但是只有常规展览是不够的,还需有大量的临展和特展。第二,国外博物馆会策划很多的拓展性教育活动,我们做得不够多。
然而,现在仅做到这两点也不够,还需要第三条腿,那就是要重视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进行知识传播。《国家宝藏》通过电视媒介的形式,来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这个创新的方向值得肯定。
《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出台的《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的三大目的作了序次调整,从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教育功能提到首位。
陆建松:对,博物馆就是一个教育机构。我们保护文物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现代人能够知道它、了解它。收藏、研究、保管是基础和前提条件,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是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也就是说,博物馆应该确立以知识传播为最终导向的经营理念。
《瞭望东方周刊》:博物馆要突出教育功能,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博物馆的展览能否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展览本身能否“让文物活起来”?
陆建松:我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好像不少,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大众不感兴趣,大部分内容也看不懂。游客听说某个博物馆有名,赶快去看看,但进去转一圈看完了,却没有任何印象。
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好不好,要看三点:让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好看,能留下记忆和印象。做到这三点,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实现知识的传播。
现在做不到,还是故事没有讲好。文物能否“活”起来,关键就在于故事能否讲好。这里面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挖掘文物内涵的要点在哪里?
陆建松:挖掘内涵需要加强对文物藏品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跳出原有考古学、文物学、器物学的研究范畴,把这件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讲出来。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导览就是一个标签,写出什么朝代、哪里出土的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说明当时有什么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文物的制作采用了什么工艺。
其次,光是讲故事还不够,要上升到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因为这些器物后面都有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与精神。
比如,台北故宫的藏品“翡翠白菜”,不能只介绍它的年代和工艺,要讲这个“白菜”是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它为什么是翠和白两种颜色?是要告诉女儿到婆家之后要清清白白做人。这个“白菜”上面还有两个虫子,那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
陆建松:把文物背后的知识挖掘出来是第一步,但这个知识是学术性的,我们还要将其转化为大众愿意接受的内容。这就需要做到“四化”,也就是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把理性的东西感性化,把知识性的东西趣味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通过展览的导览,把故事讲出来。导览除了可用语音、动画等多种形式,也可分成不同版本,比如专业版、大众版,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讲好不可移动文物的故事?
陆建松:无论是可移动文物还是不可移动文物,规律都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比如,现在去看圆明园是一片废墟,那么能不能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带上谷歌眼镜,将圆明园当时的建筑、人们的生活场景还原出来?要做到这点,需要多学科的融合,但研究仍是第一位的。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国家宝藏》热播,“开口说话”的国宝成为“网红”,是否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方式?
陆建松:我认为《国家宝藏》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整个故事的编排方面有一些别扭。研究到位、编剧到位、用恰当的形式进行生动完整的表达,这三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
无论是办展览、开发App、做遠程教育云,还是用电影纪实、电视节目等方式传播知识,这些只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形式和手段。
我们在文博教育的表现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创新,但围绕文博内容的项目,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知识性、教育性,第二个是真实性、科学性,第三个是观赏性、趣味性。它跟迪士尼、好莱坞这些代表娱乐性的不同,文物的故事是要有依据、有研究支撑的,不能随便演绎。
一些多媒体公司、文化公司都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是,虽然技术都是现成的,多数产品却流于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陆建松:现在我们还是“两张皮”——懂传播的人不懂内容,懂内容的人不知如何传播,既懂得搞研究又可以做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太少。
目前整个中国的博物馆里最缺少的,就是会讲故事的人、懂文化传播的人。大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只搞研究,他们在大学里面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养。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改变“博物馆缺少会讲故事的人”这一现状?
陆建松:这种人才最好是由博物馆学来培养,也可以引进传播学或相关专业的人。
如今,每天吸引大众眼球的文化产品实在太多,如果博物馆仍停留在原来的传播方式上,必然适应不了现代社会。可是,在博物馆里做文化传播的人员,没有搞研究的地位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上海市文物局曾委托我做过一套博物馆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标分成三个方面:50%是展示教育,30%是收藏研究,20%是基础管理。给展示教育50%的侧重,就是要让博物馆往这个方向去倾斜。
某种意义上讲,博物馆没有企业一样的高效管理体系,所以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靠机制保障。博物馆以展示教育、文化传播为导向制定一套绩效考评体系,所有人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文物的故事才能讲好。
一系列文博界现象级事件的出现,能否说明我们已找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规律?《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陆建松。
“现在我在各地讲课,都呼吁要大力培养会讲故事、懂传播的文博工作者。”陆建松认为,“让文物活起来”的关键在于讲好故事:“研究到位,从而挖掘出内涵,把故事的‘编剧’做到位,运用恰当的形式,主动、生动、完整地表达。”
“十大精品”为什么门庭冷落
《瞭望东方周刊》:这五年,我们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举措,“让文物活起来”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你如何看待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
陆建松:可以说,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进步,但是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现在不少博物馆仍重保管和研究,仍然不会讲故事,在创新方式上,有形式但没有内容,花架子做了不少。“让文物活起来”肯定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否则博物馆会越来越不受欢迎,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陆建松:我们必须改变观念。
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博物馆工作的重心是收藏和研究。到了80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出国考察后发现,国外博物馆强调的是展览和知识传播。此后以上海博物馆为代表,中国的博物馆开始转变思路,工作重心向展览靠拢。
国家文物局为此于1997年启动了“陈列展览精品工程”,并开展“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活动。同时,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很多展览虽然评上了“十大精品”,但是依然在半年、一年之后门庭冷落。
我和很多博物馆管理者讨论过,究其原因,我们还是有相对落后之处。第一,缺乏临展和特展,虽然常规展览是博物馆的主要传播方式,但是只有常规展览是不够的,还需有大量的临展和特展。第二,国外博物馆会策划很多的拓展性教育活动,我们做得不够多。
然而,现在仅做到这两点也不够,还需要第三条腿,那就是要重视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进行知识传播。《国家宝藏》通过电视媒介的形式,来讲述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这个创新的方向值得肯定。
《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出台的《博物馆条例》将博物馆的三大目的作了序次调整,从过去的“研究、教育和欣赏”,调整成了现在的“教育、研究和欣赏”,教育功能提到首位。
陆建松:对,博物馆就是一个教育机构。我们保护文物是为了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现代人能够知道它、了解它。收藏、研究、保管是基础和前提条件,最终目的是为了教育,是知识的传播与交流。也就是说,博物馆应该确立以知识传播为最终导向的经营理念。
“翡翠白菜”也要有好“编剧”
《瞭望东方周刊》:博物馆要突出教育功能,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博物馆的展览能否进行有效的知识传播?展览本身能否“让文物活起来”?
陆建松:我国博物馆每年展览数量看上去好像不少,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很多展览学术味太浓,大众不感兴趣,大部分内容也看不懂。游客听说某个博物馆有名,赶快去看看,但进去转一圈看完了,却没有任何印象。
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好不好,要看三点:让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好看,能留下记忆和印象。做到这三点,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实现知识的传播。
现在做不到,还是故事没有讲好。文物能否“活”起来,关键就在于故事能否讲好。这里面涉及到三个技术层面的内容:挖掘内涵、做好“编剧”、运用恰当的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挖掘文物内涵的要点在哪里?
陆建松:挖掘内涵需要加强对文物藏品的研究。
首先,我们要跳出原有考古学、文物学、器物学的研究范畴,把这件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讲出来。很多博物馆的文物导览就是一个标签,写出什么朝代、哪里出土的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说明当时有什么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文物的制作采用了什么工艺。
其次,光是讲故事还不够,要上升到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因为这些器物后面都有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蕴含着中国人的智慧与精神。
比如,台北故宫的藏品“翡翠白菜”,不能只介绍它的年代和工艺,要讲这个“白菜”是父母送给女儿的嫁妆。它为什么是翠和白两种颜色?是要告诉女儿到婆家之后要清清白白做人。这个“白菜”上面还有两个虫子,那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做好文物故事的“编剧”?
陆建松:把文物背后的知识挖掘出来是第一步,但这个知识是学术性的,我们还要将其转化为大众愿意接受的内容。这就需要做到“四化”,也就是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把理性的东西感性化,把知识性的东西趣味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通过展览的导览,把故事讲出来。导览除了可用语音、动画等多种形式,也可分成不同版本,比如专业版、大众版,从而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讲好不可移动文物的故事?
陆建松:无论是可移动文物还是不可移动文物,规律都是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比如,现在去看圆明园是一片废墟,那么能不能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游客带上谷歌眼镜,将圆明园当时的建筑、人们的生活场景还原出来?要做到这点,需要多学科的融合,但研究仍是第一位的。
期待博物馆里的“故事大王”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国家宝藏》热播,“开口说话”的国宝成为“网红”,是否说明我们已经找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的有效方式?
陆建松:我认为《国家宝藏》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整个故事的编排方面有一些别扭。研究到位、编剧到位、用恰当的形式进行生动完整的表达,这三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
无论是办展览、开发App、做遠程教育云,还是用电影纪实、电视节目等方式传播知识,这些只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形式和手段。
我们在文博教育的表现形式上确实有很多创新,但围绕文博内容的项目,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知识性、教育性,第二个是真实性、科学性,第三个是观赏性、趣味性。它跟迪士尼、好莱坞这些代表娱乐性的不同,文物的故事是要有依据、有研究支撑的,不能随便演绎。
一些多媒体公司、文化公司都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但是,虽然技术都是现成的,多数产品却流于形式。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陆建松:现在我们还是“两张皮”——懂传播的人不懂内容,懂内容的人不知如何传播,既懂得搞研究又可以做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太少。
目前整个中国的博物馆里最缺少的,就是会讲故事的人、懂文化传播的人。大部分博物馆工作人员只搞研究,他们在大学里面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培养。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改变“博物馆缺少会讲故事的人”这一现状?
陆建松:这种人才最好是由博物馆学来培养,也可以引进传播学或相关专业的人。
如今,每天吸引大众眼球的文化产品实在太多,如果博物馆仍停留在原来的传播方式上,必然适应不了现代社会。可是,在博物馆里做文化传播的人员,没有搞研究的地位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上海市文物局曾委托我做过一套博物馆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标分成三个方面:50%是展示教育,30%是收藏研究,20%是基础管理。给展示教育50%的侧重,就是要让博物馆往这个方向去倾斜。
某种意义上讲,博物馆没有企业一样的高效管理体系,所以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靠机制保障。博物馆以展示教育、文化传播为导向制定一套绩效考评体系,所有人为这样一个目的服务,文物的故事才能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