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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入手，梳理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影响的理论内容，并选取2000-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资本份额，最终得出有效结论。经过多重分析研究，可从结果中分析资本份额和资本效率的规模和质量特征问题，并以问题为基础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资本份额;资产配置特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
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在21世纪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广受认可的环境下逐渐弱化，但资本形成来源的金融帝国化趋势、资本形成的基础性作用和中国现处于的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等因素的存在，使得研究中国资本形成的来源存在的问题和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的重要性仍不可小觑。
资本的使用逐渐泛化，在使用中不局限于物质资本、已经拓展出了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等众多资本内涵。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两者的协同效应，而是发展到探索银行贷款、证券和股票融资、民间借贷等资本来源的规模和效率，以及如何扬长避短。
本文的资本限定于机器设备、厂房等价值转移持续时间长的固定资本，梳理了讨论资本形成重要性的问题，尤其是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性作用，用模型衡量2000-2019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探讨了中国行业和家庭资本配置的配置方向和问题。
一、现代资本与经济的影响理论
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和阶段提出了经济-资本形成理论。本部分内容在梳理理论的内涵和特征之后，还总结了该理论的弊端。
（一）强调实现质的飞跃的推动力
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存在阻碍因素导致低水平的循环性，具有固化特征，需要大量的资本形成助推经济实现跨越，从低水平飞跃到高水平增长和发展。典型代表如下：
1953年，罗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資本形成》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水平导致投资的供需两端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规模不足，而长期的低资本形成又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之中。因此，需求和供给都要改善，既要提高储蓄率，增加储蓄和投资;还要克服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收益低风险高所造成的投资吸引力不足问题，即资本形成的需求“瓶颈”，采取“平衡增长”战略，即在众多的行业中同步投资，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动。该理论弊端在于仅认为储蓄和投资增加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未能注意到储蓄结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认为促进经济增长因素只有储蓄和投资，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限制;将个人储蓄作为储蓄的唯一来源，忽略了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存在，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能力。
1956年，纳尔逊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角度提出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以提高人均投资水平。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也忽视了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不是利益和谐的过程，而是利益冲突的过程;不是均衡，而是冲突和曲折的过程。经济发展首先产生“起始的变化”，然后产生“第二级强化运动”，最后出现“上升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初始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各变量构成一个体系，互相影响。缪尔达尔将低收入的原因拓展到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认为社会经济受到多种方面因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因此，缪尔达尔推崇通过改革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实现收入平等，增加储蓄以同时提高投资供需两个方面，促进资本形成。
（二）强调资本的边际产出为正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v）中由假定推出资本/产出比（v）不变，储蓄率（s）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且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是资本积累率。某种程度上说，资本积累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是它因只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乃至制度因素等的显著影响而受到了批评。
马克思也认为“资本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入”。被节约或者是剩余下来的资本通过购买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和质量，提高了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提高了产品的质和量，扩大了市场规模和溢出影响。
二、资本份额和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一）经典研究
麦迪逊（1970）和纳迪里（1972）两个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要素生产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在发达国家中的影响，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因此，资本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更为重要，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中国的资本份额
为了测算出中国近20年的资本贡献率并与国际水平做比较，研究其结构和总量问题，下文利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模型Y（GDP）=AKαLβ，估计20年间资本对经济贡献的大小，并研究其历年的波动和原因。因变量是对数化的GDP，自变量是对数化的，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估计的当年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总的劳动力，系数就是自变量的份额，GDP、K、L的单位分别是亿元、亿元和万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0-2019年20年的统计数据。估算的二元回归方程如下：
lngdp=-149.1266+0.306140 LNK+ 14.04516LNL
（39.56428） （0.108557）
（3.629985）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9，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量k的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而自变量劳动力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模型估计形式有待优化。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增加1%，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306%。 数据选用的是名义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名义GDP，本方程没有考虑资本形成投资的滞后效应，考虑到大型生产线的长周期、大耗费的特点，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不能立即转化为当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总值;时间序列数据易由于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也没被考虑到，该二元回归方程仅是基础的C-D模型的应用化，不过资本的显著影响可见一斑。
（三）中国的资本配置规模和结构特征
1.行业配置总量与结构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按行业分类来看，2017年建筑业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高达59.8%，机械设备制造业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为21.8%，资本形成呈现密集性、方向性投资态势，反映出中国的居住型和商用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膨胀。不同行业的资本形成额与行业特点有关、也反映了行业的热度，资本的逐利性质使得资本涌向高回报行业。而其他行业的发展也由于建筑业的快速、高额回报而受到了限制和阻碍。
2.家庭资本配置总量与结构
《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161.7万元，户均可投资资产规模55.7万元;家庭总资产配置中，房产占比达到77.7%，金融资产配置仅占11.8%;31-40岁的家庭总资产超300万，年轻和年老家庭房产配置过多。
房地产在资产中所占比重高，金融资产规模低、结构单一，预防性储蓄高，消费壁垒多，与畅通国内流通、扩大内需的良性经济发展结构相去甚远，导致内需增长乏力，安全堪忧。单一的资产结构带来了高资产风险，不利于居民财产稳定增长。较大的财富差距对劳动供给、生产投资也有不利影响。因此政府需要改变家庭资产配置不合理、财富差距加大的现状，抑制房价泡沫并完善土地政策转变居民的投资预期、缩小城乡和区域财富差距，培育更完善金融市场。
三、结束语
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的资本份额大致在60%，远高于中国的30%，中国的固定投资呈现出规模高、收益低的特点，投资效率低下，资本配置尚有改进余地，资本利用也没有达到利润最大化。中国资本市场大而不强的问题有待解决。
政府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完善金融市场。促进不同资本来源在不同行业企业的流动和流向。完善的金融市场给资金持有方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多样和安全的投资渠道，也给资金需求方如个人消费贷款和企业投资项目提供了充裕的优质的资金，匹配了投融资意愿和期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分散了市场系统和个体风险。利率自由化定价机制已经建立，还需切实解决银行兼顾风险和收益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之间的矛盾。
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我国已经确立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经济制度，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实处。
释放改革开放创新的活力。改革、开放、创新的共同之处在于带来了革命性的、结构性的、质量性的飞跃，激发了市场、企业、政府的生命力和生产力。改革没有止境，也需要协调好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政策抑制房产市场，推动实体产业。房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加重了居民和企业的负担，限制了消费和储蓄，扭曲了市场产品和资源的价格。实体产业的渐进式发展才是长期性、稳定性的发展方式。
加强金融教育和人才培养。金融知识素养的提高将帮助个人和企业形成正确的资产配置方法、投融资预期和行为规范，人力资本的投入也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
参考文献：
[1]赵娜，张少辉.中国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基于协变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7（08）：132-143.
[2]骆世广，张宇楷.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广州深圳2000-2015数据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7（23）：164-167.
[3]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资本形成与货币扩张的互动关系：解析中国经济增长[J].财经研究，2010，36（06）：36-45+68.
[4]张烨卿.资本形成、内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基于资本产出比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6（06）：31-40.
[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08）：3-12+27-90.
关键词：中国资本份额;资产配置特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
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在21世纪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广受认可的环境下逐渐弱化，但资本形成来源的金融帝国化趋势、资本形成的基础性作用和中国现处于的初级社会主义阶段等因素的存在，使得研究中国资本形成的来源存在的问题和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的重要性仍不可小觑。
资本的使用逐渐泛化，在使用中不局限于物质资本、已经拓展出了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等众多资本内涵。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两者的协同效应，而是发展到探索银行贷款、证券和股票融资、民间借贷等资本来源的规模和效率，以及如何扬长避短。
本文的资本限定于机器设备、厂房等价值转移持续时间长的固定资本，梳理了讨论资本形成重要性的问题，尤其是这些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性作用，用模型衡量2000-2019年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探讨了中国行业和家庭资本配置的配置方向和问题。
一、现代资本与经济的影响理论
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和阶段提出了经济-资本形成理论。本部分内容在梳理理论的内涵和特征之后，还总结了该理论的弊端。
（一）强调实现质的飞跃的推动力
这些理论都强调了存在阻碍因素导致低水平的循环性，具有固化特征，需要大量的资本形成助推经济实现跨越，从低水平飞跃到高水平增长和发展。典型代表如下：
1953年，罗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資本形成》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低人均收入水平导致投资的供需两端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规模不足，而长期的低资本形成又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之中。因此，需求和供给都要改善，既要提高储蓄率，增加储蓄和投资;还要克服发展中国家市场狭小、收益低风险高所造成的投资吸引力不足问题，即资本形成的需求“瓶颈”，采取“平衡增长”战略，即在众多的行业中同步投资，形成相互的需求推动。该理论弊端在于仅认为储蓄和投资增加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未能注意到储蓄结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认为促进经济增长因素只有储蓄和投资，忽略了其他因素的限制;将个人储蓄作为储蓄的唯一来源，忽略了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存在，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能力。
1956年，纳尔逊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角度提出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以提高人均投资水平。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也忽视了资本以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发展不是利益和谐的过程，而是利益冲突的过程;不是均衡，而是冲突和曲折的过程。经济发展首先产生“起始的变化”，然后产生“第二级强化运动”，最后出现“上升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初始的变化。这一过程中各变量构成一个体系，互相影响。缪尔达尔将低收入的原因拓展到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认为社会经济受到多种方面因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因此，缪尔达尔推崇通过改革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实现收入平等，增加储蓄以同时提高投资供需两个方面，促进资本形成。
（二）强调资本的边际产出为正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v）中由假定推出资本/产出比（v）不变，储蓄率（s）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且假定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是资本积累率。某种程度上说，资本积累是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但是它因只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忽视了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乃至制度因素等的显著影响而受到了批评。
马克思也认为“资本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入”。被节约或者是剩余下来的资本通过购买机器设备厂房等物质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和质量，提高了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需求，提高了产品的质和量，扩大了市场规模和溢出影响。
二、资本份额和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一）经典研究
麦迪逊（1970）和纳迪里（1972）两个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要素生产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在发达国家中的影响，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因此，资本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更为重要，需要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中国的资本份额
为了测算出中国近20年的资本贡献率并与国际水平做比较，研究其结构和总量问题，下文利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模型Y（GDP）=AKαLβ，估计20年间资本对经济贡献的大小，并研究其历年的波动和原因。因变量是对数化的GDP，自变量是对数化的，用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估计的当年资本形成总额和全社会总的劳动力，系数就是自变量的份额，GDP、K、L的单位分别是亿元、亿元和万人，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0-2019年20年的统计数据。估算的二元回归方程如下：
lngdp=-149.1266+0.306140 LNK+ 14.04516LNL
（39.56428） （0.108557）
（3.629985）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9，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量k的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拒绝系数为零的原假设，而自变量劳动力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模型估计形式有待优化。全社会固定资本投入增加1%，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0.306%。 数据选用的是名义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名义GDP，本方程没有考虑资本形成投资的滞后效应，考虑到大型生产线的长周期、大耗费的特点，固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不能立即转化为当期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总值;时间序列数据易由于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也没被考虑到，该二元回归方程仅是基础的C-D模型的应用化，不过资本的显著影响可见一斑。
（三）中国的资本配置规模和结构特征
1.行业配置总量与结构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按行业分类来看，2017年建筑业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高达59.8%，机械设备制造业占资本形成总额的比例为21.8%，资本形成呈现密集性、方向性投资态势，反映出中国的居住型和商用型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膨胀。不同行业的资本形成额与行业特点有关、也反映了行业的热度，资本的逐利性质使得资本涌向高回报行业。而其他行业的发展也由于建筑业的快速、高额回报而受到了限制和阻碍。
2.家庭资本配置总量与结构
《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为161.7万元，户均可投资资产规模55.7万元;家庭总资产配置中，房产占比达到77.7%，金融资产配置仅占11.8%;31-40岁的家庭总资产超300万，年轻和年老家庭房产配置过多。
房地产在资产中所占比重高，金融资产规模低、结构单一，预防性储蓄高，消费壁垒多，与畅通国内流通、扩大内需的良性经济发展结构相去甚远，导致内需增长乏力，安全堪忧。单一的资产结构带来了高资产风险，不利于居民财产稳定增长。较大的财富差距对劳动供给、生产投资也有不利影响。因此政府需要改变家庭资产配置不合理、财富差距加大的现状，抑制房价泡沫并完善土地政策转变居民的投资预期、缩小城乡和区域财富差距，培育更完善金融市场。
三、结束语
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的资本份额大致在60%，远高于中国的30%，中国的固定投资呈现出规模高、收益低的特点，投资效率低下，资本配置尚有改进余地，资本利用也没有达到利润最大化。中国资本市场大而不强的问题有待解决。
政府政策制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完善金融市场。促进不同资本来源在不同行业企业的流动和流向。完善的金融市场给资金持有方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多样和安全的投资渠道，也给资金需求方如个人消费贷款和企业投资项目提供了充裕的优质的资金，匹配了投融资意愿和期限，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分散了市场系统和个体风险。利率自由化定价机制已经建立，还需切实解决银行兼顾风险和收益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之间的矛盾。
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我国已经确立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经济制度，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实处。
释放改革开放创新的活力。改革、开放、创新的共同之处在于带来了革命性的、结构性的、质量性的飞跃，激发了市场、企业、政府的生命力和生产力。改革没有止境，也需要协调好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政策抑制房产市场，推动实体产业。房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加重了居民和企业的负担，限制了消费和储蓄，扭曲了市场产品和资源的价格。实体产业的渐进式发展才是长期性、稳定性的发展方式。
加强金融教育和人才培养。金融知识素养的提高将帮助个人和企业形成正确的资产配置方法、投融资预期和行为规范，人力资本的投入也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
参考文献：
[1]赵娜，张少辉.中国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基于协变模型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7（08）：132-143.
[2]骆世广，张宇楷.资本形成能力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广州深圳2000-2015数据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7（23）：164-167.
[3]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资本形成与货币扩张的互动关系：解析中国经济增长[J].财经研究，2010，36（06）：36-45+68.
[4]张烨卿.资本形成、内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基于资本产出比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06（06）：31-40.
[5]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经济研究，2003（08）：3-12+2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