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其实也是一门艺术，要想充分发挥这门艺术的作用，教育工作这就必须认真研究它的规律。尤其要在从事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三性”。
　　一、形象性
　　形象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
　　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形象性，只是一味高深莫测的“抽象+抽象”高走高开，那就将失去他对人们的吸引力和人们对他的兴趣。这样下去政治教育就没有艺术性，就发挥不了作用，也就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一部表演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可以吸引成千上万的主动掏钱而且放弃休息时间去观看，而一场空洞无物、枯燥无味的大会则跟定会使听众哈欠连天。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强调形象性？形象性又为什么能说服人？这样的电影和大会的对比就能很好的说明原因。别林斯基对诗人与哲学家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诗人用形象显示，把形象用文字表现出来，让人们去理解、认识、探索，通过形象对人们加以提醒、暗示，把教育蕴含在人们对形象的认识中，因而也更具威力，直接震撼心灵；哲学家则通过证明去揭示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指出人们必须怎样做。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确的是协调的效果，主题与客体相互协调，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协调。形象性使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省去了抽象的概念中介，再教育着与受教育着中间直接产生作用，使双方倍感亲切，便于心灵沟通、产生火花，这就对心灵产生更大震撼，进而更加提高教育的效率。
　　二、情感性
　　情感性是更好的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不可缺的，也就是必须对受教育者进行“情感熏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人的情感。力争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做到以情动人。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这句话充分强调了人的情感在追求真理中的作用。经验告诉我们，富有情感，是我们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前提。只有真正实现情感共鸣时，被教育者的思想才能逐渐得到涤荡进而变得纯洁，才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懂得把情感运用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例如三国时候，为了取得诸葛亮的理解与支持，刘备曾三次来到诸葛亮的茅屋，诚心相请，终于感动了诸葛亮，而且后来刘备充分放权，是诸葛亮得以运筹帷幄。为蜀国的建立和强盛发挥了才智。刘备在弥留之际，还襟怀坦诚的对诸葛亮先生说：你才石碑与我儿阿斗，他万一不行，你可取而代之。这一方面表明刘备爱才如命，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为了完成“恢复汉室”的大业而把江山托付给诸葛的决心。在当时“任人唯亲”、“皇帝就是一切”的封建社会里，刘备能以此诚意，诸葛亮怎能不动情，不受震动？他立刻表示为汉室鞠躬尽瘁，而后来的行动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故此在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绝对不能忽视人的情感性，对情感的准确把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
　　三、典型性
　　典型性是创作的原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同样注意运用典型性。首先，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各种现象的感受能力差不多，这就无形中消弱了人们对各种现象的辨别能力，艺术性的思想政治就要弥补这个缺憾，把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反差加大，以增加事物对人的刺激。这种增加反差的过程，就是创造典型的过程。其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强调人们与生俱来的模仿性和坏境对人的无意识的熏陶与感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树立一些鲜活的生活典型和学习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实际上就是先进思想的具体化、现实化。充分变现先进思想的具体样子，使人们能感受到先进的思想，不至于对先进思想感到高深莫测，这样的教育使人感到亲切、可信。再次，典型性的教育中不仅是作为正面模式出现，还从反面揭示落后、丑陋，通过“现实丑”转变为“艺术美”引起人们的共鸣，对丑东西的憎恨，让人们自觉的摆脱落后的丑陋的生活习性和思想意识。典型，实际上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体系中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了典型，解决了典型的问题，才能带动全局，才能不陷入各种纷繁复杂的琐事中，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在运用典型时，还要注意实事求是与时代性的要求，否则，就降低典型材料的典型性，扼杀典型的生命。
　　总之，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化，就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典型性。当然，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综合运用这三个特性，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化的规律才能呈现并发挥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充满朝气，收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