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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作家张存学的写作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执着地对人之为人进行追问，审视批判人性弱点，纵深挖掘人的精神层面，对生命此在的困境进行哲思。他的创作不着重于宏大叙事和纵深历史维度的展示，也不刻意解构宏大叙事，而是“切入到人的命运中去，切入到人在幽暗中的境遇，切入到人持守的某些价值的崩塌中去”，用叙述深入抵达人的幽暗面。张存学的写作是个人化的写作，是其生命自由涌动过程的自然表述，阅读其作品就像进行了一场幽微深入的思考，虽然是个人化的但同时也触及到现代人生命所共有的生存困境。
一、现实的关照与人性的批判
阅读张存学的创作谈，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推崇：“在这样到达的过程中，鲁迅呈现出他对人之成为人最根本的追问。这个过程本身具有令人震颤的力量，这也是文学的力量。鲁迅对自己对人的困惑和追问在当今依然是问题，依然牵引着写作者的神经。”张存学的创作接续了鲁迅以来的启蒙立人传统，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有清醒的认识。他没有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切入进行社会批判，而是从人性角度审视其笔下的群体与个人，关注人的精神内核和个体人格的建构。
长篇小说《轻柔之手》虽然是特殊年代叙事，但是作家并没有将笔墨着力于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作家关注的不是作为政治社会事件的特殊年代，并对其作出评判反思，而是考察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中所暴露出的人性异化和社会群体的心理癌变。小说中所揭露的人性劣根性不是此前没有，而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作为一个契机使这些劣根性集中爆发了出来。铁匠史成延是位智慧而坚强的老人，他将儿女培养上大学，毕业后儿子史凌霄回家乡拉池教书，并娶了医术高明的大夫程红樱为妻，有了三个孩子。程红樱是上海资本家出身，父母去世，被分配到拉池这个小地方。她是个乐观坚强的女性，喜欢唱歌，将艰苦的日子操持得有声有色，使这个家充满温暖和欢乐。丈夫教书育人，妻子救死扶伤，然而得到的不是拉池人的感激，而是人们的怨羡和闲言碎语，嫉妒、歹毒的目光一直在暗处窥视着这一家。拉池人过着单调呆板的生活，共同处于一种日常的平均状态，浑浑噩噩地活着，对于生命是无意识的，跟着大流走便可以心安理得。史家人的欢声笑语在这里格格不入，因此暗地里滋生了对史家嫉恨的目光和非难的气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对于中国大多数庸俗之辈而言，“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如果部分脱离平均状态的人搅乱了“太平安生”，庸众“必竭全力死之”。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拉池人终于找到机会和“正当的理由”将优于自己的人拉下来，从对史成延一家的侮辱中获得快感和优越感，安慰他们躁动卑鄙的心灵。残酷的灾难降临在所有史家人身上：老铁匠史成延被打瘸了一条腿;史凌霄被批斗下放农场，最后在学校上吊自杀;程红樱遭轮奸后跳河;史文霞被丈夫出卖遭割舌枪毙;孙子辈的史克目睹一切惊走逃离，在外吃尽苦头;史雷作为“狗崽子”在学校受尽欺辱;小妹史真下落不明。靠皮带造反的中学革委会主任高福奎，投机分子许老三，吹鼓手郑尚清，因强奸女叫花子被程红樱训斥而怀恨的姚鞋匠，这些与史家同样生活在拉池的人，最先积极地将矛头指向史家。拉池人在这其中的表现将人性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以高福奎和许老三为代表的带头者因为自己的利益好恶、一己之私而作恶，这种恶康德称其为“根本的恶，即通过顺从爱好，人被诱惑去行恶”。拉池城的民众则展现了“平庸之恶”，这是一种群体性无意识的恶，这些庸众没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他们似乎是健忘的，盲目地跟随着大流行恶。闹革命时高福奎、许老三这些人在拉池城一呼百应，大批人跟着他们开大会、砸房舍、批斗人，而当风向转变，人们又立刻转而将这一套用在许老三等人身上。
张存学在文中用鬼魂的世界来映照现实活着的人，鬼魂代表了幽暗的过去，即便现世的人们是善变善忘的，不时浮现的鬼魂也时刻提醒着人性阴暗的一面。拉池人创造出了一个鬼魂程营长，人们对待程营长的几次态度转变荒诞又深刻地揭示出了拉池人心中的阴暗和虚弱，以及群体的平庸之恶。程营长就是大夫程红樱，一个生前待人和善、救死扶伤的大夫，被人们称颂是活菩萨，因人们的迫害而跳河，在死后成了拉池人口中无恶不作、率领百鬼的程营长。传说程营长每次来到拉池城都会带走几条性命，人们将城中所有的怪事和死亡都归咎于程营长，一边害怕地紧闭房门，一边悄悄地买冥纸祈求鬼魂远离。在几个当年的恶人出事后，人们因为害怕心虚，在诵读和祝祷中给程营长在当年跳河的边上修祠。荒诞的一幕发生了，突然间一个无恶不作的鬼魂变成了法力无边、掌管百事的神。人们为了平复心中的害怕，时隔许久要为她伸张正义，当年几个主要批斗她的人被揪出来，人们互相揭短，好像这样自己就可以撇清关系，心安理得地继续过生活。古勒河发水，祠庙被淹没，有人在大水中淹死，人们发现程营长怨念太深不可能被祠庙、祝祷所打动，于是程营长跌落神坛再次成为一个为虐四方的女鬼。既然不能被拉入拉池人一方，成为拉池的保护神，那么就要彻底消灭，人们请来法师想镇住程营长，然而法师说自己无能为力。最后这个鬼魂一直存在于拉池人心底，并被升级成了程团长。拉池人既卑怯懦弱又妄自尊大的性格，以及他们行动上的两面性和善变性，使人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对愚弱民众尖锐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鲁迅也揭露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面性和变通性，“缺少超越个人感性存在及其欲求的精神上的原则和信念、执着和坚韧，即身上无特定追求和操守。”历经苦难、一直沉默坚韧活着的老铁匠史成延将拉池人的劣根性看得最清楚，“拉池人是一滩烂泥，刀子没有用，用刀戳不出后悔的眼泪，也戳不出喊叫的声音，连痛都戳不出。”这也是刘庆邦所讲的泥性，“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識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
虽然时代变了，但是张存学的创作表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当下依然重要，国民灵魂深处的种种陋习和精神癌变仍未剔除，立人依然是一个持久性的问题。
二、生命此在的困境
在群体的身上张存学发现了国民劣根性，在个体的身上张存学发现了生命此在的困境。作家在面对具体的个人时，汲取了存在主义的养分，对孤独、暴力、死亡、荒诞等存在命题进行探究，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生命此在的困境。被抛入、被控制、被驱使成为人的存在状态，面对生命的幽暗面，作家笔下的人物或抗争或坚守，然而最终都是徒劳。过去的阴影如影随形，似乎每个人的命运早已被某种遥远强大的力量所注定，生命一环扣一环，人不断被剥夺、被驱赶着向前，落入早已预定好的结局。在张存学的写作中，所有人们遭遇的悲惨事件都可以不做具体的政治、社会分析。无论是《轻柔之手》中这种大社会变革，还是《罗庄》中罗菊被打工公司经理欺骗感情这类个人性事件，都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即灾变。 “灾难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它们触及人的命运极其偶然，而且异乎寻常地无情”，无论是整个社会的动荡变革，还是个人人生中的悲惨遭遇，都可以看作是人生命运中的偶然性，这些灾难给个人带来的是伴随一生乃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张存学关注具体个人在这突如其来的灾变中的处境，对这种处境的描写虽然是个人化的，但作家在其中发现并上升到了人类共同的存在困境。 《轻柔之手》中史克儿时目睹了家人的不幸，被父亲的鬼魂惊走，在外历经苦难，成年后成为一个铁匠回到拉池，他租下了当年母亲被关押的孙家大院准备复仇。十年的时光使得他心中的复仇已成为执念，肚子里的恨在他眼中凝成了一把刀，亲人的爱已经无法拉回他。他的复仇计划进行的很顺利，借着程营长一事用红色和黑色拿住了拉池人，那些人像狗一样在他面前跪着坦白哭泣。然而很快他就发现爷爷是对的，仇恨没有尽头，他看到了一个个粪坑，在底下是不见底的幽暗，手里的刀对着一滩烂泥戳不出什么。史克开始怀疑自己的复仇，自己是否也被这烂泥同化了，自己阴险仇恨的心是否和拉池人没有区别。最终史克向当年的中学革委会主任高福奎发起复仇，他给了高福奎死亡的暗示，然而命运的悲剧降临了，自己失踪十年的亲妹妹阴阳差错下死于高福奎的纵火自杀。他手中的刀没有把烂泥戳出什么，反而最终刺向了自己和亲人，孙女史真的死给了爷爷史成延最后一击，浓重的悲伤和自责也击垮了史克。
作家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依照真实的生活展开想象，而是设置了极强的戏剧冲突。这样的写作证明作家不意在反映人生现实，也不准备强调时代对人的伐害，而是要用这出悲剧表现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最重要的悲剧理论的提出，依靠的并不是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而是哲学家”，在这里张存学的写作和古希腊的悲剧以及曹禺的戏剧相遇了。妹妹史真在高福奎家过了十年被虐待的非人生活，在她知道家人终于找到她，满怀希望的等待中，间接死于自己哥哥的复仇，“一个被烧焦的小小身躯就这么打碎一切。那不仅仅是灾难的真实，也是一切看不到头的厄运的真实——这个人世就这么看不到头。”太巧合了，也太偶然了，这种偶然和巧合形成了强烈的冲突性和悲剧性，这是将最无辜、最美好的残忍毁灭，因果报应解释不了一切，人的抗争在神秘遥远的力量面前惨败。
在这之上，张存学发现了人的悬置状态，其笔下的每个人似乎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每个人都向内蜷缩，人与人之间像是孤岛，沉默、空白、游离、迷乱不安、轻飘无常是笔下人物共有的特质。当人们分离时有各自的孤独，当人们相聚时也无法相互温暖，只会各自陷入沉默之中。《蓝丽》中作为男女朋友的周昆和蓝丽间像有一条河隔着，二人相聚也是陷入长久的沉默。《白色庄窠》中“我”和阿哥卡罗尔之间的相聚也是长时间沉默地对坐，各自喝酒。在这些人身上“语言的秧苗被板结掉了，枯萎了”，过去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每个个体生命。这些人是活在沉默与迷茫之中的，他们毫无目标地游弋着，陷入飘忽不定的空茫状态。在作品中，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中主体的迷失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所导致。如《罗庄》中乡下女孩向往城市，却被城市拒绝，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白色庄窠》中老家在福建、生在印尼又来到德鲁的卢加尼，他既不像藏人也不像汉人，他没有故乡也没有归属。《姿态》中罗力身为一个外姓人、一个城市小市民，和封闭的罗庄格格不入。这是主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是主体在建构自我身份过程中的迷茫，主体无法融入“一种共有的文化”，无法找到“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在迷失中陷入精神的不安与空茫。另一方面，张存学从形而上的角度，揭露出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个体生命意识的孤独，神秘遥远的力量对人冥冥之中的掌控，人与大地的分离使得漂浮悬置成为人类的宿命。人看不清这个被遮蔽的世界，在抗争的希望和对命运的恐惧中挣扎，在一种悬置不安的状态中被裹挟着前进。
张存学用草原、荒野来象征神的世界，暗示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其中隐含着某些根性的、久远的力量，“草原永远只属于草原，它的本质不是绿色绵延的绿草、海子和牛羊，它的本质是空茫。”在很多小说中，作家都描述了荒野对人的召唤，以及无目地漫步在其中的感受。在《蓝丽》中周昆向蓝丽描述自己父亲在草原上漫游的片断，那是一种灵魂慢慢被蚀空的感觉。描述自己多次在草原上行走的感受，“我过去的一切都与我断裂了，像飘飞的一叶草像一阵无形的风没有根底也没有实在感……那是一种游离的感觉。”《白色庄窠》中我的父亲走入草原深处，感受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无法理解的世界，“我父亲感到虚弱和渺小，……不是害怕草原上有什么危险的狼或者别的什么，而是害怕那一朵朵巨大的黑灰色的云，也惧怕那昂着头的白亮的云。”卢加尼也有过在荒原上迷失的经历，“他置身于虚幻之中，没有方向感，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 这是作家对人的存在进行的最深切真实的触摸，人在悬置和空茫中失去了生命感，这使人无法实现作为人的属性和意义。如作者所言“写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在面对灵魂深处的巨大空洞这个层面上说是由于恐慌、惊惧、无法摆脱的幽暗感而导致的一种行为。”
三、逃离—— 一种无奈的抵抗
“我能在我要触摸的世界中能有多少能力和多大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我在面对人的灵魂的空洞时能摸索到人确立自身的何种可能性。”张存学的写作没有止步于批判人性的恶、揭示生命此在的困境，在发现问题后他希望能够找到拯救人精神和灵魂的可能。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对如宗教、坚守等多种可能进行了探索，并提出通过爱与温柔的悲伤来实现拯救，“爱与悲伤，它们也是我能持续写作的动力”。但阅读张存学的作品后，就会发现文本产生了分裂，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命运解构了作家提出的拯救途径，无论是宗教、坚守还是抗争都无法化解人的困境。爱与温柔是美好的但也被暗示是无力的，既无法唤醒他人也无法拯救自己，它的力量无法对抗人性的恶，也无法照亮如影随形的幽暗。
《白色庄窠》中周王氏姥姥信奉藏传佛教，她在建造庄窠时强烈要求将其刷成了白色，在藏族的宗教观念和文化风俗上，“白是吉祥的象征，温和的体现，代表了善良的性格”。周王氏建造了这样一个白色的堡垒，希望能将家族保护起来，避免加告街所代表的某种厄运的侵扰。白色庄窠不仅是整个家族的居住地，更是象征着以虔诚的宗教坚守来对抗现代商业入侵所隐含的某种厄运和阴影。然而这种抵抗是无力的，灾难还是降临了，家族的人或死或散。母亲回到白色庄窠后效仿周王氏姥姥生前那样，点香供佛诵经，她试图重复周王氏姥姥的道路来支撑住一切，但她是虚弱疲惫的。白色庄窠注定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侵害，日益衰败的白色庄窠暗示了宗教和坚守无法抵抗人世的变迁和无常的命运。小说《轻柔之手》从题目便可以看到作家的意图，轻柔之手指的是亲情的爱与温柔。史雷年幼时目睹了特定时代对自己亲人的戕害，少年时作为“狗崽子”备受欺凌，但他没有走向哥哥史克的复仇之路，仇恨和卑劣不是他想要的。史雷从窗外的白鸽身上汲取力量，怀有着希望和一点光明，试图从恨与可耻的生活中起飞。灾难发生后史雷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用自己有形的手拉住了史雷，而母亲鬼魂所化成的温柔又悲伤的白光也返回家中，不断用无形的手抚慰着他的心灵，“他的头发被抚摸。接下来，是他的眼睛、鼻子和嘴。这是一双轻柔的手，一双记忆之中的手，是母亲的手。”虽然家中因为灾变，笼罩着阴郁和悲伤的气息，但同时也还存有亲人间默默的扶持和思念，然而爱与悲伤的温柔唤不醒拉池人的良知，拉不回一意孤行的史克，也抵抗不住接踵而来的灾难。史成延坚硬的目光和像海一样包容的心可以抵抗住拉池人的恶行，史雷可以靠着心中的一点光明一遍遍拒绝生活的可耻，但命运似乎可以更加残酷。特殊岁月已经使史家家破人亡，但不幸没有停下脚步，不断蔓延侵蚀每个人残存的希望。史克向当年的恶人发起的复仇最后却给了自己家人最后一击，史成延的坚守，史雷心中的希望，母亲的爱与温柔都无法抵抗住惨烈的現实。小说以母亲灵魂的告白作为结尾，但这无法化解文中精神拯救的失败。 在所有的可能都宣告失败后，人找不到出路和方向，逃离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一种消极的抵抗。在张存学这里，逃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消极逃避，逃离是为了逃避绝望，逃离意味着有勇气离开这一切旧的，向未知去探寻那可能的希望，是不愿向人世和命运妥协的最后选择，是不愿放弃希望却又无力的抵抗。张存学曾说，“逃离，是这世上最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有时我想，人们都在逃离着，逃离本身是不断否定和自新的过程，还有毁灭、沉落、消失都包含在其中，而不断的自新需要勇气，需要力量，它背离死亡的路程是荒原式的，同时晃动着无数形销骨铄的影子。”
在张存学笔下，当人不再逃离时要么走向死亡，如《罗庄》中的罗菊、《那个早晨》中的李永林、《蓝丽》中的林梅、《期待灾难》中的叶娣等，都在逃离后发现依然摆脱不掉身上的枷锁后选择了死亡。要么就走向妥协和放弃，意味着随波逐流不再抗争。《蓝丽》中周昆的父亲年轻时逃离了故乡拉池，一直在飘荡，年老后回归家乡，完成了命运的圆，并开始读庄子，认可了生命的轮转与混沌，也就不再有烦恼。《轻柔之手》中黑子在十六岁后就不断在人世间被驱赶、逃离，相伴的白狗被杀死后彻底失去了活着的期盼，随后故意抢劫银行被抓，作为抢劫犯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不再像无家的狗一样到处奔逃。逃离、回归、再次逃离，如果不想妥协就只能不断逃离，这似乎陷入了永无止尽的怪圈，逃离带有了宿命般的意味。逃离虽然需要勇气，意味着突围和不妥协，但是逃离也意味着没有终点，不能安稳地落脚在大地上，扎根在生活里，最终陷入死循环，面临无处可逃的困境。
张存学在写作中揭露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逃离在这里意味着精神上的漂泊，上升为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结语
阅读张存学的作品，不应用某种“统一性”来把握作家的艺术世界，一些论述将张存学的创作思想以存在哲学来概括是有待商榷的。张存学对人有着深刻的把握，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现实人生描写、人性批判，和从抽象、形而上角度对人的存在进行挖掘这两方面的交织，但二者也暗含了复杂性和分裂性。对于思想和存在的钟爱常使得后者占据上风，这就导致有时个体丰富的人生经验被抽象成人的共性，作品在主题和形式上流于趋同。
张存学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写作是“孤独的个人”对内心的倾听，读他的小说会感到作家更注重的是思想性而非故事性，是在向内、向深处挖掘，不断地追问人的问题。这种向着幽暗的探索是有危险性的，挖掘得越深便越是感到无望。张存学试图用语言道说出存在的幽暗，叙事是为了抵达幽暗的深处，如他所言：“即发现和询问存在以免存在的被遗忘”，让遮蔽的世界显现出来，这种真诚又深刻的写作态度使得他的作品中始终有着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困惑。
責任编辑 阎强国
一、现实的关照与人性的批判
阅读张存学的创作谈，可以看到他对鲁迅的推崇：“在这样到达的过程中，鲁迅呈现出他对人之成为人最根本的追问。这个过程本身具有令人震颤的力量，这也是文学的力量。鲁迅对自己对人的困惑和追问在当今依然是问题，依然牵引着写作者的神经。”张存学的创作接续了鲁迅以来的启蒙立人传统，对国民性中负面的东西有清醒的认识。他没有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切入进行社会批判，而是从人性角度审视其笔下的群体与个人，关注人的精神内核和个体人格的建构。
长篇小说《轻柔之手》虽然是特殊年代叙事，但是作家并没有将笔墨着力于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作家关注的不是作为政治社会事件的特殊年代，并对其作出评判反思，而是考察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中所暴露出的人性异化和社会群体的心理癌变。小说中所揭露的人性劣根性不是此前没有，而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作为一个契机使这些劣根性集中爆发了出来。铁匠史成延是位智慧而坚强的老人，他将儿女培养上大学，毕业后儿子史凌霄回家乡拉池教书，并娶了医术高明的大夫程红樱为妻，有了三个孩子。程红樱是上海资本家出身，父母去世，被分配到拉池这个小地方。她是个乐观坚强的女性，喜欢唱歌，将艰苦的日子操持得有声有色，使这个家充满温暖和欢乐。丈夫教书育人，妻子救死扶伤，然而得到的不是拉池人的感激，而是人们的怨羡和闲言碎语，嫉妒、歹毒的目光一直在暗处窥视着这一家。拉池人过着单调呆板的生活，共同处于一种日常的平均状态，浑浑噩噩地活着，对于生命是无意识的，跟着大流走便可以心安理得。史家人的欢声笑语在这里格格不入，因此暗地里滋生了对史家嫉恨的目光和非难的气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对于中国大多数庸俗之辈而言，“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如果部分脱离平均状态的人搅乱了“太平安生”，庸众“必竭全力死之”。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拉池人终于找到机会和“正当的理由”将优于自己的人拉下来，从对史成延一家的侮辱中获得快感和优越感，安慰他们躁动卑鄙的心灵。残酷的灾难降临在所有史家人身上：老铁匠史成延被打瘸了一条腿;史凌霄被批斗下放农场，最后在学校上吊自杀;程红樱遭轮奸后跳河;史文霞被丈夫出卖遭割舌枪毙;孙子辈的史克目睹一切惊走逃离，在外吃尽苦头;史雷作为“狗崽子”在学校受尽欺辱;小妹史真下落不明。靠皮带造反的中学革委会主任高福奎，投机分子许老三，吹鼓手郑尚清，因强奸女叫花子被程红樱训斥而怀恨的姚鞋匠，这些与史家同样生活在拉池的人，最先积极地将矛头指向史家。拉池人在这其中的表现将人性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以高福奎和许老三为代表的带头者因为自己的利益好恶、一己之私而作恶，这种恶康德称其为“根本的恶，即通过顺从爱好，人被诱惑去行恶”。拉池城的民众则展现了“平庸之恶”，这是一种群体性无意识的恶，这些庸众没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他们似乎是健忘的，盲目地跟随着大流行恶。闹革命时高福奎、许老三这些人在拉池城一呼百应，大批人跟着他们开大会、砸房舍、批斗人，而当风向转变，人们又立刻转而将这一套用在许老三等人身上。
张存学在文中用鬼魂的世界来映照现实活着的人，鬼魂代表了幽暗的过去，即便现世的人们是善变善忘的，不时浮现的鬼魂也时刻提醒着人性阴暗的一面。拉池人创造出了一个鬼魂程营长，人们对待程营长的几次态度转变荒诞又深刻地揭示出了拉池人心中的阴暗和虚弱，以及群体的平庸之恶。程营长就是大夫程红樱，一个生前待人和善、救死扶伤的大夫，被人们称颂是活菩萨，因人们的迫害而跳河，在死后成了拉池人口中无恶不作、率领百鬼的程营长。传说程营长每次来到拉池城都会带走几条性命，人们将城中所有的怪事和死亡都归咎于程营长，一边害怕地紧闭房门，一边悄悄地买冥纸祈求鬼魂远离。在几个当年的恶人出事后，人们因为害怕心虚，在诵读和祝祷中给程营长在当年跳河的边上修祠。荒诞的一幕发生了，突然间一个无恶不作的鬼魂变成了法力无边、掌管百事的神。人们为了平复心中的害怕，时隔许久要为她伸张正义，当年几个主要批斗她的人被揪出来，人们互相揭短，好像这样自己就可以撇清关系，心安理得地继续过生活。古勒河发水，祠庙被淹没，有人在大水中淹死，人们发现程营长怨念太深不可能被祠庙、祝祷所打动，于是程营长跌落神坛再次成为一个为虐四方的女鬼。既然不能被拉入拉池人一方，成为拉池的保护神，那么就要彻底消灭，人们请来法师想镇住程营长，然而法师说自己无能为力。最后这个鬼魂一直存在于拉池人心底，并被升级成了程团长。拉池人既卑怯懦弱又妄自尊大的性格，以及他们行动上的两面性和善变性，使人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对愚弱民众尖锐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鲁迅也揭露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面性和变通性，“缺少超越个人感性存在及其欲求的精神上的原则和信念、执着和坚韧，即身上无特定追求和操守。”历经苦难、一直沉默坚韧活着的老铁匠史成延将拉池人的劣根性看得最清楚，“拉池人是一滩烂泥，刀子没有用，用刀戳不出后悔的眼泪，也戳不出喊叫的声音，连痛都戳不出。”这也是刘庆邦所讲的泥性，“我们的国民性中有一种泥性，也就是纠缠性、构陷性。这种泥性一旦爆发，会形成集体性的、无意識的人性恶，有着极强的攻击性和破坏力。”
虽然时代变了，但是张存学的创作表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在当下依然重要，国民灵魂深处的种种陋习和精神癌变仍未剔除，立人依然是一个持久性的问题。
二、生命此在的困境
在群体的身上张存学发现了国民劣根性，在个体的身上张存学发现了生命此在的困境。作家在面对具体的个人时，汲取了存在主义的养分，对孤独、暴力、死亡、荒诞等存在命题进行探究，从形而上的角度分析生命此在的困境。被抛入、被控制、被驱使成为人的存在状态，面对生命的幽暗面，作家笔下的人物或抗争或坚守，然而最终都是徒劳。过去的阴影如影随形，似乎每个人的命运早已被某种遥远强大的力量所注定，生命一环扣一环，人不断被剥夺、被驱赶着向前，落入早已预定好的结局。在张存学的写作中，所有人们遭遇的悲惨事件都可以不做具体的政治、社会分析。无论是《轻柔之手》中这种大社会变革，还是《罗庄》中罗菊被打工公司经理欺骗感情这类个人性事件，都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即灾变。 “灾难总是在不断地出现，它们触及人的命运极其偶然，而且异乎寻常地无情”，无论是整个社会的动荡变革，还是个人人生中的悲惨遭遇，都可以看作是人生命运中的偶然性，这些灾难给个人带来的是伴随一生乃至是毁灭性的影响。张存学关注具体个人在这突如其来的灾变中的处境，对这种处境的描写虽然是个人化的，但作家在其中发现并上升到了人类共同的存在困境。 《轻柔之手》中史克儿时目睹了家人的不幸，被父亲的鬼魂惊走，在外历经苦难，成年后成为一个铁匠回到拉池，他租下了当年母亲被关押的孙家大院准备复仇。十年的时光使得他心中的复仇已成为执念，肚子里的恨在他眼中凝成了一把刀，亲人的爱已经无法拉回他。他的复仇计划进行的很顺利，借着程营长一事用红色和黑色拿住了拉池人，那些人像狗一样在他面前跪着坦白哭泣。然而很快他就发现爷爷是对的，仇恨没有尽头，他看到了一个个粪坑，在底下是不见底的幽暗，手里的刀对着一滩烂泥戳不出什么。史克开始怀疑自己的复仇，自己是否也被这烂泥同化了，自己阴险仇恨的心是否和拉池人没有区别。最终史克向当年的中学革委会主任高福奎发起复仇，他给了高福奎死亡的暗示，然而命运的悲剧降临了，自己失踪十年的亲妹妹阴阳差错下死于高福奎的纵火自杀。他手中的刀没有把烂泥戳出什么，反而最终刺向了自己和亲人，孙女史真的死给了爷爷史成延最后一击，浓重的悲伤和自责也击垮了史克。
作家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依照真实的生活展开想象，而是设置了极强的戏剧冲突。这样的写作证明作家不意在反映人生现实，也不准备强调时代对人的伐害，而是要用这出悲剧表现个人意志和命运的冲突。“最重要的悲剧理论的提出，依靠的并不是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而是哲学家”，在这里张存学的写作和古希腊的悲剧以及曹禺的戏剧相遇了。妹妹史真在高福奎家过了十年被虐待的非人生活，在她知道家人终于找到她，满怀希望的等待中，间接死于自己哥哥的复仇，“一个被烧焦的小小身躯就这么打碎一切。那不仅仅是灾难的真实，也是一切看不到头的厄运的真实——这个人世就这么看不到头。”太巧合了，也太偶然了，这种偶然和巧合形成了强烈的冲突性和悲剧性，这是将最无辜、最美好的残忍毁灭，因果报应解释不了一切，人的抗争在神秘遥远的力量面前惨败。
在这之上，张存学发现了人的悬置状态，其笔下的每个人似乎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每个人都向内蜷缩，人与人之间像是孤岛，沉默、空白、游离、迷乱不安、轻飘无常是笔下人物共有的特质。当人们分离时有各自的孤独，当人们相聚时也无法相互温暖，只会各自陷入沉默之中。《蓝丽》中作为男女朋友的周昆和蓝丽间像有一条河隔着，二人相聚也是陷入长久的沉默。《白色庄窠》中“我”和阿哥卡罗尔之间的相聚也是长时间沉默地对坐，各自喝酒。在这些人身上“语言的秧苗被板结掉了，枯萎了”，过去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每个个体生命。这些人是活在沉默与迷茫之中的，他们毫无目标地游弋着，陷入飘忽不定的空茫状态。在作品中，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中主体的迷失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所导致。如《罗庄》中乡下女孩向往城市，却被城市拒绝，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白色庄窠》中老家在福建、生在印尼又来到德鲁的卢加尼，他既不像藏人也不像汉人，他没有故乡也没有归属。《姿态》中罗力身为一个外姓人、一个城市小市民，和封闭的罗庄格格不入。这是主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是主体在建构自我身份过程中的迷茫，主体无法融入“一种共有的文化”，无法找到“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在迷失中陷入精神的不安与空茫。另一方面，张存学从形而上的角度，揭露出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个体生命意识的孤独，神秘遥远的力量对人冥冥之中的掌控，人与大地的分离使得漂浮悬置成为人类的宿命。人看不清这个被遮蔽的世界，在抗争的希望和对命运的恐惧中挣扎，在一种悬置不安的状态中被裹挟着前进。
张存学用草原、荒野来象征神的世界，暗示某种超自然神秘力量，其中隐含着某些根性的、久远的力量，“草原永远只属于草原，它的本质不是绿色绵延的绿草、海子和牛羊，它的本质是空茫。”在很多小说中，作家都描述了荒野对人的召唤，以及无目地漫步在其中的感受。在《蓝丽》中周昆向蓝丽描述自己父亲在草原上漫游的片断，那是一种灵魂慢慢被蚀空的感觉。描述自己多次在草原上行走的感受，“我过去的一切都与我断裂了，像飘飞的一叶草像一阵无形的风没有根底也没有实在感……那是一种游离的感觉。”《白色庄窠》中我的父亲走入草原深处，感受到的是一个陌生的、无法理解的世界，“我父亲感到虚弱和渺小，……不是害怕草原上有什么危险的狼或者别的什么，而是害怕那一朵朵巨大的黑灰色的云，也惧怕那昂着头的白亮的云。”卢加尼也有过在荒原上迷失的经历，“他置身于虚幻之中，没有方向感，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 这是作家对人的存在进行的最深切真实的触摸，人在悬置和空茫中失去了生命感，这使人无法实现作为人的属性和意义。如作者所言“写作，在这个意义上说——在面对灵魂深处的巨大空洞这个层面上说是由于恐慌、惊惧、无法摆脱的幽暗感而导致的一种行为。”
三、逃离—— 一种无奈的抵抗
“我能在我要触摸的世界中能有多少能力和多大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我在面对人的灵魂的空洞时能摸索到人确立自身的何种可能性。”张存学的写作没有止步于批判人性的恶、揭示生命此在的困境，在发现问题后他希望能够找到拯救人精神和灵魂的可能。在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对如宗教、坚守等多种可能进行了探索，并提出通过爱与温柔的悲伤来实现拯救，“爱与悲伤，它们也是我能持续写作的动力”。但阅读张存学的作品后，就会发现文本产生了分裂，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命运解构了作家提出的拯救途径，无论是宗教、坚守还是抗争都无法化解人的困境。爱与温柔是美好的但也被暗示是无力的，既无法唤醒他人也无法拯救自己，它的力量无法对抗人性的恶，也无法照亮如影随形的幽暗。
《白色庄窠》中周王氏姥姥信奉藏传佛教，她在建造庄窠时强烈要求将其刷成了白色，在藏族的宗教观念和文化风俗上，“白是吉祥的象征，温和的体现，代表了善良的性格”。周王氏建造了这样一个白色的堡垒，希望能将家族保护起来，避免加告街所代表的某种厄运的侵扰。白色庄窠不仅是整个家族的居住地，更是象征着以虔诚的宗教坚守来对抗现代商业入侵所隐含的某种厄运和阴影。然而这种抵抗是无力的，灾难还是降临了，家族的人或死或散。母亲回到白色庄窠后效仿周王氏姥姥生前那样，点香供佛诵经，她试图重复周王氏姥姥的道路来支撑住一切，但她是虚弱疲惫的。白色庄窠注定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侵害，日益衰败的白色庄窠暗示了宗教和坚守无法抵抗人世的变迁和无常的命运。小说《轻柔之手》从题目便可以看到作家的意图，轻柔之手指的是亲情的爱与温柔。史雷年幼时目睹了特定时代对自己亲人的戕害，少年时作为“狗崽子”备受欺凌，但他没有走向哥哥史克的复仇之路，仇恨和卑劣不是他想要的。史雷从窗外的白鸽身上汲取力量，怀有着希望和一点光明，试图从恨与可耻的生活中起飞。灾难发生后史雷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用自己有形的手拉住了史雷，而母亲鬼魂所化成的温柔又悲伤的白光也返回家中，不断用无形的手抚慰着他的心灵，“他的头发被抚摸。接下来，是他的眼睛、鼻子和嘴。这是一双轻柔的手，一双记忆之中的手，是母亲的手。”虽然家中因为灾变，笼罩着阴郁和悲伤的气息，但同时也还存有亲人间默默的扶持和思念，然而爱与悲伤的温柔唤不醒拉池人的良知，拉不回一意孤行的史克，也抵抗不住接踵而来的灾难。史成延坚硬的目光和像海一样包容的心可以抵抗住拉池人的恶行，史雷可以靠着心中的一点光明一遍遍拒绝生活的可耻，但命运似乎可以更加残酷。特殊岁月已经使史家家破人亡，但不幸没有停下脚步，不断蔓延侵蚀每个人残存的希望。史克向当年的恶人发起的复仇最后却给了自己家人最后一击，史成延的坚守，史雷心中的希望，母亲的爱与温柔都无法抵抗住惨烈的現实。小说以母亲灵魂的告白作为结尾，但这无法化解文中精神拯救的失败。 在所有的可能都宣告失败后，人找不到出路和方向，逃离成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一种消极的抵抗。在张存学这里，逃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消极逃避，逃离是为了逃避绝望，逃离意味着有勇气离开这一切旧的，向未知去探寻那可能的希望，是不愿向人世和命运妥协的最后选择，是不愿放弃希望却又无力的抵抗。张存学曾说，“逃离，是这世上最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有时我想，人们都在逃离着，逃离本身是不断否定和自新的过程，还有毁灭、沉落、消失都包含在其中，而不断的自新需要勇气，需要力量，它背离死亡的路程是荒原式的，同时晃动着无数形销骨铄的影子。”
在张存学笔下，当人不再逃离时要么走向死亡，如《罗庄》中的罗菊、《那个早晨》中的李永林、《蓝丽》中的林梅、《期待灾难》中的叶娣等，都在逃离后发现依然摆脱不掉身上的枷锁后选择了死亡。要么就走向妥协和放弃，意味着随波逐流不再抗争。《蓝丽》中周昆的父亲年轻时逃离了故乡拉池，一直在飘荡，年老后回归家乡，完成了命运的圆，并开始读庄子，认可了生命的轮转与混沌，也就不再有烦恼。《轻柔之手》中黑子在十六岁后就不断在人世间被驱赶、逃离，相伴的白狗被杀死后彻底失去了活着的期盼，随后故意抢劫银行被抓，作为抢劫犯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不再像无家的狗一样到处奔逃。逃离、回归、再次逃离，如果不想妥协就只能不断逃离，这似乎陷入了永无止尽的怪圈，逃离带有了宿命般的意味。逃离虽然需要勇气，意味着突围和不妥协，但是逃离也意味着没有终点，不能安稳地落脚在大地上，扎根在生活里，最终陷入死循环，面临无处可逃的困境。
张存学在写作中揭露了人类生存的本质困境，逃离在这里意味着精神上的漂泊，上升为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结语
阅读张存学的作品，不应用某种“统一性”来把握作家的艺术世界，一些论述将张存学的创作思想以存在哲学来概括是有待商榷的。张存学对人有着深刻的把握，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现实人生描写、人性批判，和从抽象、形而上角度对人的存在进行挖掘这两方面的交织，但二者也暗含了复杂性和分裂性。对于思想和存在的钟爱常使得后者占据上风，这就导致有时个体丰富的人生经验被抽象成人的共性，作品在主题和形式上流于趋同。
张存学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写作是“孤独的个人”对内心的倾听，读他的小说会感到作家更注重的是思想性而非故事性，是在向内、向深处挖掘，不断地追问人的问题。这种向着幽暗的探索是有危险性的，挖掘得越深便越是感到无望。张存学试图用语言道说出存在的幽暗，叙事是为了抵达幽暗的深处，如他所言：“即发现和询问存在以免存在的被遗忘”，让遮蔽的世界显现出来，这种真诚又深刻的写作态度使得他的作品中始终有着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困惑。
責任编辑 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