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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困难儿童在中国大量存在，却鲜为人知。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下称“中科院心理所”）相关课题组发布了“中国读写困难现状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课题组在北京、沈阳、济南、武汉、乌鲁木齐等地对2 000多名小学生调查发现，中国读写困难的疑似发生率在11%左右。以此推算，中国现约有1 000多万小学生受到读写困难的困扰。
在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中，八岁的男孩主角伊夏，在老师和家长看来是个顽皮的“差生”。因为在伊夏眼里，文字是一个个符号，但难以理解。
伊夏是典型的读写困难儿童，他的智力正常，甚至在绘画方面有特殊的天才，但在阅读、书写或拼字方面存在障碍。这是一种常见的特殊学习困难。他们字迹歪斜，表达不畅，看似愚钝，往往被称作“聪明的傻瓜”。
患有读写困难的孩子，常被误认为是智力低下或懒惰、不专心，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专家表示，最佳的干预时间是在12岁以前，尤其是六七岁时。
根据调查，平均10个小学生有1个具有读写困难。但为什么在课堂或日常环境中，家长和老师往往没感觉比例有这么高？
美国纪录片《反思读写困难》的导演詹姆斯·德雷福是一位读写困难患者的父亲，他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家长都会羞于谈论此事，并认为具有读写困难，是孩子智力低下的表现。他说，“有人不信比例如此之高，那是因为患有读写困难的孩子其实很聪明，所以很擅长掩饰问题”。
中科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郭菲表示，在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美国读写困难者的比例在10%～15%左右，而她所在的课题组，在中国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比率约为11%，与国外的研究相近。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科普，读写困难在西方国家已被广泛认知，且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些特殊人群，并有专业的社会机构为其提供服务。但在中国，这些支持措施几乎都还是一片空白。由此，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两会”上提交了相关提案，建议政府尽快建立筛查、矫正系统，对读写困难群体予以帮助。
读写困难是一种病吗？
研究表明，读写困难源自于神经系统对信号处理的异常，有一定的生理基础，包括特定基因和大脑结构、功能的异常。但具体的发生机制仍不清楚。
郭菲解释，读写困难主要有三方面的直观表现：
第一，阅读和言语困难，如在辨析字词发音时存在问题，在识别同音字或同意字词时有困难，以及在阅读速度、阅读节律、字词理解上有困难；
第二，书写困难，如笔画不规范、不能沿直线写字，或者是字迹很潦草、歪歪扭扭，老是把字写在框外、把图画给画到线外等等；
第三，动作不协调，包括身体大动作的不协调，和一些小的精细动作的不协调，如写字握笔的姿势都比较僵硬。
这一群体的特异性，加上周围人的不理解，往往对读写困难的孩子造成心理压力。在电影中，伊夏成了学校里的异类，只能用假装顽皮和叛逆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误解，父母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伊夏与家人分离后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濒于崩溃的边缘……
上述调研发现，在参加调查的孩子中，具有读写困难的学生，其成绩在班级中排位在最后10名的比例为21%，远高于普通学生的6%；同时，他们的情绪问题风险更高，包括焦虑、抑郁的比例都比普通学生高。调查也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同样倍受困扰，他们对养育孩子的自信心普遍更低。
耶鲁大学读写困难与创造性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联合主任Sally和Bennet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读写困难是一种神经系统问题而不是性格缺陷，它可以被改善；同时，读写困难也会带给人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有些读写困难者的创造性和思维水平显著高于常人。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毕鸿燕表示，读写困难，也称读写障碍，是特殊学习障碍的一种。读写困难群体的智力、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没有缺陷，也不存在视力、听力和神经系统障碍，但是阅读成绩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她表示，读写困难不是传统意义的疾病，不能像普通病症来对待，但它又有神经生物学基础，可以遗传，且对正常发展有负面影响；一些孩子长大后会有社会适应的问题等等，因此需要受到重视，并进行干预。
郭菲也指出，公众可能对“障碍”一词较为敏感，会将其误解为严重的疾病，因此一些心理学学者倾向于把读写困难称为一种“学习困难”——因为，这些孩子的智力正常，只是在读写方面需要更多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读写困难的孩子在创造力上还可能是超乎常人的。
詹姆斯·德雷福表示，研究表示，读写困难的孩子善于创新思维，“帮助他们也许是在帮助中国未来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
此外，研究还显示，中文和英文的读写困难，其对应的脑区可能存在差异。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助理教授萧慧婷（Wai Ting Siok）在一篇论文中指出，通过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人在阅读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时，运用的脑区不同。中文阅读更多地使用左半脑的前方某区域（左额叶的中部），而英文等字母文字的阅读，则更多地使用左半脑后方某区域（颞顶交界区）。
毕鸿燕表示，不同语言的读写障碍，其具体表现以及相应的脑区可能不同；汉语的读写障碍可能有特异性，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有限，还不能完全证实。
尽早干预能大幅改善症状
许多参与读写困难群体帮扶工作的实践者表示，及早干预，能大大改善读写困难。
社会企业乐朗乐读的CEO兰紫就表示，以她的经验而言，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对读写困难进行干预的成功率最高，可达80%到90%，到小学五六年级再干预的成功率，就只有30%到40%。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送来机构接受干预的往往已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 毕鸿燕则表示，中国对读写困难干预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缺乏更多的支持进行更多大规模研究、亚类型研究，中国对读写困难干预研究还很少，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基础科学领域。
兰紫称，从全世界各地的实践看，对读写困难的干预，在孩子12岁以前的原则是“补短扬长”——例如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书写量、加强小肌肉抓握训练、使用联想记忆和多感官教学等方法，帮助改善读写困难；而12岁以后，往往是“扬长避短”，即开发孩子的其他特长。
至于干预措施的具体作法，又可分作三大块——专业矫治、心理社会发展和培养与周围人群的正确相处方式。兰紫指出，专业的矫治，需要专业人员通过一定方法改善其读写等能力；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师或社工等人士，帮助孩子恢复社会认知；另外，也需要对孩子周围的人群加以培训，教会他们如何与有读写困难的孩子相处。
她举例称，这一体系在香港较为完善，包括有矫治师进行矫治、有公益组织帮助举办各类活动、教育部门也会印发手册给读写困难儿童的教师和家长。
但在内地，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知极少，配套的服务和支持机构更是几乎没有。兰紫称，目前内地没有针对读写困难孩子编写的特殊教材，专门的学校机构也很少，“全国做读写困难相关服务的社会机构、组织不超过5家”。
而相关的公益项目即便创立后，由于对读写困难的社会认知有限，项目和机构也很难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兰紫说，她在争取资金做展示时，“我需要花5到6分钟解释什么是读写困难，解释完，时间也到了”，而其他做留守儿童等常见服务的机构则更容易获得资助。
由于大多数校长和教师都对读写困难不了解，学校也不能为这些学生提供最基本的支持。
另一方面，专家建议政府还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进行早期筛查、诊断。毕鸿燕表示，由于读写困难的遗传因素大，读写困难人群的子女是高发人群。在国外，读写困难群体有明显的标签，也能更好地对其子女进行早期的干预。
如何填补政策支持空白
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两会”上提交了扶助读写困难人群的提案。他表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帮助读写困难儿童。中国也应逐渐建立类似的扶助体系。
黄永光在提案中表示，北京应率先一步，从政策、法律和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发动社会重视、关注、关爱、帮助读写困难儿童这个弱势群体。同时，要组织、支持并督促学术机构，尽快研发出甄别和评估工具，以帮助各级学校、家长及早发现有读写困难风险的儿童，并开发适合不同学段、基于研究的读写课程；并与学校内的原有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国外，对读写困难群体的帮助措施已较为完善。毕鸿燕介绍，西方有一些国家会为读写困难人群提供特殊的学习机构、考试机构，例如可采用口头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考试；通过考核后，他们可以获得相应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证明其具有同等水平的学业能力。
香港的经验或许值得内地借鉴。中国读写困难基金会负责人李怡然表示，约20年前，香港社会对读写困难的认知也极少。最早，在一些海归教授的推动下，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香港马会，在过去十多年投入了1.5亿港币，资助学者进行研究，并开发相应教材，培训教师。
直至五六年前，香港的教育局又进一步将这套培训普及化，共有200多所学校的教师接受了培训。现在，这些香港教师可以先在校内“找到”这些孩子，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教学方法；同时，校外还有社工可提供心理辅导、简单培训，也有学者开展研究、评估、做课题，还有相应的医生可以对孩童进行矫治。李怡然说，目前针对读写困难，“香港的体系已比较完整，有一定的产业链”。
黄永光也表示，如今香港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筛查、矫正系统，比如专门为读写困难的孩子制订的在校学习和详尽的考试辅助策略。兰紫称，这一套干预措施在香港已经做到可以免费提供，学校可以申请特殊教育经费，每个孩子每年的经费额度是2万元港币。
目前，据记者了解，在内地的相关政府服务仅有一项由北京市朝阳区的政府购买服务。在2014年，朝阳区委托乐朗乐读机构筛选出15名具有朝阳区小学学籍的6～12岁适龄读写困难生；并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以每人最高3 000元的政府补贴额度，为他们矫治训练读写困难问题。
毕鸿燕说，以她的个人经验，读写困难儿童表面看起来和普通孩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不乏最终获得成功的人，但他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她希望，未来这些孩子的学习障碍能被扫除，更好地成长。
在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中，八岁的男孩主角伊夏，在老师和家长看来是个顽皮的“差生”。因为在伊夏眼里，文字是一个个符号，但难以理解。
伊夏是典型的读写困难儿童，他的智力正常，甚至在绘画方面有特殊的天才，但在阅读、书写或拼字方面存在障碍。这是一种常见的特殊学习困难。他们字迹歪斜，表达不畅，看似愚钝，往往被称作“聪明的傻瓜”。
患有读写困难的孩子，常被误认为是智力低下或懒惰、不专心，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专家表示，最佳的干预时间是在12岁以前，尤其是六七岁时。
根据调查，平均10个小学生有1个具有读写困难。但为什么在课堂或日常环境中，家长和老师往往没感觉比例有这么高？
美国纪录片《反思读写困难》的导演詹姆斯·德雷福是一位读写困难患者的父亲，他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家长都会羞于谈论此事，并认为具有读写困难，是孩子智力低下的表现。他说，“有人不信比例如此之高，那是因为患有读写困难的孩子其实很聪明，所以很擅长掩饰问题”。
中科院心理所助理研究员郭菲表示，在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美国读写困难者的比例在10%～15%左右，而她所在的课题组，在中国调研的结果显示这一比率约为11%，与国外的研究相近。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科普，读写困难在西方国家已被广泛认知，且有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些特殊人群，并有专业的社会机构为其提供服务。但在中国，这些支持措施几乎都还是一片空白。由此，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两会”上提交了相关提案，建议政府尽快建立筛查、矫正系统，对读写困难群体予以帮助。
读写困难是一种病吗？
研究表明，读写困难源自于神经系统对信号处理的异常，有一定的生理基础，包括特定基因和大脑结构、功能的异常。但具体的发生机制仍不清楚。
郭菲解释，读写困难主要有三方面的直观表现：
第一，阅读和言语困难，如在辨析字词发音时存在问题，在识别同音字或同意字词时有困难，以及在阅读速度、阅读节律、字词理解上有困难；
第二，书写困难，如笔画不规范、不能沿直线写字，或者是字迹很潦草、歪歪扭扭，老是把字写在框外、把图画给画到线外等等；
第三，动作不协调，包括身体大动作的不协调，和一些小的精细动作的不协调，如写字握笔的姿势都比较僵硬。
这一群体的特异性，加上周围人的不理解，往往对读写困难的孩子造成心理压力。在电影中，伊夏成了学校里的异类，只能用假装顽皮和叛逆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误解，父母把他送进了寄宿学校，伊夏与家人分离后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濒于崩溃的边缘……
上述调研发现，在参加调查的孩子中，具有读写困难的学生，其成绩在班级中排位在最后10名的比例为21%，远高于普通学生的6%；同时，他们的情绪问题风险更高，包括焦虑、抑郁的比例都比普通学生高。调查也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同样倍受困扰，他们对养育孩子的自信心普遍更低。
耶鲁大学读写困难与创造性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联合主任Sally和Bennet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显示，读写困难是一种神经系统问题而不是性格缺陷，它可以被改善；同时，读写困难也会带给人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有些读写困难者的创造性和思维水平显著高于常人。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毕鸿燕表示，读写困难，也称读写障碍，是特殊学习障碍的一种。读写困难群体的智力、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没有缺陷，也不存在视力、听力和神经系统障碍，但是阅读成绩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她表示，读写困难不是传统意义的疾病，不能像普通病症来对待，但它又有神经生物学基础，可以遗传，且对正常发展有负面影响；一些孩子长大后会有社会适应的问题等等，因此需要受到重视，并进行干预。
郭菲也指出，公众可能对“障碍”一词较为敏感，会将其误解为严重的疾病，因此一些心理学学者倾向于把读写困难称为一种“学习困难”——因为，这些孩子的智力正常，只是在读写方面需要更多的帮助。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读写困难的孩子在创造力上还可能是超乎常人的。
詹姆斯·德雷福表示，研究表示，读写困难的孩子善于创新思维，“帮助他们也许是在帮助中国未来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
此外，研究还显示，中文和英文的读写困难，其对应的脑区可能存在差异。香港大学语言学系助理教授萧慧婷（Wai Ting Siok）在一篇论文中指出，通过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人在阅读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时，运用的脑区不同。中文阅读更多地使用左半脑的前方某区域（左额叶的中部），而英文等字母文字的阅读，则更多地使用左半脑后方某区域（颞顶交界区）。
毕鸿燕表示，不同语言的读写障碍，其具体表现以及相应的脑区可能不同；汉语的读写障碍可能有特异性，但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有限，还不能完全证实。
尽早干预能大幅改善症状
许多参与读写困难群体帮扶工作的实践者表示，及早干预，能大大改善读写困难。
社会企业乐朗乐读的CEO兰紫就表示，以她的经验而言，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对读写困难进行干预的成功率最高，可达80%到90%，到小学五六年级再干预的成功率，就只有30%到40%。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送来机构接受干预的往往已是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 毕鸿燕则表示，中国对读写困难干预的研究起步较晚。由于缺乏更多的支持进行更多大规模研究、亚类型研究，中国对读写困难干预研究还很少，研究成果多停留在基础科学领域。
兰紫称，从全世界各地的实践看，对读写困难的干预，在孩子12岁以前的原则是“补短扬长”——例如可以通过适当降低书写量、加强小肌肉抓握训练、使用联想记忆和多感官教学等方法，帮助改善读写困难；而12岁以后，往往是“扬长避短”，即开发孩子的其他特长。
至于干预措施的具体作法，又可分作三大块——专业矫治、心理社会发展和培养与周围人群的正确相处方式。兰紫指出，专业的矫治，需要专业人员通过一定方法改善其读写等能力；同时，还需要心理辅导师或社工等人士，帮助孩子恢复社会认知；另外，也需要对孩子周围的人群加以培训，教会他们如何与有读写困难的孩子相处。
她举例称，这一体系在香港较为完善，包括有矫治师进行矫治、有公益组织帮助举办各类活动、教育部门也会印发手册给读写困难儿童的教师和家长。
但在内地，公众对读写困难的认知极少，配套的服务和支持机构更是几乎没有。兰紫称，目前内地没有针对读写困难孩子编写的特殊教材，专门的学校机构也很少，“全国做读写困难相关服务的社会机构、组织不超过5家”。
而相关的公益项目即便创立后，由于对读写困难的社会认知有限，项目和机构也很难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兰紫说，她在争取资金做展示时，“我需要花5到6分钟解释什么是读写困难，解释完，时间也到了”，而其他做留守儿童等常见服务的机构则更容易获得资助。
由于大多数校长和教师都对读写困难不了解，学校也不能为这些学生提供最基本的支持。
另一方面，专家建议政府还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进行早期筛查、诊断。毕鸿燕表示，由于读写困难的遗传因素大，读写困难人群的子女是高发人群。在国外，读写困难群体有明显的标签，也能更好地对其子女进行早期的干预。
如何填补政策支持空白
北京市政协港澳委员黄永光在2016年的北京市“两会”上提交了扶助读写困难人群的提案。他表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政策措施帮助读写困难儿童。中国也应逐渐建立类似的扶助体系。
黄永光在提案中表示，北京应率先一步，从政策、法律和教育制度等多个方面，发动社会重视、关注、关爱、帮助读写困难儿童这个弱势群体。同时，要组织、支持并督促学术机构，尽快研发出甄别和评估工具，以帮助各级学校、家长及早发现有读写困难风险的儿童，并开发适合不同学段、基于研究的读写课程；并与学校内的原有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国外，对读写困难群体的帮助措施已较为完善。毕鸿燕介绍，西方有一些国家会为读写困难人群提供特殊的学习机构、考试机构，例如可采用口头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考试；通过考核后，他们可以获得相应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证明其具有同等水平的学业能力。
香港的经验或许值得内地借鉴。中国读写困难基金会负责人李怡然表示，约20年前，香港社会对读写困难的认知也极少。最早，在一些海归教授的推动下，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香港马会，在过去十多年投入了1.5亿港币，资助学者进行研究，并开发相应教材，培训教师。
直至五六年前，香港的教育局又进一步将这套培训普及化，共有200多所学校的教师接受了培训。现在，这些香港教师可以先在校内“找到”这些孩子，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教学方法；同时，校外还有社工可提供心理辅导、简单培训，也有学者开展研究、评估、做课题，还有相应的医生可以对孩童进行矫治。李怡然说，目前针对读写困难，“香港的体系已比较完整，有一定的产业链”。
黄永光也表示，如今香港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筛查、矫正系统，比如专门为读写困难的孩子制订的在校学习和详尽的考试辅助策略。兰紫称，这一套干预措施在香港已经做到可以免费提供，学校可以申请特殊教育经费，每个孩子每年的经费额度是2万元港币。
目前，据记者了解，在内地的相关政府服务仅有一项由北京市朝阳区的政府购买服务。在2014年，朝阳区委托乐朗乐读机构筛选出15名具有朝阳区小学学籍的6～12岁适龄读写困难生；并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以每人最高3 000元的政府补贴额度，为他们矫治训练读写困难问题。
毕鸿燕说，以她的个人经验，读写困难儿童表面看起来和普通孩子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不乏最终获得成功的人，但他们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她希望，未来这些孩子的学习障碍能被扫除，更好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