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行山:只想书写这片创业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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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共青城,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是一种快乐”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指出:“支配一个社会运转的主要力量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共青城的发展就恰恰验证了这一点,这片创业热土曾让一代代热血青年放弃了大都市的繁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此;更让多少曾经打拼在异地他乡多年的游子日思夜想,即便是在外事业有成、风光无限,也会在夜深人静时思乡的每一行清泪中,泛起鄱阳湖畔那湿润的水汽……
  坐在记者对面接受采访的共青城报社副社长杨行山,就曾经体会过这份浓浓的乡愁。一直热爱写作和新闻事业的他曾在沿海打拼10年,虽然他谦虚地说自己是“新闻民工”,但曾在福建先后负责参与创刊过三份周报及一份收藏类杂志的他也算是有所成就。然而他说,在闽南那10年生活的日日夜夜里,共青城的人和物都是思乡梦中不变的背景,毅然再回到共青城才让他感到踏实,感觉到自己事业和理想的根在这片红土地,“我最大的理想是书写这片热土,书写共青城。我希望能通过我的拙笔,展现这个城市的精神,能为这个城市留下一些经得起时间打磨的文字记录,为共青的历史挖掘和精神传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共青城给了我实现梦想的平台”
  杨行山说他从初中开始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写作,是共青城这座城市为他梦想的实现提供了机会,搭建了平台,是这里“坚韧不拔、艰苦创业、崇尚科学、开拓奋进”的共青精神,给了每一个肯努力,肯干事的人实现理想的机会和平台。
  上世纪50年代,第一批98位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员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人迹罕至的鄱阳湖畔——米粮铺乡的九仙岭下艰苦创业。随后,来自安徽、江苏、湖北、河南等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如同一条青春的细流,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杨行山的父母就是这样从河南省光山县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
  1965年杨行山出生于德安县河东乡石桥村,从小就嗜书的他曾经为了借隔壁邻居家小伙伴的连环画而被骗吃一种草药差点丢了命,爱看书的杨行山也爱好写作,从初一开始他的语文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佼佼者,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贴在教室的墙上让其他同学学习。老师的鼓励也让杨行山的心里埋下了当作家的梦想,读高中期间一直往乡里的文化广播站投稿。
  1984年杨行山高中毕业,文科成绩还不错的他由于严重偏科,数学等理科成绩拖了后腿,高考落榜后他没有继续复读,而是不顾老师和父亲的劝告,希望早点走向社会,成为苏联的高尔基那样的作家。当时正是共青发展的热潮,这里是青年创业并实现理想的圣地,家离共青城不远的杨行山也非常向往能到共青来工作,从跟个体户裁缝学缝纫,到童装厂推销员,再到自己单干做起从鄱阳湖贩卖鱼鲜的生意,养家糊口的同时杨行山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的梦想,在这期间一直坚持写诗歌和散文,并向报社投稿。“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被发表的是一首诗歌,题目叫《十八岁我想当兵》,是发表在当时的《九江日报》文艺副刊上。”
  杨行山对写作的坚持和展露的才华并没有被埋没,1990年,由于写作上的小有名气,他被聘为共青一中初中语文教师。一年后教学成绩不错的他因为只有高中毕业文凭,被新来的校长以中学教师至少要有大学本科文凭为由辞退了。1991年他进了共青羽毛厂,还是由于写作上的名气,他从一名车间普通缝纫工人调到厂保卫科干内勤。1994年当时的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想要将千年甘露古寺打造成一个知名景点,提高共青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希望有人能够为甘露寺的历史作整理、编写成故事,于是就要求当时共青城报社的社长找人来编写故事,又是因为写作上的名气杨行山被选中,编写出了《甘露寺传奇》。作为一名合同制工人身份的他,也因此被破例调入《共青城报》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任文艺副刊主编,正式实现了自己从事写作职业的梦想,并一直在共青垦殖场宣传部机关工作到1998年7月,在这期间他所工作的《共青城报》获得过“首届全国百优企业报”称号,他本人也拿到了中央党校函授大专文凭,并成了昔日工友眼中干上轻松活的“文化人”。
  身在异乡魂牵红土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的发展遇到了全国性的难题,加上连年的洪水灾害,特别是“开发区的帽子、企业的身子、县区的担子”的体制机制,严重制约了共青城的发展,使共青城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都受到了全所未有的“挫伤”。到了1998年初,共青城开放开发区经济发展最艰难时,开发区的机关工作人员七八个月发不了工资,不少人选择外出打工,杨行山也办了停薪留职手续离开了共青城,到福建沿海发达地区谋求新的发展。没过两年,杨行山曾经工作的《共青城报》也停刊了。
  初到福建打拼的杨行山, 依然希望做自己的本行,于1998年8月应聘到福建省石狮市市委机关报《石狮消息报》,从一名实习记者到担任周刊部主任,再到先后负责参与创刊《星期刊》、《晋江出海口》、《收藏快报》等三份周报及《东方收藏》杂志,先后担任周刊主编、编辑部主任、热线记者部主任等职。杨行山在福建的事业有声有色,但身在沿海,心牵家园,杨行山心头挥之不去的是落叶归根的思绪。
  杨行山回乡的愿望终于等来了机会,2008年底《共青城报》筹备复刊,杨行山借此机会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共青城,参与《共青城报》复刊工作,任报社主编,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非常愿意用在福建沿海10年所积累的采编经验,为共青城的文化宣传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为此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他还兼了一年共青城电视台专题部《每周话题》节目编导。
  此外,杨行山还利用休息时间,以各种宣传方式参与做好共青城的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在团中央决定筹拍30集电视剧《共青城》期间,根据九江市委宣传部和九江市文联领导的要求,杨行山一周时间内创作出了6万多字的30集电视剧《热血共青人》故事梗概,并由九江市文联和团中央影视中心的领导转交给著名作家叶辛作创作参考。
  回到共青城后的两年间,杨行山更是不断采集整理各种文献资料,2010年12月,由他编著的《源远流长共青城》(上、下两册)文集,成为一份献给中国最年轻的县级市——共青城市建设一周年的贺礼。不仅如此,杨行山在对报社年轻记者的传、帮、带上也是格外地尽心尽力,《共青城报》复刊近6年来,先后招聘了一批批年轻人,把他们一个个从实习记者带成能胜任采编工作记者编辑。他在《源远流长共青城》这套书的后记中所说:“今天的共青城,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是一种快乐。”   “作为一名普通工人,能够因为个人爱好有了一份工作,不仅能养家糊口,还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组织上不仅在用人机制上开通绿色通道,解决了我的事业编制身份,还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一名市政协委员……这也是共青精神的一种包容,这里成就了我,也成就了一大批我这样的人。”杨行山说这就是共青城给予每一位青年人的希望之光。
  写《共青城》是这辈子最大追求
  如今已经50岁,从事媒体工作20多年的杨行山,发表了上百万的文字,新闻和文学作品先后获得过国家、省、市级奖,按说已经到了可以放松一下的知天命的年纪,他却常有紧迫感,觉得时间总是不够用。采访中,《共青城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告诉我们:“共青城的每一个乡镇及行政村,杨副社长都跑过了,他有一辆摩托车就这样被他骑烂了。我们经常私下说,杨副社长工作起来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此,杨行山给予的解释是,他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他对共青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对一直以来培养他成长的各级组织,还有帮助过他的人们都心存感恩,因此每一次只要骑着摩托车穿行于大街小巷,或骑行于田野乡间,头顶是飘着白云的蓝天,扑面而来的是花草树木的清香,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的田园风光,他不仅感到自己像长了趐膀一样都能飞起来,而且整个人都融入在共青城的人文地理之中,身心愉悦无比。
  回到共青城后的这6年,无论是工作上的接触,还是私下时间,对于共青城发展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都让他对共青城这片红土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要与这片热土不可分割,他说:”小时候想当作家,现在已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了,我还没有整理、出版过自己文学作品的集子。但我一直更想写《共青城》这本书,想写一本真正体现共青发展历史的书,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追求。这本书一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接近共青发展的真相,能够让读者真正读出‘共青精神’。二是能够励志,特别是对成千上万徘徊在就业门槛外的青年人有所启示。”
  “前年我在为市政协采编整理文史材料里也提到了有关共青精神、共青文化、垦荒创业文化的话题。就像新疆的军垦文化、黑龙江的北大荒文化,我们共青城也有农垦文化,想要将农垦文化、军垦文化那样上升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现在全国目前最具规模、最具现实典型示范意义的就是共青城,而这种农垦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共青精神’。我希望共青精神能够给当代的青年人更多激励,这种以共青精神为核心的具有共青特色的垦荒创业文化能够给一代代青年人更多启示,就像我们当年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然我自己肯定无法实现这个想法,但我希望尽我所能做一些前期的基础性的事。”
  共青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从开荒种地、白手起家的自主创业奋斗史。这里成就着无数中国青年的创业梦想;这里无形中与共青团组织有着一种割裂不断的血脉情缘;这里的人们被亲切地称作“共青人”,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称谓是“共青团人”的简称,相信“共青精神”还会不断地影响一代代共青人,也会吸引更多自主创业的有志青年,继续在这片红土地上续写辉煌。
  责任编辑 李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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