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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建科，1964年生于陕西杨凌。1982年考入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系。1986年提前留校，任共青团西北农大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调至《人民日报》工作至今。曾获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颁发的“杰出记者奖”，以及中国新闻奖、全国现场短新闻奖等各类奖项100多个，被中宣部和国家地震局评为全国防震减灾先进个人。现为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著有《农业新闻学》《媒体传播与新农村建设》《论农业本质》等专著。
知道蒋建科是在一次聚会上，那时他刚刚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颁发的“杰出记者”大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此前，他在农业科技新闻领域已创下了许多个第一：获奖最多、发内参最多、给农民读者回信最多、推动农业科技项目最多、著书最多等等……总之，一个农业记者能取得的成就，他几乎都得到了。采访蒋建科是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三天。在此之前，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他被报社派往中国地震局采访，一直在那里等候消息。原本5月12日的采访便一直推到了14日的中午。
一、学农爱农为农，是农大学生的本分
对于蒋建科来说，故乡杨凌是他一生永远挣脱不开的情结，这块传说中后稷曾耕种过的黄土地、这个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暗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元素：血脉、学业以及职业。这里是他人生的起点。
蒋建科：杨凌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城，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后来学了农业，又当了农业记者，始终没有离开过农业，这里是我的根。上小学时我就立志学习农业，理想是当农业科学家，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后来考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系。
记者：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蒋建科：我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想着学植物保护，可以到处采集昆虫和植物标本，这样就可以畅游祖国的名山大川了。后来，做了记者，也和当初的想法殊途同归。学校离村子有7公里，我每周都要回家干农活。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暑假去田间捉棉虫，真是很辛苦。太阳快要把人给烤焦了，空气就像被煮沸了一样。那时，农民给作物喷洒农药，既危险又艰难。我发现，高校是科技富矿，但与大学校园一墙之隔的农村还是传统农耕方式，生产技术落后。
记者：为什么近水楼台却得不到月？
蒋建科：这不能光怪农民，我们这些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也有责任。上了大学后，才知道大学生很少有人愿意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流、传播知识。我就萌发了要把农业科技知识带到农民中间去的想法，决心为农民做些实事。于是就利用课余和假期骑自行车跑遍了学校周围的30多个村子，一口气写出了7篇调查报告。
记者：你没有像其他的大学生一样，满足于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是热衷于社会实践。
蒋建科：大学阶段，学习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是充分锻炼自己的能力。有统计数字说，大学阶段学习的知识不足人生全部知识的1%。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看综合能力。认识的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但很多学生把学习与实践对立起来。农业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经验和不断地实践，不能光停留在书本上。
从大学三年级起，蒋建科便深入陕西省10多个县（区）的100多个村庄，调查有关农村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写出调查报告21篇。同时利用农村庙会、集市等时机，积极开展科技咨询活动。
蒋建科：我们为农民办防虫讲习班，到农村中学传授植保知识，还办了一份面向农民的油印刊物《农家信鸽》。这份刊物是同学们自发组织、自己撰稿编辑、自办发行的季节性刊物。共出版了13期，发行到陕西、甘肃等5省14地市的42个县，累计超过2万份，农民非常欢迎。在校团委的支持下，我倡导成立了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在当地物色了10个农业科技示范户进行技术服务。其中的杨恩仓在我们的帮助下，一跃成为当地靠苹果致富的第一个万元户，陕西电视台还对他进行了追踪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1986年，蒋建科把这件事写成了文章《踏泥泞小路，播知识良种》，在“全国大中专学生理想与青春征文竞赛”中荣获第一名，并被刊登在6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专版的头条位置。蒋建科的社会实践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报社专门派记者前去采访。
蒋建科：毕业前，我已经在《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种报纸、电台发表各类稿件104篇。采访我的《人民日报》记者对我很感兴趣，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我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果真来了调令。当时我已经作为学校团委宣传部部长提前留校了。
记者：据说毕业那年，有5家单位要你？
蒋建科：我是社会实践的受益者：一是自己由性格内向、很少说话的“书生”变成一个会说、会写、会干的青年，我的生活准则也从得高分的目标，转移到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上来。二是改变了我的人生，由一名学农的大学生成了记者。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观察、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完善对社会的认识，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了能力。现在，我常常拿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认识社会，锻炼自己。
怀揣着青春理想的西北农科大学生蒋建科，写下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通过接触农民和农村实际，更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和对改革的信心；通过接触生产实际，使自己学到的理论直接为生产服务,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学农爱农为农，这是我们农科大学生的本分。”
二、愿当农业科技的二传手
1986年7月，蒋建科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要么留校升任团委书记，要么去《人民日报》当记者。要知道当时的校团委书记是副处级别，这对于一个只有21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然而蒋建科非常坚决地说：“去《人民日报》当记者！”
蒋建科：有人觉得我丢掉了专业很可惜。我回答说，我学的昆虫传播花粉是让作物增产，而新闻则是另一种意义的传播。从本质上说我没改专业，我乐意当专家的二传手！
记者：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农学专业学生，到中国的报业圣地——人民日报社开始自己的新闻生涯，会不会有压力？
蒋建科：当时到了《人民日报》，感觉压力很大，一看同事们大都是名牌高校新闻系的高才生，自信心受到打击。
记者：如何调整这种心理落差，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蒋建科：离开西北农科大时，一位副校长曾跟我谈话，希望为学校争光，给后面的学生做个表率。我答应了，既然有了这个承诺，我就要兑现，就要坚持。首先是给自己准确定位，我在日记中曾写到：农业科技+新闻=成果。我想，只有把自己生长在农村、系统学习过农业科学知识的优势与新闻结合起来，才能当好农业科技的二传手。
在入社教育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蒋建科听说上夜班对记者成长至关重要，就决心从夜班开始学习。实习一结束，就主动报名去了夜班，他领来一瓶胶水、一把剪刀，踏踏实实从头做起。
蒋建科：我太喜欢新闻工作了，但没有系统地学过新闻，当然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学起，补上这一课，不吃点苦头是不行的。到现在，我已连续上夜班18年，主编和参与编辑的版面超过2000多块。
20年里，蒋建科的足迹遍布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800多个县的2000多个村庄，以及60多所农业大学和农业科研院所，采访专家、政府官员、农民等上万人（次），发表了1000多篇新闻稿件。农学的专业背景、加上善于钻研思考，蒋建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报社，大家喊他“农业专家”；在农科院，人们又叫他“新闻专家”。
记者：在新闻界，还有人戏称您是“辛勤的小蜜蜂”。
蒋建科：农业记者离开了农民，就成了瞎子、聋子。要发现新闻，就必须多去科研一线，多去农村。
2004年春，国家农业部组织在安徽蚌埠开展“科技之春”活动，一位老大爷手拿一撮麦苗问他：“我们去年发现有小麦吸浆虫，它在小麦的什么地方？长什么样子？”蒋建科笑着说：“大爷，小麦吸浆虫现在不在您拿的麦苗里，而在土壤里，有小米粒大小……”农民感到惊奇：“真想不到，《人民日报》记者也是农业专家！”当禽流感爆发时，他又深入到一线，采写出一批独家报道。其中，通讯《用科学战胜疫病》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科技好新闻奖。
记者：我注意到，为了全面提高自己的新闻素养，您还从事知识产权、航天、地震等各种新闻报道，甚至经济、国际等其他新闻也都尝试过。
蒋建科：这样既符合记者是“杂家”的职业要求，也可以借鉴其他新闻领域的经验，更好地帮助自己“挖井”。
记者：您认为农业科技新闻报道就像挖井？
蒋建科：“挖井”并非盲目的行动，而要科学“挖井”。首先，要准确选址。记者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每天都要接触海量的信息，如何选定“挖井”地点，是一个难点。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第一特长和自己喜欢的新闻领域结合起来，可能是一个最佳组合。其次，要有科学的方法。需要不断总结“挖井”的规律和经验，博采众长，从而提高“挖井”效率。第三，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毅力。第四，是抵御一些诱惑和干扰。第五，需要宽阔的视野和其他新闻的采写经历做支撑。如果只顾“挖井”而不问其他，也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所以要有意识地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经常写写各种新闻。最后，还要敢于冒险。
2002年至2007年，蒋建科连续参加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工程，以及“神舟四号”到“神舟六号”以及“嫦娥探月工程”的报道。
蒋建科：我采写的消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中国新闻奖，刊有这个消息的号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通讯《内蒙古：航天英雄凯旋》还被选进冀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前面一篇是毛泽东1949年为新华社所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能和伟人的经典之作一同被收入教材，这是我没想到的，也让我深感自豪。但遗憾的是，给我带来这些殊荣和关注的是航天类新闻，而不是我的农业老本行。
记者：这多少有些尴尬。众所周知，农业新闻报道油水少辛苦多，成名少寂寞多，是个苦差事。像您这样20年来一直坚持做农业实用技术报道的记者并不多。
蒋建科：当初同我一起采访的其他兄弟新闻单位的朋友，这些年里，走了一拨又一拨，换了一茬又一茬，纷纷转行了，农业科技新闻报道面临着断层的危险，不利于传播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
记者：在许多人看来，农业新闻报道工作成本高，去农村采访，写一篇稿子要用三天。另外，农业新闻少有轰动效应，容易被忽视，不易被认可。您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蒋建科：除了我不愿意“扎堆”的个性外，更重要的是对农业报道工作的热爱。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理想是当农业科学家，用技术和知识让农民朋友富起来。现在我用新闻种地，通过《人民日报》把最新的科技成果传播给广大农民朋友，一样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理想、兴趣与职业重合，这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三、我的新闻理念是做好售后服务
蒋建科有一句名言：农业记者，要做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如果你传播的新闻，不能让农民增产见效，还不如一只小蜜蜂。
蒋建科：新闻源于生活，是建立在新闻事实基础上的，不能做空中楼阁。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的墙壁上糊满了报纸，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当时我看了这些报纸，有一些模糊的疑问：报纸为什么不写点让粮食增产的消息？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说您的新闻理念是“售后服务”，这种实用的理念是不是受您所学专业的影响？
蒋建科：对。20年来的新闻采访，我发现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一是信息不灵，二是缺技术，三是缺资金。站在农民的角度，不能只当科学家不看重技术推广，记者也不能只顾报道不看传播效果。要有的放矢，讲求针对性。我每次采访，都提前做好选题策划，向农民朋友做调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然后再到农业大学和农业科学院去采访专家学者，这样的报道经常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我采写的《肉羊饲养技术帮你走上致富路》刊发后，先后有读者来信3000多封，来信持续时间长达3年。
记者：但在许多人眼里，新闻传播是一次性的，报道完了就结束了。
蒋建科：可我认为，新闻报道只是开始，关键要关注随后的效果，做好售后服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真正给农民朋友带来一些实际效应。从更深层说，党报在传播党的声音和群众呼声的同时，也能为农民朋友提供些致富信息，对稳定和提高党报的社会地位不无好处。一些农民读者看到我写的报道后，直接来报社点名要找我，我都会耐心接待并给予答复。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经常把前来咨询的农民介绍给农科院专家，甚至花钱打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尽管回答读者来信是不计算工作量的，但蒋建科却做到了每信必复。在农民读者心里，蒋记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家人，几乎有求必应。20多年来，他回答读者来信、来电1万5千人（次）以上，许多读者从中找到致富信息。
记者：也许有人会问，每信必复有必要吗？多耽误时间！
蒋建科：读者来信，是对党报的信任，是对科学家和技术的信任，同时也是对记者的信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闻影响力的大小。这么多年来，我在完成上夜班和领导交给的采访任务基础上，一直坚持做农业实用技术方面的报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者来信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当你看到一封封充满渴望和真诚的来信时，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都不会无动于衷！回一封读者来信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但它关系到党报的威信和声誉，所以我坚持把处理读者来信同采访、编辑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给读者回每一封信。
有时来信实在太多，再赶上夜班，无法做到每信必复，蒋建科也坚持将来信送给技术单位，并督促他们每信必复。在外人看来，蒋建科的记者工作实在太清苦，离“无冕之王”差之甚远。
记者：据说正是通过这一万多封来信，您总结提炼出农业科技新闻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蒋建科：如何评价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事关农业科技新闻发展的全局。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广大农民对农业科技需求十分旺盛的情况下，应把评价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的权利还给农民读者。在行业及媒体自己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再增加量化的评价指标，这样就能建立一套比较能反映实际的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评价体系。即：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同行定性评价+量化评价。
记者：如果以报纸为例，量化评价指标具体都有哪些？
蒋建科：我认为主要包括三点。一是阅读率，二是反馈率，三是转载指数。这三点从传统意义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新闻的影响力。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转化率与新闻效益。前者即一条新闻引起的成果转化并获得成功的总量占新闻得到的反馈总量的百分比，它显示了新闻传播的实际效应，如果通过一条新闻的作用而最终促成了一项成果的转化，就足以证明这条新闻的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而将新闻效益纳入评价指标，则是鼓励记者尽量节约采访成本，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
记者：这一评价体系，对从事农业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
蒋建科：正因为报道工作的专业性，一些国家的新闻法就明确规定，从事农业报道的记者必须具有农艺师职称。在我国，从事农业报道，如果有学农的专业背景当然更好。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量人员是“半路出家”。对大量非农学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要适应岗位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能够成为与采访对象合格的对话者，就需要有农业方面的知识。无此，记者的新闻敏感性、报道的准确性、通俗化程度就受到影响，报道的传播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记者：在具体操作中，还要在专业化与传播的通俗化之间找到契合点。
蒋建科：农业科技新闻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基层农业干部和广大农民，因此，农业科技新闻是不是通俗，是不是能让他们看懂，就成为衡量一条农业科技新闻优劣的标准。因此，要写好农业科技新闻光是懂农业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哲学等其他方面的知识是同样重要的。我认为，对从事农业科技新闻的记者和通讯员来说，农业科技知识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记者：做好新闻传播的售后服务，并不是回一万多封读者来信那样简单，除了技巧和经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与态度。
蒋建科：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飞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尽管农业仍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在新兴产业面前，这种重要性容易被忽略。农业新闻也如此，它离生活最近，但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关注度少。从事农业新闻报道，需要一批有社会责任感、能吃苦、不怕寂寞、肯坐冷板凳的人，这是对记者最大的考验。
性情执拗的关中汉子蒋建科经受住了考验。20年过去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苛刻的标准——“作品不能像铺地板砖或电线杆那样平淡，而应像倒金字塔似的，有层次感。一千份作品，有一百份自己感到满意，有十份是获奖的作品，最后形成一本专著。”
四、内参是中国特色的媒体传播方式
在农业新闻领域，蒋建科的内参是出了名的。一是数量多，有200多篇；二是质量高，其中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刘云山、曾培炎、回良玉、吴仪、陈至立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就有80多个，内参批示率达到30%。
记者：现在像您这样重视内参的记者不多，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内参？
蒋建科：这得益于一种理念。一个记者，不仅是战士、司号员，还应是侦察兵、参谋。在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下，党报记者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专家的意见、百姓的呼声，及时传达给中央，更好地体现记者的价值。这里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公开报道，二是内参。在采访中，有时发现问题，但不适合报道，通过内参的方式解决问题，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样既贯彻了党的宣传政策，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是积极、有效的好办法。
记者：如何理解内参的传播功能？
蒋建科：内参赋予了记者参谋的功能。准确、客观、契合时机的公开报道与内参，都能取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比如，我对种质资源报道了10多年，发了不少稿子。2003年，我写了一篇内参，阐述了种质资源及保护的重要性，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随后十几个部委联合行动，使这个关系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近5年来，蒋建科采写的内参得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的就有3个，30多个重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蒋建科：这得益于大学的系统训练。我把自己所学的农业调查和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应用在新闻调查领域，大学期间就写出了22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2篇被陕西省人民政府选为内参，得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批示和重视，从此体会到内参的重要性和巨大威力。
跨进《人民日报》大门后，蒋建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把内参放到与采、写、编、评同等重要的位置，主动选题采写。1988年，河北某地发生了一种检疫性害虫，他立即采写了一个内参，引起农业部高度重视，农业部紧急采取防治措施，对剿灭这种害虫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过去曾提倡“报参互动”的传播模式，但在今天似乎有所淡化。
蒋建科：我不这么看。内参很重要，是中国特色的媒体传播方式，这是国情所决定的，是一种有效的、非公开的传播途径。在各种媒体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内参是党报新的增长点。正是认识到这种重要性，所以在每一次采访过程中，我都仔细分析，看这些新闻是否有内参价值。每一个获得领导批示的内参都是长期跟踪、深入调查研究后写成的，这对于提高记者的理论政策素养很有帮助。
多年来，蒋建科一直坚持农业生产实践、农业新闻采访与农业问题研究的紧密结合，穿过一个个新闻表象，他将思考的目光投入到更深层的本质。2003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农业新闻学》专著，率先提出了农业新闻学的概念。
蒋建科：其实，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早在1905年就开设农业新闻学课程，2002年中国教育部批准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媒体传播系并正式招生。农业新闻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我们对它的认识与重视还远远不够。在《农业新闻学》里，我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证“新闻有学”，这一观点与之前梁衡所说的“新闻的学术性散落在每个角落里”不谋而合。
记者：在这本书里，您总结了农业科技新闻的十大特征。
蒋建科：农业科技新闻如同农业科学一样，也是有一定规律和特征的。大致归纳为：科学性、季节性、区域性、可推广性、新闻性、持久性、可预见性、政策性以及时效性弱、反馈率高。
记者：作为农业科技新闻的传播者，理应具备哪些素养？
蒋建科：记者是多功能的职业，采写链条要拉长，竞争力强了，自然高人一筹。农业记者需要着力培养以下8大能力——政策理解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预测能力、演讲能力、外语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具备了这些能力，才能在传播他人的观点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探索农业新闻规律的同时，蒋建科还在一直思索农业究竟是什么，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为了赢得一点对农业的发言权，他一直在用记者的视角去观察、去采访，用专家的头脑去思考、去研究，用农民的生产方式去实践、去体验。
蒋建科：在得到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2007年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专著《论农业本质》。书中从揭示农业的本质入手，重新划分出农业发展的四个阶段，提出了全能农业、第二次农业文明、碳素论等概念和新理论，并以自己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对策。这本书受到了我国农业科学界的关注，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给我颁发“杰出记者奖”，这本书也起了一定作用。
站在新闻和农业科学前沿、善于思考的蒋建科，申报了多项与农业和新闻相关的部省级科研课题，目前他已经主持部省级科研课题5项、参与部省级科研课题4项，对丰富农业新闻理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记者：据我所知，您策划主持的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媒体传播对农业政策执行和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研究》，形成了8万字的报告，被农业部以决策参考的形式上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您又组织出版了专著《媒体传播与新农村建设》，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培训教材使用。您现在已经从记者成长为真正的专家。
蒋建科：如何成为一名专家型记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途径与方法。我的经验是——要把新闻学和自己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不要把采访和学习对立起来，采访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每一次新闻采访都当做一次课题来完成，所以总会有发现和创新。
五、成功是慢慢修炼出来的
2007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在中国举办年会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将“杰出记者奖”颁发给了来自中国的人民日报社记者蒋建科。当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兼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主席凯瑟琳手中接过这一奖项时，蒋建科动情地说：“当记者21年，经常来人民大会堂采访报道他人获奖的新闻。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这样一个国际新闻奖。我想，这个荣誉首先应该属于我所服务的媒体——人民日报社，其次这也是所有中国记者的荣誉。”
记者：这是建国后中国记者首次获得这个国际新闻大奖，它的意义在哪里？
蒋建科：长期以来，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新闻价值观的不同，使中国记者少有机会拿国际新闻大奖。这次中国记者获奖了，至少是一个突破，说明在消除贫困这一人类共同目标的主题下，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达成一个价值准则，对记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贡献进行客观地评定。
记者：您认为自己究竟靠什么拿到了这个大奖？
蒋建科：当时得了这个奖后，有的朋友问我，是哪篇稿子获奖了？其实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杰出记者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一的作品奖，它考量的是记者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对记者职业行为、社会影响的综合评估。正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弗朗西斯科所说，把中国科技传播到广大的农民手中，可以使他们减少贫困，记者在此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我要感谢《人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一直督促和激励我不断地采访报道农业科技新闻，正巧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新闻奖的宗旨相吻合。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蒋建科在农业新闻学研究以及推广科技为农民增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备受认可时，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民日报》农业记者，就已引起了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注意。2005年起，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先后邀请他出国采访了国际水稻所、世界渔业研究中心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2006年4月，该组织在中国首次举办农业科技媒体培训班，蒋建科又被聘请为主讲教授。
记者：当时您主讲了《新闻传播：用科学改善农民生活》，受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以及学员的高度评价，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中国记者水平这么高。
蒋建科：我主要阐述了农业科技新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新成果层出不穷，产生了无形的科技成果市场；另一方面，农民的科技意识有了提高，也形成巨大的需求市场。两个市场，新闻传播起到桥梁和沟通作用。实现两个市场的对接，对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会有实实在在的作用。通过农业科技新闻报道，可让全社会了解农业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赢得政府和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支持。
记者：作为一个有着20年新闻实践的专家型记者，您对新闻传播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定有更深的理解。
蒋建科：从宏观上说，新闻传播还能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不少农民依靠农业科技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走上了致富路。在当地不但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致富。
记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不是体现了记者的价值追求？
蒋建科：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农业记者的使命与责任。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爷爷和我的父母至今仍在家乡杨凌种着3亩责任田，如何能把他们从传统的农耕方式中解放出来，如何能让全国的农民朋友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好的收入，是我30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现在得奖已成过去，我会以归零的心态，一如既往地关注“三农”，关注民生，为农民朋友提供致富信息。
记者：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的兼职教授，您还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中国农业新闻后备力量的任务。
蒋建科：我开设了《农业新闻》课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300多名本科生和硕士生，培训通讯员3000多人次。我教给他们新闻原理和采写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一些人生经验：首先从大处着手，树立自己的目标，不要被小的问题所困扰。再就是善于利用交叉优势找准结合点，就像我从事的农业新闻一样，它的长处就是把农业和新闻学有机地结合从而获得了成功。第三是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第四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这样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锻炼。
记者：从一个农大学生到中国农业科技新闻的领军人物，成功靠的是什么？
蒋建科：成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就像有机农产品，一是生长周期长，二是无污染，尽管过程漫长，投入多，但品质好、营养价值高。记者也如此，大投入才有大作为，不能急功近利。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好在勤能补拙，讲究方法。况且，经常采访科学家，整天浸泡在智慧的海洋里，时间长了，也让自己变成有智慧的人。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学聪明人，少走弯路，加快进步。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蒋建科：“中国农业科技新闻的领军人物”，这个称号我不敢当，还有差距。与穆青、范敬宜、梁衡这些农业新闻领域的大家相比，无论在文化底蕴、理论建树还是新闻成就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会接过接力棒，努力传承下去。
著名报人、新闻学家梁衡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了名记者的四大标准：有名稿、资深、有理论修养、有学术专著。按照这一评判标准，蒋建科已经做到了，甚至超出了。这个自嘲长得像兵马俑的农家子弟，从一名农大学生到农业新闻专家，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的冷板凳、二十年的坚持、二十年的无私奉献……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与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策划、专栏作家、新闻学博士）
背景介绍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成立于1971年，是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于1984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CGIAR年度国际新闻奖是该组织的常设新闻奖，旨在奖励长期致力于农业科技新闻传播、并在帮助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新闻记者，申报材料一律为正式出版物。经过专家评审、CGIAR核准等一系列程序后，每年授予一名获奖记者。
知道蒋建科是在一次聚会上，那时他刚刚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颁发的“杰出记者”大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此前，他在农业科技新闻领域已创下了许多个第一：获奖最多、发内参最多、给农民读者回信最多、推动农业科技项目最多、著书最多等等……总之，一个农业记者能取得的成就，他几乎都得到了。采访蒋建科是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三天。在此之前，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他被报社派往中国地震局采访，一直在那里等候消息。原本5月12日的采访便一直推到了14日的中午。
一、学农爱农为农，是农大学生的本分
对于蒋建科来说，故乡杨凌是他一生永远挣脱不开的情结，这块传说中后稷曾耕种过的黄土地、这个中国农业的发祥地，暗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元素：血脉、学业以及职业。这里是他人生的起点。
蒋建科：杨凌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城，我在这里出生、长大，后来学了农业，又当了农业记者，始终没有离开过农业，这里是我的根。上小学时我就立志学习农业，理想是当农业科学家，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后来考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系。
记者：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蒋建科：我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想着学植物保护，可以到处采集昆虫和植物标本，这样就可以畅游祖国的名山大川了。后来，做了记者，也和当初的想法殊途同归。学校离村子有7公里，我每周都要回家干农活。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暑假去田间捉棉虫，真是很辛苦。太阳快要把人给烤焦了，空气就像被煮沸了一样。那时，农民给作物喷洒农药，既危险又艰难。我发现，高校是科技富矿，但与大学校园一墙之隔的农村还是传统农耕方式，生产技术落后。
记者：为什么近水楼台却得不到月？
蒋建科：这不能光怪农民，我们这些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大学生也有责任。上了大学后，才知道大学生很少有人愿意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交流、传播知识。我就萌发了要把农业科技知识带到农民中间去的想法，决心为农民做些实事。于是就利用课余和假期骑自行车跑遍了学校周围的30多个村子，一口气写出了7篇调查报告。
记者：你没有像其他的大学生一样，满足于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是热衷于社会实践。
蒋建科：大学阶段，学习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是充分锻炼自己的能力。有统计数字说，大学阶段学习的知识不足人生全部知识的1%。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看综合能力。认识的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但很多学生把学习与实践对立起来。农业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经验和不断地实践，不能光停留在书本上。
从大学三年级起，蒋建科便深入陕西省10多个县（区）的100多个村庄，调查有关农村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写出调查报告21篇。同时利用农村庙会、集市等时机，积极开展科技咨询活动。
蒋建科：我们为农民办防虫讲习班，到农村中学传授植保知识，还办了一份面向农民的油印刊物《农家信鸽》。这份刊物是同学们自发组织、自己撰稿编辑、自办发行的季节性刊物。共出版了13期，发行到陕西、甘肃等5省14地市的42个县，累计超过2万份，农民非常欢迎。在校团委的支持下，我倡导成立了大学生科技服务中心，在当地物色了10个农业科技示范户进行技术服务。其中的杨恩仓在我们的帮助下，一跃成为当地靠苹果致富的第一个万元户，陕西电视台还对他进行了追踪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1986年，蒋建科把这件事写成了文章《踏泥泞小路，播知识良种》，在“全国大中专学生理想与青春征文竞赛”中荣获第一名，并被刊登在6月11日《中国青年报》专版的头条位置。蒋建科的社会实践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报社专门派记者前去采访。
蒋建科：毕业前，我已经在《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种报纸、电台发表各类稿件104篇。采访我的《人民日报》记者对我很感兴趣，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我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果真来了调令。当时我已经作为学校团委宣传部部长提前留校了。
记者：据说毕业那年，有5家单位要你？
蒋建科：我是社会实践的受益者：一是自己由性格内向、很少说话的“书生”变成一个会说、会写、会干的青年，我的生活准则也从得高分的目标，转移到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上来。二是改变了我的人生，由一名学农的大学生成了记者。最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观察、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完善对社会的认识，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提高了能力。现在，我常常拿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认识社会，锻炼自己。
怀揣着青春理想的西北农科大学生蒋建科，写下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通过接触农民和农村实际，更加深了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理解和对改革的信心；通过接触生产实际，使自己学到的理论直接为生产服务,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学农爱农为农，这是我们农科大学生的本分。”
二、愿当农业科技的二传手
1986年7月，蒋建科面临着一次重大选择。要么留校升任团委书记，要么去《人民日报》当记者。要知道当时的校团委书记是副处级别，这对于一个只有21岁的大学毕业生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美事，然而蒋建科非常坚决地说：“去《人民日报》当记者！”
蒋建科：有人觉得我丢掉了专业很可惜。我回答说，我学的昆虫传播花粉是让作物增产，而新闻则是另一种意义的传播。从本质上说我没改专业，我乐意当专家的二传手！
记者：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农学专业学生，到中国的报业圣地——人民日报社开始自己的新闻生涯，会不会有压力？
蒋建科：当时到了《人民日报》，感觉压力很大，一看同事们大都是名牌高校新闻系的高才生，自信心受到打击。
记者：如何调整这种心理落差，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
蒋建科：离开西北农科大时，一位副校长曾跟我谈话，希望为学校争光，给后面的学生做个表率。我答应了，既然有了这个承诺，我就要兑现，就要坚持。首先是给自己准确定位，我在日记中曾写到：农业科技+新闻=成果。我想，只有把自己生长在农村、系统学习过农业科学知识的优势与新闻结合起来，才能当好农业科技的二传手。
在入社教育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蒋建科听说上夜班对记者成长至关重要，就决心从夜班开始学习。实习一结束，就主动报名去了夜班，他领来一瓶胶水、一把剪刀，踏踏实实从头做起。
蒋建科：我太喜欢新闻工作了，但没有系统地学过新闻，当然得从最基础的工作学起，补上这一课，不吃点苦头是不行的。到现在，我已连续上夜班18年，主编和参与编辑的版面超过2000多块。
20年里，蒋建科的足迹遍布全国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800多个县的2000多个村庄，以及60多所农业大学和农业科研院所，采访专家、政府官员、农民等上万人（次），发表了1000多篇新闻稿件。农学的专业背景、加上善于钻研思考，蒋建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报社，大家喊他“农业专家”；在农科院，人们又叫他“新闻专家”。
记者：在新闻界，还有人戏称您是“辛勤的小蜜蜂”。
蒋建科：农业记者离开了农民，就成了瞎子、聋子。要发现新闻，就必须多去科研一线，多去农村。
2004年春，国家农业部组织在安徽蚌埠开展“科技之春”活动，一位老大爷手拿一撮麦苗问他：“我们去年发现有小麦吸浆虫，它在小麦的什么地方？长什么样子？”蒋建科笑着说：“大爷，小麦吸浆虫现在不在您拿的麦苗里，而在土壤里，有小米粒大小……”农民感到惊奇：“真想不到，《人民日报》记者也是农业专家！”当禽流感爆发时，他又深入到一线，采写出一批独家报道。其中，通讯《用科学战胜疫病》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科技好新闻奖。
记者：我注意到，为了全面提高自己的新闻素养，您还从事知识产权、航天、地震等各种新闻报道，甚至经济、国际等其他新闻也都尝试过。
蒋建科：这样既符合记者是“杂家”的职业要求，也可以借鉴其他新闻领域的经验，更好地帮助自己“挖井”。
记者：您认为农业科技新闻报道就像挖井？
蒋建科：“挖井”并非盲目的行动，而要科学“挖井”。首先，要准确选址。记者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每天都要接触海量的信息，如何选定“挖井”地点，是一个难点。我认为，应该把自己的第一特长和自己喜欢的新闻领域结合起来，可能是一个最佳组合。其次，要有科学的方法。需要不断总结“挖井”的规律和经验，博采众长，从而提高“挖井”效率。第三，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毅力。第四，是抵御一些诱惑和干扰。第五，需要宽阔的视野和其他新闻的采写经历做支撑。如果只顾“挖井”而不问其他，也容易成为井底之蛙。所以要有意识地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经常写写各种新闻。最后，还要敢于冒险。
2002年至2007年，蒋建科连续参加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工程，以及“神舟四号”到“神舟六号”以及“嫦娥探月工程”的报道。
蒋建科：我采写的消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中国新闻奖，刊有这个消息的号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通讯《内蒙古：航天英雄凯旋》还被选进冀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前面一篇是毛泽东1949年为新华社所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能和伟人的经典之作一同被收入教材，这是我没想到的，也让我深感自豪。但遗憾的是，给我带来这些殊荣和关注的是航天类新闻，而不是我的农业老本行。
记者：这多少有些尴尬。众所周知，农业新闻报道油水少辛苦多，成名少寂寞多，是个苦差事。像您这样20年来一直坚持做农业实用技术报道的记者并不多。
蒋建科：当初同我一起采访的其他兄弟新闻单位的朋友，这些年里，走了一拨又一拨，换了一茬又一茬，纷纷转行了，农业科技新闻报道面临着断层的危险，不利于传播的稳定性与可持续发展。
记者：在许多人看来，农业新闻报道工作成本高，去农村采访，写一篇稿子要用三天。另外，农业新闻少有轰动效应，容易被忽视，不易被认可。您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
蒋建科：除了我不愿意“扎堆”的个性外，更重要的是对农业报道工作的热爱。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理想是当农业科学家，用技术和知识让农民朋友富起来。现在我用新闻种地，通过《人民日报》把最新的科技成果传播给广大农民朋友，一样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理想、兴趣与职业重合，这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三、我的新闻理念是做好售后服务
蒋建科有一句名言：农业记者，要做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如果你传播的新闻，不能让农民增产见效，还不如一只小蜜蜂。
蒋建科：新闻源于生活，是建立在新闻事实基础上的，不能做空中楼阁。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的墙壁上糊满了报纸，有《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当时我看了这些报纸，有一些模糊的疑问：报纸为什么不写点让粮食增产的消息？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说您的新闻理念是“售后服务”，这种实用的理念是不是受您所学专业的影响？
蒋建科：对。20年来的新闻采访，我发现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因素，一是信息不灵，二是缺技术，三是缺资金。站在农民的角度，不能只当科学家不看重技术推广，记者也不能只顾报道不看传播效果。要有的放矢，讲求针对性。我每次采访，都提前做好选题策划，向农民朋友做调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然后再到农业大学和农业科学院去采访专家学者，这样的报道经常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我采写的《肉羊饲养技术帮你走上致富路》刊发后，先后有读者来信3000多封，来信持续时间长达3年。
记者：但在许多人眼里，新闻传播是一次性的，报道完了就结束了。
蒋建科：可我认为，新闻报道只是开始，关键要关注随后的效果，做好售后服务，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新闻报道，真正给农民朋友带来一些实际效应。从更深层说，党报在传播党的声音和群众呼声的同时，也能为农民朋友提供些致富信息，对稳定和提高党报的社会地位不无好处。一些农民读者看到我写的报道后，直接来报社点名要找我，我都会耐心接待并给予答复。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经常把前来咨询的农民介绍给农科院专家，甚至花钱打车把他们送到目的地。
尽管回答读者来信是不计算工作量的，但蒋建科却做到了每信必复。在农民读者心里，蒋记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家人，几乎有求必应。20多年来，他回答读者来信、来电1万5千人（次）以上，许多读者从中找到致富信息。
记者：也许有人会问，每信必复有必要吗？多耽误时间！
蒋建科：读者来信，是对党报的信任，是对科学家和技术的信任，同时也是对记者的信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闻影响力的大小。这么多年来，我在完成上夜班和领导交给的采访任务基础上，一直坚持做农业实用技术方面的报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者来信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当你看到一封封充满渴望和真诚的来信时，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都不会无动于衷！回一封读者来信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但它关系到党报的威信和声誉，所以我坚持把处理读者来信同采访、编辑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给读者回每一封信。
有时来信实在太多，再赶上夜班，无法做到每信必复，蒋建科也坚持将来信送给技术单位，并督促他们每信必复。在外人看来，蒋建科的记者工作实在太清苦，离“无冕之王”差之甚远。
记者：据说正是通过这一万多封来信，您总结提炼出农业科技新闻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蒋建科：如何评价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事关农业科技新闻发展的全局。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广大农民对农业科技需求十分旺盛的情况下，应把评价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的权利还给农民读者。在行业及媒体自己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再增加量化的评价指标，这样就能建立一套比较能反映实际的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评价体系。即：农业科技新闻影响力=同行定性评价+量化评价。
记者：如果以报纸为例，量化评价指标具体都有哪些？
蒋建科：我认为主要包括三点。一是阅读率，二是反馈率，三是转载指数。这三点从传统意义上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新闻的影响力。特别需要关注的是转化率与新闻效益。前者即一条新闻引起的成果转化并获得成功的总量占新闻得到的反馈总量的百分比，它显示了新闻传播的实际效应，如果通过一条新闻的作用而最终促成了一项成果的转化，就足以证明这条新闻的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而将新闻效益纳入评价指标，则是鼓励记者尽量节约采访成本，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
记者：这一评价体系，对从事农业科技新闻报道的记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
蒋建科：正因为报道工作的专业性，一些国家的新闻法就明确规定，从事农业报道的记者必须具有农艺师职称。在我国，从事农业报道，如果有学农的专业背景当然更好。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量人员是“半路出家”。对大量非农学专业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说，要适应岗位工作的需要，特别是能够成为与采访对象合格的对话者，就需要有农业方面的知识。无此，记者的新闻敏感性、报道的准确性、通俗化程度就受到影响，报道的传播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记者：在具体操作中，还要在专业化与传播的通俗化之间找到契合点。
蒋建科：农业科技新闻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基层农业干部和广大农民，因此，农业科技新闻是不是通俗，是不是能让他们看懂，就成为衡量一条农业科技新闻优劣的标准。因此，要写好农业科技新闻光是懂农业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哲学等其他方面的知识是同样重要的。我认为，对从事农业科技新闻的记者和通讯员来说，农业科技知识和文学方面的知识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记者：做好新闻传播的售后服务，并不是回一万多封读者来信那样简单，除了技巧和经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与态度。
蒋建科：是。改革开放30年，经济飞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尽管农业仍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但在新兴产业面前，这种重要性容易被忽略。农业新闻也如此，它离生活最近，但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关注度少。从事农业新闻报道，需要一批有社会责任感、能吃苦、不怕寂寞、肯坐冷板凳的人，这是对记者最大的考验。
性情执拗的关中汉子蒋建科经受住了考验。20年过去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苛刻的标准——“作品不能像铺地板砖或电线杆那样平淡，而应像倒金字塔似的，有层次感。一千份作品，有一百份自己感到满意，有十份是获奖的作品，最后形成一本专著。”
四、内参是中国特色的媒体传播方式
在农业新闻领域，蒋建科的内参是出了名的。一是数量多，有200多篇；二是质量高，其中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刘云山、曾培炎、回良玉、吴仪、陈至立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就有80多个，内参批示率达到30%。
记者：现在像您这样重视内参的记者不多，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内参？
蒋建科：这得益于一种理念。一个记者，不仅是战士、司号员，还应是侦察兵、参谋。在中国特色的媒体环境下，党报记者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专家的意见、百姓的呼声，及时传达给中央，更好地体现记者的价值。这里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公开报道，二是内参。在采访中，有时发现问题，但不适合报道，通过内参的方式解决问题，不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样既贯彻了党的宣传政策，又促成了问题的解决，是积极、有效的好办法。
记者：如何理解内参的传播功能？
蒋建科：内参赋予了记者参谋的功能。准确、客观、契合时机的公开报道与内参，都能取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比如，我对种质资源报道了10多年，发了不少稿子。2003年，我写了一篇内参，阐述了种质资源及保护的重要性，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随后十几个部委联合行动，使这个关系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近5年来，蒋建科采写的内参得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的就有3个，30多个重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对推动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蒋建科：这得益于大学的系统训练。我把自己所学的农业调查和统计的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应用在新闻调查领域，大学期间就写出了22篇农村调查报告，其中2篇被陕西省人民政府选为内参，得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批示和重视，从此体会到内参的重要性和巨大威力。
跨进《人民日报》大门后，蒋建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把内参放到与采、写、编、评同等重要的位置，主动选题采写。1988年，河北某地发生了一种检疫性害虫，他立即采写了一个内参，引起农业部高度重视，农业部紧急采取防治措施，对剿灭这种害虫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过去曾提倡“报参互动”的传播模式，但在今天似乎有所淡化。
蒋建科：我不这么看。内参很重要，是中国特色的媒体传播方式，这是国情所决定的，是一种有效的、非公开的传播途径。在各种媒体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内参是党报新的增长点。正是认识到这种重要性，所以在每一次采访过程中，我都仔细分析，看这些新闻是否有内参价值。每一个获得领导批示的内参都是长期跟踪、深入调查研究后写成的，这对于提高记者的理论政策素养很有帮助。
多年来，蒋建科一直坚持农业生产实践、农业新闻采访与农业问题研究的紧密结合，穿过一个个新闻表象，他将思考的目光投入到更深层的本质。2003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农业新闻学》专著，率先提出了农业新闻学的概念。
蒋建科：其实，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早在1905年就开设农业新闻学课程，2002年中国教育部批准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媒体传播系并正式招生。农业新闻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我们对它的认识与重视还远远不够。在《农业新闻学》里，我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论证“新闻有学”，这一观点与之前梁衡所说的“新闻的学术性散落在每个角落里”不谋而合。
记者：在这本书里，您总结了农业科技新闻的十大特征。
蒋建科：农业科技新闻如同农业科学一样，也是有一定规律和特征的。大致归纳为：科学性、季节性、区域性、可推广性、新闻性、持久性、可预见性、政策性以及时效性弱、反馈率高。
记者：作为农业科技新闻的传播者，理应具备哪些素养？
蒋建科：记者是多功能的职业，采写链条要拉长，竞争力强了，自然高人一筹。农业记者需要着力培养以下8大能力——政策理解能力、文字写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预测能力、演讲能力、外语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具备了这些能力，才能在传播他人的观点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探索农业新闻规律的同时，蒋建科还在一直思索农业究竟是什么，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为了赢得一点对农业的发言权，他一直在用记者的视角去观察、去采访，用专家的头脑去思考、去研究，用农民的生产方式去实践、去体验。
蒋建科：在得到了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2007年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专著《论农业本质》。书中从揭示农业的本质入手，重新划分出农业发展的四个阶段，提出了全能农业、第二次农业文明、碳素论等概念和新理论，并以自己的新闻报道为例，分析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进而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解决办法和对策。这本书受到了我国农业科学界的关注，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给我颁发“杰出记者奖”，这本书也起了一定作用。
站在新闻和农业科学前沿、善于思考的蒋建科，申报了多项与农业和新闻相关的部省级科研课题，目前他已经主持部省级科研课题5项、参与部省级科研课题4项，对丰富农业新闻理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记者：据我所知，您策划主持的农业部软科学课题《媒体传播对农业政策执行和科技成果转化影响的研究》，形成了8万字的报告，被农业部以决策参考的形式上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您又组织出版了专著《媒体传播与新农村建设》，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培训教材使用。您现在已经从记者成长为真正的专家。
蒋建科：如何成为一名专家型记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途径与方法。我的经验是——要把新闻学和自己所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不要把采访和学习对立起来，采访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把每一次新闻采访都当做一次课题来完成，所以总会有发现和创新。
五、成功是慢慢修炼出来的
2007年12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在中国举办年会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将“杰出记者奖”颁发给了来自中国的人民日报社记者蒋建科。当从世界银行副行长兼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主席凯瑟琳手中接过这一奖项时，蒋建科动情地说：“当记者21年，经常来人民大会堂采访报道他人获奖的新闻。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能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这样一个国际新闻奖。我想，这个荣誉首先应该属于我所服务的媒体——人民日报社，其次这也是所有中国记者的荣誉。”
记者：这是建国后中国记者首次获得这个国际新闻大奖，它的意义在哪里？
蒋建科：长期以来，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新闻价值观的不同，使中国记者少有机会拿国际新闻大奖。这次中国记者获奖了，至少是一个突破，说明在消除贫困这一人类共同目标的主题下，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达成一个价值准则，对记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贡献进行客观地评定。
记者：您认为自己究竟靠什么拿到了这个大奖？
蒋建科：当时得了这个奖后，有的朋友问我，是哪篇稿子获奖了？其实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杰出记者奖”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单一的作品奖，它考量的是记者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对记者职业行为、社会影响的综合评估。正如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弗朗西斯科所说，把中国科技传播到广大的农民手中，可以使他们减少贫困，记者在此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我要感谢《人民日报》的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一直督促和激励我不断地采访报道农业科技新闻，正巧与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新闻奖的宗旨相吻合。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蒋建科在农业新闻学研究以及推广科技为农民增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备受认可时，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民日报》农业记者，就已引起了世界银行所属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的注意。2005年起，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先后邀请他出国采访了国际水稻所、世界渔业研究中心等国际著名研究机构，2006年4月，该组织在中国首次举办农业科技媒体培训班，蒋建科又被聘请为主讲教授。
记者：当时您主讲了《新闻传播：用科学改善农民生活》，受到世界银行副行长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秘书长以及学员的高度评价，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中国记者水平这么高。
蒋建科：我主要阐述了农业科技新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新成果层出不穷，产生了无形的科技成果市场；另一方面，农民的科技意识有了提高，也形成巨大的需求市场。两个市场，新闻传播起到桥梁和沟通作用。实现两个市场的对接，对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会有实实在在的作用。通过农业科技新闻报道，可让全社会了解农业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赢得政府和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支持。
记者：作为一个有着20年新闻实践的专家型记者，您对新闻传播与农业之间的关系一定有更深的理解。
蒋建科：从宏观上说，新闻传播还能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不少农民依靠农业科技新闻报道提供的信息走上了致富路。在当地不但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致富。
记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不是体现了记者的价值追求？
蒋建科：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农业记者的使命与责任。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爷爷和我的父母至今仍在家乡杨凌种着3亩责任田，如何能把他们从传统的农耕方式中解放出来，如何能让全国的农民朋友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好的收入，是我30年来一直思索的问题。现在得奖已成过去，我会以归零的心态，一如既往地关注“三农”，关注民生，为农民朋友提供致富信息。
记者：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的兼职教授，您还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培养中国农业新闻后备力量的任务。
蒋建科：我开设了《农业新闻》课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300多名本科生和硕士生，培训通讯员3000多人次。我教给他们新闻原理和采写技巧，但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一些人生经验：首先从大处着手，树立自己的目标，不要被小的问题所困扰。再就是善于利用交叉优势找准结合点，就像我从事的农业新闻一样，它的长处就是把农业和新闻学有机地结合从而获得了成功。第三是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第四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这样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锻炼。
记者：从一个农大学生到中国农业科技新闻的领军人物，成功靠的是什么？
蒋建科：成功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就像有机农产品，一是生长周期长，二是无污染，尽管过程漫长，投入多，但品质好、营养价值高。记者也如此，大投入才有大作为，不能急功近利。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好在勤能补拙，讲究方法。况且，经常采访科学家，整天浸泡在智慧的海洋里，时间长了，也让自己变成有智慧的人。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学聪明人，少走弯路，加快进步。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
蒋建科：“中国农业科技新闻的领军人物”，这个称号我不敢当，还有差距。与穆青、范敬宜、梁衡这些农业新闻领域的大家相比，无论在文化底蕴、理论建树还是新闻成就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会接过接力棒，努力传承下去。
著名报人、新闻学家梁衡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曾提出了名记者的四大标准：有名稿、资深、有理论修养、有学术专著。按照这一评判标准，蒋建科已经做到了，甚至超出了。这个自嘲长得像兵马俑的农家子弟，从一名农大学生到农业新闻专家，他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的冷板凳、二十年的坚持、二十年的无私奉献……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与人生价值究竟是什么。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策划、专栏作家、新闻学博士）
背景介绍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成立于1971年，是由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发展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65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共同资助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从事公益性农业科技研究与示范推广的国际机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于1984年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CGIAR年度国际新闻奖是该组织的常设新闻奖，旨在奖励长期致力于农业科技新闻传播、并在帮助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新闻记者，申报材料一律为正式出版物。经过专家评审、CGIAR核准等一系列程序后，每年授予一名获奖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