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多么重视读书人？说出来也足以让人惊叹。
　　作为以后周殿前司都点检，通过“陈桥兵变”武力夺权的赵匡胤当上皇帝后，对外首先是收复星罗棋布于各地的割据政权，推进统一;对内则是首倡科举，兴建学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安排专人和专项经费，扩建了后周时代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子监的学社和祠宇，在国子监东、西两庑板壁上绘制“先贤”“先儒”肖像，亲自撰写《孔子赞》《颜子赞》，国子监开学之日，他还给来此学习的生员亲赐酒菜果品，显示了对天下读书人的优容与鼓励。
　　 宋太祖还改变以前偏重门第和出身的陋习，特别关注寒门学子，对于那些路途遥远缺乏川资（路费）的考生，他下令给他们发放驿券、口券，使他们赴京沿途免费获得各级官府的食宿招待，间接资助他们入京赴试，为大量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通道。而当他发现京考的礼部省试选拔的人才中有才学浅陋者，了解到科考中存在不公后，他又重启自唐朝以来虽有、但并未制度化的殿试，据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载，宋太祖曾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自此，殿试遂成制度，与州试、省试并列为宋朝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中记载了一段关于宋太宗如何对待读书人的话，说宋太宗每次科考放榜，凡三五名以前的进士，都会立马得到重用，在地方上则大多任为相当于副州长、副郡守的通判，在中央则经常让他们直接进入史馆，官居太史，均为显要。
　　 自太祖、太宗以降，宋朝当权者对读书人的重视已然成为了国策，代代相传，一以贯之。
　　 对读书人如此，对于读书人中的魁首——状元，则起点更高，提拔更快，“状元登第者，不十馀年，皆望柄用”，往往十多年就成为朝廷大臣，重视和重用程度远胜他者。因此，宋朝以状元之身当上宰相的人也比比皆是，如吕蒙正、陈尧叟、王曾、李迪、蔡齐、王尧臣、何栗、梁克家、吴潜、文天祥等人都是。
　　 田况还在文中描写当时读书人中了状元后备受荣光的盛况说：“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讙（huān，喧哗;通“欢”，喜悦）动都邑。”从皇帝到百姓，对状元的欣赏、宠幸、仰慕之情，无以复加，真是众星捧月，荣耀无比。
　　 而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尹洙更是说了一段读书人中状元之后受宠到让人惊异的话：“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可见宋朝把读书人摆上了何种神圣的地位。
　　 宋朝之所以重视读书人，源于宋太祖对五代之乱和武将篡位的恐惧。立国之初，他曾在与宰相赵普的交谈中表达出这种深深的忧虑，他说：“天下自唐季（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最关键的是帝位不稳，朝不保夕。而根本原因都是武将坐大、取而代之，“朝为仇敌，暮为君臣”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让同样是通过兵变上位的宋太祖心有余悸。
　　 为息兵戈，稳权位，使自己的赵宋江山固若金汤，代代相传，宋太祖着重推行文官政治，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采取“偃武修文”之法，甚至“扬文抑武”，将读书人地位无限拔高，将武将的地位一再降低，终于消灭了武将夺权易姓的可能。同时，对读书人的重视，也最终成就了宋朝的文化盛世，故陈寅恪先生评价宋朝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然而，凡事有一利则有一弊，正是这种对读书人无以复加的重视和吹捧，将宋朝“重文轻武”“扬文抑武”的政策推向了极致。我们不要忽视的一点是，宋朝的“扬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抑武”的手段实现的，因为对任何一方的优待，都是要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满足了文人，便冷落了武将，减少了军备的投入，从而削弱了武力。
　　 “扬文”并非不好，但“扬文”伴随着“抑武”，甚至通过“扬文”来“抑武”，后果就非常不妙了。长期的“扬文抑武”，导致了文化的极度繁荣，也导致了军事的极度孱弱，宋朝两次亡于異族的铁蹄之下，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元，正是这种政策和风气发挥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宋朝的“扬文抑武”，繁盛了宋朝的文化，也成了国家灭亡的诱因之一。而这种结果，恐怕是最初的制度设计者宋太祖所未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