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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正成几何级数增长
上海浦东张江外包基地，维音数码公司运营楼的6个楼层，接线员按照服务的不同客户被分成不同的区域。他们头戴耳机，眼盯电脑，手指在键盘上打得啪啪作响。
一个角落里，接线员正在为国际IT公司做网上产品订购；而另一个角落则张贴着另一家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标识，接线员正在忙着为这家特快汇款服务公司提供产品咨询和技术支持服务。
近几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正呈几何级数增长。截至2008年底，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达到3300家，从业人员52.70万人，合同执行金额46.90亿美元。
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与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目的地印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印度2008年承接服务外包金额422亿美元，是中国的9倍，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是中国的4倍。
观察者感叹中印之别：为什么印度人坐在办公室发展绿色的服务业，而中国人只能靠消耗资源的制造业?
金融危机下的战略机遇
2009年1月15日，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紧接着，2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南京主持召开服务外包工作座谈会，并指出，发展好服务外包这个专业技能密集型产业，对当前保增长，促进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王岐山着重提出：培育“中国服务”的国际品牌。
在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之时，服务外包进入国家决策视野。
“国家早该这么做了。”维音数码大中华区市场营销总监、香港人洪伟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维音数码的业务是提供呼叫中心一体化解决方案，他们刚刚获得上海首批40家重点服务外包企业的认证。
“我们国家一直花大力气在工业发展上，当然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这通常带给我们大量的废气污染，还有资源的过度开发。而服务行业则不同，它既是绿色经济，又利于解决就业，还可以提高民众的服务意识。”
的确如此，我国早就提出了要调整产业结构。以上海为例，虽早年将制造业转移至周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发展格局，但仍然是二三产业并举。据上海市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上海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0.8:45.5:53.7。去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现象似乎并不多。但是2008年上海全年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比上年仅增长13.8％，增幅回落了10.6个百分点。“保增长”局面严峻。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资促进处处长宋锦标2月17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在这时候提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意义深远。
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继制造业转移后，以现代服务业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方兴未艾。预计2010年全球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超过6000亿美元。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为降低成本，将把更多的业务外包给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为中国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对日外包优势
海隆软件主要承接日本软件外包。在2008年这样的时机，公司反而招了100个左右应届大学毕业生。“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好，但是对我们这种中小型企业，反而可以招到优秀的人做储备。”海隆软件董事长包叔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包叔平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带给服务外包企业的机遇。
“最近，已经有几家大的日本企业，包括通讯、公共领域、金融等企业的高管跟我谈考虑外包了。之前他们没有外包，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要压缩成本。”
作为全国首批5个外包基地之一，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发展服务外包。成立于2001年的海隆软件随之起步。
“当时我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举动，就是招募了100多个非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董事会一致反对，但是我‘独断专行’。”包叔平笑着说。
2001年，正值国内网络发展热潮期，计算机系毕业的学生是争相抢夺的香饽饽，谁会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去呢。
正是这样一批人，为公司承接了第一笔大业务——为日本野村证券开发电子交易系统。“这个项目很大，当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力，是接不下来的。”
经过多个项目的积累，目前，海隆软件的服务领域从金融扩展到了汽车、商业、物流、医疗等公共领域。服务内容也从低端的软件编程外包ITO，到了高端的BPO，即业务流程外包。
海隆现已进入中国软件出口10强企业榜单。2007年12月，海隆软件也成功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
至今8年间，海隆软件仍然是单一的对日本外包，“我们国家做外包，对日本有优势，因为我们同处一个文化圈，学半年日语就可以读懂报纸，但是英语却不行。对英美的外包，语言关是最关键的。而且欧美的客户也不一定信任你。”包叔平说。
海隆的客户绝大多数是离岸外包，即跨境外包，国内的客户也都是日资企业。“在中国，我们的报价只有日本的1/3。而且我们的技术优势也很明显。”
“目前中国承接的日本外包业务只占日本所有外包份额的2％～3％。这个份额还是太小了，20％～30％才算正常。”包叔平说。
国内知名的大连外包服务业基地，同样也以对日本外包为主流。正是因为对日外包占很大比例，此次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包企业的冲击相对较小。
海隆软件面向国内企业或者政府的外包开拓，都以失败告终。“国内做外包，没有价差，价格谈不拢，一直做不起来。”
90％以上是离岸外包
海隆软件的发展几乎是上海本土服务业外包企业成长的缩影。
2006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若干意见》，2007年开始，上海市组织申报“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专项资金”，并按一比一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在信息服务外包方面，上海信息服务外包发展中心主任徐龙章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2008年开始，上海与印度Infosys公司合作，实现软件外包万人培训计划，每一位参加培训的人员市信息委补贴500元；另外，上海市劳动保障局对参加服务外包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每人补贴2000元。”
2月6日，王岐山副总理主持服务外包会议后，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召集上海市商委、财政等部门召开了服务外包会议。
与会者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根据商务部服务业外包业务信息管理系统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接包合同金额是12.7亿美元，在全国占21.4％，居各基地城市第一。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就占了12.3亿美元，几乎90％以上都是离岸外包。
上海已经形成了的5个服务外包园区（张江生物医药、张江金融信息、南汇生物医药园区、卢湾人力资源、浦东软件园）中，张江生物医药园区集聚效应尤为明显，“弹丸之地就集聚了罗氏、瑞士诺华、美国礼来等几乎世界所有制药巨头，在张江设立了研发中心。与美国药谷之称的新泽西州可以媲美。”
大牌外包企业也均已入驻上海，如毕博、凯捷总部、Infosys等，以及IBM、汇丰、花旗、摩根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在上海设立亚太或全球数据中心。除此之外，也培育了像海隆软件、上海中和软件、开拓者化学等各领域的本土外包企业。还认定了40家服务外包重点企业。 维音数码2001年落户上海以来，业务每年成倍增长，目前在上海已经拥有近1000个座席。为多家跨国公司提供英语、泰语、汉语、日语、印尼语等多达25种的语言服务。
制约
上海提出：“到2010年，上海要发展成全国领先、亚太一流、全球知名的服务外包中心城市；到2015年，发展成为全球一流的服务外包城市和亚太地区发包、接包业务集散的中心城市。”
以上海的条件，有足够理由提这样的目标。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还有多方面制约元素。
“由于上海商务成本的提高，以及服务外包的发展涉及宽领域、多部门，从外包企业的工商登记注册、人才政策到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都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合力。”上海市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锦屏在2月6日的外包会议上说。
时至今日，究竟哪些是应该扶持的服务外包型企业，政府从上到下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包括这次国务院文件中，可以享受补贴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如何界定，还需要具体细化。
浦东张江功能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余华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服务外包没有统一标准，浦东张江按照符合自身发展的角度，支持的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有三类：研发型企业，包括软件研发和生物医药研发、离岸外包、金融BPO外包服务等。对这些外包类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支持。但是认定标准有争议，2007年认定了一批10多家企业后，就搁置下来了。”
标准的不明朗，来自不同机构的扶持政策又很分散，这些都制约了上海服务外包业更加快速发展。
“印度为支持服务外包，都是全额免征营业税的，我们很难做到。”宋锦标说。
其他省市则力度很大。天津每年支持服务外包发展资金不低于2亿元，杭州是1亿元。个人所得税地方收入部分返还或奖励方面，天津是50％，无锡30％。无锡、西安等高新区还对一些大的企业给予200万～2000万的一次性奖励等等。
这些政策对外包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上海落户的一些企业如软通动力就有移居无锡的计划。
维音数码2008年也已经在成都建立了1500个席位的分公司，“今后，维音数码上海的总公司会更加专注于复杂性的，专才需要性较高的项目。”洪伟坚说。
除此之外，让上海深感头疼的地方就是，北京有中软，辽宁有东软，而上海在国内叫得响的外包服务名牌企业还很少。
但服务外包作为先进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迫在眉睫。
上海市市长韩正1月6日在全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团会上说：“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大背景下，我们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必须把当前各种应对措施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全力以赴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这是上海市领导在危机时期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又一次清晰描述。
为此，上海也已经会同多个部门，开始谋划新的政策，鼓励发展服务外包。
本刊记者从上海市商委了解到，扶持发展外包的初步设想包括：“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减15％征收所得税、离岸收入免征营业税、企业录用大专学历以上服务外包人才，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给予4500元/人的培训支持。”
此外，上海还计划对外包企业给予电信、认证补贴：服务外包型企业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而租用国际电信专线的，对企业的实际支出给予不超过20％的定额补贴，每家企业可得到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金额；服务外包企业申请CMM、CMMI等认证实际发生的费用，给予50％的资助。
“目前，服务外包占上海服务业的份额还很小。正因为很小，才有希望。就像王岐山副总理说的，是星星之火，将来要成燎原之势。”宋锦标说。
上海浦东张江外包基地，维音数码公司运营楼的6个楼层，接线员按照服务的不同客户被分成不同的区域。他们头戴耳机，眼盯电脑，手指在键盘上打得啪啪作响。
一个角落里，接线员正在为国际IT公司做网上产品订购；而另一个角落则张贴着另一家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标识，接线员正在忙着为这家特快汇款服务公司提供产品咨询和技术支持服务。
近几年，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正呈几何级数增长。截至2008年底，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达到3300家，从业人员52.70万人，合同执行金额46.90亿美元。
但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与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主要承接目的地印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印度2008年承接服务外包金额422亿美元，是中国的9倍，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00万，是中国的4倍。
观察者感叹中印之别：为什么印度人坐在办公室发展绿色的服务业，而中国人只能靠消耗资源的制造业?
金融危机下的战略机遇
2009年1月15日，国务院批准北京、上海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紧接着，2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南京主持召开服务外包工作座谈会，并指出，发展好服务外包这个专业技能密集型产业，对当前保增长，促进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王岐山着重提出：培育“中国服务”的国际品牌。
在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之时，服务外包进入国家决策视野。
“国家早该这么做了。”维音数码大中华区市场营销总监、香港人洪伟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维音数码的业务是提供呼叫中心一体化解决方案，他们刚刚获得上海首批40家重点服务外包企业的认证。
“我们国家一直花大力气在工业发展上，当然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这通常带给我们大量的废气污染，还有资源的过度开发。而服务行业则不同，它既是绿色经济，又利于解决就业，还可以提高民众的服务意识。”
的确如此，我国早就提出了要调整产业结构。以上海为例，虽早年将制造业转移至周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发展格局，但仍然是二三产业并举。据上海市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上海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0.8:45.5:53.7。去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现象似乎并不多。但是2008年上海全年外贸进出口商品总额比上年仅增长13.8％，增幅回落了10.6个百分点。“保增长”局面严峻。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的。”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资促进处处长宋锦标2月17日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在这时候提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意义深远。
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继制造业转移后，以现代服务业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方兴未艾。预计2010年全球国际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超过6000亿美元。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为降低成本，将把更多的业务外包给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为中国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对日外包优势
海隆软件主要承接日本软件外包。在2008年这样的时机，公司反而招了100个左右应届大学毕业生。“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好，但是对我们这种中小型企业，反而可以招到优秀的人做储备。”海隆软件董事长包叔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包叔平已经嗅到了金融危机带给服务外包企业的机遇。
“最近，已经有几家大的日本企业，包括通讯、公共领域、金融等企业的高管跟我谈考虑外包了。之前他们没有外包，金融危机之后，他们要压缩成本。”
作为全国首批5个外包基地之一，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发展服务外包。成立于2001年的海隆软件随之起步。
“当时我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举动，就是招募了100多个非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董事会一致反对，但是我‘独断专行’。”包叔平笑着说。
2001年，正值国内网络发展热潮期，计算机系毕业的学生是争相抢夺的香饽饽，谁会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去呢。
正是这样一批人，为公司承接了第一笔大业务——为日本野村证券开发电子交易系统。“这个项目很大，当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力，是接不下来的。”
经过多个项目的积累，目前，海隆软件的服务领域从金融扩展到了汽车、商业、物流、医疗等公共领域。服务内容也从低端的软件编程外包ITO，到了高端的BPO，即业务流程外包。
海隆现已进入中国软件出口10强企业榜单。2007年12月，海隆软件也成功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
至今8年间，海隆软件仍然是单一的对日本外包，“我们国家做外包，对日本有优势，因为我们同处一个文化圈，学半年日语就可以读懂报纸，但是英语却不行。对英美的外包，语言关是最关键的。而且欧美的客户也不一定信任你。”包叔平说。
海隆的客户绝大多数是离岸外包，即跨境外包，国内的客户也都是日资企业。“在中国，我们的报价只有日本的1/3。而且我们的技术优势也很明显。”
“目前中国承接的日本外包业务只占日本所有外包份额的2％～3％。这个份额还是太小了，20％～30％才算正常。”包叔平说。
国内知名的大连外包服务业基地，同样也以对日本外包为主流。正是因为对日外包占很大比例，此次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包企业的冲击相对较小。
海隆软件面向国内企业或者政府的外包开拓，都以失败告终。“国内做外包，没有价差，价格谈不拢，一直做不起来。”
90％以上是离岸外包
海隆软件的发展几乎是上海本土服务业外包企业成长的缩影。
2006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若干意见》，2007年开始，上海市组织申报“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专项资金”，并按一比一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在信息服务外包方面，上海信息服务外包发展中心主任徐龙章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2008年开始，上海与印度Infosys公司合作，实现软件外包万人培训计划，每一位参加培训的人员市信息委补贴500元；另外，上海市劳动保障局对参加服务外包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每人补贴2000元。”
2月6日，王岐山副总理主持服务外包会议后，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召集上海市商委、财政等部门召开了服务外包会议。
与会者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根据商务部服务业外包业务信息管理系统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接包合同金额是12.7亿美元，在全国占21.4％，居各基地城市第一。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就占了12.3亿美元，几乎90％以上都是离岸外包。
上海已经形成了的5个服务外包园区（张江生物医药、张江金融信息、南汇生物医药园区、卢湾人力资源、浦东软件园）中，张江生物医药园区集聚效应尤为明显，“弹丸之地就集聚了罗氏、瑞士诺华、美国礼来等几乎世界所有制药巨头，在张江设立了研发中心。与美国药谷之称的新泽西州可以媲美。”
大牌外包企业也均已入驻上海，如毕博、凯捷总部、Infosys等，以及IBM、汇丰、花旗、摩根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在上海设立亚太或全球数据中心。除此之外，也培育了像海隆软件、上海中和软件、开拓者化学等各领域的本土外包企业。还认定了40家服务外包重点企业。 维音数码2001年落户上海以来，业务每年成倍增长，目前在上海已经拥有近1000个座席。为多家跨国公司提供英语、泰语、汉语、日语、印尼语等多达25种的语言服务。
制约
上海提出：“到2010年，上海要发展成全国领先、亚太一流、全球知名的服务外包中心城市；到2015年，发展成为全球一流的服务外包城市和亚太地区发包、接包业务集散的中心城市。”
以上海的条件，有足够理由提这样的目标。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还有多方面制约元素。
“由于上海商务成本的提高，以及服务外包的发展涉及宽领域、多部门，从外包企业的工商登记注册、人才政策到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都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合力。”上海市外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锦屏在2月6日的外包会议上说。
时至今日，究竟哪些是应该扶持的服务外包型企业，政府从上到下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包括这次国务院文件中，可以享受补贴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如何界定，还需要具体细化。
浦东张江功能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处余华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为服务外包没有统一标准，浦东张江按照符合自身发展的角度，支持的服务外包企业，主要有三类：研发型企业，包括软件研发和生物医药研发、离岸外包、金融BPO外包服务等。对这些外包类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的政策支持。但是认定标准有争议，2007年认定了一批10多家企业后，就搁置下来了。”
标准的不明朗，来自不同机构的扶持政策又很分散，这些都制约了上海服务外包业更加快速发展。
“印度为支持服务外包，都是全额免征营业税的，我们很难做到。”宋锦标说。
其他省市则力度很大。天津每年支持服务外包发展资金不低于2亿元，杭州是1亿元。个人所得税地方收入部分返还或奖励方面，天津是50％，无锡30％。无锡、西安等高新区还对一些大的企业给予200万～2000万的一次性奖励等等。
这些政策对外包企业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上海落户的一些企业如软通动力就有移居无锡的计划。
维音数码2008年也已经在成都建立了1500个席位的分公司，“今后，维音数码上海的总公司会更加专注于复杂性的，专才需要性较高的项目。”洪伟坚说。
除此之外，让上海深感头疼的地方就是，北京有中软，辽宁有东软，而上海在国内叫得响的外包服务名牌企业还很少。
但服务外包作为先进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迫在眉睫。
上海市市长韩正1月6日在全市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团会上说：“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大背景下，我们不能只考虑眼前利益，必须把当前各种应对措施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全力以赴加快推进‘四个率先’，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这是上海市领导在危机时期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又一次清晰描述。
为此，上海也已经会同多个部门，开始谋划新的政策，鼓励发展服务外包。
本刊记者从上海市商委了解到，扶持发展外包的初步设想包括：“符合条件的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减15％征收所得税、离岸收入免征营业税、企业录用大专学历以上服务外包人才，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给予4500元/人的培训支持。”
此外，上海还计划对外包企业给予电信、认证补贴：服务外包型企业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而租用国际电信专线的，对企业的实际支出给予不超过20％的定额补贴，每家企业可得到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补贴金额；服务外包企业申请CMM、CMMI等认证实际发生的费用，给予50％的资助。
“目前，服务外包占上海服务业的份额还很小。正因为很小，才有希望。就像王岐山副总理说的，是星星之火，将来要成燎原之势。”宋锦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