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毒品战争是我在过去几年中写过多次的一个问题。我所了解到的是，今天大多数国家书面上令人望而却步的、苛刻的毒品法并没有起到作用。全球范围内的毒品生产行为在增多，涉毒死亡率也在上升。
　　让我们来看看：非法麻醉剂和效力强大的类似药品就在我们身边，即使是最严厉的药物管制制度也没有阻止人们陷入沉迷。
　　也许我们失败的政策最戏剧性的例子，是北美当前的阿片类药物盛行。这方面的数字很惊人。2015年，美国有5.2万人死于用药过量，其中3.3万人死于阿片类药物。据2016年初步数据估计，目前涉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为5.9万至6.5万人，比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死亡的美军士兵人数（5.8万人）还要多。
　　这个危机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止痛药的滥用，尽管OxyContin和Percocet等阿片类药物广泛用于治疗慢性疼痛，但它们在应对长期疼痛问题方面的实用性很弱。
　　随着阿片类药物滥用的增加，政府打击了其供应链。但是很多买不到止痛药的人仍然依赖于它们，所以他们转而选择更便宜（镇痛效果还好得多）的海洛因和芬太尼。自此之后，每年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都有所增加。
　　我很高兴听到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最近宣布阿片类药物危机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但他没有宣布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政策，而只是把没什么作用的严打犯罪的强硬言辞又重复了一遍。这种做法是毫无益处的。
　　毒品政策联盟（Drug Policy Alliance）的比尔·派珀（Bill Piper）推动了对毒品政策的大幅调整，还勇敢地站出来，批评了总统对供应方执法的关注，他说：“我们打击供应方的做法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它对针对的药物都没什么用，包括禁酒令期间的酒精类饮品。”
　　跟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的同事一样，我经常说，唯一有用的办法是将麻醉药品作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犯罪行为来处理。在阿片类危机的背景下，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明智的第一步，就是改善对用药过度情况的应急反应。
　　当局应着重改善获取部分药物的难易程度，比如已獲证明能有效逆转用药过量的阿片类药物拮抗剂纳洛酮。每名警务人员和紧急救援人员都应携带纳洛酮。诊所、医生办公室和为吸毒者提供的针具交换中心应免费提供纳洛酮。我认为，如果能够容易地获取纳洛酮，许多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死亡事件就可能被阻止。
　　还应该支持为911呼叫者引入所谓的《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因为它鼓励人们通过使服药过量的受害者和打电话施救的人免于被逮捕，从而使受害者得到妥善的医疗护理。没有人应该为了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而害怕自己受到刑事制裁。
　　多年来，我也强烈主张推广各种减少伤害的方法，如安全注射设施、针具交换计划和阿片替代治疗方案。2016年的外科医生报告显示，在存在药物滥用障碍的美国人中，只有10%获得了特殊治疗，受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选择不足。而瑞士、德国、丹麦和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已经实施了成功的减害方案。
　　需要重新审视的另一个领域是镇痛。正如毒品政策联盟创始人伊森·纳德尔曼（Ethan Nadelmann）指出的那样，阿片类药物危机首先是“痛苦的危机”。医用大麻已被证明能有效镇痛，而且它的安全性比鸦片剂高，上瘾风险较小，没有致命过量的风险。
　　鉴于此，看到美国官员—如新墨西哥州卫生部长林恩·加拉格尔（Lynn Gallagher）—拒绝国家医疗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将阿片类药物滥用作为选择药物大麻的必要条件，真的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有证据表明，制定医疗大麻法规可以减少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死亡事件，而不采取合适的行动则更让人心伤。
　　这场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有应对它的办法。我们必须倡导更认真、更有意义的改革，将药物政策转向更加务实健康的方面。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死亡人数将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