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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那一场“兵灾”，让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成为了“寡妇村”，夫妻、母子，从此被人为地分割在海峡两岸，隔海遥望。1987年，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从当年12月20日起，“壮丁”们才陆续回到家乡。
东山“兵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杜甫诗中“拉壮丁”的情形。当年黄拱成读到这首诗时，没有想到诗中所言的情形会活生生地降在自己身上。
那一年，是“民国38年”，黄拱成29岁。从汕头南华大学毕业后，为了在兵荒马乱之中求得一个安稳，他回到家乡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教书，并娶同村的林美桃为妻。
那一年的5月10日凌晨2时，梦中的黄拱成突然被门外响亮的敲锣声惊醒，有个声音在大叫着“集合集合！查户口了！”
黄拱成一家顿时紧张起来。要不要出门呢？黄拱成选择了闭门躲避。这时，败退中的国民党已经包围了整个铜钵村，此时的解放军已经打到距离东山岛咫尺之遥的云霄县。国民党士兵将集合起来的村民用刺刀团团围住，从中挑出青壮年当壮丁拉走。
“士兵还挨家挨户地搜查，有村民藏在草间里，刺刀就生生地扎进去，把里面的人逼出来”，长期致力于整理这段历史的黄镇国说。
躲在家里的黄拱成不能幸免，他被强行带出。一夜之间，当时只有200多户人家的铜钵村有147人被“拉壮丁”，其中年幼者只有17岁，年长者已有55岁，91人已婚。
此时的黄拱国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孩子正在妻子林美桃的肚子里。
一夜之间，村里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了。“壮丁”们被拉上驶往台湾的兵舰，海边站满了呼天抢地的家属。从广东逃荒来到铜钵村的吴阿银哭昏在海边，手里还攥着凑给丈夫谢老王的一钱金子。
铜钵村从此成了“寡妇村”。
遭此横祸的并不仅仅只有铜钵村。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0年5月11日，东山岛共有3945人被抓兵去台，而当时全岛总人口才6万人。但是，黄镇国说，只有铜钵村的变故是发生在一夜之间，造成的伤痕也最深。
三年后的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军又大举进攻东山岛，这是国共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一场激战。“经历了生离死别‘拉壮丁’的东山人冒死支援前线，取得了东山保卫战的胜利”，黄镇国说。但是，这次战斗又让93名东山人被抓往台湾。
从此，分割海峡两岸的东山夫妻们开始了漫长的守望。这些“抓壮丁”事件，被称为“兵灾”。
“敌伪家属”
一片悲伤笼罩了铜钵村。黄镇国说，当时铜钵村是“三日不见炊烟”，还有更艰难的日子还等待着“守活寡”的女人们。
丈夫谢老王被抓走时，吴阿银才27岁，养育三个孩子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大女儿5岁，二女儿才2岁，还有一个老三，在肚子里才5个月。
老三出生了，是个男孩，这让劫后余生的吴阿银找到了一丝安慰和希望。可是，这孩子却在出生后18天就不幸夭折。
吴阿银一直哭，几乎要把眼睛都哭瞎了。从此她变得沉默寡言，只是整天推磨和杵臼，夜夜劳作到天亮。
如今吴阿银用过的这幅石磨和石臼就摆放在“寡妇村”展览馆里。
村民沈锦菊的丈夫也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在苦等的日子里，每年的中秋节，沈锦菊都要在饭桌上摆好丈夫的一幅碗筷。
家里少了“顶梁柱”，铜钵村日常的劳作也变了模样。“寡妇村”地处海岛边缘，历史上就缺水，戽斗就是村民把池塘里的水戽进田里灌溉的一种农具。这是重体力劳动，非要两个人合作不可。两个人分站池塘两岸，各自抓住桶绳，把戽桶荡入水中，再一起用力，将桶里的水提上岸倒进水渠。可是男人被抓走了，“寡妇村”的妇女在无奈之中就发明了“单人戽桶”。她们将一根扁担牢牢插在对岸，系上绳子代替丈夫，自己执另一端的绳子，咬紧牙关艰难地戽起一桶桶水来。这个时候，她们往往还是身怀六甲或背上背着小孩。
村民林金全被抓到台湾后，通过海外亲友辗转给家里寄来一封家信和十几元钱，信中说，一定寻机会还乡团圆。老母亲沈阿婆接到信后高兴得只掉眼泪，马上和林金全守寡的嫂子商量，用儿子寄来的钱买了一头小猪崽，好等儿子回来拜谢天公。
一年过去了，小猪长得又肥又壮，可是不见儿子林金全回来，老母亲急得到处烧香拜佛。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小猪已成了老猪，乡亲们都劝说把它宰了，不然太可惜了。“固执”的老母亲不肯，非要等儿子回来，直到有一天，老猪在一阵嗷嗷大叫之后，把头搁在门槛上死了。婆媳俩抱头大哭，三天不吃不喝。但是沈阿婆没有罢休，她又买回了一头小猪继续饲养。第二只小猪养到第七年时，沈阿婆去世了，此时的林金全仍未归来。
但是历史再次给这些乡亲开了个沉重“玩笑”——近四千“壮丁”被拉走，使得东山县全县去台家属占全县总人数的1/3，战后他们却背上了“敌伪家属”的“称号”。他们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下却成了“罪人”，处处受到歧视。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冒着政治风险，几经请示，并在县委讨论决定：改“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相待，困难户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此举使得许多去台家属躲过了政治运动的袭击。
“信使”黄镇国
1999年，位于铜钵村村口的“寡妇村”展览馆建成并开馆。现年57岁的黄镇国是展览馆长。
此外，黄镇国还是铜钵村所属的康美镇文化站站长。但在当地，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一支笔连接海峡两岸乡亲的“信使”角色。
“保守估计，我已经代笔800多封家信了”，黄镇国说。在海峡两岸还没有对话的时候，这些帮“寡妇”们写的家书要寄到台湾可不容易。要先在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找到乡亲，把信从福建东山寄到东南亚，然后由当地乡亲换上一个新信封，再转寄到台湾去。
黄镇国说，这种走民间途径的寄信方式叫做“侨批”。东山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东到澎湖列岛仅98海里，到高雄也只有110海里，但是，通过“侨批”的方式寄信，一封信要多走几十倍的距离才能到达海峡对岸。
“要写信的人太多了，要把信写好，就得用心写”，黄镇国说。很多时候，找他写信的乡亲都“排起了队”。因为他从小即跟随村里的老私塾先生学习，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特别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并且，当时人们与海外乡亲的书信往来，还多习惯用文言体裁。
对于为宝兰阿婆代写“绝笔”的事情，黄镇国记得很清楚。
1950年，宝兰阿婆的独生子黄建忠才17岁，就被“拉壮丁”拉去了台湾。宝兰阿婆在独生子被抓去台湾20年无音信的情况下，为续香火将本为建忠定亲的童养媳改认干女儿招亲入赘。1975年秋天，黄建忠的父亲黄阿九老人在不知儿子生死的绝望中去世。
1980年冬天的一天，人们看到宝兰阿婆突然像变了个人，她逢人都说同一句话：“你知道吗？我那个忠仔坐小龟仔车（轿车）回来啦！不骗你，真的回来啦……”当年年底，宝兰阿婆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将黄镇国唤到病床前。老人要给儿子建忠写最后一封信：“你告诉忠仔，就说阿妈等囝回来相见面……已经等了30年，等不来……”
1987年，海峡开放探亲后，当年被“拉壮丁”的人们陆续回到铜钵村，但黄建忠却迟迟不回。为什么呢？黄镇国推测：莫非是因为其父母均已去世，家乡只剩下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黄镇国又为其妹代笔，把断绝的联系再度连接起来。从两人的书文往来中，黄镇国感到，一样爱写诗文的黄建忠与家乡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1990年中秋，黄镇国写了一篇《中秋寄台宗兄黄建忠》：“岁月无情几度秋，月圆人缺何时休……世态风云惊多变，趁峡浪平好行舟”。
不久，黄建忠就回乡探亲了。一到村里，他就立刻找到黄镇国，说：“我是被你那首诗追回来的。”并赠笔一支，上面刻着：“代笔功高”。
“壮丁”回家
黄拱成说，他在台湾离开部队后，就一直在台北、台南等地教书，一直等待了39年又11个月，才回到家乡。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
如今黄拱成86岁，林美桃81岁，老两口平静地生活在铜钵村一个小院子里。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老两口还在后院里养了许多花草，种了一小片地瓜。
在台湾生活了半辈子，黄老先生有些习惯还是一时改不过来。谈话时他不断说起“民国38年”、“民国88年”……林阿婆在一旁提醒：“你也不换算一下？”
对于往事，黄老先生已不愿做太多追忆，只是想起当年的情景，依旧难以释怀：“（那些溃兵）比土匪还厉害。”
1987年，台湾老兵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其中一名老兵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老兵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受到大陆方面的欢迎，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同年12月10日，铜钵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幕。这一天，8名当年的“壮丁”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的1984年，黄文克老人就辗转多处回到了铜钵村老家，成了村里首个离台回乡者。
黄文克回家后说：“那些年我想家想得都快要发疯了”，并说自己之所以能回家，都是老伴的功劳。这句话在当时感动了许多人，他老伴林素兰则说：“啥功劳不功劳的，我一心只是想，文克总有一天会回来。我能把儿女拉扯大，把家养好，他回来就更有福气了”。
到1993年时，铜钵村去台乡亲已有97人回乡探亲，其中9人获准定居家乡。
有的当日一别，即成永别。
1984年，在台的吴三成从亲友处得知铜钵村的妻子依然健在，而且在家苦等着他，他高兴又激动，决意早日归乡。然而就在当年年底，他不幸被石头砸伤，含恨在台去世。临终前，他向一位老乡交代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家乡。当在铜钵村等来丈夫的骨灰时，老阿婆潘多治天天都要到坟前大哭一番。
林实座的妻子玉花在等待中不幸溺水身亡，其子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一直瞒着这件事。1990年春天，70岁的林实座终于在同乡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进门就喊着妻子的名字，但没人答应。当他得知实情，顿时瘫倒在地……
如今在铜钵村，团聚后并依然健在的老夫妻一共有两对，他们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黄拱成、林美桃以及谢老王、吴阿银。
“一家两制”
黄镇国说，除了落叶归根和一别成永别，在铜钵村的夫妻团聚中，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一夫两妻”。
黄镇国把这称为家庭上的“一国两制”。
林秀春阿婆在几十年后再次看到当年被“拉壮丁”的丈夫阿和时，他是带了一名台湾太太“郭太太”回乡探亲的。
“我是无情郎……”在分别后再次联系上后第一封信中，他向林秀春写道：“我也在盼，一年、三年、五年……慢慢地，我失望了，这无边无尽地等待何时有个尽头呢？”
林招玉则从铜钵村去了台湾与丈夫黄韵奇团聚。临行前，她对前来送行的亲友说：“我为丈夫守了40年活寡，今天总算熬到头了。”
此时的黄韵奇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姓朱，并育有两男两女。但是，请林招玉到台湾却是朱太太的主意，她俩平日在家以“小姨、大婆”互称。
黄镇国说，按照东山县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在台湾已有新家室的去台人员，原则上就不准其回乡定居了。
如今，“寡妇村”已经渐成历史，当年的91位“活寡妇”，依然健在的只剩下18人。
有些参观过展览馆的人，会留下题词。曾有一位将军也来参观，黄镇国请他题词，将军不提笔，只是说了四个字：“这是内战。”
铜钵村本村人则不喜欢别人叫“寡妇村”这个名字。但是参观过“寡妇村”展览馆的许多人都会告诉馆长黄镇国，这段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展览馆里还有去台人员蔡波的一些古体诗。他在寄居孤岛的四十多年里，写出了300多首诗歌。其中一篇是《一剪梅·悲身后》：“生于闽南殁于台，阴阳分开，杜鹃声哀。谁哭孤魂一痴狱，此情难移，谁奠墓台？”
东山“兵灾”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杜甫诗中“拉壮丁”的情形。当年黄拱成读到这首诗时，没有想到诗中所言的情形会活生生地降在自己身上。
那一年，是“民国38年”，黄拱成29岁。从汕头南华大学毕业后，为了在兵荒马乱之中求得一个安稳，他回到家乡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教书，并娶同村的林美桃为妻。
那一年的5月10日凌晨2时，梦中的黄拱成突然被门外响亮的敲锣声惊醒，有个声音在大叫着“集合集合！查户口了！”
黄拱成一家顿时紧张起来。要不要出门呢？黄拱成选择了闭门躲避。这时，败退中的国民党已经包围了整个铜钵村，此时的解放军已经打到距离东山岛咫尺之遥的云霄县。国民党士兵将集合起来的村民用刺刀团团围住，从中挑出青壮年当壮丁拉走。
“士兵还挨家挨户地搜查，有村民藏在草间里，刺刀就生生地扎进去，把里面的人逼出来”，长期致力于整理这段历史的黄镇国说。
躲在家里的黄拱成不能幸免，他被强行带出。一夜之间，当时只有200多户人家的铜钵村有147人被“拉壮丁”，其中年幼者只有17岁，年长者已有55岁，91人已婚。
此时的黄拱国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孩子正在妻子林美桃的肚子里。
一夜之间，村里剩下的全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了。“壮丁”们被拉上驶往台湾的兵舰，海边站满了呼天抢地的家属。从广东逃荒来到铜钵村的吴阿银哭昏在海边，手里还攥着凑给丈夫谢老王的一钱金子。
铜钵村从此成了“寡妇村”。
遭此横祸的并不仅仅只有铜钵村。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0年5月11日，东山岛共有3945人被抓兵去台，而当时全岛总人口才6万人。但是，黄镇国说，只有铜钵村的变故是发生在一夜之间，造成的伤痕也最深。
三年后的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军又大举进攻东山岛，这是国共两军在大陆的最后一场激战。“经历了生离死别‘拉壮丁’的东山人冒死支援前线，取得了东山保卫战的胜利”，黄镇国说。但是，这次战斗又让93名东山人被抓往台湾。
从此，分割海峡两岸的东山夫妻们开始了漫长的守望。这些“抓壮丁”事件，被称为“兵灾”。
“敌伪家属”
一片悲伤笼罩了铜钵村。黄镇国说，当时铜钵村是“三日不见炊烟”，还有更艰难的日子还等待着“守活寡”的女人们。
丈夫谢老王被抓走时，吴阿银才27岁，养育三个孩子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大女儿5岁，二女儿才2岁，还有一个老三，在肚子里才5个月。
老三出生了，是个男孩，这让劫后余生的吴阿银找到了一丝安慰和希望。可是，这孩子却在出生后18天就不幸夭折。
吴阿银一直哭，几乎要把眼睛都哭瞎了。从此她变得沉默寡言，只是整天推磨和杵臼，夜夜劳作到天亮。
如今吴阿银用过的这幅石磨和石臼就摆放在“寡妇村”展览馆里。
村民沈锦菊的丈夫也也没有逃过这场浩劫。在苦等的日子里，每年的中秋节，沈锦菊都要在饭桌上摆好丈夫的一幅碗筷。
家里少了“顶梁柱”，铜钵村日常的劳作也变了模样。“寡妇村”地处海岛边缘，历史上就缺水，戽斗就是村民把池塘里的水戽进田里灌溉的一种农具。这是重体力劳动，非要两个人合作不可。两个人分站池塘两岸，各自抓住桶绳，把戽桶荡入水中，再一起用力，将桶里的水提上岸倒进水渠。可是男人被抓走了，“寡妇村”的妇女在无奈之中就发明了“单人戽桶”。她们将一根扁担牢牢插在对岸，系上绳子代替丈夫，自己执另一端的绳子，咬紧牙关艰难地戽起一桶桶水来。这个时候，她们往往还是身怀六甲或背上背着小孩。
村民林金全被抓到台湾后，通过海外亲友辗转给家里寄来一封家信和十几元钱，信中说，一定寻机会还乡团圆。老母亲沈阿婆接到信后高兴得只掉眼泪，马上和林金全守寡的嫂子商量，用儿子寄来的钱买了一头小猪崽，好等儿子回来拜谢天公。
一年过去了，小猪长得又肥又壮，可是不见儿子林金全回来，老母亲急得到处烧香拜佛。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小猪已成了老猪，乡亲们都劝说把它宰了，不然太可惜了。“固执”的老母亲不肯，非要等儿子回来，直到有一天，老猪在一阵嗷嗷大叫之后，把头搁在门槛上死了。婆媳俩抱头大哭，三天不吃不喝。但是沈阿婆没有罢休，她又买回了一头小猪继续饲养。第二只小猪养到第七年时，沈阿婆去世了，此时的林金全仍未归来。
但是历史再次给这些乡亲开了个沉重“玩笑”——近四千“壮丁”被拉走，使得东山县全县去台家属占全县总人数的1/3，战后他们却背上了“敌伪家属”的“称号”。他们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下却成了“罪人”，处处受到歧视。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冒着政治风险，几经请示，并在县委讨论决定：改“敌伪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平等相待，困难户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此举使得许多去台家属躲过了政治运动的袭击。
“信使”黄镇国
1999年，位于铜钵村村口的“寡妇村”展览馆建成并开馆。现年57岁的黄镇国是展览馆长。
此外，黄镇国还是铜钵村所属的康美镇文化站站长。但在当地，他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一支笔连接海峡两岸乡亲的“信使”角色。
“保守估计，我已经代笔800多封家信了”，黄镇国说。在海峡两岸还没有对话的时候，这些帮“寡妇”们写的家书要寄到台湾可不容易。要先在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找到乡亲，把信从福建东山寄到东南亚，然后由当地乡亲换上一个新信封，再转寄到台湾去。
黄镇国说，这种走民间途径的寄信方式叫做“侨批”。东山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东到澎湖列岛仅98海里，到高雄也只有110海里，但是，通过“侨批”的方式寄信，一封信要多走几十倍的距离才能到达海峡对岸。
“要写信的人太多了，要把信写好，就得用心写”，黄镇国说。很多时候，找他写信的乡亲都“排起了队”。因为他从小即跟随村里的老私塾先生学习，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特别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并且，当时人们与海外乡亲的书信往来，还多习惯用文言体裁。
对于为宝兰阿婆代写“绝笔”的事情，黄镇国记得很清楚。
1950年，宝兰阿婆的独生子黄建忠才17岁，就被“拉壮丁”拉去了台湾。宝兰阿婆在独生子被抓去台湾20年无音信的情况下，为续香火将本为建忠定亲的童养媳改认干女儿招亲入赘。1975年秋天，黄建忠的父亲黄阿九老人在不知儿子生死的绝望中去世。
1980年冬天的一天，人们看到宝兰阿婆突然像变了个人，她逢人都说同一句话：“你知道吗？我那个忠仔坐小龟仔车（轿车）回来啦！不骗你，真的回来啦……”当年年底，宝兰阿婆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将黄镇国唤到病床前。老人要给儿子建忠写最后一封信：“你告诉忠仔，就说阿妈等囝回来相见面……已经等了30年，等不来……”
1987年，海峡开放探亲后，当年被“拉壮丁”的人们陆续回到铜钵村，但黄建忠却迟迟不回。为什么呢？黄镇国推测：莫非是因为其父母均已去世，家乡只剩下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黄镇国又为其妹代笔，把断绝的联系再度连接起来。从两人的书文往来中，黄镇国感到，一样爱写诗文的黄建忠与家乡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1990年中秋，黄镇国写了一篇《中秋寄台宗兄黄建忠》：“岁月无情几度秋，月圆人缺何时休……世态风云惊多变，趁峡浪平好行舟”。
不久，黄建忠就回乡探亲了。一到村里，他就立刻找到黄镇国，说：“我是被你那首诗追回来的。”并赠笔一支，上面刻着：“代笔功高”。
“壮丁”回家
黄拱成说，他在台湾离开部队后，就一直在台北、台南等地教书，一直等待了39年又11个月，才回到家乡。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一个人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
如今黄拱成86岁，林美桃81岁，老两口平静地生活在铜钵村一个小院子里。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老两口还在后院里养了许多花草，种了一小片地瓜。
在台湾生活了半辈子，黄老先生有些习惯还是一时改不过来。谈话时他不断说起“民国38年”、“民国88年”……林阿婆在一旁提醒：“你也不换算一下？”
对于往事，黄老先生已不愿做太多追忆，只是想起当年的情景，依旧难以释怀：“（那些溃兵）比土匪还厉害。”
1987年，台湾老兵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台湾当局开放回大陆探亲。其中一名老兵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想家”。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老兵回答，“我离家快40年了，我不愿死在外面，我想回家！”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决定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受到大陆方面的欢迎，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同年12月10日，铜钵村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幕。这一天，8名当年的“壮丁”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的1984年，黄文克老人就辗转多处回到了铜钵村老家，成了村里首个离台回乡者。
黄文克回家后说：“那些年我想家想得都快要发疯了”，并说自己之所以能回家，都是老伴的功劳。这句话在当时感动了许多人，他老伴林素兰则说：“啥功劳不功劳的，我一心只是想，文克总有一天会回来。我能把儿女拉扯大，把家养好，他回来就更有福气了”。
到1993年时，铜钵村去台乡亲已有97人回乡探亲，其中9人获准定居家乡。
有的当日一别，即成永别。
1984年，在台的吴三成从亲友处得知铜钵村的妻子依然健在，而且在家苦等着他，他高兴又激动，决意早日归乡。然而就在当年年底，他不幸被石头砸伤，含恨在台去世。临终前，他向一位老乡交代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家乡。当在铜钵村等来丈夫的骨灰时，老阿婆潘多治天天都要到坟前大哭一番。
林实座的妻子玉花在等待中不幸溺水身亡，其子担心父亲受不了打击，一直瞒着这件事。1990年春天，70岁的林实座终于在同乡的帮助下回到了家乡，进门就喊着妻子的名字，但没人答应。当他得知实情，顿时瘫倒在地……
如今在铜钵村，团聚后并依然健在的老夫妻一共有两对，他们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黄拱成、林美桃以及谢老王、吴阿银。
“一家两制”
黄镇国说，除了落叶归根和一别成永别，在铜钵村的夫妻团聚中，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一夫两妻”。
黄镇国把这称为家庭上的“一国两制”。
林秀春阿婆在几十年后再次看到当年被“拉壮丁”的丈夫阿和时，他是带了一名台湾太太“郭太太”回乡探亲的。
“我是无情郎……”在分别后再次联系上后第一封信中，他向林秀春写道：“我也在盼，一年、三年、五年……慢慢地，我失望了，这无边无尽地等待何时有个尽头呢？”
林招玉则从铜钵村去了台湾与丈夫黄韵奇团聚。临行前，她对前来送行的亲友说：“我为丈夫守了40年活寡，今天总算熬到头了。”
此时的黄韵奇在台湾已经有了一个太太，姓朱，并育有两男两女。但是，请林招玉到台湾却是朱太太的主意，她俩平日在家以“小姨、大婆”互称。
黄镇国说，按照东山县不成文的规定，对于在台湾已有新家室的去台人员，原则上就不准其回乡定居了。
如今，“寡妇村”已经渐成历史，当年的91位“活寡妇”，依然健在的只剩下18人。
有些参观过展览馆的人，会留下题词。曾有一位将军也来参观，黄镇国请他题词，将军不提笔，只是说了四个字：“这是内战。”
铜钵村本村人则不喜欢别人叫“寡妇村”这个名字。但是参观过“寡妇村”展览馆的许多人都会告诉馆长黄镇国，这段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展览馆里还有去台人员蔡波的一些古体诗。他在寄居孤岛的四十多年里，写出了300多首诗歌。其中一篇是《一剪梅·悲身后》：“生于闽南殁于台，阴阳分开，杜鹃声哀。谁哭孤魂一痴狱，此情难移，谁奠墓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