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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系列文章，被称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山之作。2006年1月23日，周瑞金又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度成为焦点。周瑞金回顾几度风波说：这并不是我要自居“皇甫平”，而是时代需要“皇甫平”。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我应有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好呢？
敢为天下先
《国家历史》：请您讲述一下您的经历？
周瑞金：我的经历很简单，上过三个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工作过两个单位：《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1962年到《解放日报》工作，起步不错。“文革”时，由于不愿意批判报社老领导、老同志，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当时批判火力很猛，大楼上下贴满批判我的大字报，以至于连吃饭都不敢去食堂吃，每天中午独自一人到汉口路南京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
1986年1月，我被提拔为《解放日报》常务副总编。8月，受哈尔滨新闻改革研讨会精神的感召，毅然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两幅领袖漫画：一幅是小平同志在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桥牌”的《中国牌》；一幅是耀邦同志指挥大家唱现代化建设新歌的《唱新歌》。
以漫画手法来表现领袖人物的风采，毕竟是第一次，而且还刊登在党报上，因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事情闹到总书记耀邦那里，他批示要首都漫画界议论一下，拿出意见。后来，首都漫画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多数认为《解放日报》发表领袖漫画没有错，但目前还不宜一哄而起，推而广之。虽然当时我和《解放日报》都没有受到什么政治压力，但领袖漫画从此销声匿迹。
1989年1月，适逢美国总统选举，我应美国领事馆之邀去观看现场直播美国大选情况，写了一篇《美国总统选举隔洋目击记》，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加框发表，同时把布什当选总统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这在新闻改革中，堪称历史性突破。
有趣的是，刊出当天，正好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来《解放日报》宣布我担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总编的任命。两位部长看到报纸，态度明朗，表示赞赏。他们拿着当天的《解放日报》与我们新老总编一起合影，并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的镜头。
奉人民之命
《国家历史》：90年代初，你们写皇甫平文章的特定历史背景是什么？
周瑞金：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民选总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年底最后一幕是齐奥塞斯库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苏联解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一些“左”派十分活跃，到处问“姓社姓资”，要对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他们“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国家历史》：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在北京召集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1991年初，他又在上海视察企业，听取汇报，发表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开放的谈话。这些谈话，当时您是怎么了解到的？有什么感想？
周瑞金：199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到一位市委领导家汇报工作，那位领导把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给我看了。看了后，我觉得应该马上把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宣传出去。
《国家历史》：《解放日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当时有没有担心？
周瑞金：担心有一点，不太大，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有什么错？当然，“左”派们不高兴，那在意料之中，只不过没有想到后来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当时，我没有向领导请示报告。
《国家历史》：“皇甫平”系列文章是如何策划的？
周瑞金：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农历大年初一，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开篇就是2月15日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前瞻后溯，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
“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3年前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 “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有骨头的，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国家历史》：为什么取名“皇甫平”？
周瑞金：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没有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的意思来讲，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国家历史》：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什么反响？
周瑞金：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到第三篇文章发表，才把那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点燃了。《当代思潮》《高校理论战线》《真理的追求》纷纷介入。后来《求是》杂志加入批判行列，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光明日报》一字不删全文转载。
这些都是反对我的声音，也有支持我的声音。《半月谈》副主编于有海、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发表文章，含蓄地指出，不能用“稳定”压制了改革。这两个人立即遭受严厉批评。
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国家历史》：1991年9月1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依据成例将第二天准备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播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却将原先两处“我们要问‘姓社姓资’”的词句删去了，使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是怎么回事？
周瑞金：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觉得，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因此把这篇讲改革开放的社论塞进“我们要问‘姓社姓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内容。
当天晚上，江泽民同志看了“新闻联播”以后，指示中宣部要《人民日报》第二天刊登这篇社论时删掉这句话。但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已经覆水难收，因此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社论。
《国家历史》：当时，邓小平同志了解对 “皇甫平”文章的批判吗？
周瑞金：那些批判皇甫平文章的材料，我是通过朋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请邓小平的女儿转呈。
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却变成了呼吁加快改革、重申农村政策全部不变的会议。但11月，《求是》杂志还警告说：“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人民日报》又发表张德勤的文章，称“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后，这些批判才偃旗息鼓。
《国家历史》：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后，中国又发生了关于“公”与“私”的争论，被人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您如何看待？
周瑞金：这场争论，破除了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作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确实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决的是思想路线的问题，破除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1年的“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的问题，打破了人们存在的“恐资症”，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而“公”与“私”的争论还是属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范畴。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解决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的问题，解决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问题，寻找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问题。而第三次思想解放目标，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问题。
《国家历史》：2003年，您出版了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题目？又为什么说自己是“补天派”？
周瑞金：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逝世时，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文章取题《宁做痛苦的清醒者》。这篇文章收入我的专著里，后来就把它作为书名。所谓“补天派”，是指我是站在执政党立场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经济人向和谐人的转变
《国家历史》：沉默多年后，为什么在2006年又选择“复出”，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呼吁“改革不可动摇”？
周瑞金：退下领导岗位后，我把自己定位为闲云野鹤，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
2004年后，一些人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否定改革，耸人听闻地把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中产生的问题，说成是“新三座大山”。有人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理论，全盘否定市场化改革。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话，呼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指出改革中产生的问题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特别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世界》杂志、东方网和《财经》杂志同时发表，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历史》：第三次争论打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旗号，您怎么看待“新自由主义”？
周瑞金：“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一种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也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一种修正和发展。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去批判它，全盘否定它。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今天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借鉴“新自由主义”有什么值得奇怪呢？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自己的权威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新自由主义对“经济人”的假设；要求信息的及时、完整、公开，反对暗箱操作；主张政府的最小化，强调个体创造性，防止政府过度行政对个体的束缚，等等这些观点，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吗？
《国家历史》：1991年，刘国光在社科院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为“皇甫平”辩护，而在2005年却批判起“新自由主义”，引发了第三次改革争论，这是为什么？
周瑞金：刘国光是我敬重的老经济学家，对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起了重大作用。1991年7月4日，在“左”派群起而批“皇甫平”文章时，他出面主持召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的一个“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姓社姓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支持了“皇甫平”文章的立场。我对此印象深刻，心存感激。
他从2005年开始批判“新自由主义”，站到市场化改革的对立面去，个中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国家历史》：有人认为：“皇甫平”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深入“市场经济”的吹鼓手，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对改革贡献之高，历史地位极为殊耀，可谓名至实归。但作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周瑞金先生，现在俨然以“皇甫平”自居，恐怕不妥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瑞金：我不认为几篇“皇甫平”文章会起那么大的作用，没有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皇甫平”早就被人遗忘了，所以我从不以“皇甫平”自居。“皇甫平”的作者三个人，我只是主要的组织者、撰写修改者和最后审定者。
今天需要对改革再表态，时隔15年，我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同时在三个地方发表，唯有《财经》杂志用了“皇甫平”的署名，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对第三次改革争论起了好的推动作用。这并不是我要自居“皇甫平”，而是时代需要“皇甫平”。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我应有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好呢？
《国家历史》：今年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16年前的那场争论？
周瑞金：坚持邓小平理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今后，只要我们还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现代化发展道路，我们就都需要这个指导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可动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越感到邓小平的伟大。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他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今天提科学发展观，两者是相统一的。
我们不能离开发展来谈社会的公平。在发展中要注意社会的公平，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讲得很清楚的。
什么时候应该解决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邓小平都预见到了。所以今天，大家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有意见，这应该是在深化改革中改进的，也是应该改进的。这种改革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来讲，重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特别是南方讲话，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我们今天强调科学发展观，要构建和谐社会，这都是我们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为当今中国设计的。但是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思想、理论，今天还在发挥着他应有的指导作用，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至于那场争论，16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已经作了结论。今天，有些“左”派还要重揭“姓社姓资”破旗反扑邓小平理论，是注定要失败的。
《国家历史》：明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您如何看待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这几年的改革？
周瑞金：今年年初，我在云南有一个演讲，我讲了三个28年。我们党领导人民的斗争，走了三个28年历程。第一个28年就是1921-1949，即从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这28年主要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一个28年就是1950-1978，这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教训沉痛而深刻。然后开启第三个28年，1978-2006改革开放的28年。这个28年，经过三次争论走到今天。
从今年党的十七大，我们开始新的28年。我们该怎么办？一方面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全面改革，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相互推动，把我们的改革深化下去。
另一方面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通过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来化解我们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人的素质的重建问题。
经过这三个28年，我国人民从原来“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这种“经济人”与马克思要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有差距的。因为“经济人”强调物质，强调经济主义，只追求物质的享受，失掉了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是“经济人”带来的问题，导致我们社会公德的下降，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些丑恶现象的出现与人的道德素质改善不够有关。因此，我提出需要从“经济人”向“和谐人”的转变。和谐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它有很高道德品质，使人性的发展更完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重建中国人的精神。
敢为天下先
《国家历史》：请您讲述一下您的经历？
周瑞金：我的经历很简单，上过三个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工作过两个单位：《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1962年到《解放日报》工作，起步不错。“文革”时，由于不愿意批判报社老领导、老同志，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当时批判火力很猛，大楼上下贴满批判我的大字报，以至于连吃饭都不敢去食堂吃，每天中午独自一人到汉口路南京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
1986年1月，我被提拔为《解放日报》常务副总编。8月，受哈尔滨新闻改革研讨会精神的感召，毅然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两幅领袖漫画：一幅是小平同志在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桥牌”的《中国牌》；一幅是耀邦同志指挥大家唱现代化建设新歌的《唱新歌》。
以漫画手法来表现领袖人物的风采，毕竟是第一次，而且还刊登在党报上，因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事情闹到总书记耀邦那里，他批示要首都漫画界议论一下，拿出意见。后来，首都漫画家开了一个座谈会，多数认为《解放日报》发表领袖漫画没有错，但目前还不宜一哄而起，推而广之。虽然当时我和《解放日报》都没有受到什么政治压力，但领袖漫画从此销声匿迹。
1989年1月，适逢美国总统选举，我应美国领事馆之邀去观看现场直播美国大选情况，写了一篇《美国总统选举隔洋目击记》，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加框发表，同时把布什当选总统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这在新闻改革中，堪称历史性突破。
有趣的是，刊出当天，正好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来《解放日报》宣布我担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总编的任命。两位部长看到报纸，态度明朗，表示赞赏。他们拿着当天的《解放日报》与我们新老总编一起合影，并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的镜头。
奉人民之命
《国家历史》：90年代初，你们写皇甫平文章的特定历史背景是什么？
周瑞金：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民选总统、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年底最后一幕是齐奥塞斯库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苏联解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一些“左”派十分活跃，到处问“姓社姓资”，要对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他们“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国家历史》：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在北京召集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1991年初，他又在上海视察企业，听取汇报，发表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开放的谈话。这些谈话，当时您是怎么了解到的？有什么感想？
周瑞金：199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到一位市委领导家汇报工作，那位领导把邓小平谈话的记录稿给我看了。看了后，我觉得应该马上把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宣传出去。
《国家历史》：《解放日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当时有没有担心？
周瑞金：担心有一点，不太大，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有什么错？当然，“左”派们不高兴，那在意料之中，只不过没有想到后来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当时，我没有向领导请示报告。
《国家历史》：“皇甫平”系列文章是如何策划的？
周瑞金：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农历大年初一，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开篇就是2月15日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前瞻后溯，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
“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3年前却让人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 “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有骨头的，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国家历史》：为什么取名“皇甫平”？
周瑞金：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没有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的意思来讲，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国家历史》：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什么反响？
周瑞金：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到第三篇文章发表，才把那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点燃了。《当代思潮》《高校理论战线》《真理的追求》纷纷介入。后来《求是》杂志加入批判行列，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光明日报》一字不删全文转载。
这些都是反对我的声音，也有支持我的声音。《半月谈》副主编于有海、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发表文章，含蓄地指出，不能用“稳定”压制了改革。这两个人立即遭受严厉批评。
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国家历史》：1991年9月1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依据成例将第二天准备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播出。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却将原先两处“我们要问‘姓社姓资’”的词句删去了，使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是怎么回事？
周瑞金：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觉得，不能在这场争论中置身事外。因此把这篇讲改革开放的社论塞进“我们要问‘姓社姓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内容。
当天晚上，江泽民同志看了“新闻联播”以后，指示中宣部要《人民日报》第二天刊登这篇社论时删掉这句话。但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已经覆水难收，因此出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社论。
《国家历史》：当时，邓小平同志了解对 “皇甫平”文章的批判吗？
周瑞金：那些批判皇甫平文章的材料，我是通过朋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请邓小平的女儿转呈。
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是要研究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却变成了呼吁加快改革、重申农村政策全部不变的会议。但11月，《求是》杂志还警告说：“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12月，《人民日报》又发表张德勤的文章，称“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重要谈话后，这些批判才偃旗息鼓。
《国家历史》：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后，中国又发生了关于“公”与“私”的争论，被人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您如何看待？
周瑞金：这场争论，破除了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确立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当作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确实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决的是思想路线的问题，破除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那么第二次思想解放是1991年的“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南方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新模式的问题，打破了人们存在的“恐资症”，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而“公”与“私”的争论还是属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范畴。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解决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的问题，解决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问题，寻找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问题。而第三次思想解放目标，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要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问题。
《国家历史》：2003年，您出版了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为什么要叫这样一个题目？又为什么说自己是“补天派”？
周瑞金：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著名理论家王若水先生逝世时，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文章取题《宁做痛苦的清醒者》。这篇文章收入我的专著里，后来就把它作为书名。所谓“补天派”，是指我是站在执政党立场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经济人向和谐人的转变
《国家历史》：沉默多年后，为什么在2006年又选择“复出”，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呼吁“改革不可动摇”？
周瑞金：退下领导岗位后，我把自己定位为闲云野鹤，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只写自己喜欢写的文章。
2004年后，一些人打着反思改革的旗号否定改革，耸人听闻地把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中产生的问题，说成是“新三座大山”。有人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理论，全盘否定市场化改革。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话，呼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指出改革中产生的问题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特别强调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篇文章在《世界》杂志、东方网和《财经》杂志同时发表，产生重大影响。
《国家历史》：第三次争论打着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旗号，您怎么看待“新自由主义”？
周瑞金：“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经济学一种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来的，也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一种修正和发展。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去批判它，全盘否定它。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们今天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借鉴“新自由主义”有什么值得奇怪呢？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快三十年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自己的权威的经济学理论著作。
新自由主义对“经济人”的假设；要求信息的及时、完整、公开，反对暗箱操作；主张政府的最小化，强调个体创造性，防止政府过度行政对个体的束缚，等等这些观点，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吗？
《国家历史》：1991年，刘国光在社科院组织了一次座谈会为“皇甫平”辩护，而在2005年却批判起“新自由主义”，引发了第三次改革争论，这是为什么？
周瑞金：刘国光是我敬重的老经济学家，对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起了重大作用。1991年7月4日，在“左”派群起而批“皇甫平”文章时，他出面主持召开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的一个“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姓社姓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支持了“皇甫平”文章的立场。我对此印象深刻，心存感激。
他从2005年开始批判“新自由主义”，站到市场化改革的对立面去，个中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国家历史》：有人认为：“皇甫平”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深入“市场经济”的吹鼓手，引起的社会反响之大，对改革贡献之高，历史地位极为殊耀，可谓名至实归。但作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周瑞金先生，现在俨然以“皇甫平”自居，恐怕不妥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周瑞金：我不认为几篇“皇甫平”文章会起那么大的作用，没有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皇甫平”早就被人遗忘了，所以我从不以“皇甫平”自居。“皇甫平”的作者三个人，我只是主要的组织者、撰写修改者和最后审定者。
今天需要对改革再表态，时隔15年，我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文章，同时在三个地方发表，唯有《财经》杂志用了“皇甫平”的署名，扩大了文章的影响，对第三次改革争论起了好的推动作用。这并不是我要自居“皇甫平”，而是时代需要“皇甫平”。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我应有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好呢？
《国家历史》：今年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16年前的那场争论？
周瑞金：坚持邓小平理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今后，只要我们还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现代化发展道路，我们就都需要这个指导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可动摇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越感到邓小平的伟大。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思想，依然是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他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今天提科学发展观，两者是相统一的。
我们不能离开发展来谈社会的公平。在发展中要注意社会的公平，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讲得很清楚的。
什么时候应该解决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邓小平都预见到了。所以今天，大家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有意见，这应该是在深化改革中改进的，也是应该改进的。这种改革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从这一点来讲，重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特别是南方讲话，今天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我们今天强调科学发展观，要构建和谐社会，这都是我们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为当今中国设计的。但是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思想、理论，今天还在发挥着他应有的指导作用，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至于那场争论，16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已经作了结论。今天，有些“左”派还要重揭“姓社姓资”破旗反扑邓小平理论，是注定要失败的。
《国家历史》：明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您如何看待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这几年的改革？
周瑞金：今年年初，我在云南有一个演讲，我讲了三个28年。我们党领导人民的斗争，走了三个28年历程。第一个28年就是1921-1949，即从共产党成立到建立新中国，这28年主要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再一个28年就是1950-1978，这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教训沉痛而深刻。然后开启第三个28年，1978-2006改革开放的28年。这个28年，经过三次争论走到今天。
从今年党的十七大，我们开始新的28年。我们该怎么办？一方面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全面改革，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相互推动，把我们的改革深化下去。
另一方面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通过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来化解我们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把大家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人的素质的重建问题。
经过这三个28年，我国人民从原来“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这种“经济人”与马克思要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是有差距的。因为“经济人”强调物质，强调经济主义，只追求物质的享受，失掉了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是“经济人”带来的问题，导致我们社会公德的下降，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些丑恶现象的出现与人的道德素质改善不够有关。因此，我提出需要从“经济人”向“和谐人”的转变。和谐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它有很高道德品质，使人性的发展更完善，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重建中国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