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在于中国经济在白银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是因为走得不够远，没有能够在财政货币方案上
　　驶出历史的三峡
　　白银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并非一些人所谓的“出口转内销”的结果。由于自明清至民国时代中国经济屡遭“银患”困扰，关于白银问题的探讨也一直见诸官学两界有识之士的著述中。不过，以货币为主线谈中国经济史的著作不多见，而以白银与中国经济的“纠缠”来系统勾勒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史的著作更是少有。因此，《白银帝国》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填补了大众经济学读物在此一领域的空白。
　　近年来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台湾学者林满红（《银线》）以及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对白银之于东亚贸易圈、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中国在其间的命运起伏多有探讨，让人们的视野为之一新，不但打破了人们关于中国社会“闭关锁国”的成见，也促使人们以更为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在世界近现代史的角色。
　　不过这些充满历史“修正主义”色彩的著述，与其说重点在于重新“发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并将中国的“早期现代”大大提前，不如说作者们更注重的是对欧洲中心论史观的颠覆，意在通过赋予“白银时代”的中国经济以更大的权重，来构建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乃至社会发展史。
　　当然，由于或多或少受由外向内看问题视角的限制，这些著作对于中国国内面对白银冲击时的思辩和因应之道背后的历史脉络涉猎不多，对于中国货币思想史更鲜有详尽的探讨，而《白银帝国》则从货币通史的角度进行了较为详备的梳理和展现。
　　此外，能够从白银问题延展到如何看待明清时期所谓国家货币主权问题及其对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指向，也是本书一个特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历史上的白银问题的关注，与近年来围绕人民币汇率的大国博弈和人民币国际化议题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不同的出发点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段历史得出迥然不同的解读与借鉴。
　　“貨币战争”论者多以负面的态度看待中国经济商品化和货币白银化，认为国际市场需求波动和银价涨跌对中国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兴衰起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倾向于从阴谋论出发来看待国际白银供应量荣枯，断定这是国际资本势力图谋提高中国经济对外依附程度，加大对中国经济渗透力度的战略操作。
　　而与“货币战争”话语体系下对所谓“国家能力”和金融安全的强调不同，《白银帝国》对中国因白银卷入世界经济的后果更多持中性态度。对于明清时代的中国而言，白银是福是祸实在一言难尽。中国经济因白银货币化提供的润滑剂而繁荣畅旺，但朝野也因为缺乏针对货币经济运行的管控工具而吃尽苦头。然而与其说这是国际殖民势力的有意为之，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特色政经架构的传统惯性令近现代的财政货币制度迟迟难以出现。
　　换言之，问题不在于中国经济在白银化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是因为走得不够远，没有能够在财政货币方案上驶出历史的三峡。所谓的“国家能力”也因此成为一个吊诡的话题。或许正是因为国家过于强大而令社会力量先天不足，无法倒逼国家成为财政上负责任的主体，从而令现代意义上的预算税收等支撑货币经济调控体系的框架迟迟难以建立。而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国家高效地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从而令中国在现代化的赛局中举步维艰。
　　所有这些探讨都有着指向当下问题的强烈意涵：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是强调货币战争、金融安全、国家管控、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还是因势利导、藏富于民、以更开放的姿态锻造更强健的经济体？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白银问题和白银时代的探讨注定不会有定论。它既取决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中的轨迹，也取决于全球体系演进中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