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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都是美好的，它是一个人生命含苞待放的时期，青春易逝，所以显得弥足珍贵。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过：“真正的青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求知和斗争的志向，充满着希望和信心。”《青春之歌》曾牵动过亿万青年的心！《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当代著名女作家。白杨（1920—1997）原名杨成芳，杨沫的妹妹，是老一辈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出演过《十字街头》《中华儿女》《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许晴是新四军华中鲁艺分院戏剧系主任、革命烈士，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在杨氏姐妹的成长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许晴便是杨沫《青春之歌》中革命青年许宁这一人物的原型。
许晴，原名许多，1911年生于江苏扬州。1928年在扬州中学毕业后，先是在南京秘密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后到北平参加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投身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10月，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授、戏剧系主任。1941年7月23日，遭日军袭击而牺牲。1942年，陈毅军长在《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许晴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头乌发，生就一双浓墨似的剑眉，在剑眉下闪动着一对英武刚毅、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许晴的眼角、唇边常挂着友好和善的微笑，不论是谁只要和他一见面，就会感到他性格开朗、热情乐观、待人诚恳，浑身有一股子吸引人的力量。参加演出的一些年轻人都很喜欢他，平时对他左一声“许大哥”、右一声“许编剧”，热情非凡。在排戏的间隙，男女青年都喜欢找这位许大哥谈心聊天，提出各种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满面春风地回答各种问题，说起来娓娓动听。一些人赞美许晴是“青年翘楚，剧坛精英”。
介绍白杨加入“苞莉芭”
1931年，许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联华公司的北平五分厂演员养成所成了他艺术创作的起点。第二年，演员养成所招收新学员，年仅11岁的白杨正面临生活无着的困境，便赶去报考。考生绝大多数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白杨夹杂其中，显得格外瘦小。好在小小年纪的白杨在上小学时就参加过学校的演出，已显现出她独特的表演天赋和艺术才华。主考官看了白杨的一段即兴表演后，便收下了白杨。白杨不负众望，在结束3个月的培训后，就参加了影片《故宫新怨》的拍摄。在此期间，许晴与白杨相识了。
然而，就在白杨为自己的生活有了着落而稍感欣慰的时候，1932年初“联华”在上海的二分厂毁于淞沪抗战的炮火。公司受到重创，便于同年7月停办了北平的分厂和演员养成所。白杨和演员养成所的所有成员都失业了。
许晴在加入“联华”不久，就结识了著名的戏剧家宋之的和于伶。宋之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和于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组织了一个进步剧团，叫“苞莉芭”剧团（“苞莉芭”是俄语“斗争”的译音），许晴时常参加剧社的演出。
1932年秋的一天，白杨心绪茫然，独自一人在街头踽踽而行。突然，有人叫住她，白杨扭头一看，是演员养成所的同事许晴。白杨问许晴，养成所解散后，你上哪里去了？许晴告诉她，在“苞莉芭”剧社，经常到戏院和学校演出。一听能演戏，白杨马上来了兴趣，说：“演哪些戏，我能参加吗？”许晴说：“我们最近排演的是《炸弹》和《SOS》，可来劲了。你愿意的话，我来介绍你参加‘苞莉芭’。”
接着，许晴带白杨到清华礼堂看了一场“苞莉芭”的演出。白杨看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台上表演小提琴独奏《国际歌》，全场一片肃然。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年轻的演奏者就是著名的作曲家聂耳。
不久，通过许晴的介绍，白杨加入了“苞莉芭”剧社，参加了《战友》《乱钟》等剧的演出。在剧社，白杨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精神振奋，她感受到了一股奋发昂扬的力量。从“苞莉芭”开始，白杨走上了职业演员之路、追求进步之路。
结识杨沫
许晴与杨沫的结识是在1933年1月25日。这一天是大年除夕，白杨邀请姐姐杨沫来到自己的住处。杨沫看到一群热血青年聚集在白杨家里，谈论时事，抨击时弊，痛惜东北的沦丧，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唱得大家热泪纵横。这一群年轻人中就有许晴、宋之的、陆万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文联主席）等。杨沫被他们的热情和朝气深深感染了。在交谈中，许晴等向杨沫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
这次见面，使杨沫感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气息，从此杨沫的生活为之一新。两年前，杨沫与张中行结婚。张中行对时局安危并不关心，只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天天看线装书，是个名副其实的书虫。而杨沫也只能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操劳。但她不甘心沿着这样的轨道生活下去。与许晴、宋之的、陆万美等人结识后，杨沫心中点燃了新的生活希望。在阅读了许晴、陆万美等推荐的《母亲》《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等书籍后，杨沫的生活态度改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抑郁沉闷。看到杨沫的变化，张中行不解地问：“你是怎么回事，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杨沫说：“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张中行对这些话无法理解，他们二人的理想差距越来越大，1936年，杨沫与张中行分手了。
杨沫陪许母探监
1932年，许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北平城西单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名为“卿云书店”，秘密出售进步书刊。许晴见杨沫在家中无事，便邀她到书店中做店员。在书店，有事的时候杨沫就照看生意，闲时就阅读革命书刊。
不料，到了第二年，书店的活动被敌人侦悉，许晴被捕。先是在看守所关押了半年，后被判处三年徒刑，转押至北平德胜门的第二监狱。
许晴被捕后，他的母亲得到消息，从扬州赶到北平。杨沫以许晴妹妹的身份多次陪同许晴的母亲去监狱探望许晴。 监狱中的许晴剃着光头，穿着囚服，脸上明显消瘦了许多。但每次杨沫和许晴的母亲去探望时，他的脸上总是露着坚毅的微笑，使杨沫感受到了革命者坚不可摧的力量。
在狱中，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悄悄地要杨沫设法送些书和纸笔。杨沫将许晴的想法报告了地下党员郑依平。郑依平教给杨沫一套将书和纸笔送进监狱的方法。杨沫回到家，找到许晴要的一些进步书籍，将书原来的封面撕掉，重新包上《江湖奇侠传》《七侠五义》的书皮。接着，杨沫蒸了一大锅馒头，在馒头中放进铅笔芯。就这样，她骗过了狱中的看守，巧妙地将书籍和纸笔送到了许晴的手中。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城，做这些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然而，三年中，杨沫一直陪许晴的母亲定期到狱中看望许晴，及时送去他所要的东西，给狱中的许晴带去了莫大的帮助和安慰。
193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政治犯。许晴也获得了自由，到了上海。经于伶介绍，许晴先是在一所中学里做儿童剧编剧。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许晴参加了赵朴初领导的救济灾区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不久，到郭沫若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地服务团”一队任导演。
1937年北平沦陷前，杨沫也到了上海，又见到了许晴。然而，那时上海战事在即，不久他们便匆匆分开了。许晴随战地服务团沿长江开赴武汉、安徽等地，开展救亡演出。杨沫则去了华北，参加了冀中的抗日斗争。从此，他们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面。
永远的怀念
1939年春，许晴已到安徽金寨从事救亡宣传，导演了《渡黄河》。1940年元旦，许晴提出把金寨抗日救亡的文艺力量集中起来，排演洪深创作的大型戏剧《飞将军》。因为在敌后演艺条件有限，不少人心存疑虑，而许晴却信心十足。经过许晴的努力，这一想法得到了成功实施。他不仅是全剧排演的组织者，又是执行导演，还扮演了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展示了许晴的多才多艺。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三幕话剧《汪·平沼协定》多幕话剧《雾重庆》，与艺术家孟波合作创作了《抗战两周年纪念歌》等歌曲。后来，新四军军长陈毅提议，将《雾重庆》改名为《重庆交响曲》，在大后方重庆上演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0年初，许晴参加了新四军。10月，随刘少奇到盐城，参与了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创作了话剧《惊弓之鸟》《王玉凤》等。7月，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壮烈牺牲。
得知许晴牺牲的消息，已是新中国成立后，杨沫痛心不已。虽然已是多年不见，但许晴的身影在杨沫的脑海里总是那么清晰。在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时，许晴化作了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许宁”。
许晴之子许雷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时常去看望杨沫。有一段时间，杨沫身体不好，谢绝客人来访。但每当许雷到来时，杨沫总是放下手中的事，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杨沫一直保存着许晴及许晴墓地的照片。在她的晚年，还抱病写了《献给老战友许晴》一文，深情回忆了她与许晴的交往和友谊，表达了对她的革命引路人许晴的深深缅怀。她这样写道：“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
（作者系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编辑：党亚惠）
许晴，原名许多，1911年生于江苏扬州。1928年在扬州中学毕业后，先是在南京秘密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后到北平参加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投身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10月，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授、戏剧系主任。1941年7月23日，遭日军袭击而牺牲。1942年，陈毅军长在《本军抗战殉国将校题名录书端》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许晴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头乌发，生就一双浓墨似的剑眉，在剑眉下闪动着一对英武刚毅、乌黑明亮的大眼睛。许晴的眼角、唇边常挂着友好和善的微笑，不论是谁只要和他一见面，就会感到他性格开朗、热情乐观、待人诚恳，浑身有一股子吸引人的力量。参加演出的一些年轻人都很喜欢他，平时对他左一声“许大哥”、右一声“许编剧”，热情非凡。在排戏的间隙，男女青年都喜欢找这位许大哥谈心聊天，提出各种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满面春风地回答各种问题，说起来娓娓动听。一些人赞美许晴是“青年翘楚，剧坛精英”。
介绍白杨加入“苞莉芭”
1931年，许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联华公司的北平五分厂演员养成所成了他艺术创作的起点。第二年，演员养成所招收新学员，年仅11岁的白杨正面临生活无着的困境，便赶去报考。考生绝大多数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白杨夹杂其中，显得格外瘦小。好在小小年纪的白杨在上小学时就参加过学校的演出，已显现出她独特的表演天赋和艺术才华。主考官看了白杨的一段即兴表演后，便收下了白杨。白杨不负众望，在结束3个月的培训后，就参加了影片《故宫新怨》的拍摄。在此期间，许晴与白杨相识了。
然而，就在白杨为自己的生活有了着落而稍感欣慰的时候，1932年初“联华”在上海的二分厂毁于淞沪抗战的炮火。公司受到重创，便于同年7月停办了北平的分厂和演员养成所。白杨和演员养成所的所有成员都失业了。
许晴在加入“联华”不久，就结识了著名的戏剧家宋之的和于伶。宋之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和于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组织了一个进步剧团，叫“苞莉芭”剧团（“苞莉芭”是俄语“斗争”的译音），许晴时常参加剧社的演出。
1932年秋的一天，白杨心绪茫然，独自一人在街头踽踽而行。突然，有人叫住她，白杨扭头一看，是演员养成所的同事许晴。白杨问许晴，养成所解散后，你上哪里去了？许晴告诉她，在“苞莉芭”剧社，经常到戏院和学校演出。一听能演戏，白杨马上来了兴趣，说：“演哪些戏，我能参加吗？”许晴说：“我们最近排演的是《炸弹》和《SOS》，可来劲了。你愿意的话，我来介绍你参加‘苞莉芭’。”
接着，许晴带白杨到清华礼堂看了一场“苞莉芭”的演出。白杨看到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在台上表演小提琴独奏《国际歌》，全场一片肃然。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年轻的演奏者就是著名的作曲家聂耳。
不久，通过许晴的介绍，白杨加入了“苞莉芭”剧社，参加了《战友》《乱钟》等剧的演出。在剧社，白杨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精神振奋，她感受到了一股奋发昂扬的力量。从“苞莉芭”开始，白杨走上了职业演员之路、追求进步之路。
结识杨沫
许晴与杨沫的结识是在1933年1月25日。这一天是大年除夕，白杨邀请姐姐杨沫来到自己的住处。杨沫看到一群热血青年聚集在白杨家里，谈论时事，抨击时弊，痛惜东北的沦丧，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唱得大家热泪纵横。这一群年轻人中就有许晴、宋之的、陆万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文联主席）等。杨沫被他们的热情和朝气深深感染了。在交谈中，许晴等向杨沫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
这次见面，使杨沫感受到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气息，从此杨沫的生活为之一新。两年前，杨沫与张中行结婚。张中行对时局安危并不关心，只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天天看线装书，是个名副其实的书虫。而杨沫也只能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操劳。但她不甘心沿着这样的轨道生活下去。与许晴、宋之的、陆万美等人结识后，杨沫心中点燃了新的生活希望。在阅读了许晴、陆万美等推荐的《母亲》《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等书籍后，杨沫的生活态度改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抑郁沉闷。看到杨沫的变化，张中行不解地问：“你是怎么回事，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杨沫说：“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张中行对这些话无法理解，他们二人的理想差距越来越大，1936年，杨沫与张中行分手了。
杨沫陪许母探监
1932年，许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北平城西单附近开了一家书店，名为“卿云书店”，秘密出售进步书刊。许晴见杨沫在家中无事，便邀她到书店中做店员。在书店，有事的时候杨沫就照看生意，闲时就阅读革命书刊。
不料，到了第二年，书店的活动被敌人侦悉，许晴被捕。先是在看守所关押了半年，后被判处三年徒刑，转押至北平德胜门的第二监狱。
许晴被捕后，他的母亲得到消息，从扬州赶到北平。杨沫以许晴妹妹的身份多次陪同许晴的母亲去监狱探望许晴。 监狱中的许晴剃着光头，穿着囚服，脸上明显消瘦了许多。但每次杨沫和许晴的母亲去探望时，他的脸上总是露着坚毅的微笑，使杨沫感受到了革命者坚不可摧的力量。
在狱中，没有书读，没有纸笔。许晴悄悄地要杨沫设法送些书和纸笔。杨沫将许晴的想法报告了地下党员郑依平。郑依平教给杨沫一套将书和纸笔送进监狱的方法。杨沫回到家，找到许晴要的一些进步书籍，将书原来的封面撕掉，重新包上《江湖奇侠传》《七侠五义》的书皮。接着，杨沫蒸了一大锅馒头，在馒头中放进铅笔芯。就这样，她骗过了狱中的看守，巧妙地将书籍和纸笔送到了许晴的手中。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平城，做这些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然而，三年中，杨沫一直陪许晴的母亲定期到狱中看望许晴，及时送去他所要的东西，给狱中的许晴带去了莫大的帮助和安慰。
193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政治犯。许晴也获得了自由，到了上海。经于伶介绍，许晴先是在一所中学里做儿童剧编剧。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许晴参加了赵朴初领导的救济灾区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不久，到郭沫若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战地服务团”一队任导演。
1937年北平沦陷前，杨沫也到了上海，又见到了许晴。然而，那时上海战事在即，不久他们便匆匆分开了。许晴随战地服务团沿长江开赴武汉、安徽等地，开展救亡演出。杨沫则去了华北，参加了冀中的抗日斗争。从此，他们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见过面。
永远的怀念
1939年春，许晴已到安徽金寨从事救亡宣传，导演了《渡黄河》。1940年元旦，许晴提出把金寨抗日救亡的文艺力量集中起来，排演洪深创作的大型戏剧《飞将军》。因为在敌后演艺条件有限，不少人心存疑虑，而许晴却信心十足。经过许晴的努力，这一想法得到了成功实施。他不仅是全剧排演的组织者，又是执行导演，还扮演了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展示了许晴的多才多艺。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三幕话剧《汪·平沼协定》多幕话剧《雾重庆》，与艺术家孟波合作创作了《抗战两周年纪念歌》等歌曲。后来，新四军军长陈毅提议，将《雾重庆》改名为《重庆交响曲》，在大后方重庆上演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0年初，许晴参加了新四军。10月，随刘少奇到盐城，参与了华中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创作了话剧《惊弓之鸟》《王玉凤》等。7月，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壮烈牺牲。
得知许晴牺牲的消息，已是新中国成立后，杨沫痛心不已。虽然已是多年不见，但许晴的身影在杨沫的脑海里总是那么清晰。在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时，许晴化作了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许宁”。
许晴之子许雷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时常去看望杨沫。有一段时间，杨沫身体不好，谢绝客人来访。但每当许雷到来时，杨沫总是放下手中的事，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杨沫一直保存着许晴及许晴墓地的照片。在她的晚年，还抱病写了《献给老战友许晴》一文，深情回忆了她与许晴的交往和友谊，表达了对她的革命引路人许晴的深深缅怀。她这样写道：“不是烟，这是火，它照耀着许晴光辉的一生，也有斑驳的亮点洒在我的身上。”
（作者系中共扬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编辑：党亚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