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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威廉·波克特(William Procter)与詹姆斯·甘博(James Gamble)在岳父的撮合下成为合伙人(他俩是“连襟”)，共同创建了美国宝洁公司(P&G)。1890年7月12日，已经八十多岁的老甘博在知道自己刚得了一个孙子后开怀大笑，以为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了。小甘博在高中毕业那年(1908年)和弟弟随父母去了一趟远东，途经日本、朝鲜到达中国的上海、杭州。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与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没有这次远行，小甘博也许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在家族企业宝洁公司里做事。
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甘博曾写道“还记得挂在我窗前的那个风铃吗?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中康复，它后来又把我带回中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摄影成为他重要的课余活动，并以摄影为校刊服务，得到了第一笔用摄影赚来的收入，他用这笔钱购买了一架心仪已久的Graflex半自动相机，尽管今天看来它显得十分笨重，但每次外出时甘博与这架相机形影不离。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写道：“新生入学恶作剧期间，我努力工作，拍了一批好照片。”甘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再次来到中国，这回是有备而来，他已是一位学有所成的社会经济学学者和出色的摄影师。
这时的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但贫困和混乱依旧，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改观。从1917年6月到9月，甘博与两位美国传教士一道，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逆流而上，经长途跋涉深入到四川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区，总行程超过6500公里。这“美国三人大马戏团”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沿途拍摄了大约三千余幅关于中国内地人民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此后，甘博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从1917～1919年、1924～1927年、1931～1932年，甘博作为志愿者，先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并在燕京大学基金会任职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对北京及华北城乡作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曾数次居住在河北定县。陆续出版了《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年)、《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年)、《定县一华北农村社会》(1954年)、《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年)、《定县秧歌选》(1970年)等专著和大量论文。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城乡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以探求中国贫困的根源和各种社会弊端的解决方案。至今，甘博的著作依然是中外学者研究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北京的社会调查》被誉为“第一部以科学方法对一个东方城市所作研究的专著”。如果没有甘博先生早期开拓性的工作，则很难衡量当前中国城乡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衡量中国社会变化的基准线。
甘博在1932年2月离开中国，随着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及朝鲜战争、冷战对抗等等，使他失去了再次到中国的机会。在旅居中国期间，他从未停止过按动那台心爱的Graflex相机的快门。回国时，积累了一宗无与伦比的影像档案，包括五千余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及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真实记录了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其中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孙中山的葬礼、“五卅惨案”等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事件。甘博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只是把它看成自己终生的业余喜好和为自己著作选用插图，也没有以摄影家自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像资料的巨大价值越发显现出来。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十分珍贵，甘博是毫无争议的摄影家。这些照片在甘博去世后的16年里一直静静地躺在家中阁楼的皮鞋盒子里，直到1 984年甘博在中国出生的长女凯瑟琳·甘博·科伦夫人“通过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巧合”，使得这批照片重新被发现，先后在北美十九个城市巡回展出并出版影集，1986年还成立了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几经周折，1999年9月它们来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很大反响，后应邀在中国许多城市巡展。这批照片数量之大、内容之广、拍摄质量之高、保存之完好堪称中国同时期历史照片中的翘楚，生动展现了一个美国人眼中动荡而又蕴含生机的中国画卷。甘博的作品终于回到了他八十多年前驻足过的土地。这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甘博藏书票左上方的火炬图案，表明他是一位传播知识与光明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志愿者及传教背景，旁边是甘博的中文姓名。右上方的稿纸和鹅毛笔是甘博作社会调查和著书的工具。书票下方左右两角的圆形徽章，分别是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甘博曾在这两所学校求学和工作，中间的盾牌形纹章可能是甘博家族的徽记。书票最下端右侧有一只捧着书本的老虎，甘博出生于1890年(庚寅年属虎)；左侧是一架照相机。读书和摄影是甘博一生的最爱。中间的风景画颇有皇家园林的气象，方亭檐下的那个风铃就是甘博所说被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远处的宝塔就是颐和园后山的多宝琉璃塔，甘博曾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任职，对这一带的风景名胜十分熟悉，他的摄影作品中曾出现过这座琉璃塔。书票四周纹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如蝙蝠、花枝、山形、海浪、云纹等等，表明甘博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甘博曾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写道，“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爱。”他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大多是没有报酬的，我们不该忘记这位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道主义者。
西德尼·戴维·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是一位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甘博曾写道“还记得挂在我窗前的那个风铃吗?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中康复，它后来又把我带回中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摄影成为他重要的课余活动，并以摄影为校刊服务，得到了第一笔用摄影赚来的收入，他用这笔钱购买了一架心仪已久的Graflex半自动相机，尽管今天看来它显得十分笨重，但每次外出时甘博与这架相机形影不离。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写道：“新生入学恶作剧期间，我努力工作，拍了一批好照片。”甘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社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再次来到中国，这回是有备而来，他已是一位学有所成的社会经济学学者和出色的摄影师。
这时的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但贫困和混乱依旧，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改观。从1917年6月到9月，甘博与两位美国传教士一道，从上海出发沿扬子江逆流而上，经长途跋涉深入到四川西北部羌族和藏族居住区，总行程超过6500公里。这“美国三人大马戏团”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沿途拍摄了大约三千余幅关于中国内地人民生活、劳作、文化和风俗的照片。此后，甘博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从1917～1919年、1924～1927年、1931～1932年，甘博作为志愿者，先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并在燕京大学基金会任职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对北京及华北城乡作了广泛的社会经济调查，曾数次居住在河北定县。陆续出版了《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年)、《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年)、《定县一华北农村社会》(1954年)、《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年)、《定县秧歌选》(1970年)等专著和大量论文。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城乡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以探求中国贫困的根源和各种社会弊端的解决方案。至今，甘博的著作依然是中外学者研究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重要参考书，《北京的社会调查》被誉为“第一部以科学方法对一个东方城市所作研究的专著”。如果没有甘博先生早期开拓性的工作，则很难衡量当前中国城乡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他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衡量中国社会变化的基准线。
甘博在1932年2月离开中国，随着日本侵华、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及朝鲜战争、冷战对抗等等，使他失去了再次到中国的机会。在旅居中国期间，他从未停止过按动那台心爱的Graflex相机的快门。回国时，积累了一宗无与伦比的影像档案，包括五千余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及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真实记录了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其中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孙中山的葬礼、“五卅惨案”等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事件。甘博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只是把它看成自己终生的业余喜好和为自己著作选用插图，也没有以摄影家自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像资料的巨大价值越发显现出来。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十分珍贵，甘博是毫无争议的摄影家。这些照片在甘博去世后的16年里一直静静地躺在家中阁楼的皮鞋盒子里，直到1 984年甘博在中国出生的长女凯瑟琳·甘博·科伦夫人“通过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巧合”，使得这批照片重新被发现，先后在北美十九个城市巡回展出并出版影集，1986年还成立了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几经周折，1999年9月它们来到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很大反响，后应邀在中国许多城市巡展。这批照片数量之大、内容之广、拍摄质量之高、保存之完好堪称中国同时期历史照片中的翘楚，生动展现了一个美国人眼中动荡而又蕴含生机的中国画卷。甘博的作品终于回到了他八十多年前驻足过的土地。这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甘博藏书票左上方的火炬图案，表明他是一位传播知识与光明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志愿者及传教背景，旁边是甘博的中文姓名。右上方的稿纸和鹅毛笔是甘博作社会调查和著书的工具。书票下方左右两角的圆形徽章，分别是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徽，甘博曾在这两所学校求学和工作，中间的盾牌形纹章可能是甘博家族的徽记。书票最下端右侧有一只捧着书本的老虎，甘博出生于1890年(庚寅年属虎)；左侧是一架照相机。读书和摄影是甘博一生的最爱。中间的风景画颇有皇家园林的气象，方亭檐下的那个风铃就是甘博所说被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远处的宝塔就是颐和园后山的多宝琉璃塔，甘博曾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学任职，对这一带的风景名胜十分熟悉，他的摄影作品中曾出现过这座琉璃塔。书票四周纹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如蝙蝠、花枝、山形、海浪、云纹等等，表明甘博有很深的中国情结。甘博曾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写道，“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爱。”他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工作大多是没有报酬的，我们不该忘记这位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情感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