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专门为工人、农民唱歌的乐团，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能够生存多久？
　　答案是，很久。
　　北京的新工人乐团已经存在了将近17年，他们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系统。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排练，种菜，打扫卫生，自给自足。在这个商业时代，活得像一队士兵。

现状

　　晚上，北京平谷区的一间烤鸭店里，几两二锅头下肚后，各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幸福的神色。孙恒对姜国良说：“下一步，我们得请一个经纪人来。”
　　但很快，他们又想到了困难：“不容易啊！他得会包装，会来事，还得能吃苦，能理解我们。”
　　对话的人是“新工人乐团”的领队和鼓手。近年来，他们所在的乐团有不少曝光度，但都不是那种能够折现成商业利益的曝光度。许多人来访，其中有媒体记者，有独立纪录片拍摄者，有社科研究所的成员，有为了完成论文课题的海归博士，也有三农学者温铁军和李昌平。
　　他们大多把乐团当成一种考察的对象。来了又去，如同蜻蜓点水，激起一阵阵波纹后便离开了，然后水面又归于平静。
　　不久前，新工人乐团得到了一次机会，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机会——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的一个番外栏目找到他们，想让他们上台演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新工人”这个名字不妥，应该换掉。
　　关于要求改名的理由，节目组没有解释得特别清楚。乐团内部对此有诸多猜测，主要分为两种：一说是，有广告商嫌这支乐团的名字太土，因为“工人没有消费能力”，不愿意给赞助;另一说是，“新工人”这个名字，细究起来有些敏感，容易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具体理由如今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考虑再三后，还是把这次机会拒绝掉了。
　　“连名字都改了，不是把我们过去的历史都否定掉了么？”乐团的吉他手，留着一头长发的许多愤愤不平地说。
　　提到历史，新工人乐团已经成立很多年了。最初乐团成立时，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年。到了今天，他们大部分都过了不惑的年纪。陆陆续续也有年轻人加入进来，最小的只有17岁。
　　这些年间，他们住过群租房、地下室、机场附近的城中村。每个人的平均月收入从几百涨到两千，如今定格在了三千上下。最后他们来到平谷，找村委会租了十来亩地，一年租金不到10万，租约签了40年。
　　他们找了施工队，在上面建起一排排类似于宿舍的平房，开辟了一个桃园。为了创收，每年暑假，他们在其中举办夏令营，招徕一帮孩子在其中玩耍、务农。
　　对此，孙恒说，当地的区政府和村委会都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能给平谷区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北京市中心的衬托下，东边50公里外的这块地界总显得太没存在感了些。
　　而对于乐团而言，这片地不光是他们未来的起点，也是漂泊半生后的保障。
　　“老了也算有个地方去。”鼓手姜国良说。

历史 

　　新工人乐团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02年。
　　当时的北京对外来人口并不友好。“孙志刚案”还没被爆出，对外来人口的各種驱撵一直在进行。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当有人来查暂住证，“有关系”的房东便会提前获知消息，通知租客。租客们便把自己反锁在房门里。查证者来敲门时，门里的人屏住呼吸，假装不在家。查证者明知房里有人，但为了省事，敲几下便不敲了。房东、租客和查证者，三方之间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出走家乡的原因通常很复杂。孙恒此前在开封做音乐老师，许多是余杭县临平镇的一名协警。两人扔掉饭碗，来到北京，成为“流民”，既有对过往生活的不满，也有对摇滚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摇滚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般潇洒。几个人就这么住在群租房里，写歌，卖唱。攒了点钱就录歌，做成粗糙的唱片，摆在地下通道向路过的行人兜售。
　　2004年，时任京文唱片总经理的许钟民听了他们的歌，深受感动，“我也是从底层这么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因此决定帮他们出一张“正规一点”的唱片。
　　这张唱片叫《天下打工是一家》，销量不算大，一共挣了七万多元版税，这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乐团一合计，决定拿这钱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在北京一直就是在漂泊，没有归宿感。”许多说。
　　拿着这笔钱，2005年夏天，他们来到了皮村，办了同心实验学校，主要生源是打工子弟。当时的皮村还几乎是一片荒地，没有如今这般热闹，一到晚上八点，就陷入一片黑暗。城中村里，冬天没有暖气，大家冻得受不了，只好用煤炉取暖。
　　用煤炉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但晚上开窗通风又太冷。于是他们想了个土办法：自制风斗。“墙上打一洞，然后从外边钉一木盒子，上边敞开，风从里边能进去。”姜国良解释道。除此之外，为了保险，还要打一盆水放在煤炉边，因为据说“一氧化碳容易围着水打转”。
　　在皮村，他们给工人办夜校，白天辅导工人子女上学。虽然条件不佳，但好在得到了当地的支持，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帮着建起了剧场、图书室，以及后来的打工文化博物馆。
　　当时，团队完全按照NGO模式在经营。资金来源主要是向基金会和政府申请，成员也很节俭，开支相当小，都是自己搭伙做饭。偶尔下馆子吃顿烤鸭，就算“改善了伙食”。
　　那几年的经营，给他们带来了名气，却没有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团队也就仅仅够个温饱。其间，孙恒、许多的父母都表达过对这种漂泊生活的担忧。
　　其实也不是没有得到实际利益的机会。姜国良回忆，2006年，文化部决定给孙恒一个北京户口，理由是帮助了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却被孙恒拒绝了。 　　“那时候一说赚钱，就觉得很丢人。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在做事呢，你怎么想起赚钱来了呢？”姜国良笑着说。
　　孙恒的理由更是直接：“我这哥们几个都没户口，就给我一个人，那我不要。”
　　结果，时至今日，乐团成员中依然没一个人有北京户口。

大地民谣 

　　2015年前后，来自各个基金会的资金越发少，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在削减。在有限的收入下，乐团只能勉强支撑。
　　支撑了一段时间后，孙恒决定主动打开局面。走出北京，去全国做巡演。这也是“大地民谣”全国巡演的前身。
　　根据孙恒观察，很多流行音乐节，比如迷笛、草莓等，针对的主要群体都是城市青年。“我们就想，基层那么多的工人也是年轻人，他们也有听音乐的需求啊。”
　　此外，根据常年在乡村跑动的经验，孙恒发现，很多留守老人、儿童，甚至残疾人，包括智障人士，其实都有很强的精神需求，但碍于条件所限，不可能老往音乐节跑，只能反过来，让乐团去主动接触他们。
　　于是他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运作模式：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的意思就是，政府为了丰富当地百姓的娱乐生活，邀请乐团前来演出，负担食宿，另外再给一部分演出费用。不过，作出邀请的乡镇政府在预算上往往也不宽裕，这笔钱通常很少，有时还负担不了车的油钱，因此路费往往都是众筹。
　　“我们有一个大圈子，同行、家人、朋友也支持，這给100，他给50。路费就出来了。”姜国良解释。
　　听众的人数往往不固定，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2018年11月20日的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鱼鳞滩村。那一天，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鱼鳞滩村小学，原本计划容纳300多人的场地，实际上却来了千余人，三层的教学楼也挤满观众，水泄不通。
　　这样热闹的情况并不多见，经人告知，上次村里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聚会，还是20年前的一场篮球赛。
　　叫孙恒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那次巡演，他正在唱歌，一个年龄大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经过，“就是很明显你会觉得他精神有问题”。
　　年轻人听到歌声，便站着不走了，一边听一边微笑。他妈妈是个六七十岁，头发花白的妇女，大约是怕儿子闹事，想要把他硬拽走。但儿子连续四次都挣脱了，继续返回来听歌。
　　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这些场景让乐团成员们觉得，自己做的事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啊。”
　　2014年，他们正式定下了“大地民谣”这个品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音乐节扎根在中国大地上，把音乐、艺术等文化活动回归到基层中。”孙恒说。

小岛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工人和农民都是低文化群体，所以“工人乐团”自然也差不多。
　　但其实，乐团成员普遍都读了很多书。孙恒的房间里有一面书柜，书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劳动社会学》《南非的启示》以及《复杂社会的崩溃》。在闲暇时候，还会研究《资本论》。

　　大量的书本、手记，让平谷这片基地有了一股独特的气质，吸引了众多后来者。路亮、姜杰、小帅都是近几年加入的。对他们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新工人乐团相当于在生活的风暴中的一块栖息地。
　　路亮曾经是矿工。在井下，往往一待就是十二三个小时，从井下上来，浑身酸疼，不灌上一杯白酒睡不着，长期干下去的结果是，煤灰浸在了手部皮肤里，“洗都洗不出来。”
　　但比起身体上的劳累，更可怕的是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他感到巨大的虚无感。2015年，经人介绍认识孙恒后，他感觉自己抓住了改变的契机，立刻收拾行李来到了北京。
　　贝斯手姜杰则是两年前加入新工人乐团。被朋友给骗了，把仅有的一套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无处可去。
　　外来的力量也给乐团注入了新的想法。姜杰加入之前，乐团众人都处于很单纯的状态，大量时间花在了社会工作，而非音乐上。创作的歌词内容也较局限，大多表达打工的心路历程，对工人权益的诉求等。盈利模式更是聊胜于无。
　　姜杰加入后，团队的思路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开始调整音乐的质量。众人也逐渐开始想办法往商业发行的路子上靠。

 未来

　　目前，乐团进入了一个稳中求胜的状态，从原先的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和基金会捐赠，逐步过渡到了寻求自主可持续发展上。对此，孙恒有着更具体的规划。
　　“我们有17年的历史，出了12张专辑。很多高校大学生、公益志愿者、公益机构，都听我们的歌。”孙恒说，“中国十几亿人，不用多么火，但总能找到一批属于我们的听众。”
　　在他的计划中，他把自己的听众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支教的大学生群体;第二部分是全国各地的工人组织;第三部分主要由农民组成。
　　根据他的估计，这些听众加起来，“应该有100万人”。依据是，10年前，一个移动数据公司的朋友把他们的歌制成了彩铃。根据朋友当时查询到的后台数据，一共有50万听众。而10年来，每年都有新一批大学生支农，直到现在，“加起来怎么也有100万了。”
　　在孙恒的设想中。虽然这人群消费能力不算高，但现在移动互联网发达，人人都有手机，即使一首歌一人出一块钱，基数也很大。
　　但设想归设想，难度也是显而易见。“问题是，怎么把这100万人连起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孙恒依然觉得大方向是对的，理由是“国家现在振兴乡村，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文化振兴”。
　　但包装、策划、营销、市场，于他们而言都是短板。回过头来看，还是需要一个专职经纪人的协助才行。
　　相比孙恒，乐团的其他人并不是都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傻实在，都不太会赚钱。”姜国良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觉得只要把平谷营地慢慢经营起来，把夏令营、会议室、公益商店和同心小学做好，让收入保持平稳状态即可。
　　（沈平荐自《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