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美国学生马修自己住在一间如酒店般的宿舍里，享受足够的个人空间。每天，他在舒适的床上醒来，拉开窗帘，走到独立卫生间洗漱。站在窗边时，他能看到对面的宿舍楼。四个和他同样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男生住在一间屋子里。他们住在上铺，下层是书桌和生活用品。他们每天从床上爬下来，穿过散落着脸盆和水桶的狭窄过道，抓起牙刷和杯子，走出房门，到这一层的公共卫生间去洗漱。
　　在中国高校，“留学生公寓”存在诸多例外。当中国学生过着4到8人的集体生活时，留学生们却能享受舒适得多的住宿环境——两人合住已是居住密度的极限。除此之外，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中国宿舍里的“稀罕物”，在很多留学生公寓几乎是必备品。投入再多些的高校，会修建面向留学生的游泳馆、健身房、台球厅、KTV，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留学生宿舍甚至还有保龄球馆。
　　这些显而易见的对比，加上“入学条件更宽松”“奖学金唾手可得”等传言，使得网络上质疑留学生“超国民待遇”的说法大为流行。再搭配上一些留学生爱逃课、拿着政府奖学金“花天酒地”、只想着恋爱交友等故事，更是增加了中国网友们对留学生的不满。
　　矛盾在这个7月爆发。山东大学的“学伴”风波，成为这种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各种真假莫辨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为留学生提供“超国民待遇”的高校更是被指责“崇洋媚外”。
　　情绪裹挟下的网络讨论中，似乎很少见到留学生们的声音。他们到底为何来中国留学？他们在中国的真实生活到底是怎样的？面对高校的留学生政策，他们是否也有自己的无可奈何？事实上，在华留学生问题，远比宿舍条件的对比要更为复杂，它不但牵涉到高校的国际化、全球排名，更与吸引人才、传递中国国家形象等问题相关。在留学生问题上，中国做得不是太多，而是还不够。
　　不过，这场风波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情绪，至少准确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对周围留学生的生活，知之甚少。

“超国民待遇”的另一面

　　马修在北大攻读的是燕京学堂中国学硕士研究生。自2014年5月成立起，围绕燕京学堂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其中，“超国民待遇”培养几乎是贴在该项目上最显眼的标签之一。
　　这个一年制项目同时面向国内和国际招生，奖学金丰厚——除了学费、住宿费皆免除外，学生每月还能收到生活补贴。其中，来华留学生及港澳台学生占到近七成。
　　燕京学堂教学办公地点坐落在北大校园的黄金地带——静园，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燕京学堂研究生不分国籍，统一住在勺园6号楼，分为单人间和双人间。它的对面是勺园4号楼，用作北大本校研究生的宿舍。
　　留学生宿舍条件虽好，但常为人忽略的一面是：住宿费很贵。
　　24岁的邓世轩很早之前就已经搬离了北大留学生宿舍，和朋友在校外一起租房住。邓世轩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目前在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研究生学位。
　　搬离留学生宿舍前，邓世轩算过一笔账，北大的中国学生宿舍价格每年在650元到1000元不等，而两人间留学生宿舍，每人每月得花2400元，一年就是2.8万多。单人间价格每个月又要贵上600元。对于没有奖学金的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何难以实现管理趋同化》一文中提到，中外学生住宿条件、价格的差异，是由于二者经营性质不同导致。公办高校的中国学生宿舍属于普惠性、保障性的廉价住宿服务，就条件而言不够理想，而留学生公寓属于准商业性质，价格也就随着住宿条件走高。
　　“中国学生觉得我们有特殊待遇，其实，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跟他们一起住。”邓世轩说，只是学校没有给他这个选项。在中国很多高校，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生活、日常管理都是分开的。在他看来，这就失去了与中国学生接近并熟悉的机会。针对这个问题，他曾特地咨詢过学校的留学生办公室，得到的答案是根据“相关法规政策”规定。
　　住宿的分开管理，只是中国针对留学生“独立管理模式”的一个侧面。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主持的研究项目“在华留学生管理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中解释道，国际上接受留学生数量较多的欧美院校，一般都会对留学生和本国学生进行无差别管理模式。中国高校一般对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管理实行“两条腿走路”，对留学生采用“特殊照顾管理模式”。
　　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汉语并非全球通用语言，对留学生来说学习难度大，统一管理门槛较高，加之考虑到留学生的不同生活习惯和宗教问题，所以采用留学生独立管理模式。但这种模式不利于来华留学生融入中国大学生活和学习。

　　另一篇论文《来华留学生趋同化管理研究与分析》则指出，国内高校一般由国际教育学院独立负责留学生招生、教务、管理和后勤等工作，但其他管理机构，包括教务处、后勤处等部门在留学生管理上权责关系不明确，留学生事实上无法在校内资源、职能部门的管理等方面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大部分留学生的状态，偏向放养。”曾在广东省某高校担任过辅导员的林艺说。
　　在北大燕京学堂读书的马修情况要好一些，留学北大前，他曾在中国生活过两年，燕京学堂中外学生上课、住宿都又在一起，融入感相对要好很多。 　　即便如此，他仍然会遇到很多现实问题。第一学期选课时，他操作失误，多选了一门课。那时，他中文还不太好，但北大选课系统上只有中文。由于不知道自己选了那门课，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他从未上过课，直到期末才发现成绩单上有一个“不合格”。
　　娜娜也比较幸运，到复旦第二天就认识了一个本科生朋友，后者热心地给了她一张校园地图，并陪同她穿梭在不同教学楼之间。“要是没有她的话，我真的完蛋了。”回想起那时不知该向谁求助的迷茫，娜娜说，“我不知道其他留学生，尤其是不会中文的留学生，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事实上，学伴制度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设立的。“我们设了学伴制度，就是为留学生融入中国提供了一个桥梁。”林艺说，这是一项好的制度，不止山东大学，国内很多高校都有这种设计，一般会给参加的学生一些补助或者算学分。

为何要留学中国？

　　作为“第三代”马来西亚华人，邓世轩留学中国前，已经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在马来西亚公立学校，汉语本是教育体系的一环，一些华人还会选择去民办华文中学就读。
　　在华文中学时，邓世轩接触到中国历史并产生浓厚兴趣，决定本科要来中国攻读历史学。恰巧一位在北大学习国际关系的学长回高中做分享会，介绍在北大学到的知识，还谈到很多学者都会去北大讲座，这些都对他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对于一些留学生来说，“排名”并不是选择学校的第一要素，相比之下，自己的兴趣、项目内容更加重要。越悦在外交学院一个负责接待留学生的学生会组织工作时，遇到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男生，“明明是申请哈佛、耶鲁的水平，偏偏来了外交学院，还是自费”。越悦说，这是该学生浏览各个学校项目后做出的选择。这个男孩随后凭借自己出色的成绩拿到北京市政府奖学金。

　　当然，这些只是个案。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除港、澳、台学生，2018年共有49.2万名留学生来华读书，这些学生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为何要到中国来读书，原因很难一概而论。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国际期刊《高等教育》上曾刊登了一篇由Jiani撰写的论文：《国际学生为何及如何选择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论文中，Jiani的研究样本来自28个国家的23个女生和19个男生，在问及他们来华留学的原因时，有人像邓世轩一样，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有人是海外华人子女——Jiani发现，越来越多海外华人希望子女回归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寻找文化认同。也有学生是考虑到中国留学的性价比。
　　娜娜选择来中国，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欢。但曾在英国读本科的她也承认，“英国学校肯定要比中国学校贵多了”。据她介绍，自己在复旦读书，每年学费2万元，住宿费1万，但如果在英国，住宿费可能是七千多英镑（约合人民币6万元）。
　　除了个人原因，也有共性。接受Jiani访问的大部分留学生都提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他们认为来华留学可以为其带来更好的工作前景，尤其是能够学习汉语，成为其来华的一个重要原因。Jiani发现即便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也非常看重中国提供的奖学金。
　　留学生基金委官网显示，中国政府奖学金覆盖面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医疗保险，本、硕、博三个学历层次的资助金额各分为三类。其中，本科生的年资助总额最低为59200，最高66200元，研究生在7-8万之间，博士和高级进修生能拿到每年87800-99800元的资助。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49.2万名来华留学生中，12.81%的人获中国政府奖学金，87.19%为自费生。虽然后者还有机会获得其他类别的奖学金，如省、市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等。
　　奖学金制度是高校吸引留学生的国际通行规则。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份排名，美国前20名的综合性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中，有41.5%的人获得奖学金，而在排名前20的文理学院中学习的国际学生，有73.3%的人获得了奖学金。当然，因为教育体制不同，美国高校奖学金多为学校发放，中国高校对留学生发放的奖学金则来自各级财政。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主持的“在华留学生管理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课题中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每年都在增加奖学金名额，但所占比例较低，并且整体呈下降趋势。“我国政府奖学金的制定是根据与有关国家之间的教育协议和交流计划，因此更多强调的是其政治功能，基本上是向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奖学金。”该项目组认为，此外，留学生奖学金制度还存在资助力度低、来源渠道单一等问题，长期来看，这不利于吸引海外优秀学生。

五十万留学生之现状

　　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方萌此前在北大和北师大教授留學生公共政策分析课六年，学生大部分来自非洲。他的课堂较为西化，以讨论为主，用的语言为英语。
　　相比之下，欧美学生对中国拥有较强的好奇心，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总体深一些。另一方面，尽管英语在许多非洲国家是官方语言，但非洲留学生的数学、英文写作等能力都要比欧美学生落后一些。
　　刚开始，田方萌并不了解班上留学生的水平，没有设置期末考试，以书评和论文的方式考核，结果发现有些学生交上来的文章抄袭严重，从网上东抄西抄。改成考试后，他发现“开卷考试有的学生都答不对”，效果和自己想象差别比较大。经过几轮调整，他才慢慢摸到出题难度的边界，最后采用考试和论文相结合的考核方法。 　　田方萌承认，非洲学生里也有优秀的个体，“三分之一我觉得功课是比较好的，上课也很认真，还有三分之一马马虎虎”，剩下三分之一相对较差，写出来的文章逻辑层次不清、语病较多，有的老师“都恨不得替那个学生写出来”。
　　刘宝存主持的“在华留学生管理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课题中也注意到，在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校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一些高校一味追求规模扩张，政府公布历年来在华留学生统计数据时，也总是把留学生规模较大的单位排在前面;教育官员讲话时，倾向于把接受留学生数量多的高校作为范例来进行介绍。教育部也曾提出把接受留学生数量作为考核重点大学的基本指标之一。然而，“量”的提升对“质”的监控也提出了挑战。
　　2010年，教育部出台《中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影响高校国际排名的要素之一，便是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权威排名里，来自英国的QS和美国的US News都把这一点纳入排名算法中，两者各占5%。由《泰晤士高等教育》制作的排名则给予国际学生比例2.5%的权重。
　　决策机构对国际化的重视体现在教育部在2010年发布的《留学中国计划》里，其中提到，2020年时来华留学人员应提升至50万人——从2018年的数据来看，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
　　田方萌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过分重视留学生数量而忽视其质量。“中国目前阶段吸收不了一些国家的一流学生，欧美有些大学是可以做到的。这个情况下你就只能录取二三流的学生。但问题是，二三流的这些学生不仅不如美国或者英国的留学生，而且也不如中国自己的学生。
　　北京市一所双一流大学的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校内一些中亚学生不仅能力差，还爱逃课，而有关部门的精神又是“照顾这些学生”，导致这些学生被宠坏了，有时让自己不堪其扰。
　　在林艺看来，尽管住着条件相对较好的宿舍，奖学金门槛相对更低，学校也经常组织一些面向留学生的旅行活动，但教学方案设计和学业管理上的缺失，使得这些留学生很可能难以如期完成学业。

    “妈妈看，外国人”

　　在中国期间，来自亚洲之外国家的留学生总是能感受到来自身旁的注视。在超市，有小孩会指着娜娜说，“妈妈看，外国人！”天性开朗的她会哈哈大笑，“那些小孩真的好可爱”。马修一度对这种关注有点困扰。等地铁的时候，他能听到身旁的女孩儿用中文讨论自己的身高、国籍，娜塔莉的体验要更糟一些。她发现，走在路上的时候，常有人偷拍她。

　　虽然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中国很快就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也陆续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但中国社会与外国人的接触程度，整体仍然偏低，同样，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也并不是很高。
　　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看来，扩大吸引留学生来中国读书，是增强彼此了解的一个重要方式。“相对来说，培养人才确实是很长远的。”周永生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想要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让国际上更了解中国，培养留学生是“成本更低，影响更深远”的一种方式。
　　虽然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留学生接收国，但与排在前面的美国、英国相比，仍然有不小差距。据2015-2016的统计数据，美国东北大学国际生比例达到58.69%，哥伦比亚大學国际生比例是48.84%，而清华大学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国际生比例仅为6%。
　　所以，问题不是来华留学生太多了，而是交流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够。
　　中国教育部门也意识到了学生管理上的一些问题。7月20日，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将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趋同化，加大力度敦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将政策落到实处。
　　（肖春萌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