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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朝鲜半岛问题向来非常复杂,在隋至唐初期其存在的三个政权为了各自政治利益相互争夺着。而在隋至唐高宗时中原王朝与高丽间进行多次的战争,此时的中原王朝也时时刻刻以大一统的思想为指导去努力实现其既定目标。在统一过程中,隋王朝的两代帝王也采取了对高丽的不同政策,这也是与所处的国情相符合。虽然,短暂统一的隋王朝没有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但唐王朝继续着这个统一大计,至唐高宗总章元年取得了对高丽征伐的胜利。
关键字:唐朝前期;高丽;扩张原因及政策
在隋唐史的长河中,征伐高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建国之始,中原政权就将征讨高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面临多次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完成对高丽的征伐。隋代以前,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传统历史上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但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以“君舟民水”为标榜,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却显示出他帝王的雄心来,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一)唐朝前期与高丽的关系
唐时期的高丽位于今鸭绿江的左岸和右岸地区,其都成在平壤。从高祖建国618年起,高丽与唐王朝工存了51年,“而唐王朝对高丽的政策也从最初的怀柔嬗变到最后的连续兴兵征伐,都是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使然”。[1]据史料记载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并不想依然与隋王朝一样和高丽保持臣属关系,因为这样做觉得自己和隋炀帝有什么区别,但当时的大臣却纷纷反对。“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至。”[2]故高祖在大臣的劝谏之下接受了与高丽保持藩属关系,这也许是其实行怀柔政策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用现在话来说与当时的国情是分不开的,公元618年,唐王朝刚建立,统一是其首要工作,因此对边疆的民族政权只能是寄予其稳定,尤其是东北地区。在武德五年(622)时,高祖赐高丽王建武,谓:“朕恭应宝命,君临率土,袛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刈安。王既统摄辽东,世据藩服,思禀正朔,远巡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宴,四海清平,玉帛既道,道路无雍,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甚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难,室家分析,多年历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何,义务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既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3]从次书中我们看到的唐王朝想和高麗建立友好关系表面是为百姓着想,其实这与当时东北边疆的形势与密切联系。当时唐王朝在忙于河北战事,再加之契丹也南下进行侵扰,所以次书也表示愿与建立高丽友好关系。
唐太宗即位后,由于其开明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政权更是平等对待。唐太宗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唐王朝依然采用的是怀柔政策,但在上文提到此政策在后来变成了一种兵戎相见即对高丽的武力征伐。史学界对其原因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
(二)对唐王朝多次征高丽原因的简要分析:
第一,可以说是为安定人心而做出的努力,高丽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在隋是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尤其是隋炀帝的三次征伐皆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大量原隋朝人民被俘虏,唐王朝建立之初高祖时期,唐与高丽就已经交换了一些人质。随着唐王朝国势的强盛,一方面为了博取广大百姓对这新建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既是为了对高丽政权的威慑以及更长远来说利益是其最大的诱惑,因此在这些的驱动之下武力是实现其意图的最好方法。
第二,这个理由可以说是更加冠冕堂皇,高丽自身的内乱为唐王朝出兵高丽找到一个借口。上文我们已经讲到,在唐王朝建立之初,高丽王建武时期唐与高丽的关系处于融洽的阶段,但到了贞观十六年,高丽内部发生了分乱即“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布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于城南,诏诸大臣共视之,勒兵尽杀之,死者百有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国,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4]当此消息传入唐朝时,可以说是朝野震惊。“帝闻建武为下所杀,恻然遣使者持节吊祭,或劝帝可遂讨之,帝不欲因丧伐罪,乃拜藏为辽东王,高丽王。帝曰:盖苏文弑君攘国,朕取之易耳,不愿劳人,若何?”[5]虽然太宗拒绝此时讨伐高丽,但并不意味着之后不采取行动。在之后,太宗多次与大臣讨论是否对高丽用兵事宜,可见征伐高丽已被提上日程。
第三,为其大一统的需要。自唐太宗即位以来,不管是利用和亲还是武力手段,其北部及西域地区可以说是尽归唐王朝的管辖之下,如太宗自己所言西北地区已平定,唯有辽东之地以及西域地区。况且东北边疆地区虽然对唐王朝表示臣服,但暗地里却在积极地准备扩张行动。当唐太宗明白其企图会后更加坚定了其征伐高丽的决心。
第四,我觉得应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来看。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三国鼎立,各自为其发展相互之间进行争夺是非常之平淡的事。从之前的史料中得知高丽的罗、百济遣使讼建武,云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入。诏员外散骑侍郎朱之奢往和解之。”[6]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王朝已经显示出其帝国的强大来,因此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向其寻求帮助,当然朝鲜半岛也不例外。在这三个政权当中百济势力最弱,因此为了维持其发展被迫与高丽结盟来对付新罗。新罗受到其侵略,唐王朝是其救命的稻草,“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7]这些外在机会为其征伐高丽提供了动机与借口。高宗时,高丽、百济对新罗的侵略更加猖獗,虽然高总曾降书劝慰国百济王,但其不仅不听还与倭国进行联合,夺取新羅三十余城,永辉六年(公元655年)新罗王金春秋遣使于唐求援,唐高宗下令惩罚百济,当然作为其盟国高丽也在所难。 总之,对高丽的征伐不论是从其唐初的怀柔还是到最后的武力征伐纠其根本都是根据其国情的变化去努力维护其最大的政治利益,去巩固其中原王朝政权的威慑与稳定。刘进宝老师在《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已经清楚的介绍了战争的经过,但其结果却不同,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的上是横扫四方的帝王,他在西部各个地方被推举为“天可汗”,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主人。但是无论是多么的辉煌,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却还是吃了败仗,自己也身中箭伤,他在临终之际交代高宗一定要征服高丽。
而为了彻底征服高丽和百济,高宗吸取了父皇唐太宗和当年隋炀帝的教训,不再以唐朝的大军征服为主要方式。在唐高宗继位,是由长孙无忌等大臣辅佐的。在太宗时长孙无忌就反对征伐高麗,因此其辅佐高宗之后必然反对继续对高丽用兵。这对永徽初并不安稳的局面来说缓和与高丽的紧张局势有一定积极地作用。在永徽三年,高丽在中断了几年的朝贡之后遣使来朝,但双反的关系依然是非常的冷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册封与赏赐。此次朝贡只是为了试探新皇帝對高丽的态度,之后数年双方并没有朝臣间的往来。而此时的高丽一方面不对唐朝进行朝贡,另一方面却联合百济企图去进攻臣服唐朝的新罗,这无疑又激发了唐朝征伐高丽的决心。再忍无可的情况下,唐高宗在永徽五年(654年)和永徽六年(655年)连续对辽东用兵,但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之后唐朝对高丽的动作减少。在唐高宗的全面执政之后决定征伐高丽,完成太宗的遗愿。
注释:
[1]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04期
[2]《旧唐书 东夷列传 高丽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年版
[3]《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年版
[4]《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贞观十六年》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年版
[5]《新唐书 东夷列传 高丽列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年版
[6]《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版
[7]《资治通鉴卷197 贞观十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6年版
参考文献:
[1]宋 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年5版
[2]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
[3]北宋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1976年版
[4]《 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 》刘进宝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李德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6]《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李文才《江汉论坛》2005.3
作者简介:李玲娟(1989-),女,籍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历:研究生,研究生方向:学科教学(历史)。
关键字:唐朝前期;高丽;扩张原因及政策
在隋唐史的长河中,征伐高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建国之始,中原政权就将征讨高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面临多次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完成对高丽的征伐。隋代以前,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传统历史上刚愎自用、好大喜功但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以“君舟民水”为标榜,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却显示出他帝王的雄心来,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一)唐朝前期与高丽的关系
唐时期的高丽位于今鸭绿江的左岸和右岸地区,其都成在平壤。从高祖建国618年起,高丽与唐王朝工存了51年,“而唐王朝对高丽的政策也从最初的怀柔嬗变到最后的连续兴兵征伐,都是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使然”。[1]据史料记载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并不想依然与隋王朝一样和高丽保持臣属关系,因为这样做觉得自己和隋炀帝有什么区别,但当时的大臣却纷纷反对。“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以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高祖乃至。”[2]故高祖在大臣的劝谏之下接受了与高丽保持藩属关系,这也许是其实行怀柔政策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用现在话来说与当时的国情是分不开的,公元618年,唐王朝刚建立,统一是其首要工作,因此对边疆的民族政权只能是寄予其稳定,尤其是东北地区。在武德五年(622)时,高祖赐高丽王建武,谓:“朕恭应宝命,君临率土,袛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刈安。王既统摄辽东,世据藩服,思禀正朔,远巡职贡。故遣使者,跋涉山川,申布诚恳,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宁宴,四海清平,玉帛既道,道路无雍,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岂非甚美。但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难,室家分析,多年历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何,义务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既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3]从次书中我们看到的唐王朝想和高麗建立友好关系表面是为百姓着想,其实这与当时东北边疆的形势与密切联系。当时唐王朝在忙于河北战事,再加之契丹也南下进行侵扰,所以次书也表示愿与建立高丽友好关系。
唐太宗即位后,由于其开明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政权更是平等对待。唐太宗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唐王朝依然采用的是怀柔政策,但在上文提到此政策在后来变成了一种兵戎相见即对高丽的武力征伐。史学界对其原因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
(二)对唐王朝多次征高丽原因的简要分析:
第一,可以说是为安定人心而做出的努力,高丽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在隋是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尤其是隋炀帝的三次征伐皆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大量原隋朝人民被俘虏,唐王朝建立之初高祖时期,唐与高丽就已经交换了一些人质。随着唐王朝国势的强盛,一方面为了博取广大百姓对这新建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既是为了对高丽政权的威慑以及更长远来说利益是其最大的诱惑,因此在这些的驱动之下武力是实现其意图的最好方法。
第二,这个理由可以说是更加冠冕堂皇,高丽自身的内乱为唐王朝出兵高丽找到一个借口。上文我们已经讲到,在唐王朝建立之初,高丽王建武时期唐与高丽的关系处于融洽的阶段,但到了贞观十六年,高丽内部发生了分乱即“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布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于城南,诏诸大臣共视之,勒兵尽杀之,死者百有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国,犹唐兵部尚书,中书令职云。”[4]当此消息传入唐朝时,可以说是朝野震惊。“帝闻建武为下所杀,恻然遣使者持节吊祭,或劝帝可遂讨之,帝不欲因丧伐罪,乃拜藏为辽东王,高丽王。帝曰:盖苏文弑君攘国,朕取之易耳,不愿劳人,若何?”[5]虽然太宗拒绝此时讨伐高丽,但并不意味着之后不采取行动。在之后,太宗多次与大臣讨论是否对高丽用兵事宜,可见征伐高丽已被提上日程。
第三,为其大一统的需要。自唐太宗即位以来,不管是利用和亲还是武力手段,其北部及西域地区可以说是尽归唐王朝的管辖之下,如太宗自己所言西北地区已平定,唯有辽东之地以及西域地区。况且东北边疆地区虽然对唐王朝表示臣服,但暗地里却在积极地准备扩张行动。当唐太宗明白其企图会后更加坚定了其征伐高丽的决心。
第四,我觉得应从当时朝鲜半岛的局势来看。我们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三国鼎立,各自为其发展相互之间进行争夺是非常之平淡的事。从之前的史料中得知高丽的罗、百济遣使讼建武,云闭其道路,不得入朝。又相与有隙,屡相侵入。诏员外散骑侍郎朱之奢往和解之。”[6]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唐王朝已经显示出其帝国的强大来,因此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向其寻求帮助,当然朝鲜半岛也不例外。在这三个政权当中百济势力最弱,因此为了维持其发展被迫与高丽结盟来对付新罗。新罗受到其侵略,唐王朝是其救命的稻草,“贞观十七年九月,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7]这些外在机会为其征伐高丽提供了动机与借口。高宗时,高丽、百济对新罗的侵略更加猖獗,虽然高总曾降书劝慰国百济王,但其不仅不听还与倭国进行联合,夺取新羅三十余城,永辉六年(公元655年)新罗王金春秋遣使于唐求援,唐高宗下令惩罚百济,当然作为其盟国高丽也在所难。 总之,对高丽的征伐不论是从其唐初的怀柔还是到最后的武力征伐纠其根本都是根据其国情的变化去努力维护其最大的政治利益,去巩固其中原王朝政权的威慑与稳定。刘进宝老师在《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中已经清楚的介绍了战争的经过,但其结果却不同,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的上是横扫四方的帝王,他在西部各个地方被推举为“天可汗”,也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主人。但是无论是多么的辉煌,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却还是吃了败仗,自己也身中箭伤,他在临终之际交代高宗一定要征服高丽。
而为了彻底征服高丽和百济,高宗吸取了父皇唐太宗和当年隋炀帝的教训,不再以唐朝的大军征服为主要方式。在唐高宗继位,是由长孙无忌等大臣辅佐的。在太宗时长孙无忌就反对征伐高麗,因此其辅佐高宗之后必然反对继续对高丽用兵。这对永徽初并不安稳的局面来说缓和与高丽的紧张局势有一定积极地作用。在永徽三年,高丽在中断了几年的朝贡之后遣使来朝,但双反的关系依然是非常的冷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册封与赏赐。此次朝贡只是为了试探新皇帝對高丽的态度,之后数年双方并没有朝臣间的往来。而此时的高丽一方面不对唐朝进行朝贡,另一方面却联合百济企图去进攻臣服唐朝的新罗,这无疑又激发了唐朝征伐高丽的决心。再忍无可的情况下,唐高宗在永徽五年(654年)和永徽六年(655年)连续对辽东用兵,但不同之处在于在这之后唐朝对高丽的动作减少。在唐高宗的全面执政之后决定征伐高丽,完成太宗的遗愿。
注释:
[1]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04期
[2]《旧唐书 东夷列传 高丽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年版
[3]《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年版
[4]《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贞观十六年》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年版
[5]《新唐书 东夷列传 高丽列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5年版
[6]《旧唐书》卷199《高丽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73年版
[7]《资治通鉴卷197 贞观十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社 1976年版
参考文献:
[1]宋 欧阳修 宋祁撰:《新唐书》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年5版
[2]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 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版
[3]北宋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1976年版
[4]《 试论唐太宗、唐高宗对高丽的战争 》刘进宝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
[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李德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6]《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背景》李文才《江汉论坛》2005.3
作者简介:李玲娟(1989-),女,籍贯: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历:研究生,研究生方向:学科教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