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有三问，即“我是谁”“从哪来”“要去哪”。对于美洲诸国而言，“从哪来”深埋血液，独立战争明确了“我是谁”，但都属于历史，唯独“要去哪”攸关未来。唯有比独立前活得更好，方能彰显独立的意义。
　　率先独立的美国，在立国之初就立国根本和发展路径的选择，展开过全面争论，形成了两大派，即农业立国派和工商业立国派。
　　前者的支持人群是占美国人口主体的广大自耕农，代表人物杰斐逊（开国三杰之一）、麦迪逊，皆种植园主出身，主张以农为本、地方自治，维持松散的邦联制，外交上仇视英国;后者的支持人群，是工商业者（北部新英格兰区为主）和部分南方富农，代表人物汉密尔顿（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外交上重视对英关系。
　　虽然两派均未组党，但被媒体根据其政治主张称作“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后来的民主、共和两党制即溯源于此。
　　争论不分胜负，而是淡化为“工农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妥协。
　　杰斐逊当选总统，当了家方知柴米油盐贵，痛感强大的中央政府，尤其是强大的中央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其施政方针明显更倾向于汉密尔顿仿效英国工业化的工商优先论——扩大农业需要更多耕地，工业生产也需要更多原料产地，这些都需要更多土地。所谓工农之争就像硬币的一体两面，并无根本性冲突。
　　此外，欧洲旧大陆移民不断涌入美国，也迫切需要更多的新土地来容纳新增人口。方针既定，一场轰轰烈烈、旨在开拓新土的西进运动揭开序幕。
　　西进运动是个筐，工业化、农业拓殖、移民潮、科技革命等因素都往里装，从而为运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驱动力。
　　正当美国犯“土地饥渴症”时，法国送来了土地。拿破仑攻占西班牙后，打算逼西班牙归还路易斯安那，以重建美洲殖民地。杰斐逊获悉后，决定向法国购买密西西比河入海口新奥尔良城一带的土地，以保障航路畅通。
　　谈判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法军镇压海地革命惨败，再难抽调兵力西顾，加上抗击英国的外交考量和军费紧缺的财政窘境，强悍如拿破仑下了一步大棋，居然将整个路易斯安那当“鸡肋”贱卖。
　　美国以1500万美元的“白菜价”取得与当时领土面积相仿的新土。这有如开挂的好运气令美国深受鼓舞。
　　1803年，美国与西班牙殖民地接壤，边界模糊不定。美国趁火打劫，于1819年与忙于内乱的西班牙签订《亚当斯-奥尼斯条约》，商定了美西边界。西班牙忍痛“割让”已成飞地的佛罗里达，以换取新西班牙区的安宁。
　　此时，还没有墨西哥。
　　当新的墨西哥国家出现时，尚未褪去独立带来的兴奋感，就因为顶层设计失当，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墨西哥仿效美国成立了联邦共和国，也出现过类似美国的“立国之争”，但争论没有像美国那样化作外扩的动力，而演化成两派的朝堂权争。
　　内耗的结果就是墨西哥政局极度不稳，30年间换了50任总统，任期多则两年，少则一周不等，并导致军队势力坐大。
　　政治混乱如斯，自然也没心思干正事，墨西哥经济陷入停滞，社会板结化严重，而战后重建、财政危机等当务之急更是迫在眉睫。焦虑的墨西哥也像美国一样，把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北方边疆区，希望通过大开发来拉动GDP。
　　然而，北方边疆区仍是一片蛮荒地带，辛苦不说，一个不小心还可能成为印第安土著的刀下鬼，一向被墨西哥人视为畏途，鲜有人愿做拓殖先驱。
　　墨西哥政府最终采取廉价出售土地的方式，一为赚钱偿债，二为招徕移民。此举一出，不仅在本国，连带美国一边也是应者如潮。只是，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围绕着土地问题，美国移民与墨西哥移民在得克萨斯摩擦不断。
　　1830年，墨西哥政府政策大变，禁止美国移民再入得州，并将得州纳入墨西哥法律管辖，甚至直接干预移民田地里该种植什么作物。惶恐的美国移民，于1835年与前来收缴武器的墨西哥政府军爆发冲突，翌年正式独立建国，并在圣哈辛托击败墨军，俘获“御驾亲征”的圣安纳总统。
　　得克萨斯共和国自然得不到墨西哥的承认，双方冲突不断。为保平安，得克萨斯屡屡请愿加入美国，并于1845年如愿，墨西哥的内政问题由此升级成为美墨两国间的外交争端。得州共和国关于西部边界划分的要求，作为遗留问题一并囊括其中。
　　美国没有立即抬出得州边界问题，而是以债务为要挟，希望墨西哥让出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以便美国获得太平洋沿岸的出海口。自然，墨西哥予以拒绝，美军骑兵便越境占领得州要求的西部边界格兰德河的东岸。
　　1846年4月24日，美墨战争爆发。胜利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向美国倾斜。美军兵分三路，西路偏师取对方无兵可守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东路海军跨越墨西哥湾，在墨西哥本土登陆;中路主力一路突进，击溃墨军有生力量。
　　翌年，美军会师墨西哥，并攻克其首都墨西哥城。1848年，双方缔结和约。墨西哥割让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美国象征性地支付了1500万美元作为补偿，减免了325万美元债务。美墨邊界基本定型。
　　美墨战争影响极其深远，称之为“国运之战”绝不为过。
　　美国取得的不仅是土地，更有地表以下的丰富资源，以及太平洋出海口，从而赢得了未来。墨西哥不仅丧失55%的国土，其工业化进程也被打乱，卧榻之畔狮虎栖息的险恶环境，更成为制约后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对于野性时代的野蛮生长，过多争论战争性质并无多少意义。事实上，美国国内对于此战也颇有微词。问题在于，独立时间相隔仅40年，墨西哥面临的国际环境比美国更宽松，为何战况竟一边倒？根源恐怕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深埋。
　　首先是体制优劣。值得玩味的是，两国建国早期都发生过“立国”之争，但墨西哥拘泥于欧洲旧大陆理论，非此即彼，陷入争论的泥沼难以自拔，以至岁与年驰、国力日衰;而美国却能因地制宜，跳出窠臼，创新调和，将争论成果付诸行动。这也是西班牙天主教好清谈、热衷意识形态辩论和英国新教重视现实、身体力行这两种精神气质所致。 　　英属殖民地的治理水平显著强于西属殖民地。美墨两国继承了不同的政治、宗教、文化遗产。都是独立，美国独立更是一场革命，但墨西哥是“独而不革”，如此，体制优劣已分。
　　其次是人口要素。美墨战争因农业拓殖而起，而拓殖的第一要素是人口，再放大而论，人口还决定了军事动员力。
　　美国体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欧洲旧大陆移民。美国1790年首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有390万人口，1840年第六次普查数据是1706万人，且大部分是自由白人。而缺乏吸引力的墨西哥仅靠自然繁衍，至战前不过700余万人口，其中伊比利亚半岛人加土生白人不超过200万，余者皆混血人和印第安人。
　　这便可以解释为何墨西哥拼尽老命在广袤的北部三州仅有1万人在拓殖，而美国在得克萨斯仅数年就能发展到3万移民，以及为何墨西哥举国兵力才3.2万，而美国可以轻松动员10万人。
　　第三是经济差距。西班牙在美洲经营虽久，但经济结构一向失调，是以资源掠夺性的采矿业为中心，农牧业不过是为解决矿业人口的吃饭问题才存在的辅助产业，归根到底还是脆弱的单一结构。
　　新西班牙作为主产区尤其如此，至19世纪其生产力水平已然停滞。而英属殖民地产业显然更为多元化，美国不仅全盘继承，还以英国工业革命为标杆，以西进运动为驱动，全面推进工业化和科技革命，其经济无论实力还是活力，都远胜墨西哥。
　　最后是地理问题。从卫星地图上看，美国以经度为标尺，大致为“两岸两山夹一河”结构，由东向西依次为东海岸、阿巴拉契亚山脉、密西西比河、落基山脉、西海岸，美墨战争争夺的三州之地就坐落于落基山脉两翼。
　　密西西比河作为北美第一大河，还汇聚了密苏里河、俄亥俄河、阿肯色河和田纳西河等河流，流域广袤的平原区既是宜居之所，更是粮仓，可为西部拓殖提供强大后援。反观墨西哥，83%的国土为高原和山地，中央是首都所在的墨西哥高原，两侧为东、西马德雷山，只有南方的尤卡坦半岛为成块的平原。
　　墨西哥和意大利地形很類似，不利于中央集权。无论墨西哥控制欲多么强烈，对遥远的北方荒漠地带始终鞭长莫及，还缺乏强大海权，一但美军跨海斩首作战，就只能举手投降了。
　　同在北美新大陆，同样冠以“新”的名号，新西班牙不过是新大陆中的旧世界，新英格兰才开创了真正意义的新世界。新陈代谢不仅是自然规律，更是社会发展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