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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晋是诗歌艺术繁荣的时代，尤其在太康时期，群才辈出，比肩诗衢，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向前迈出了关键性一步。陆机的“缘情绮靡”诗学观打开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从“言志”到“言情”的重大转变。但是陆机的“缘情说”并不是天外来客，凭空出现。而是有赖于三国归晋，南北诗学融合，以及西晋文坛领袖张华“情多”的中介。但是历来文学史上对张华的评价贬褒不一，常以“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忽略张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关键词】：张华；情多；儿女情；风云气；西晋
张华作为西晋文坛领袖，又是当朝司空，是政治强势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用“情”字作题目，第一个提倡“写情”，并被批评家认识到“情多”的诗人。从大量历史记载可以看出，陆机等西晋诗人在诗歌创作、诗歌欣赏、诗歌评论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张华的指导和影响。张华倡导的“先情后辞”、“尚悦泽”成为陆机“缘情绮靡”的先导。如果我们无视张华来阐述这一时期的文坛构成，那么我们定然会陷入茫然无绪之中。在文学史上只占西晋文坛一隅位置的张华，其作用也许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以往文学史对张华诗歌的评价虽贬褒不一，但终究贬大于褒，忽视张华的历史作用。钟嵘遗憾他“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①马一浮亦在评价他的《鹧鸪赋》时感慨：“虽辞美可称，而不能脱
①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251页
于世网，可为文士追名者戒”② 罗宗强认为：“在西晋士人中，张华确实是一位较有是非之心，且亦用心朝政之人。但是，即使崇实如张华，时亦不免依违于可否之间，而置是非于不问”③张华的复杂人格和诗歌上“风云气少”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是看他为他的时代奉献了什么，并不是他没有提供什么。写作《情诗》的张华，毕竟以自己“情多”改造了汉魏以来的诗风，并通过对左思、陆机兄弟等人的影响，在转移西晋诗风的同时，也改变了西晋的诗学观念。这些都使张华成为转变一代诗学的过渡人物，成为由“诗言志”向“诗缘情而绮靡”过渡的中介。
一、“情多”的张华
张华嘉平元年自赋《感婚赋》开始，就表现出十足的“公子多情”心理倾向。十八岁的少年连日目睹纷纷攘攘的嫁娶者“相继于路”而情不自禁发出多情的感叹。在赋中，作者以青年男子的心态与目光，欣赏着新人的美色。“相丽姿之绰约兮，遙仿佛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检防之高深”，即是十足的“多情却被无情恼”。可以说张华在少年时期已经在不自觉的抒发情感，而不在单纯的用诗来言志。而《情诗》五首更是直接以“情”命题，其诗“情灵蕴藉，哀思流连，语言清丽靡嫚，悱恻感人，”“附物兴会，语短情长”。《文选》选张华诗6首，选《情诗》两首；《玉台新咏》选张华诗7首，选《情诗》
②马一浮《马一浮文集》第二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年第29页
③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第18页
五首；江淹《杂体诗》30首，模拟前人的风格，模拟的西晋第一个诗人就是张华的“张司空离情”，由此可以看出张华的“情多”对后世是有很大的影响。
张华即以被认定是一个“情多”的诗人，那他的“情多”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张华诗歌内容丰富，他的乐府诗分为两类，一类是“建国史诗”，一类是“文人乐府诗”。乐府诗以外的四言诗分为公宴诗、祖饯诗、励志诗。乐府诗外的五言诗分为情诗、杂诗、招隐诗、游仙诗和赠答诗。虽然张华的“情多”多以他写的《情诗》为代表。但作为一个主情的诗人，其他诗中也不可避免有情多的成分。“建国史诗”这些受命之作充满赞誉之辞，但这些赞誉的背后未尝没有诗人之情。西晋统一之后，张华作为寒士一路被提拔，新生的政权给人以新的期望。张华内心难免有喜悦之情。而在乐府诗之外的四言诗里面，虽然文学成就不高，但唯一亮点就是字里行间流有感情，让人感觉情谊绵绵。而情最多就是乐府诗外的五言诗。爱情是诗歌不朽的表现主题。在中国史诗上，自诗三百首就开始讴歌爱情。而张华写的《情诗》受《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情诗影响最大，大多翻新古诗十九首和曹植爱情诗的意境。张华《情诗》有的是妻念夫，有的是夫思妻。余冠英先生说：“张华《情诗》五首，都是夫妇相赠之词。”张华《情诗》中的“清风”篇总写相思之情，应居五诗之首。“游目”和“明月”写的是游子思夫，“北方”和“君居”写的是思妇念夫。但无论是哪种情，张华都写得深情婉转，清丽动人，极尽相思之苦。以“情”命题是建安诗人首创，但建安诗人的情往往有所寄托和寓意，唯有张华的《情诗》被人异口同声称之为“女郎诗”之类。张华不仅《情诗》专心写情，就是其他祖饯、公宴与赠答诗也写的情谊绵绵。如《祖道送征西应诏诗》：“感离叹凄，慕德迟迟”为结。《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干脆以“于以表情，爰著斯诗”为结，这在当时确实很少见，不得不说张华“情多”，无处不在写情。历代文论家虽对张华贬褒不一，但对其《情诗》的艺术成就也给予很高的評价。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引了张华的三组诗句，“朱火青无光，兰膏坐自凝”、“佳人处暇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等句，并评价说“其情甚丽”，张华于巧妙的构思之中寄寓了真挚动人的相思之情，文辞对仗而优美，用词精炼而鲜活，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王夫之在《古诗评选》评《情诗》五首其四时，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茂先着眼高大，不食建安残渖。迹其独创，且非二陆之所殆庶，况蠢愚烦乱之潘岳哉！④”王夫之的评价给予了张华很高的地位。
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钟嵘在《诗品》的中品第五品中对西晋司空张华的诗歌进行了品评：“虽名高囊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甲科疑弱，处之下品恨少，在季孟之间矣。”张华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自钟嵘《诗品》一出，遂成定评，千百年来，颇遭非议。何焯在《义门读书记·文选·诗》论张华励志诗云：“诗唯此一篇，余皆女郎诗也。”元好问论诗绝句却 ④王夫之《古诗评选》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版第82页
说“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而纵观张华全诗，虽然以“情诗”著名，但其诗中亦不免有“风云气”之作。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是指张华诗歌优美有余，壮美不足，但“优美”和“壮美”本就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没有优劣之分。唐朝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亦把优美和壮美当作两种不同的诗学风格进行品评，如《纤浓》和《雄浑》。而张华之所以写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不仅与他自身的人格精神、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更和他的政治地位与当时的文坛走向有关。
1、亦儒亦道的人格精神
张华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载：“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儒学是朝廷所提倡的正派学风，张华也是凭借儒学取得名誉而进仕。张华一方面是个“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的恂恂儒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勇于赴义，笃于周急”的具有道家思想的侠者。他的立身之本在于儒，可也是常耽玩玄理。他在处事方面也受到道家的影响，尽管是功名之士位极人臣，可他常以道家之言为戒。他闻名的《鹧鸪赋》，以鹧鸪自喻，鹧鸪虽小，无荣耀之采，却能远害全身。事实上，张华与玄界名士交往不少，这其中就包括阮籍、王戎等。亦儒亦道实际是一种调和折中的人格。张华的儒家忠节思想通过生命终结的选择获得强烈宣誓，但是道家思想对于他同样有深刻的作用力，张华“任用自然，优游卒岁”的人生态度对他的儒家进取精神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反作用力，表现在诗歌中亦如此，并且正是这样的奇特的作用力，激发了“儿女情多”之文学的产生。张华诗中“风云气少”，并不意味着沒有，张华的《壮士篇》、《游侠篇》都不乏梗概风云之气。也许正是这种亦儒亦道的双重人格造就了张华诗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2、素族文士的功名心与失落感
任何一个时代，文人诗歌风格的形成都与整个社会情势有着密切联系。士族与素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阶级问题。但是在西晋时期，素族并不含有低下的意思，反而在正统舆论中是被认可的，是“学业优博”“有德有才”的标志。而张华作为素族人士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以“儒业和文学”被认可的方式而进入仕途。由于进入仕途的道路不同，也造成了他们学风和士风的不同。张华以寒素孤贫而致位通显，所以在思想和行为上要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并且谨身处礼，善于处世，这是一条追逐功名的道路，张华之所以能够确立文坛领袖地位，就是因为在功业上的成就吸引了寒素文士，成为他们的典范。
3、政治局势对创作心态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是刘勰对建安文学风貌产生的原因概述。文论家多以“风云气少”来批判张华的诗歌，认为其诗歌“梗概之气”不足，这和当时的政治形态密切相关。西晋是一个安定统一，繁荣太平的时代，所以他们缺乏这种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的心态。况且张华是新生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他没有感到任何来自敌对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危险，因而他的诗歌中很难出现那种“梗概之气”，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就不是曹植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这样一个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诗人，他的诗歌不是“美女”就是“佳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创作心态。
结语：“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成了西晋的强音和时代的主旋律。新的时代，“情”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作为“主情”的发源人张华却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并历来对他诗歌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这是有失公允的。站在今天的角度，“诗缘情”和“诗言志”作为两大风格在诗学史上交替出现，我们对张华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应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1】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251页
【2】马一浮《马一浮文集》第二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年
【3】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第18页
【关键词】：张华；情多；儿女情；风云气；西晋
张华作为西晋文坛领袖，又是当朝司空，是政治强势和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用“情”字作题目，第一个提倡“写情”，并被批评家认识到“情多”的诗人。从大量历史记载可以看出，陆机等西晋诗人在诗歌创作、诗歌欣赏、诗歌评论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张华的指导和影响。张华倡导的“先情后辞”、“尚悦泽”成为陆机“缘情绮靡”的先导。如果我们无视张华来阐述这一时期的文坛构成，那么我们定然会陷入茫然无绪之中。在文学史上只占西晋文坛一隅位置的张华，其作用也许要比想象的大得多。以往文学史对张华诗歌的评价虽贬褒不一，但终究贬大于褒，忽视张华的历史作用。钟嵘遗憾他“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①马一浮亦在评价他的《鹧鸪赋》时感慨：“虽辞美可称，而不能脱
①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251页
于世网，可为文士追名者戒”② 罗宗强认为：“在西晋士人中，张华确实是一位较有是非之心，且亦用心朝政之人。但是，即使崇实如张华，时亦不免依违于可否之间，而置是非于不问”③张华的复杂人格和诗歌上“风云气少”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是看他为他的时代奉献了什么，并不是他没有提供什么。写作《情诗》的张华，毕竟以自己“情多”改造了汉魏以来的诗风，并通过对左思、陆机兄弟等人的影响，在转移西晋诗风的同时，也改变了西晋的诗学观念。这些都使张华成为转变一代诗学的过渡人物，成为由“诗言志”向“诗缘情而绮靡”过渡的中介。
一、“情多”的张华
张华嘉平元年自赋《感婚赋》开始，就表现出十足的“公子多情”心理倾向。十八岁的少年连日目睹纷纷攘攘的嫁娶者“相继于路”而情不自禁发出多情的感叹。在赋中，作者以青年男子的心态与目光，欣赏着新人的美色。“相丽姿之绰约兮，遙仿佛以感心”、“怨佳人之幽翳兮，恨检防之高深”，即是十足的“多情却被无情恼”。可以说张华在少年时期已经在不自觉的抒发情感，而不在单纯的用诗来言志。而《情诗》五首更是直接以“情”命题，其诗“情灵蕴藉，哀思流连，语言清丽靡嫚，悱恻感人，”“附物兴会，语短情长”。《文选》选张华诗6首，选《情诗》两首；《玉台新咏》选张华诗7首，选《情诗》
②马一浮《马一浮文集》第二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年第29页
③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第18页
五首；江淹《杂体诗》30首，模拟前人的风格，模拟的西晋第一个诗人就是张华的“张司空离情”，由此可以看出张华的“情多”对后世是有很大的影响。
张华即以被认定是一个“情多”的诗人，那他的“情多”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张华诗歌内容丰富，他的乐府诗分为两类，一类是“建国史诗”，一类是“文人乐府诗”。乐府诗以外的四言诗分为公宴诗、祖饯诗、励志诗。乐府诗外的五言诗分为情诗、杂诗、招隐诗、游仙诗和赠答诗。虽然张华的“情多”多以他写的《情诗》为代表。但作为一个主情的诗人，其他诗中也不可避免有情多的成分。“建国史诗”这些受命之作充满赞誉之辞，但这些赞誉的背后未尝没有诗人之情。西晋统一之后，张华作为寒士一路被提拔，新生的政权给人以新的期望。张华内心难免有喜悦之情。而在乐府诗之外的四言诗里面，虽然文学成就不高，但唯一亮点就是字里行间流有感情，让人感觉情谊绵绵。而情最多就是乐府诗外的五言诗。爱情是诗歌不朽的表现主题。在中国史诗上，自诗三百首就开始讴歌爱情。而张华写的《情诗》受《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情诗影响最大，大多翻新古诗十九首和曹植爱情诗的意境。张华《情诗》有的是妻念夫，有的是夫思妻。余冠英先生说：“张华《情诗》五首，都是夫妇相赠之词。”张华《情诗》中的“清风”篇总写相思之情，应居五诗之首。“游目”和“明月”写的是游子思夫，“北方”和“君居”写的是思妇念夫。但无论是哪种情，张华都写得深情婉转，清丽动人，极尽相思之苦。以“情”命题是建安诗人首创，但建安诗人的情往往有所寄托和寓意，唯有张华的《情诗》被人异口同声称之为“女郎诗”之类。张华不仅《情诗》专心写情，就是其他祖饯、公宴与赠答诗也写的情谊绵绵。如《祖道送征西应诏诗》：“感离叹凄，慕德迟迟”为结。《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干脆以“于以表情，爰著斯诗”为结，这在当时确实很少见，不得不说张华“情多”，无处不在写情。历代文论家虽对张华贬褒不一，但对其《情诗》的艺术成就也给予很高的評价。明代，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引了张华的三组诗句，“朱火青无光，兰膏坐自凝”、“佳人处暇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等句，并评价说“其情甚丽”，张华于巧妙的构思之中寄寓了真挚动人的相思之情，文辞对仗而优美，用词精炼而鲜活，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王夫之在《古诗评选》评《情诗》五首其四时，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茂先着眼高大，不食建安残渖。迹其独创，且非二陆之所殆庶，况蠢愚烦乱之潘岳哉！④”王夫之的评价给予了张华很高的地位。
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钟嵘在《诗品》的中品第五品中对西晋司空张华的诗歌进行了品评：“虽名高囊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甲科疑弱，处之下品恨少，在季孟之间矣。”张华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自钟嵘《诗品》一出，遂成定评，千百年来，颇遭非议。何焯在《义门读书记·文选·诗》论张华励志诗云：“诗唯此一篇，余皆女郎诗也。”元好问论诗绝句却 ④王夫之《古诗评选》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年版第82页
说“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而纵观张华全诗，虽然以“情诗”著名，但其诗中亦不免有“风云气”之作。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是指张华诗歌优美有余，壮美不足，但“优美”和“壮美”本就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范畴，没有优劣之分。唐朝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亦把优美和壮美当作两种不同的诗学风格进行品评，如《纤浓》和《雄浑》。而张华之所以写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不仅与他自身的人格精神、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更和他的政治地位与当时的文坛走向有关。
1、亦儒亦道的人格精神
张华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载：“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儒学是朝廷所提倡的正派学风，张华也是凭借儒学取得名誉而进仕。张华一方面是个“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的恂恂儒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勇于赴义，笃于周急”的具有道家思想的侠者。他的立身之本在于儒，可也是常耽玩玄理。他在处事方面也受到道家的影响，尽管是功名之士位极人臣，可他常以道家之言为戒。他闻名的《鹧鸪赋》，以鹧鸪自喻，鹧鸪虽小，无荣耀之采，却能远害全身。事实上，张华与玄界名士交往不少，这其中就包括阮籍、王戎等。亦儒亦道实际是一种调和折中的人格。张华的儒家忠节思想通过生命终结的选择获得强烈宣誓，但是道家思想对于他同样有深刻的作用力，张华“任用自然，优游卒岁”的人生态度对他的儒家进取精神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反作用力，表现在诗歌中亦如此，并且正是这样的奇特的作用力，激发了“儿女情多”之文学的产生。张华诗中“风云气少”，并不意味着沒有，张华的《壮士篇》、《游侠篇》都不乏梗概风云之气。也许正是这种亦儒亦道的双重人格造就了张华诗歌“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2、素族文士的功名心与失落感
任何一个时代，文人诗歌风格的形成都与整个社会情势有着密切联系。士族与素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魏晋时期一个重要的阶级问题。但是在西晋时期，素族并不含有低下的意思，反而在正统舆论中是被认可的，是“学业优博”“有德有才”的标志。而张华作为素族人士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以“儒业和文学”被认可的方式而进入仕途。由于进入仕途的道路不同，也造成了他们学风和士风的不同。张华以寒素孤贫而致位通显，所以在思想和行为上要与统治者保持一致，并且谨身处礼，善于处世，这是一条追逐功名的道路，张华之所以能够确立文坛领袖地位，就是因为在功业上的成就吸引了寒素文士，成为他们的典范。
3、政治局势对创作心态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是刘勰对建安文学风貌产生的原因概述。文论家多以“风云气少”来批判张华的诗歌，认为其诗歌“梗概之气”不足，这和当时的政治形态密切相关。西晋是一个安定统一，繁荣太平的时代，所以他们缺乏这种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的心态。况且张华是新生政权的积极拥护者，他没有感到任何来自敌对政治势力的压迫和危险，因而他的诗歌中很难出现那种“梗概之气”，他本身所处的时代就不是曹植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这样一个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的诗人，他的诗歌不是“美女”就是“佳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创作心态。
结语：“日不双丽，世不两帝。天经地纬，理有大归”成了西晋的强音和时代的主旋律。新的时代，“情”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作为“主情”的发源人张华却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并历来对他诗歌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这是有失公允的。站在今天的角度，“诗缘情”和“诗言志”作为两大风格在诗学史上交替出现，我们对张华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应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1】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年 第251页
【2】马一浮《马一浮文集》第二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6年
【3】罗宗强《玄学与魏晋人士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