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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912年在上海演讲“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时曾说，“……按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家也。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致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厥后经济学之原理成为有系统之学说……骤视之，其理似不高明深遽，熟审之，则社会之万象莫不包罗于其中也。由此可知：（一）世界经济学乃中国人首创。（二）管仲即首创世界经济学之大经济家。（三）经济学乃一极高深繁难、包罗万象之学术。”
这一结论是孙中山遍历世界，考察研究，阅读世界经济学专著之后，所发之言论，所作之评断。在孙中山看来，管仲不仅为中国经济学创始者，亦为世界经济学之创始者。的确，从管仲的经历来看，又不仅有言论，一部煌煌巨著《管子》传后，而且有实际事功，为齐国宰相，让齐国成为当时的强雄之一。更为令人钦佩的是，管仲虽是三千年前的人，但他主张的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为可贵。正基于此，我们不能把《管子》只作为历史著作来看，而应当古为今用，学习弘扬他的优秀思想以指导今天的经济社会实践。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立场和眼光去发掘其他古代思想家，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经济学”谱系。
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和理论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管子》只是中国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除《管子》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中还有许多蕴涵丰富经济思想的典籍，《墨子》就是一部重要的经营学著作。其中的许多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层管理办法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不然，在墨学中就有科层管理的思想，那就是“尚同”。“尚同”要求一要有严密的组织建设，二要有严格的制度建设。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重农主义学派。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始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提出的“平粜法”使魏国因而富强。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东西方相差近2000年。
在中国，当信史时代一开始（商朝），已经有比谷子之类的初期货币更为进步的货币——贝币存在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 1 8年）铸造的五铢钱，由于其使用上的成功，成为汉代政治兴盛的象征。我国到宋代宋真宗时（公元998年），信用工具已十分发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交子”，也就是交易之媒介的意思。“交子”极类似现代信用工具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或银行本票。宋代还发行了另一种信用工具叫“交引”，相当于汇票。到清代，一个经营印染业的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在嘉庆初年（1976年左右）创立了著名的票号而使山西商人支配了全中国的金融事业。“票号”的前身是“镖局”，主要业务是汇兑。稍后于票号出现在清代的商业信用机构是“钱庄”，就是今天银行的前身。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南部的石仓一处山坳中发现了7000余件清代雍正以来的地契文书“石仓契约”，展示出在过去三百年间，这个交通不便的山区乡村维持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建立石仓特有的金融借贷组织——定光会与五谷会。村民们用契约约束、规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契约精神”。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
17?18世纪，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并繁荣的时期，也出现了像李贽、王夫之这样的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提出了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发展思想。王夫之的“上之谋不如其自谋”的主张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使经济得以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运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东方社会时，皆以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社会经济运行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把它看作是东方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倡自由竞争学说，反对行政权力支配和介入经济运作，认为借助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对经济运作起调节作用，形成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一学说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实，在16?17世纪的中国，也已有了此类思想观念的萌芽。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学说，就提倡功利主义，认为商品交易符合人追逐名利利益的本性。他鲜明地反对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经济运作，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但其论说由于片面极端而未免失之粗放。而生活于明末消初的王夫之，其经济思想更具有了近代思想的特征。他的论述，似更为扎实、绵密。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
王夫之论及经济运作时极力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鲜明地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命题，并对此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
这是一段深刻论说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运作只能使民众“生计愈蹙”的文字。其立论的依据，就是“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求生存的自然本能，都有追求私人利益的动机，都有自谋其生的能力。如果把这一切都强行纳入政府计划，由政府来为民众谋生计，就会使人们“弛其自谋之心”，且“夺其治生之力”，势必导致普遍贫穷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状况。因此，王夫之坚决反对由政府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来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主张让人们“自谋其生”，自由地发挥其“治生之力”。这样，以“天地之大、山泽之富”，皆“宽之于公”，又何必“忧人之无以自给也”。
历代专制统治者和正统儒家都以“养民”者自居，都说是他们养活了民众，是他们在致力于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而王夫之则指出，正是他们的僭妄、他们的行为剥夺了人民的“治生之力”，压抑了人民的“自谋之心”，使人民生计愈困。这是经济理论上的一大翻案。以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看，任何一个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具有犹如最高级电子计算机一般的计划和运作的功能，也无法预见和解决社会经济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极为纷繁复杂的问题。谋生，毕竟是私人的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只能是每一个追求其私人利益的个体；只有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私人利益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每一个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之欲求的活动，正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这一杠杆的巨大功能，是任何强大的政治权力都无法取代的。把每一个人“自谋其生”的权力还给个人，正是王夫之经济思想的近代诉求。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只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原则，对此，王夫之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他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生活自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应该让这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只有“陋儒之妄”，才会迷信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任意发号施令；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领先百年的市场学说
传统社会经济运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行政权力来干预市场物价。而王夫之则认为，以行政权力来调节市场物价，只能作为凶荒之年救偏补弊的权宜之计，而不可作为通例。在正常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远不如听任市场之自行调节。他说：“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他看到了物价之贵贱取决于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互动关系，因为大家都想贱买贵卖，商家彼此间的竞争又总是受制约于买方市场，结果就使得物价总是趋于使买卖双方都能接受并由此受益的平均数。与此相反，以行政权力强制降低物价，则商家宁可使货物积压而不愿卖，商品流通减少则贵者愈贵；以行政权力强制提高物价，则消费者望而却步，导致商品多得卖不出去而贱者愈贱。因此，只有让市场自行调节，方能使物价常趋于平而避免出现贵者愈贵、贱者愈贱的局面。
行政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还表现在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物价上。譬如食盐，由官办盐业生产，然后批发给商人销售。于是奸商便和官府勾结起来“以限地界”，“地界限，则奸商可以惟意低昂，居盈待乏，而过索于民”。人民苦于盐贵，就从外地购进食盐，“官抑受商之饵，为之禁制”，这就造成了官商勾结共同垄断物价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垄断，王夫之主张打破地界限制，“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至于价格，“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或贵或贱，可勿问也”。也就是说，让商人自由地去进行贸易，自行定价，官府不得干预。至于价格的高低，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售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只要是自由的竞争，没有官商勾结垄断价格，物价自然会低廉，百姓亦可免受物价腾踊之苦。
对于商人来说，商品贸易的自由竟争中肯定有盈利者，有亏损者，有成功者，有失败者。王夫之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自由竞争本来就是要较量智力的捷钝，“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这里所表达的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完全与近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同调。在王夫之看来，政府愈无为，市场就愈有为；政府干预愈少，市场也就愈繁荣。这是老庄道家随顺自然的“无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同时又与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基本立论上具有一致性，是王夫之经济思想中值得珍视、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而王夫之生于1619年，比西方称为现代市场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生于1723年）整整早一百年以上。
由上可见，那种传统上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济思想的观点，尤其是断定中国没有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思想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只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研究，性理之学过于发达，而对务实之学有所忽视，使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淹没在历史的云烟风尘中。再加上20世纪以来的文化转变，中国实行白话文后，熟悉和阅读文言文典籍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使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没有能够很好挖掘而广泛传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其实，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是指“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中国要找到一种真正能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学，既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现代经济管理经验和经济理论，但更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民生经营理念和思想，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为产生在自己的大地母亲怀抱中的、自己祖先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接地气，更服水土，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更一脉相承。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写了一部中国人的经济学。当代的中华儿女不但要创造出新的经济奇迹，而且要写出引领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当代的“中国经济学”，为人类的未来照亮前进之路。
这一结论是孙中山遍历世界，考察研究，阅读世界经济学专著之后，所发之言论，所作之评断。在孙中山看来，管仲不仅为中国经济学创始者，亦为世界经济学之创始者。的确，从管仲的经历来看，又不仅有言论，一部煌煌巨著《管子》传后，而且有实际事功，为齐国宰相，让齐国成为当时的强雄之一。更为令人钦佩的是，管仲虽是三千年前的人，但他主张的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为可贵。正基于此，我们不能把《管子》只作为历史著作来看，而应当古为今用，学习弘扬他的优秀思想以指导今天的经济社会实践。
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立场和眼光去发掘其他古代思想家，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经济学”谱系。
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和理论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管子》只是中国经济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之一。除《管子》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学术中还有许多蕴涵丰富经济思想的典籍，《墨子》就是一部重要的经营学著作。其中的许多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科层管理办法是从西方引进的，其实不然，在墨学中就有科层管理的思想，那就是“尚同”。“尚同”要求一要有严密的组织建设，二要有严格的制度建设。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重农主义学派。李悝是重农主义的开山始祖，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提出的“平粜法”使魏国因而富强。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东西方相差近2000年。
在中国，当信史时代一开始（商朝），已经有比谷子之类的初期货币更为进步的货币——贝币存在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 1 8年）铸造的五铢钱，由于其使用上的成功，成为汉代政治兴盛的象征。我国到宋代宋真宗时（公元998年），信用工具已十分发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交子”，也就是交易之媒介的意思。“交子”极类似现代信用工具的可转让定期存单或银行本票。宋代还发行了另一种信用工具叫“交引”，相当于汇票。到清代，一个经营印染业的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在嘉庆初年（1976年左右）创立了著名的票号而使山西商人支配了全中国的金融事业。“票号”的前身是“镖局”，主要业务是汇兑。稍后于票号出现在清代的商业信用机构是“钱庄”，就是今天银行的前身。
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在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南部的石仓一处山坳中发现了7000余件清代雍正以来的地契文书“石仓契约”，展示出在过去三百年间，这个交通不便的山区乡村维持着高度市场化的经济生活，建立石仓特有的金融借贷组织——定光会与五谷会。村民们用契约约束、规范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的“契约精神”。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秩序不是过去所理解的“礼法”，而是规则清晰的市场机制。
17?18世纪，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世界经济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并繁荣的时期，也出现了像李贽、王夫之这样的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提出了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发展思想。王夫之的“上之谋不如其自谋”的主张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使社会经济运作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使经济得以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运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东方社会时，皆以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社会经济运行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把它看作是东方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倡自由竞争学说，反对行政权力支配和介入经济运作，认为借助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对经济运作起调节作用，形成合理的经济秩序。这一学说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实，在16?17世纪的中国，也已有了此类思想观念的萌芽。明代思想家李贽的学说，就提倡功利主义，认为商品交易符合人追逐名利利益的本性。他鲜明地反对行政权力过多地介入经济运作，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但其论说由于片面极端而未免失之粗放。而生活于明末消初的王夫之，其经济思想更具有了近代思想的特征。他的论述，似更为扎实、绵密。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
王夫之论及经济运作时极力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鲜明地提出了“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命题，并对此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说。他说：“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而后生计愈蹙。故勿忧人之无以自给也，藉其终不可给，抑必将改图而求所以生，其依恋先畴而不舍；则固无自毙之理矣。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泽之富，有余力以营之，而无不可以养人。”
这是一段深刻论说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运作只能使民众“生计愈蹙”的文字。其立论的依据，就是“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求生存的自然本能，都有追求私人利益的动机，都有自谋其生的能力。如果把这一切都强行纳入政府计划，由政府来为民众谋生计，就会使人们“弛其自谋之心”，且“夺其治生之力”，势必导致普遍贫穷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状况。因此，王夫之坚决反对由政府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来支配人们的经济行为，主张让人们“自谋其生”，自由地发挥其“治生之力”。这样，以“天地之大、山泽之富”，皆“宽之于公”，又何必“忧人之无以自给也”。
历代专制统治者和正统儒家都以“养民”者自居，都说是他们养活了民众，是他们在致力于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而王夫之则指出，正是他们的僭妄、他们的行为剥夺了人民的“治生之力”，压抑了人民的“自谋之心”，使人民生计愈困。这是经济理论上的一大翻案。以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看，任何一个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具有犹如最高级电子计算机一般的计划和运作的功能，也无法预见和解决社会经济运作中出现的各种极为纷繁复杂的问题。谋生，毕竟是私人的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也只能是每一个追求其私人利益的个体；只有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私人利益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而每一个人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之欲求的活动，正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这一杠杆的巨大功能，是任何强大的政治权力都无法取代的。把每一个人“自谋其生”的权力还给个人，正是王夫之经济思想的近代诉求。 “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只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原则，对此，王夫之还有许多具体的论述。他反复强调，社会经济生活自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应该让这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只有“陋儒之妄”，才会迷信权力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生活任意发号施令；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
领先百年的市场学说
传统社会经济运作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行政权力来干预市场物价。而王夫之则认为，以行政权力来调节市场物价，只能作为凶荒之年救偏补弊的权宜之计，而不可作为通例。在正常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远不如听任市场之自行调节。他说：“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籴，则愈腾其贵；当其贱，不能使贵，上禁之勿贱，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
他看到了物价之贵贱取决于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互动关系，因为大家都想贱买贵卖，商家彼此间的竞争又总是受制约于买方市场，结果就使得物价总是趋于使买卖双方都能接受并由此受益的平均数。与此相反，以行政权力强制降低物价，则商家宁可使货物积压而不愿卖，商品流通减少则贵者愈贵；以行政权力强制提高物价，则消费者望而却步，导致商品多得卖不出去而贱者愈贱。因此，只有让市场自行调节，方能使物价常趋于平而避免出现贵者愈贵、贱者愈贱的局面。
行政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还表现在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物价上。譬如食盐，由官办盐业生产，然后批发给商人销售。于是奸商便和官府勾结起来“以限地界”，“地界限，则奸商可以惟意低昂，居盈待乏，而过索于民”。人民苦于盐贵，就从外地购进食盐，“官抑受商之饵，为之禁制”，这就造成了官商勾结共同垄断物价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垄断，王夫之主张打破地界限制，“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至于价格，“一入商人之舟车，其之东之西，或贵或贱，可勿问也”。也就是说，让商人自由地去进行贸易，自行定价，官府不得干预。至于价格的高低，自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售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只要是自由的竞争，没有官商勾结垄断价格，物价自然会低廉，百姓亦可免受物价腾踊之苦。
对于商人来说，商品贸易的自由竟争中肯定有盈利者，有亏损者，有成功者，有失败者。王夫之认为，这是正常现象，自由竞争本来就是要较量智力的捷钝，“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这里所表达的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完全与近代的市场经济理论同调。在王夫之看来，政府愈无为，市场就愈有为；政府干预愈少，市场也就愈繁荣。这是老庄道家随顺自然的“无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同时又与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基本立论上具有一致性，是王夫之经济思想中值得珍视、具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而王夫之生于1619年，比西方称为现代市场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生于1723年）整整早一百年以上。
由上可见，那种传统上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济思想的观点，尤其是断定中国没有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思想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只是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研究，性理之学过于发达，而对务实之学有所忽视，使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淹没在历史的云烟风尘中。再加上20世纪以来的文化转变，中国实行白话文后，熟悉和阅读文言文典籍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使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没有能够很好挖掘而广泛传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其实，汉语中的“经济”一词，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是指“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中国要找到一种真正能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学，既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的现代经济管理经验和经济理论，但更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民生经营理念和思想，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因为产生在自己的大地母亲怀抱中的、自己祖先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接地气，更服水土，和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更一脉相承。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为我们写了一部中国人的经济学。当代的中华儿女不但要创造出新的经济奇迹，而且要写出引领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当代的“中国经济学”，为人类的未来照亮前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