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渐近尾声。
　　下一个春天降临，就要兑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的任务要求，即到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反贫困，是人类的自觉，因为这是深植于本能当中的需求。但同时，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数十万年，还没有摆脱绝对贫困。
　　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它可能富裕程度位列全球前茅，但始终存在一定比例的绝对贫困人口。
　　2020年的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2000多年前就摆脱了严苛的等级制，有了“天下”观念、大同理想，一代代心怀使命感的担当之士，为这一理想不懈奋斗，但从未实现。
　　今天的中国，将要实现这一历史上心心念念的未来图景。
　　何以可能？何以成功？
　　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这也是中国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且听分解。

何为天理

　　贫困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说白了，就是有一些人能支配很多财富，而有一些人能支配的非常有限，甚至食不果腹。
　　经济问题，用经济方法来解决。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假设，一是理性人，二是稀缺性。
　　这两者，都必须放到市场当中才有意义。理性人，会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理性决策，而稀缺性，则导致了资源按照出价来分配。
　　理性人，是人的动物本能，而稀缺性，是动物本能追逐的目标。
　　在文明基础上，人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追逐目标，满足本能，从而把霍布斯假设的“人对人是狼”，转换为人与人的和平博弈、平等交易关系。
　　归根到底社会还是霍布斯式的，只是，内部关系从厮杀局面转换为一种和平的、合法的局面。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虽然也是假设性的。
　　动物本能具有原始特征，因此，市场这种“文明的斗争”，又被理论家进一步解释为“自发秩序”，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然法则，一开始就是这样，逻辑上也必然会呈现的局面。

人们看到市场在效率上的积极功能的同时，往往会忽视它的淘汰功能。它的积极功能，事实上是建立在淘汰功能的基础上的。

　　自然法则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从中国文化中拿出相应概念，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天理”。市场竞争，这种“文明的斗争”，天理昭昭。
　　市场竞争有一种水涨船高的作用。如果市场充分发达，它就是残酷的。一般来说，市场充分发达的国家，都会带来人民福祉的普遍提升，因为市场讲究效率，效率会让所有人受益。
　　效率至上，这是普遍观念。
　　不过，人们看到市场在效率上的积极功能的同时，往往会忽视它的淘汰功能。它的积极功能，事实上是建立在淘汰功能的基础上的。
　　这就意味着，总有一部分人会被淘汰。没有人被淘汰，就不会有市场。
　　如果我们把市场定位为人类经济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运行法则，那么，被淘汰的人就是活该的。
　　天理嘛。
　　被市场机制所淘汰的人，往往就是穷人。他们要么因竞争失败而致穷；要么因为身边根本不存在市场而自然穷；要么因为无力进入市场而“固穷”—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最后，要么因为身体或精神有缺陷、残疾而“必穷”。
　　他们真的是活该吗？他们理性不及格，或无以发挥理性，就应该贫穷吗？
　　其实中国先辈早就给出了答案。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老子说，天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只有人间，才“损不足，奉有余”。
　　所以我们要期盼“有道者”的出现，来以有余以奉天下，让人道符合天道。
　　等等，天理，前面的解释不就是市场竞争吗？市场竞争怎么可能“损有余而补不足”？
　　老子还说，人间“损不足，奉有余”，这是说人间在一直违背天理—自然法吗？
　　是的，道理就是这样蹊跷。
　　哈耶克说，他的“自发秩序”（天理）是从老子来的，人们也一直认为老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而老子又说，天理就是公平啊，“人道”是违背天理的呀。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贫困是必然的吗？

贫困不是必然

　　老子在第七十七章里的话，其实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宇宙的终极价值是公平。只不过，人间现实的运行规则，让终极价值无以实现，而且还走向了它的反面。
　　然后，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就一直这样走啊走—不公平。
　　不公平何以产生呢？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答案：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在少数人手里。
　　對于中国来说，我们不是没有觉悟。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明白了社会之所以分化、动荡，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大多数人才陷于贫困。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这仍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假设生产资料能够公平分配到全体人民手中，中国人就能摆脱贫困吗？
　　未必。因为摆脱贫困，还需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整体产出能力很弱，平均下来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摆脱贫困。 　　生产资料是核心，这一点，中国人早已知晓。
　　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虽然不能克服私有制，但都会用力防止私有制的癌症式发展—无限制的土地兼并。
　　此外，大一统政权还会有意识地阻止金钱阶级（商人）进入权力中心，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开始就不让他们参加科举，以此阻遏金钱对公共权力的劫持。
　　劫持就會导致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的形成。
　　中国郡县时代的大一统政权，并不是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只是政治家们意识到，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照顾普通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权也就离崩溃不远了。
　　历代政权之崩溃，除了天灾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对权力阶级的利益集团化以及对土地兼并的无计可施。
　　一旦公共权力利益集团化，它自身就成为了土地兼并的最大行为主体，它不可能去反对自己。
　　这样下去，贫困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贫困，导致了必然的造反。“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政权更迭，造反频仍，最终的原因还是贫困。贫困，会饿死，在饿死面前，其它都不在乎了，造反。
　　霹雳弦惊。
　　“西方有圣人，吾将往从之。”
　　马克思告诉人们，贫困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什么天理—自然法，而是人欲—生产关系使然。
　　再来看哈耶克和马克思。

摆脱贫困，还需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整体产出能力很弱，平均下来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摆脱贫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无为而治”，被引以为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来源。然而，人之所以无为，前提在于顺应天道，老子最担心的就是，人如果作为，就会违背天道。因此他的继承者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圣人”，就是老子所担忧的违背天道的有影响力的人。
　　天道是什么？“损有余而补不足。”
　　很显然，自由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它能够而且必然做到的，恰恰就是与“天道”对立的“人道”—“损不足，奉有余”。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一点，一直被历史所证明。
　　老子的无为，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不竞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既否定理性经济人，也否定稀缺性。
　　他可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祖宗，恰恰是最大的反对派。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仍然按照本能（人道）来运转，而且组成了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体现为是放纵人道，还是均衡人道与天道。
　　在善治前提下，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和大政府。
　　在近代化的路上，世界选择了“人道”（不是人道主义）。因此，“损不足奉有余”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并且，随之而起的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来维护这一结果，纷纷呈现出解释性理论的面目。
　　当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民族国家诞生之后，马克思出现了。
　　他告诉人们，“损不足奉有余”是不对的。一部分人富贵，大部分人陷入贫困绝境，是人为结果，不是本源真理。
　　贫困不是必然的。

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基于他对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观察，马克思发现，由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料，工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所以他只能不断异化自身，也异化劳动，他生产得越多，他就越贫困，他越努力工作，他的贫困就越加深。
　　因为他的所有努力，归根结底都会导致他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贬值。

　　马克思发现，在权利不平等的条件下，市场会不断制造贫困。而权利不平等，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
　　因此，贫困，甚至悲惨，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
　　所以反对贫困，首先就是要反对人，反对那些让多数人陷于贫困乃至沦于奴隶地位的少数人。
　　中国革命的真谛就在这里。
　　晚清以来，我们把一切技术引进和制度改良都尝试过了，发现都没有作用，然后发生了革命。
　　共和革命深具进步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结果上的虚有其表，因为它未能改变最关键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资料，最核心的就是土地，仍然掌控在少数人手里。
　　这样的话，贫困虽然不是必然，却是自然。如果不能解决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现实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首要目标就是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真正建立一个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生主义”社会。

自1921年到1949年，缔造共和国的先辈们，就是在搏杀中度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它做到了。
　　既然贫困的是人为的，那么就必须反对人。反对人，必然途径就是搏杀—阶级斗争，为此，必须舍生忘死。
　　自1921年到1949年，缔造共和国的先辈们，就是在搏杀中度过。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奠定了基础。
　　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按人口均分使用权，这一点，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屡有尝试，但只有新中国做到。
　　而且，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杜绝了兼并的可能性。
　　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梦寐以求却从未梦想成真的“小康”社会，出现了曙光。

市场失能政府顶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地看，这一点确实从未改变。
　　但怎么做到呢？
　　不挨打，当然是首要的。反帝反封，目的就是不挨打，挨打的话，谈何建设？
　　解决不挨打的问题，正是历代改良与革命不能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不挨饿，也就是反贫困的问题。李大钊先生说，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邓小平先生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试图让每个人都吃饱饭，这是最坚决的反贫困，但结果却不如预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看来还不行。
　　问题出在哪？出在生产力水平还不能支持这样超前的生产关系。
　　贫困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它根本上是人为的问题，人为制造，或人为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生产关系，而罹受苦难。
　　然而，我们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制度要求。
　　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这样一种“战略性退却”。即把讲求效率的市场机制，继续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当中，并且把它作为决定性机制。
　　根据理论，市场机制讲求效率，因此能够造成“帕累托最优”。
　　当然，也不是你要引入就能随时引入。
　　改革开放，还是东西方和解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展的结果。十几年前我们耳熟能详的“产业梯度转移”和“微笑曲线”，术语叙述的，就是和解导致的转移和全球分工。
　　所以我们抓住时机，不要犹豫。
　　首先，不背历史包袱，中央定论，社会不争论；其次，不心怀执念，不管姓资姓社，效率优先。
　　有了效率，也就是有了供给能力，反贫困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必要条件之下，获得充分条件。
　　所以，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就是中国主动反贫困（扶贫）的开端。
　　工业化史、市场化史就不多赘述，虽然它们是中国反贫困最有力的干将。
　　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了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水涨船高效应，人民福祉普遍改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涨船高效应，官方用语就是“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就经济生活而言，所谓改革，主要就是市场化改革。
　　它是有局限性的。
　　我们前面说过，市场的效率，奠基于淘汰。总要有人被淘汰，淘汰的原因千差万别，可能是竞争失利，可能是无缘于市场，也可能是因为身体和精神的残疾与缺陷，或者最简单的，年纪太大。
　　总之，有人被淘汰。如果没有人被淘汰，就不会有市场。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那些被淘汰的人，真的是活该吗？
　　竞争失利，就权当活该吧。身体和精神残疾，年纪太大，还有僻处山中无缘市场，能算是活该吗？
　　不能。
　　所以，你应该发现了，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讲究效率，那么彻底的反贫困就是空中楼阁。你怎么可能在最没有效率的领域去提倡效率至上呢？
　　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一个愚蠢的回答：“何不食肉糜？”
　　在反贫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市场是失能的，而且注定失能。水涨船高效应消失了。
　　这时怎么办？贫困人口如何救济？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顶上。
　　所以，自从十八大之后，扶贫的中心转变为“精准扶贫”，就是在市场失能的领域政府顶上的表现。
　　当然，政府顶上也不是必然的。

最后的问题：政府为什么要顶上

　　事情就像看戏，越往后越有趣。
　　哪怕已经是最后一公里，效率已死，至少跟效率瓜葛甚少的时候，还是有人要讲效率。

这个党，不是党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这个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愿的公约数。

　　如果从西方政治理性的角度看，贫困问题，其实是边缘人群的少数性的问题。
　　贫困人口既無力在社会上发声，也不能通过游说等金钱政治方式影响决策，因此，他们基本不会对执政造成负面影响。
　　你听到特朗普说要维护中产阶级，但肯定不会听到他说要维护流浪汉的，因为这些人在政治价值上不值一提。
　　他说要保持工人的饭碗，那是竞选需要，空口那么一喊，因为他做不到。如果美国工人都能掌握阶级分析法，肯定也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放眼全世界，在反贫困问题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在最后一公里强硬顶上的，这一点，非常坚定。
　　中国为人烟稀少的地方修路、通电，为环境闭塞的区域修建网络设施，基础建设为脱贫提供条件。这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能解释的，而是关乎一个政治体，如何看待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如果把它排在第一位，那么所有的代价都值得去支付。
　　政治之根本，不在于政权形式，而在于善治。
　　在中国，事关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必须让路。
　　举例吧，中国的警察和官员，会介入对家庭、邻里矛盾等“鸡毛蒜皮”的调处。中国消防，不管什么事，脑袋卡在栅栏里，给你弄出来，家里有个马蜂窝，给你摘掉，戒指太小摘不下来，为你解决，都不收钱。
　　仰头想想，今天的中国，真是必然吗？当然不是，全天下都没有这样的必然。
　　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这个党，不是党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愿的公约数。这个党的理想和人民的理想一致，并且理想随着现实不断发展。
　　因为它紧密联系群众，所以它可以长期执政；因为它长期执政，所以它眼光长远，可以制定和通向长期目标；又因为它目标总是如期实现，所以群众主动跟它密切联系。
　　反贫困，彻底地反对绝对贫困—就像它过去彻底反帝反封一样，其他人都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