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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了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内收鲁迅1918~1922年间所作短篇小说15篇。大32开本,书的封面是红色的,毛边本。鲁迅的书刊设计有十分突出的特点,既朴素,细细品味又十分考究。他曾自称是“毛边党”,爱保留书边不切。在版式上喜欢留出很宽的天地头,让读者在阅读时可以随意写上评注、心得等。
关于在装帧设计中的“留白”,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从先生的言论中,也能窥见出他不仅关注书籍中的文字内容,而且对整体设计、阅读感受同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摘自《呐喊·自序》)
1926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呐喊》第四版,鲁迅亲自设计封面,书名、著者名由原来的铅字印刷体改为鲁迅自书美术字。深红色封面上的黑色矩形像是先生笔下的“一间铁屋”,“呐喊”二字通过笔画简单的移位,三个“口”显得十分突出,仿佛在齐声呐喊,似要冲破死一般寂静的夜,唤醒熟睡中的人们。这种充满隐喻的设计,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可谓独树一帜。
鲁迅一生设计了大约60本书的封面,“拿来”西方艺术中的“新思想”同时兼具鲜明个性。20世纪初,大量西方的艺术作品经鲁迅之手引进中国,他运用文字、色彩、图形等设计元素,塑造出中国书籍装帧的现代感。在他的带动下,陶元庆、钱君匋、孙福熙等一批青年成为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家。特别是陶元庆,他在鲁迅指导下,掌握了通过写意的笔法,来突出主题中表达的氛围和意境。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作品集,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包括《祝福》《在酒楼上》《幸福大家庭》《高老夫子》《兄弟》《伤逝》等。
封面画作者陶元庆以橙红色为底色,画面中的三个人没有刻画出五官,他们靠在椅背上,脚下似坐又似乎要踌躇前行。在他们头的前上方,有一个颤颤巍巍的太阳,发着幽幽的光,使得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彷徨”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
鲁迅曾在致陶元庆的信中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可是当时有人却看不懂那寓意,以为陶元庆居然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元庆只好愤愤地说:“我真佩服,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鲁迅对陶元庆的绘画风格的欣赏,先后请他为《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和《唐宋传奇集》等著译作封面画。二人相知之深,可见一斑。
1927年3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坟》,内收鲁迅1907~1925年间所做文章23篇,其中包括了文言文4篇,论文19篇。封面的文字是鲁迅亲自设计,图案由陶元庆所作。初版亦为毛边本。有趣的是,鲁迅在致信陶元庆求书面图时说:
“《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近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
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见的,初版封面的样子。
“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而关于书名为何取作《坟》,其原因也是:“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书中扉页上的这只猫头鹰,是由鲁迅亲自设计并作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猫头鹰并不是一种吉祥的鸟,然而鲁迅却对猫头鹰情有独钟,甚至以“猫头鹰”自居。他在《谈蝙蝠》中谈道: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它,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吧。”他还告诫人们不要只“欢迎喜鹊,憎恶枭鸟”,不要“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
此外,沈尹默在《回忆伟大的鲁迅》一文中也说,鲁迅“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猫头鹰。这个鸟和壁虎,鲁迅对于他们都不甚讨厌,实际上,毋宁说,还有点喜欢”。
事实上,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画过猫头鹰。而初版《坟》的扉页上这只猫头鹰歪着头,一眼圆睁,一眼紧闭,似乎正在凝神注视着什么。两眼之上还有两撮耸立的羽毛,最下则是两支锋利的爪子。它站立在一个多种图形组成的正方形框上方,寓意深长。
《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1928年由北平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
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关于本书,鲁迅在“小引”里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该书封面依旧由陶元庆作画,书名及著者名是鲁迅自书。整体设计精巧灵动,看似简单几笔线条,却透出一股清瘦深冷之气。书中附有鲁迅手绘两幅:老莱子三种、活无常。正如鲁迅所说那般,《朝花夕拾》中的作品都是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野趣、乡俗的回望,也有抨击礼教的不平之音。回忆这种幻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安慰,而正是在这些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鲁迅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野草》这本散文诗集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为“乌合丛书”之一。封面由孙福熙作画、鲁迅题写书名。书中所收散文诗23篇,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至1926年的《语丝》周刊上。卷前的《题辞》最初也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本书的封面装帧,不及陶元庆所作那般神灵飞动,整体调子都透出悲凉萧瑟之感,但大抵与鲁迅作品中的意绪相合。鲁迅曾称《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第3版,根据鲁迅意见,封面题字删去“先生”二字,扉页背面加印“孙福熙作书画”字样。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节选)
有人说《野草》是鲁迅对自我的剖析和拷问,许寿裳曾说这里面有鲁迅的哲学。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也许在当时北洋军阀的统治下,鲁迅的心情的确是颓唐且苦闷的,但他对于理想的追求始终没有幻灭,而是将自己更真实的思想化作文字。正如鲁迅所说,《野草》是属于他自己的。“自《野草》出,中国精神界遂有了质疑‘现代性’和人性的哲学话语。鲁夫子以散文诗的形式,究天人之际,思想的广博,令人叹为观止。”
从鲁迅对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索与实践,我们看到了先生思想和追求的广远。用他在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说的话,就是“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幻,则就是:民族性”。
其实这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何尝不是在说先生自己的艺术品格呢?
关于在装帧设计中的“留白”,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从先生的言论中,也能窥见出他不仅关注书籍中的文字内容,而且对整体设计、阅读感受同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摘自《呐喊·自序》)
1926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的《呐喊》第四版,鲁迅亲自设计封面,书名、著者名由原来的铅字印刷体改为鲁迅自书美术字。深红色封面上的黑色矩形像是先生笔下的“一间铁屋”,“呐喊”二字通过笔画简单的移位,三个“口”显得十分突出,仿佛在齐声呐喊,似要冲破死一般寂静的夜,唤醒熟睡中的人们。这种充满隐喻的设计,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可谓独树一帜。
鲁迅一生设计了大约60本书的封面,“拿来”西方艺术中的“新思想”同时兼具鲜明个性。20世纪初,大量西方的艺术作品经鲁迅之手引进中国,他运用文字、色彩、图形等设计元素,塑造出中国书籍装帧的现代感。在他的带动下,陶元庆、钱君匋、孙福熙等一批青年成为优秀的书籍装帧设计家。特别是陶元庆,他在鲁迅指导下,掌握了通过写意的笔法,来突出主题中表达的氛围和意境。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作品集,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包括《祝福》《在酒楼上》《幸福大家庭》《高老夫子》《兄弟》《伤逝》等。
封面画作者陶元庆以橙红色为底色,画面中的三个人没有刻画出五官,他们靠在椅背上,脚下似坐又似乎要踌躇前行。在他们头的前上方,有一个颤颤巍巍的太阳,发着幽幽的光,使得画面被紧张的情绪所包围,将“彷徨”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
鲁迅曾在致陶元庆的信中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可是当时有人却看不懂那寓意,以为陶元庆居然连太阳都没有画圆,陶元庆只好愤愤地说:“我真佩服,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鲁迅对陶元庆的绘画风格的欣赏,先后请他为《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和《唐宋传奇集》等著译作封面画。二人相知之深,可见一斑。
1927年3月,北京未名社出版的《坟》,内收鲁迅1907~1925年间所做文章23篇,其中包括了文言文4篇,论文19篇。封面的文字是鲁迅亲自设计,图案由陶元庆所作。初版亦为毛边本。有趣的是,鲁迅在致信陶元庆求书面图时说:
“《坟》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近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
于是就有了我们所见的,初版封面的样子。
“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而关于书名为何取作《坟》,其原因也是:“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
书中扉页上的这只猫头鹰,是由鲁迅亲自设计并作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猫头鹰并不是一种吉祥的鸟,然而鲁迅却对猫头鹰情有独钟,甚至以“猫头鹰”自居。他在《谈蝙蝠》中谈道: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它,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吧。”他还告诫人们不要只“欢迎喜鹊,憎恶枭鸟”,不要“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
此外,沈尹默在《回忆伟大的鲁迅》一文中也说,鲁迅“在大庭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又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猫头鹰。这个鸟和壁虎,鲁迅对于他们都不甚讨厌,实际上,毋宁说,还有点喜欢”。
事实上,鲁迅先生不止一次地画过猫头鹰。而初版《坟》的扉页上这只猫头鹰歪着头,一眼圆睁,一眼紧闭,似乎正在凝神注视着什么。两眼之上还有两撮耸立的羽毛,最下则是两支锋利的爪子。它站立在一个多种图形组成的正方形框上方,寓意深长。
《朝花夕拾》原名《舊事重提》,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1928年由北平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
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关于本书,鲁迅在“小引”里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该书封面依旧由陶元庆作画,书名及著者名是鲁迅自书。整体设计精巧灵动,看似简单几笔线条,却透出一股清瘦深冷之气。书中附有鲁迅手绘两幅:老莱子三种、活无常。正如鲁迅所说那般,《朝花夕拾》中的作品都是对往事的追忆,以及对野趣、乡俗的回望,也有抨击礼教的不平之音。回忆这种幻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安慰,而正是在这些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显示出鲁迅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野草》这本散文诗集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为“乌合丛书”之一。封面由孙福熙作画、鲁迅题写书名。书中所收散文诗23篇,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至1926年的《语丝》周刊上。卷前的《题辞》最初也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本书的封面装帧,不及陶元庆所作那般神灵飞动,整体调子都透出悲凉萧瑟之感,但大抵与鲁迅作品中的意绪相合。鲁迅曾称《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第3版,根据鲁迅意见,封面题字删去“先生”二字,扉页背面加印“孙福熙作书画”字样。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野草·题辞》节选)
有人说《野草》是鲁迅对自我的剖析和拷问,许寿裳曾说这里面有鲁迅的哲学。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鲁迅谈到《野草》时说:“我的那本《野草》,技术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
也许在当时北洋军阀的统治下,鲁迅的心情的确是颓唐且苦闷的,但他对于理想的追求始终没有幻灭,而是将自己更真实的思想化作文字。正如鲁迅所说,《野草》是属于他自己的。“自《野草》出,中国精神界遂有了质疑‘现代性’和人性的哲学话语。鲁夫子以散文诗的形式,究天人之际,思想的广博,令人叹为观止。”
从鲁迅对书籍装帧设计的思索与实践,我们看到了先生思想和追求的广远。用他在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说的话,就是“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幻,则就是:民族性”。
其实这在如今的人们看来,何尝不是在说先生自己的艺术品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