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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人从自我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出发，将东方人视为与自身相对的“他者”。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西方对东方的再现一直行进在先验性的且不言自明的先进/落后、文明/野蛮、拯救者/被拯救者的轨道上。如何在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阴影下再现华裔自我，考验着华裔作家的书写策略。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书写实践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反抗策略：通过模拟美国主流话语中的东方主义来消解东方主义、利用文化“杂糅”来反抗主流霸权话语强加的族裔正统性，最终实现在消解和反抗中言说/再现去“他者化”的族裔自我，一个超越了东、西二元对立窠臼、不必依赖对立而存在的自我。
关键词：模拟 杂糅 消解 再现
《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Gish Jen)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继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典型美国人》以来，任碧莲已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 （Who’s Irish,1999）和长篇小说《爱妻》（Loving Wife,2004），被视为“华美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移民二代作家，任碧莲承认自己的作品负有的社会责任。她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考虑自己作品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的问题。对于自己很多作品中清一色的非白人角色，任碧莲自己的解释是尽管一开始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是她确实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再现亚裔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再现”的问题上，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再现的实践总是隐含我们说话或书写的位置——发言的位置——我们都是在特别的时空下，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中书写、说话”。不幸的是，这种“发言的位置”/再现的权利一直掌握在白人手中，结果，主流话语对少数族的再现总是脱离不了种族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阴影。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一直是主流话语里面目不清的“东方人”，并随着政治和经济局势变化，时而被斥责为“不可同化的外来者”，时而被颂扬成“模范少数族裔”。虽然前者表明了种族主义的恨，后者出于“种族主义的爱”，两个既定的身份标签却有着共同的指向：非我族类、永恒的他者。由于主流话语充斥着对少数族的种种负面的刻板定型，少数族作家在进行自我再现时往往担负着既“破”又“立”的“双重负担”：既要对抗和颠覆主流话语中的种族刻板定型，又要重建其自身的族裔传统。在讲述华裔新移民家庭内部变迁和家庭之外不同族裔之间互动的故事的时候，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书写实践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反抗策略：通过模拟美国主流话语中的东方主义来消解东方主义、利用文化“杂糅”来反抗主流霸权话语强加的族裔正统性，最终实现在消解和反抗中言说/再现去“他者化”的族裔自我，一个超越了东、西二元对立窠臼、不必依赖对立而存在的自我。
1 后殖民批评视域中的再现策略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主张后殖民语境中的抵抗并不需要一种政治意图的对立，也不是对于另一种文化的简单否定或者排斥。往往只是文化差异中的疑问或修改，就会使殖民话语本身变得语焉不详、丧失所谓的“权威”。在描述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上，霍米·巴巴提出了“模拟(Minicry)”、“杂糅(Hybridity)”和“第三度空间(Third Space)”等一系列策略来消解和反抗殖民、被殖民二元对立的既定范式。模拟指的是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一种模仿，表面上，模拟看起来是对殖民话语的尊重，但是由于这种模拟与殖民话语本身并不完全一致，往往包含对前者的嘲弄和变形，因而在实践上戏讽了殖民者的自恋和权威，破坏了殖民主题的稳定性。霍米·巴巴说：“模拟不仅仅通过差异和欲望的重复滑落破坏了自恋的权威，它是一种殖民性的定位过程，是一种在被阻断的话语中跨类别的和差异性的知识”。“杂糅”指的是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理论上与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立场相对立。“杂糅”的效果在于它用差异的力量扰乱、进而解构和颠覆殖民话语的权威，打破殖民话语的稳定性。在“模拟”和“杂糅”的基础上，霍米·巴巴看到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能动空间：“第三空间”。“第三空间”不是想象中的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也不是居中调停的位置，它所强调的是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模棱两可的第三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被殖民者一方面被殖民者凝视，但另一方面，被殖民者以“模拟”、“杂糅”为策略进行反凝视，创造出反抗殖民话语的“第三空间”最后阻断殖民话语的权威和稳定性，实现自我再现/言说。
2 对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消解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人从自我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出发，将东方人视为和自身相对的“他者”。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西方对东方的再现一直行进在先验性的、不言自明的先进/落后、文明/野蛮、拯救者/被拯救者的轨道上。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族群如何穿越东方主义的层层雾障再现自我，这几乎是所有美国亚裔作家在自我“再现”问题上无法逃避的语境。可以说，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岿然不倒的“东方主义”既是亚裔作家书写的起点和语境、也是他们挑战、反抗和消解的目标。在任碧莲的书写实践中，通过模拟主流的东方主义话语来质疑、反讽乃至最终消解东方主义话语。
小说开头，梦娜已俨然成为同学眼中的“开心果”。她即兴拼凑、表演的“喝茶致孕”、“活吃猴脑”等充满“东方情调”的故事为她赢得了一干围拢在她身边的白人同学。在他们眼中，梦娜的东方人面孔使她自动成为“外来者”的同时，也成为东方和中国的“知情人”。在搬到富裕的白人基督徒和犹太人社区之前，梦娜姐妹的东方面孔成为别人欺侮的对象，同龄的白人孩子向他们投掷苹果糊，嘲笑她们可以把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彻底粘在一起”。搬到新社区后，上了八年级的梦娜终于领悟到人们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与他们相同，而是你与周围人是多么的不同：“梦娜知道自己是一个非犹太人。然而，这并不是人们喜欢她的原因。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她不需要去味剂，正如在上体育课前后，她在衣帽间里展示出的一样。更不用说她还可以给别人解释什么是豆腐。她同学的妈妈邀请她去家里鉴定中国菜”。梦娜珍惜这种从未受到过的重视，于是不断提供“粗俗”的东方故事来维持这种热度。在虚张声势地表演完东方的气功和空手道后以后，梦娜马上担心露馅，因为她的故事直接照搬了电视上的内容，更糟糕的是，她是昨晚在白人女孩芭芭拉家里和她一起看的电视。于是，梦娜为了让同学相信自己的“知情者”身份，讲起了更神秘的“喝茶致孕”。但是，滑稽的是，梦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同学把她的讲述和电视上的内容做了相互印证，反而进一步认为这是确切无疑的。表面上，梦娜的自我东方化是殖民内置的结果，是“种族主义的爱”给亚裔美国人造成的自轻自贱和自我排斥。但实际上，梦娜作为“知情人”的身份不能成立。首先，梦娜讲述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故事来自主流话语的媒介——电视；其次，芭芭拉平静的反映表明这不过是主流话语中的老生常谈。梦娜的转述更像是对主流话语中的东方主义的一种模拟。不过在这种看似原封不动的转述/模拟中，插入了现代传媒电视这样一个细节，使模拟内容的真实和可靠性受到了质疑，并就此丧失了权威性。同样，在梦娜为了证明东方饮食的“粗鄙”，搬出了“活吃猴脑”的骇人场面。梦娜的讲述绘声绘色，看似天衣无缝。可是突然白人同学听众中有人开始质疑解剖刀的民族身份：
“他们用什么切开猴脑呢？”
梦娜想了一下：“解剖刀”。
“解剖刀？”......面对这个足以问倒梦娜的难题，梦娜的好友芭芭拉展示了自己的成熟。
“凯普兰，不要发傻......中国人发明了解剖刀。”
以上这个细节表明了两点：首先，这是梦娜针对目标观众的胃口有意识的杜撰；其次，现代医学器械“解剖刀”和愚昧、残忍的饮食习惯的并置引发了白人同学的疑问但这个疑问经另一个白人同学简单化解。这个发问——化解模式是一个自给自足、封闭型的：问题由白人同学提出，答案也由白人同学提供，“知情者”梦娜反而丧失了发言权和解释的机会。这正是范侬说的“意义已经在那里，事先存在，等候着我”。但是，“解剖刀”的细节却在东方、西方，落后、先进的二元对立话语中设置了障碍，这一话语的稳定性遭到了质疑。
作为社区里唯一的华裔家庭，父母把家弄成了张家“堡垒”，竟然谈论是否用围墙围住房前的草坪。在家里，梦娜和姐姐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无论是干家务、还是去煎饼店帮忙都是义务范围，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能像白人同学一样在自己的房间安装电话分机。任碧莲以美国东方主义的口吻写道：“也就是说，梦娜和凯莉就是奴工。随时被叫到餐厅帮忙是常有的事。他们修建草坪没报酬，用吸尘器清理客厅没报酬，擦防风窗没报酬。尤其是凯莉，她一直就是家里的强力刷。但是，即便妈妈的爱女梦娜帮忙擦干碗碟也没报酬。而且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即使得到了一点报酬，她们也不可能把这笔劳动所得花在买热裤上。毕竟，这就是家庭成员的含义：没有什么事小到你不用征求父母的许可”。在文本的表层叙事上，海伦和拉尔夫无异于美国东方主义话语里封建“家长专制”、“东方暴君”的明证，相比拥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的白人同学而言，梦娜和凯莉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事实是张家人在家庭内相濡以沫、齐心协力、互敬互爱。比如，就是这对小“奴工”可以在深夜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无所不谈：黄色笑话、避孕工具，国际政治、家长里短。父亲拉尔夫更是体贴妻子海伦，特意在感恩节安排餐厅的女招待来家里帮佣，作为妻子终日在餐厅忙碌的体谅和回报。
3 对族裔正统性的消解
除了通过有意识的模拟来反讽东方主义话语，任碧莲用文化“杂糅”（hybridity）消解所谓的族裔正统（the authority of ethnicity），从而让主流霸权话语变得似是而非、语焉不详，丧失了权威。小说中罗德岛（Rhode Island）一节即是明证。在这里做临时招待生的梦娜遇到了举家来此度假的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白人同学埃洛伊塞一家。见到梦娜后，他们先是认定梦娜就是中国人，认为梦娜会因为没有机会回去看一眼自己的家园——中国而难过，而实际上在美国出生的梦娜同他们一样是家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对于这种强行摊派的思乡情结梦娜感觉莫名其妙却也无可奈何；其次，交谈的内容让梦娜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谈论中国艺术，梦娜对此一窍不通，而英格太太对此却无所不晓。这说明统治阶级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垄断了发言的位置。阶级地位让少数族被迫失声，所谓族裔正统暗含了主流社会的阶级符码，族裔他者也是阶级他者。任碧莲对移民家庭日常生活看似漫不经心的描摹，却主动消解了主流强加在少数族身上的“正统”标签。首先，把经历了文化的传遁和再造的移民及其后代视为母国文化的代言人是何其荒谬。例如，海伦自己就承认“已经十分西化”，没有让子女学习中文。对她来说，同化是生存的必须，“父母应该像竹子，在风中低头，而不是像电线杆了一样僵硬地戳在那儿”。她向女儿承认“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多事情她都记不起来了。她说有时她想不起汉字，有时写着突然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那你怎么办？“
“我就故意弄污。”
“你是说你骗人吗？”
有一次海伦教梦娜写自己的名字，梦娜开玩笑说：“你肯定现在不是在骗人吗？”海伦很受伤。结果，梦娜给母亲打圆场，“我是说，你当然不会了”。对于像海伦这一代移民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这样看来，海伦的有关中华文明的说教不仅在女儿梦娜面前丧失了权威，而且连海伦自己也经历着文化再造。女儿们关于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不是源于基因遗传，相反是来自后天的教化，因此她们知道历史上的反犹大屠杀，而不知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在有关当代中国的话题上，海伦好像知道的也不比女儿们更多，因为她们的信息来源都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例如，乒乓外交、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社区里经常有人邀请梦娜去家里品鉴“中国菜”，梦娜无可奈何，也只好顺水推舟了：一方面，她尽量扮演着这一摆脱不了的“知情人”角色，大赞邻居厨艺高超。而实际上，梦娜自己对中国菜近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满足邻里的期待，凸显自己的东方人身份，故意在邻里面前把自己的中国菜谱神秘化：我妈妈做的是家常菜，烹调书上没有的。但是，事实上，张家人的饮食习惯不中不西，一家人心照不宣地对外人保守着他们的秘密：张家人爱吃西方人认为恶心的速冻食品；海伦的所谓北京烤鸭秘方是将鸭子在百事可乐里泡上一夜。对邻居保守秘密的生活细节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在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里，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外来者”，是遥远的东方和中国的“代言人”，无论是认可还是被排斥，都是因为他们的族裔身份；其次，张家人已经从过去的生活中汲取了教训和感悟，尽管他们不情愿被视为“异类”，但他们意识到这似乎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之道。建构出的族裔权威符号和形象与被移民家庭挪用进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生存必须之间产生出的荒诞效果，极好地讽刺并因此消解了这种所谓权威的虚妄与荒谬。其次，将中国建构成和西方相对的稳定的他者只是强权逻辑的一厢情愿。亚裔学者丽莎·刘（Lisa Lowe）指出：像美国其他的少数族一样，亚裔本源的集体身份（collectivity）是不稳定、多变的。这种集体身份的凝聚力因为代际张力，对所谓“祖国”的各式各样的认同以及与美国主流的同化程度而变得复杂。在60年代末，美国由种族社会转向族裔社会的大背景下，“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标签尚未在主流话语里流行，梦娜是周围眼里的“东方人”，身份比父母还不确定，父母还有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归属地，而梦娜则是一个“永久的交换生”，“一片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一个家在别处的观光客。于是梦娜的选择是主动的自我放逐，效仿犹太人找寻属于自己的“希望之乡”。对于海伦，中国时而约化成用来训诫女儿的符号，时而代表着她已经失去的上流社会生活。例如，海伦在梦娜犯错时要么晓以文化大义让女儿知错即改，如女儿应该听话和孝顺，要么威胁把女儿带回中国，因为海伦一直以来对女儿言传身教的重点就是中国社会的等级秩序。但是对于中国，张家两代人却产生了认同危机。大女儿凯莉在大学里选修了汉语课，回家后却发现无法和父母用汉语交谈：凯莉觉得父母不光讲英语有口音，连讲自己的母语也是如此。而拉尔夫觉得凯莉从哈佛学回来的汉语根本就不是她们的语言。再后来，凯莉和父母对于中国的认同愈发渐行渐远：凯莉身着棉衣布鞋，改回了中文名字，宣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而父母的认为那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因为在中国时他们就已经穿着“进口皮鞋”。族裔内部成员间不同的自我认同打破了主流建构的稳定的他者范式，他者的自我消解最终消解了主流霸权话语权威。
结语
如何在美国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语境中言说/再现被“他者化”的自身，是包括任碧莲在内的华裔美国作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用消解进行抵抗、在抵抗中消解，任碧莲的书写实践与霍米·巴巴的反抗策略互为印证：通过模拟“东方主义”话语和表面上的“自我东方化”来消解美国东方主义，用文化“混杂”反抗主流话语的族裔正统性标签，在消解和反抗中再现被“他者化”的族裔身份：一个超越了东、西二元对立窠臼、不必依赖对立而存在的自我。
参考文献：
[1]Jen, Gish. Interview by Rachel C. Lee. In King-Kok Cheung, ed. Words Matter[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00
[2]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 In Ex-Iles. Ed. Mbye B. Cham. Bhabha, Homi K. Of Mimicry and Ma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Y: Routledge, 1994.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2
[3]Chin, Frank. et al. eds., Aiii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M], New York: Meridi, 199
[4]Li, David Leiwei.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American Tradition: Displacing American Orientalist Discourse.” In Lim & Ling,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Asian-American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Bhabha, Homi K. Of Mimicry and Ma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Y: Routledge, 1994
[6]本文中的全部引文系笔者译自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e,1996,第一次引文以后只标注页码。
[7]Lowe, Lisa.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
关键词：模拟 杂糅 消解 再现
《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是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Gish Jen)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继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典型美国人》以来，任碧莲已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 （Who’s Irish,1999）和长篇小说《爱妻》（Loving Wife,2004），被视为“华美文学”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作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移民二代作家，任碧莲承认自己的作品负有的社会责任。她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考虑自己作品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的问题。对于自己很多作品中清一色的非白人角色，任碧莲自己的解释是尽管一开始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是她确实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再现亚裔美国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再现”的问题上，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再现的实践总是隐含我们说话或书写的位置——发言的位置——我们都是在特别的时空下，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中书写、说话”。不幸的是，这种“发言的位置”/再现的权利一直掌握在白人手中，结果，主流话语对少数族的再现总是脱离不了种族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阴影。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华裔和其他亚裔美国人一直是主流话语里面目不清的“东方人”，并随着政治和经济局势变化，时而被斥责为“不可同化的外来者”，时而被颂扬成“模范少数族裔”。虽然前者表明了种族主义的恨，后者出于“种族主义的爱”，两个既定的身份标签却有着共同的指向：非我族类、永恒的他者。由于主流话语充斥着对少数族的种种负面的刻板定型，少数族作家在进行自我再现时往往担负着既“破”又“立”的“双重负担”：既要对抗和颠覆主流话语中的种族刻板定型，又要重建其自身的族裔传统。在讲述华裔新移民家庭内部变迁和家庭之外不同族裔之间互动的故事的时候，华裔美国作家任碧莲的书写实践印证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反抗策略：通过模拟美国主流话语中的东方主义来消解东方主义、利用文化“杂糅”来反抗主流霸权话语强加的族裔正统性，最终实现在消解和反抗中言说/再现去“他者化”的族裔自我，一个超越了东、西二元对立窠臼、不必依赖对立而存在的自我。
1 后殖民批评视域中的再现策略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主张后殖民语境中的抵抗并不需要一种政治意图的对立，也不是对于另一种文化的简单否定或者排斥。往往只是文化差异中的疑问或修改，就会使殖民话语本身变得语焉不详、丧失所谓的“权威”。在描述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上，霍米·巴巴提出了“模拟(Minicry)”、“杂糅(Hybridity)”和“第三度空间(Third Space)”等一系列策略来消解和反抗殖民、被殖民二元对立的既定范式。模拟指的是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一种模仿，表面上，模拟看起来是对殖民话语的尊重，但是由于这种模拟与殖民话语本身并不完全一致，往往包含对前者的嘲弄和变形，因而在实践上戏讽了殖民者的自恋和权威，破坏了殖民主题的稳定性。霍米·巴巴说：“模拟不仅仅通过差异和欲望的重复滑落破坏了自恋的权威，它是一种殖民性的定位过程，是一种在被阻断的话语中跨类别的和差异性的知识”。“杂糅”指的是话语实践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理论上与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立场相对立。“杂糅”的效果在于它用差异的力量扰乱、进而解构和颠覆殖民话语的权威，打破殖民话语的稳定性。在“模拟”和“杂糅”的基础上，霍米·巴巴看到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能动空间：“第三空间”。“第三空间”不是想象中的两种对立文化之外的第三者，也不是居中调停的位置，它所强调的是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的一种相互渗透、模棱两可的第三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被殖民者一方面被殖民者凝视，但另一方面，被殖民者以“模拟”、“杂糅”为策略进行反凝视，创造出反抗殖民话语的“第三空间”最后阻断殖民话语的权威和稳定性，实现自我再现/言说。
2 对美国东方主义话语的消解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人从自我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出发，将东方人视为和自身相对的“他者”。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西方对东方的再现一直行进在先验性的、不言自明的先进/落后、文明/野蛮、拯救者/被拯救者的轨道上。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族群如何穿越东方主义的层层雾障再现自我，这几乎是所有美国亚裔作家在自我“再现”问题上无法逃避的语境。可以说，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岿然不倒的“东方主义”既是亚裔作家书写的起点和语境、也是他们挑战、反抗和消解的目标。在任碧莲的书写实践中，通过模拟主流的东方主义话语来质疑、反讽乃至最终消解东方主义话语。
小说开头，梦娜已俨然成为同学眼中的“开心果”。她即兴拼凑、表演的“喝茶致孕”、“活吃猴脑”等充满“东方情调”的故事为她赢得了一干围拢在她身边的白人同学。在他们眼中，梦娜的东方人面孔使她自动成为“外来者”的同时，也成为东方和中国的“知情人”。在搬到富裕的白人基督徒和犹太人社区之前，梦娜姐妹的东方面孔成为别人欺侮的对象，同龄的白人孩子向他们投掷苹果糊，嘲笑她们可以把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彻底粘在一起”。搬到新社区后，上了八年级的梦娜终于领悟到人们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与他们相同，而是你与周围人是多么的不同：“梦娜知道自己是一个非犹太人。然而，这并不是人们喜欢她的原因。人们喜欢她是因为她不需要去味剂，正如在上体育课前后，她在衣帽间里展示出的一样。更不用说她还可以给别人解释什么是豆腐。她同学的妈妈邀请她去家里鉴定中国菜”。梦娜珍惜这种从未受到过的重视，于是不断提供“粗俗”的东方故事来维持这种热度。在虚张声势地表演完东方的气功和空手道后以后，梦娜马上担心露馅，因为她的故事直接照搬了电视上的内容，更糟糕的是，她是昨晚在白人女孩芭芭拉家里和她一起看的电视。于是，梦娜为了让同学相信自己的“知情者”身份，讲起了更神秘的“喝茶致孕”。但是，滑稽的是，梦娜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同学把她的讲述和电视上的内容做了相互印证，反而进一步认为这是确切无疑的。表面上，梦娜的自我东方化是殖民内置的结果，是“种族主义的爱”给亚裔美国人造成的自轻自贱和自我排斥。但实际上，梦娜作为“知情人”的身份不能成立。首先，梦娜讲述的充满异国风情的故事来自主流话语的媒介——电视；其次，芭芭拉平静的反映表明这不过是主流话语中的老生常谈。梦娜的转述更像是对主流话语中的东方主义的一种模拟。不过在这种看似原封不动的转述/模拟中，插入了现代传媒电视这样一个细节，使模拟内容的真实和可靠性受到了质疑，并就此丧失了权威性。同样，在梦娜为了证明东方饮食的“粗鄙”，搬出了“活吃猴脑”的骇人场面。梦娜的讲述绘声绘色，看似天衣无缝。可是突然白人同学听众中有人开始质疑解剖刀的民族身份：
“他们用什么切开猴脑呢？”
梦娜想了一下：“解剖刀”。
“解剖刀？”......面对这个足以问倒梦娜的难题，梦娜的好友芭芭拉展示了自己的成熟。
“凯普兰，不要发傻......中国人发明了解剖刀。”
以上这个细节表明了两点：首先，这是梦娜针对目标观众的胃口有意识的杜撰；其次，现代医学器械“解剖刀”和愚昧、残忍的饮食习惯的并置引发了白人同学的疑问但这个疑问经另一个白人同学简单化解。这个发问——化解模式是一个自给自足、封闭型的：问题由白人同学提出，答案也由白人同学提供，“知情者”梦娜反而丧失了发言权和解释的机会。这正是范侬说的“意义已经在那里，事先存在，等候着我”。但是，“解剖刀”的细节却在东方、西方，落后、先进的二元对立话语中设置了障碍，这一话语的稳定性遭到了质疑。
作为社区里唯一的华裔家庭，父母把家弄成了张家“堡垒”，竟然谈论是否用围墙围住房前的草坪。在家里，梦娜和姐姐没有独立的银行账户，无论是干家务、还是去煎饼店帮忙都是义务范围，没有任何报酬，也不能像白人同学一样在自己的房间安装电话分机。任碧莲以美国东方主义的口吻写道：“也就是说，梦娜和凯莉就是奴工。随时被叫到餐厅帮忙是常有的事。他们修建草坪没报酬，用吸尘器清理客厅没报酬，擦防风窗没报酬。尤其是凯莉，她一直就是家里的强力刷。但是，即便妈妈的爱女梦娜帮忙擦干碗碟也没报酬。而且这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即使得到了一点报酬，她们也不可能把这笔劳动所得花在买热裤上。毕竟，这就是家庭成员的含义：没有什么事小到你不用征求父母的许可”。在文本的表层叙事上，海伦和拉尔夫无异于美国东方主义话语里封建“家长专制”、“东方暴君”的明证，相比拥有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的白人同学而言，梦娜和凯莉简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事实是张家人在家庭内相濡以沫、齐心协力、互敬互爱。比如，就是这对小“奴工”可以在深夜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无所不谈：黄色笑话、避孕工具，国际政治、家长里短。父亲拉尔夫更是体贴妻子海伦，特意在感恩节安排餐厅的女招待来家里帮佣，作为妻子终日在餐厅忙碌的体谅和回报。
3 对族裔正统性的消解
除了通过有意识的模拟来反讽东方主义话语，任碧莲用文化“杂糅”（hybridity）消解所谓的族裔正统（the authority of ethnicity），从而让主流霸权话语变得似是而非、语焉不详，丧失了权威。小说中罗德岛（Rhode Island）一节即是明证。在这里做临时招待生的梦娜遇到了举家来此度假的来自美国上流社会的白人同学埃洛伊塞一家。见到梦娜后，他们先是认定梦娜就是中国人，认为梦娜会因为没有机会回去看一眼自己的家园——中国而难过，而实际上在美国出生的梦娜同他们一样是家在美国的美国公民，对于这种强行摊派的思乡情结梦娜感觉莫名其妙却也无可奈何；其次，交谈的内容让梦娜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谈论中国艺术，梦娜对此一窍不通，而英格太太对此却无所不晓。这说明统治阶级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垄断了发言的位置。阶级地位让少数族被迫失声，所谓族裔正统暗含了主流社会的阶级符码，族裔他者也是阶级他者。任碧莲对移民家庭日常生活看似漫不经心的描摹，却主动消解了主流强加在少数族身上的“正统”标签。首先，把经历了文化的传遁和再造的移民及其后代视为母国文化的代言人是何其荒谬。例如，海伦自己就承认“已经十分西化”，没有让子女学习中文。对她来说，同化是生存的必须，“父母应该像竹子，在风中低头，而不是像电线杆了一样僵硬地戳在那儿”。她向女儿承认“中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多事情她都记不起来了。她说有时她想不起汉字，有时写着突然不知该如何下笔了。
“那你怎么办？“
“我就故意弄污。”
“你是说你骗人吗？”
有一次海伦教梦娜写自己的名字，梦娜开玩笑说：“你肯定现在不是在骗人吗？”海伦很受伤。结果，梦娜给母亲打圆场，“我是说，你当然不会了”。对于像海伦这一代移民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想象中的共同体”。这样看来，海伦的有关中华文明的说教不仅在女儿梦娜面前丧失了权威，而且连海伦自己也经历着文化再造。女儿们关于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不是源于基因遗传，相反是来自后天的教化，因此她们知道历史上的反犹大屠杀，而不知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在有关当代中国的话题上，海伦好像知道的也不比女儿们更多，因为她们的信息来源都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例如，乒乓外交、中国加入联合国等。社区里经常有人邀请梦娜去家里品鉴“中国菜”，梦娜无可奈何，也只好顺水推舟了：一方面，她尽量扮演着这一摆脱不了的“知情人”角色，大赞邻居厨艺高超。而实际上，梦娜自己对中国菜近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满足邻里的期待，凸显自己的东方人身份，故意在邻里面前把自己的中国菜谱神秘化：我妈妈做的是家常菜，烹调书上没有的。但是，事实上，张家人的饮食习惯不中不西，一家人心照不宣地对外人保守着他们的秘密：张家人爱吃西方人认为恶心的速冻食品；海伦的所谓北京烤鸭秘方是将鸭子在百事可乐里泡上一夜。对邻居保守秘密的生活细节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在以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社区里，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外来者”，是遥远的东方和中国的“代言人”，无论是认可还是被排斥，都是因为他们的族裔身份；其次，张家人已经从过去的生活中汲取了教训和感悟，尽管他们不情愿被视为“异类”，但他们意识到这似乎成了他们的一种生存之道。建构出的族裔权威符号和形象与被移民家庭挪用进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生存必须之间产生出的荒诞效果，极好地讽刺并因此消解了这种所谓权威的虚妄与荒谬。其次，将中国建构成和西方相对的稳定的他者只是强权逻辑的一厢情愿。亚裔学者丽莎·刘（Lisa Lowe）指出：像美国其他的少数族一样，亚裔本源的集体身份（collectivity）是不稳定、多变的。这种集体身份的凝聚力因为代际张力，对所谓“祖国”的各式各样的认同以及与美国主流的同化程度而变得复杂。在60年代末，美国由种族社会转向族裔社会的大背景下，“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标签尚未在主流话语里流行，梦娜是周围眼里的“东方人”，身份比父母还不确定，父母还有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归属地，而梦娜则是一个“永久的交换生”，“一片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一个家在别处的观光客。于是梦娜的选择是主动的自我放逐，效仿犹太人找寻属于自己的“希望之乡”。对于海伦，中国时而约化成用来训诫女儿的符号，时而代表着她已经失去的上流社会生活。例如，海伦在梦娜犯错时要么晓以文化大义让女儿知错即改，如女儿应该听话和孝顺，要么威胁把女儿带回中国，因为海伦一直以来对女儿言传身教的重点就是中国社会的等级秩序。但是对于中国，张家两代人却产生了认同危机。大女儿凯莉在大学里选修了汉语课，回家后却发现无法和父母用汉语交谈：凯莉觉得父母不光讲英语有口音，连讲自己的母语也是如此。而拉尔夫觉得凯莉从哈佛学回来的汉语根本就不是她们的语言。再后来，凯莉和父母对于中国的认同愈发渐行渐远：凯莉身着棉衣布鞋，改回了中文名字，宣称自己是“亚裔美国人”，而父母的认为那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因为在中国时他们就已经穿着“进口皮鞋”。族裔内部成员间不同的自我认同打破了主流建构的稳定的他者范式，他者的自我消解最终消解了主流霸权话语权威。
结语
如何在美国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语境中言说/再现被“他者化”的自身，是包括任碧莲在内的华裔美国作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用消解进行抵抗、在抵抗中消解，任碧莲的书写实践与霍米·巴巴的反抗策略互为印证：通过模拟“东方主义”话语和表面上的“自我东方化”来消解美国东方主义，用文化“混杂”反抗主流话语的族裔正统性标签，在消解和反抗中再现被“他者化”的族裔身份：一个超越了东、西二元对立窠臼、不必依赖对立而存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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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habha, Homi K. Of Mimicry and Ma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NY: Routledge, 1994
[6]本文中的全部引文系笔者译自Gish Je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e,1996,第一次引文以后只标注页码。
[7]Lowe, Lisa. Immigrant Acts: 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