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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国家启动“双一流”战略,教育国际化成为重要标杆: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虽然早在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但时至今日,中国教育国际化依然是喧嚣于形势而羸弱于实质。
问题是教育国际化该如何“化”?请几位境外人士参加会议就是国际会议吗?去海外学校参观考察就是国际交流吗?还是每年组织国际交互夏令营?亦或在学校开展名目繁多的涉外活动或者设立几个“国际日”?在全民学英语的基础上再多开设一门或几门外语课程?毋庸置疑,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中,教育必定要走国际化道路。面对随处可见的“教育与国际接轨”这类华丽辞藻,尚有几个疑问需要深究,否则,所谓“教育国际化”便失去了目标与载体。
首先,教育国际化所接之“轨”何在?无论承认与否,东方与西方接轨之意愿强于西方向东方接轨之意愿。从世界知识谱系的规则与范式来看,西方国家成了主流的学术裁判。在现代社会发展系统中,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手段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他们的学术和科学范式成为世界准则。从教育体制的发展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与国际通行的制度接轨,不断对本国教育进行改造,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教育经验时难免照搬照抄,有意无意地西化逐渐沦为附庸。
其次,我国教育国际化“有轨”吗?答案是:有轨,但目前基本上还是“单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国际化一直是“单轨”式请进来为主的互动过程,招聘了大批外籍教师,引进大量国际课程,吸引多所国际高校进来办学。随着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中外合办大学的建成,我国教育请进来的国际化之路不断步入高阶。在此进程中,中国教育体系虽然庞大,但实际仍然处于“被化者”地位。从1978年至2013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达到305.86万人,其中滞留未归人员高达161.38万人,“留学赤字”现象依然严峻。
最后,我国教育国际化“轨”在何方?这个问题与“什么是国际化”相关。国际化包括“引进”和“输出”双向过程。从本质上说,教育国际化归根到底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培养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到,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基于这个判断,教育国际化要努力实现双赢、双向交流才会充满活力,最后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互利互惠,方能够生机勃勃;“单轨”现象不能长久,继续自说自话,教育国际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
中国教育显然具有自身的优势,我们的优质教学资源无疑可以理直气壮地拓展到海外去,在海外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位于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后,法国土地上矗立起一座“中法国际大学城”,成为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中国教育“走出去”的海外根据地。
教育国际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客观形成、发展和进化的进程。世界教育的发展道路既需要“交叉”,也需要“共轨”,我们的教育既取向于国际化,更需要中国化,并轨的前提其实是教育品质和互补的教育价值。时过境迁,教育国际化再也不能停留在表面,无论是课程、项目还是院校合作,寻找到“请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平衡才能在新形势下平等互利,对接“有轨”,达到共荣的境界。
(董云川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专注于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1月25日第4版)
问题是教育国际化该如何“化”?请几位境外人士参加会议就是国际会议吗?去海外学校参观考察就是国际交流吗?还是每年组织国际交互夏令营?亦或在学校开展名目繁多的涉外活动或者设立几个“国际日”?在全民学英语的基础上再多开设一门或几门外语课程?毋庸置疑,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中,教育必定要走国际化道路。面对随处可见的“教育与国际接轨”这类华丽辞藻,尚有几个疑问需要深究,否则,所谓“教育国际化”便失去了目标与载体。
首先,教育国际化所接之“轨”何在?无论承认与否,东方与西方接轨之意愿强于西方向东方接轨之意愿。从世界知识谱系的规则与范式来看,西方国家成了主流的学术裁判。在现代社会发展系统中,知识的生产和分配手段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他们的学术和科学范式成为世界准则。从教育体制的发展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与国际通行的制度接轨,不断对本国教育进行改造,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教育经验时难免照搬照抄,有意无意地西化逐渐沦为附庸。
其次,我国教育国际化“有轨”吗?答案是:有轨,但目前基本上还是“单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国际化一直是“单轨”式请进来为主的互动过程,招聘了大批外籍教师,引进大量国际课程,吸引多所国际高校进来办学。随着宁波诺丁汉大学等中外合办大学的建成,我国教育请进来的国际化之路不断步入高阶。在此进程中,中国教育体系虽然庞大,但实际仍然处于“被化者”地位。从1978年至2013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达到305.86万人,其中滞留未归人员高达161.38万人,“留学赤字”现象依然严峻。
最后,我国教育国际化“轨”在何方?这个问题与“什么是国际化”相关。国际化包括“引进”和“输出”双向过程。从本质上说,教育国际化归根到底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培养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到,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而基于这个判断,教育国际化要努力实现双赢、双向交流才会充满活力,最后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互利互惠,方能够生机勃勃;“单轨”现象不能长久,继续自说自话,教育国际化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
中国教育显然具有自身的优势,我们的优质教学资源无疑可以理直气壮地拓展到海外去,在海外开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建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位于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后,法国土地上矗立起一座“中法国际大学城”,成为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中国教育“走出去”的海外根据地。
教育国际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客观形成、发展和进化的进程。世界教育的发展道路既需要“交叉”,也需要“共轨”,我们的教育既取向于国际化,更需要中国化,并轨的前提其实是教育品质和互补的教育价值。时过境迁,教育国际化再也不能停留在表面,无论是课程、项目还是院校合作,寻找到“请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平衡才能在新形势下平等互利,对接“有轨”,达到共荣的境界。
(董云川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专注于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摘自《中国教育报》2016年1月2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