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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轻人在英国受聘后被派往中国工作四年。他们在上海的贸易商会和协会中领到了美差。这些人有才华有教养，不知不觉就通晓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机密。他们在上海开始了高贵的职业生涯。如今他们已年过八旬，而远东的点点滴滴依旧装点着他们在英格兰的乡间别墅；一块取自中式长袍的绣花饰条，一张歌川广重所作的富士山风景画，或者是一幅十八世纪姨太太摆着弗拉戈纳尔画中牧羊女姿势的肖像画。我刚到时坐在一堆火前，他们用雪利酒招待我，接着是午餐。这总是让人愉快。屋里弥漫着怡然自得与故作颓败的气息。沙发看上去很陈旧，窗帘很豪华但已褪色。冬天，从温室中拿出的一盆盆小菖兰和杜鹃花装饰着房间。
我采访的人都很高大而且给人深刻印象。他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上海，一个有着无穷无尽惊险刺激的广阔游乐场。那里战士鸣枪却从不遭枪击，盗匪一听到英国人的嗓音就闻风而逃。我相信，他们的回忆，如果有些特别的话，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是真实可信的。青春和后来的战争岁月给他们在上海度过的日子抹上了金色的光彩。他们只记得幸福时光：一次激动人心的骑马，一场快乐的聚会，一个有趣的事件。腐败和政治又如何呢，我要求知道。他们摇摇头，茫然无措。当时的工作生活早已被他们忘怀。他们的回忆集中到一些不连贯的事情上，就像打着聚光灯的画那样存在记忆中。零星的欢乐时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持久。“如果你十年前问我那事，我还能告诉你，”克里斯托夫·钱瑟勒爵士说。他作为路透社驻远东的记者是那个时代消息最灵通的人之一。“现在我就是记不得了。”他顿了顿说，“这很重要吗？”
位于外滩三号的上海总会以其势利、马提尼酒和一百英尺长的吧台（据说是世界最长的）著称。班戈勋爵被迫接受了协会成员的拷问后对我说，他发觉“入会真是件难事”。上海总会禁止中国人和女人入会。其会员甚至把一位中国总理拒之门外。我找到一幅贴在某人的相册中的旧上海漫画，它集中反映了总会对女人的态度。
在“总会章程”的标题下，一个中国雇员正在上海总会里接电话。另一头的女人声音用洋泾浜英语问道：“接待员吗？我的丈夫在吗？”
接待员回答道：“不，他不在。”
那妻子气愤地说：“我还没告诉你他的名字，你怎么知道他不在？”
接待员说：“什么名字没关系，太太，这儿从没什么丈夫，无论何时。”
乔治·斯图尔特把他的空余时间全用于骑马上，他从不懊悔做出这一决定。许多人记得中国乡村的魅力和中国马的脾性。有个人吐露心迹，说他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第一年在上海过冬时，他还买了一匹矮种马。每天清晨他撇下那俄国姑娘去骑马。半小时后他就急驰在结了冰的稻田里，天色渐渐发亮，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他还记得那马的名字，却忘了那姑娘的了。
“小马，小马，小马！你嘴上就只有这些。”1932年11月的一次女士午餐上一个恼羞成怒的法国女人嚷道。她准确地表达了她的愤怒。在上海，他们骑的不是一般的马而是矮种马。矮种马每年一次从蒙古草原被驱赶至南方，在长江流域的马市中被贩卖。这些马矮小但强壮。一匹五十英寸左右高的马就可以驮起一个重达一百四十磅的人。
自己驯养矮种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马怕人，而中国的马夫既怕马，也怕外国人。把矮种马驯服到可以骑的程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即便是那个时候，也得由两人抓紧马头，同时第三人抓牢一条后腿不让它跑掉。一旦坐上马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因为那蒙古马野性难驯。然而即便是胫骨上被马咬一口，或者它突然一跃让人翻两个筋斗再摔在地上，骑马人还是得挺直身体，“欧洲人骑着马漫无方向地飞奔，还坚定地想留在马背上，这是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普遍写照，”奥斯丁·科提斯在他写的一本好书《中国赛马》中回忆说。当这些矮种马被拴在马车上时，发生了同样的事。“一驾马车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里疾驰可不是闹着玩的，至少对坐在马车里的人来说。”
人们依然不屈不挠，因为据《上海越野赛马俱乐部正史》记载，矮种马身上显示出运动员所赞赏的所有品质，“无可争辩的勇气，持久力，对地形惊人的灵敏反应，还有自始至终回归的决心”。它们耐力非凡。徐家汇骑术学校的苏凡洛夫中校在1929年8月底的时候骑着一匹名叫阿尔玛斯的白马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十六天后便回来了。他以平均每天四十五英里的速度行了七百英里路。瓦·弗·阿戴尔上尉有一匹叫蓓莎的得过冠军的马。传闻它没舌头（没人敢去验证）。一次上尉连续不停地骑着它达二十四小时之久。这种动物赛跑跳高也很出色。
早在1861年，春季和秋季赛马会可称为“上海盛大的节日”。所有的买卖都休业一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盛装华服。中国人穿绸袍。英国小姐戴上长袖手套，先生则惹人注目地戴着灰色的高帽，穿着精致的马甲。在看台一角记账的年轻人谨慎地下着大赌注。小姐是不赌的，至少不赌钱。她们赌扇子、女帽、雪茄烟盒、甚至雨伞。她们可不限于赌一把扇子或一顶帽子。1861年的春季赛会上一位丈夫对妻子说，除非生意好转，否则她最多只能赌十打手套。
这个外国人的节日也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中国人爱赌博，他们挤满了赛场。一万人观看了1861年的春季赛会。中国人明白赛马的荣耀。中国的达官显贵也参与了。甚至皇帝的代表道台大人也到场了一个小时，还会见了欧洲小姐们。他的仪仗队举着四面旗，扛着两柄矛，带着两名侍从和一顶华盖。道台进场和离开时，护卫队还吆喝着。
班戈爵士和乔治·斯图尔特都很怀念城市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体育协会——越野赛马俱乐部。它十分概括地表现了在上海的英国人的胆量和怪癖。《上海越野赛马俱乐部史1863-1930》自信地宣称：
过去，勇敢的冒险者背井离乡到远东来创业发财，打下根基，建造了这座伟大的国际大都市。如果我们有可能出席一次聚会，倾听他们的言谈，就不难发现他们谈论的大多是上海越野赛马俱乐部。
正如班戈勋爵回忆起的那样，这项运动事实上是赛马和定点越野两者的混合物。过了检查站，大约离“大本营”两英里的地方，就变成赛跑了。优胜者有权穿着红外套戴着高帽子给下一周的越野确定路线。班戈勋爵认输了：“第一次出去就有一个疯狂的中国农民舞动着可怕的山楂树枝追逐我。第二次我在乡间不出几英里地就跌落马背，只能走着回去。”
赛季从棉花和豆类收成后的十一月底开始，到三月份开始种新庄稼时结束。中国农民反对赛马，试图破坏它，还为造成的破坏索要高额的经济赔偿。为此，俱乐部尽力安抚他们。“为了能在他们的土地上骑马，我们付给了农民很多钱。土地冻得那么硬，根本就不可能造成任何破坏。”威利·格里夫回忆道，仍旧带着一个真正越野赛马爱好者的怒气。马队每年为庄稼损坏付出五千大洋，还造了几座木桥，这样对村民和骑手都有好处。关系依然紧张。有个骑手记得在一片白菜地里发现了捕人用的陷阱。
吃饱午饭，一排豪华车队驶离市区，停在南京西路的尽头。男男女女穿着赛马服下了车，不太情愿地脱去厚重的外套，在寒冷中瑟瑟发抖。马夫们把脚伸进了布底鞋，牵着装了马鞍等候着的矮种马。三点钟，在一群观众和孩子当中大约已聚集了一百名越野赛马比赛者，上一场的优胜者穿着红茄克。马夫揭去盖毯，束紧肚带，骑手们纷纷上马。那时高级管事一声令下，“先生们，时间到，出发！”第一处障碍前就出现了逡巡不前的、摔倒的、乱作一团的身体和空了的马鞍，因为据某人讲，中国的矮种马是种狡猾的动物，它们认为还是骑手在它们之前先检验一下障碍为好。有时路标消失了，马队向四处跑开。直到一个骑手举起帽子大声喊“呔嗬”。然后骑手队伍又集中起来，在平坦的乡间飞驰而过。那里散布着数不尽的坟堆，潮起潮落的河流和周围长着杨柳的泻湖。他们越过小溪，踏着一块铺路石那般窄的拱桥穿过更大的河流，像卢比肯河。他们穿过结了冰的稻田，走过壕沟环绕着的满是灰瓦房的村落，还路过一些红色或黄色的庙宇，四周都是竹子残根和一丛丛杜松、榆树和银杏。透过树丛，骑手偶尔瞥见在宽阔河面上缓缓行驶的中国式帆船；或者看到一个由鸬鹚帮着捕鱼的人，那些鸬鹚在他的舢板边缘立成一排，脖子被金属环圈着，这样就无法吞下捕到的东西。喜鹊在头上回旋。
虽然寒冷，骑手们还是得趟水，哪怕这意味着要被水浸湿。正如艾·阿·托克所言，其它选择会更糟。他的马宁愿走一座高得出奇的石桥也不愿趟水。越野赛马的组织者决定不处罚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受的惊吓足以为罚了。有时涉水变成了游泳，前面的骑手发觉中国人玩弄了他们。威利·格里夫解释说中国农民往往会移动路标，然后看着马队一头雾水，自己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尤其喜欢把骑手引到发臭的寒流中。
即使没有农民，这也是一项危险的游戏。克里斯托夫·钱瑟勒描述了全速奔驰在半月形桥上的危险，他记得那时总有个外科医生陪护着。人很容易摔倒掉到下面的水里；或被一个坟堆、一个边上插着块石板的小土丘愚弄了。伊妮德·桑德斯·坎德琳记得她的马踢开一块看上去“熟悉地怕人”的骨头。终点标志旁的许多坟堆有时决定了一场比赛。骑手必须拿定主意，是翻过去，还是绕行。有些土堆结果比它们看上去要宽广得多。
其它倒霉事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发生。在1927年冬天的第三届女子越野赛马中，一位科恩小姐的矮种马一头撞上了一个竹制水车的保护棚，“给骑它的人造成了一些不适”。另一位麦克劳斯琪小姐丢失了滚球帽，最后由一个中国人还回来，可他的要价却和买下一匹丢失的矮种马一样贵。威利·格里夫想起了享受中国野趣的另一危险。他骑马跟在马队后面，因为他从香港带来的澳洲马结果证明“不如中国马腿脚灵便”。当他发现一群人停在他前面时已经太晚了。“我中埋伏了，那是一帮脏兮兮的骑在丑陋的矮种马上的中国人为骑手设下的。”他们中有几把老式土枪对着格里夫先生。“下马，有钱吗？”他们要求道。“当然那是个可笑的问题。人骑马时从不带钱。我担心吗？一点也不。但我怕他们带走我的马，争吵了好一阵子。我们都没有钱。”那伙人被激怒了，打发特迪·阿诺德和马里恩·阿诺德回去拿钱。那几个和马队一道的中国人对他们说，没准那两个阿诺德已经去报警了。听到这种出尔反尔，那伙人愣住了，他们朝空中放了几枪就跑了。
走了六英里，马队加快了速度。领头的几个人紧张地对视着，直到他们看到标志着终点的人群和旗帜。他们越过最后一道水流奔向终点线。人们看到他们时呼喊着他们的名字，骑手下了马。观众欢呼鼓掌，表示祝贺，还友好地拍着他们的肩膀。接着所有人都回到赛马俱乐部喝茶。在那儿，他们奏着越野赛马俱乐部会歌把新的得胜者举到酒吧台上。
更害人的娱乐也吸引着新来的人。哈罗德·阿克顿爵士记得一些宾馆的客房服务中提供毒品，还有些外国人餐后供应麻醉剂和一个“闪动着钻石和可卡因”的舞女。有时候他同中国朋友一道抽鸦片，还能给我讲解装一支令人满意的烟枪的窍门。在法租界的妓院中，年轻人可以深入地探索每一种性变态。公共租界的街角处，旗袍开叉到腰部的热切的中国流莺让过往的男人不知所措。她们的出现是一位名叫福兰克·罗林森博士的美国传教士所领导的一场道德福利运动的结果。他迫使市政当局关闭妓院。在罗林森博士这项误入歧途的改革以前，年轻人攒钱到The Line消费一晚。The Line是全市最有名的外国妓院，由格雷西·盖尔创办。这个身体健壮的旧金山人是城市中老派的美国女士。格雷西有洪亮而低沉的笑声以及坚定的看法。她不让中国人、“毒贩子”和“吸毒鬼”进门，还说“我也受不了那些法国货。”
今天你仍可以参观位于江西路52号The Line的旧址。它坐落在外滩后面一条僻静的街上。二十年代时，从城市商业中心一路漫步是十分惬意的。沿苏州河的街道以美国人开的妓院和临时药厂出名。在外面，The Line以置于前门上的一块并不显眼的黄铜招牌昭示它的存在。里面呢，格雷西·盖尔布置了中式家具，东方的毛毯和——据《华北日报》①的美国记者艾琳·库恩回忆——全市最大的外国图书馆。格雷西只提供法国香槟，她雇用了一个叫陆胖子的中国名厨。陆胖子曾在北京的俄帝国公使馆掌过勺，能烧从马里兰炸鸡到基辅鸡肉的各式菜肴。
格雷西鼓励人们下班后或在无聊的饭后进来喝杯白兰地聊会儿天。艾琳·库恩告诉我，当她发现她的男同事在哪儿得到股市的消息或军阀的最新动向时，她是多么灰心丧气。“我根本没法儿和他们从The Line搞到的故事竞争，”她说。
格雷西只雇佣外国妓女。她对有娴静外表的美国人十分在行，像胖安妮，生意清淡而让男人想家时，她会去做毛线活儿。美国记者珀西·芬奇还记得那个没那么讨人喜欢的洛特斯。她充其量在早上四点是个红发慕男狂，“在擦亮的桌面上跳着康康舞，袒露的胸口上抱着一只香槟酒瓶，闪光的美发几乎垂到指甲涂成粉色的脚趾……观众沉浸在彻底的享受中”。珀西最喜欢的是阿格尼丝。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法国外交官。除了一双动人的褐色眼睛，她还有一抹“像手感柔软的天鹅绒般”让人兴奋的身腰。
格雷西和城市中的所有其它人一样采用签单制度。顾客为他们的享乐签单，月末时中国收账员会到他们的办事处收账。这使上海成为世上唯一的男人可用赊账得到女人的地方。很少有顾客试图欺骗格雷西。一次一位船运业主，也是城市的平民领袖之一，招待朋友在The Line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见到账单时，他却不肯付钱。格雷西知道这个人在圣三一大教堂当教区委员。据她事后讲，那个星期天，她穿得“和她姨妈伊丽莎一样整洁”，出席了宗教仪式。她看到那个欠账的混蛋，穿着晨礼服假作虔诚地托着捐款盘，里面放着教会成员的钱和账单。格雷西带着甜蜜的微笑捐出了他的妓院账单，看着“那个无赖直冒冷汗地穿过了过道”。她知道他只能付账了，因为他无法告诉教长他在哪儿签的单，“所以不管怎样，这美好又古老的教堂收进了他的脏钱。”
罗林森博士开始他的运动时，格雷西邀请他去The Line。访问不仅使顾客们惊慌失措，也没能让这位传教士信服。无论如何格雷西有工部局支持。工董会靠发许可证给租界内的妓院挣了一大笔钱。妓院关门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巨大损失，可罗林森博士不愿让步。最后工董会同意收回许可证。南京路上的工部局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奇怪的典礼。传教士，迷惑不解的中国妓院老板，还有几个外国夫人看着一个警察将写有不同许可证号码的小球放进一个鼓状的搅拌器（通常是给教堂摇奖用的）中，看他转动把手，打开底部的开关，放出一个球，然后他用英语和中文大声喊出球上的号码。同样号码的妓院就得关门。那警察总是没能叫到格雷西的号码。一次从旧金山旅行归来，格雷西很快嫁给了一个英国人。这人后来成了工董会的主席。就像她说的：“天晓得，他以前对我毫无用处。”
不是罗林森博士，而是俄国革命毁了格雷西。一个男人在The Line一夜的花费就可以养一个俄国情妇一个月。格雷西回到旧金山，发现情况好不了多少，于是再坐船去中国海岸。行到檀香山和日本之间时，她参加了一场聚会。回到房中，她在浴缸中放满了水，割腕自尽了。他们把她葬在海里。
像格雷西·盖尔这样的女士保证说，对一个年轻人而言，享乐是无极限的。在这城市中要紧的是他如何去做。你可以吸可卡因，可以和超凡的洛特斯睡觉，也可以为了兽奸买个中国处女，但英国人会确保你得体地实行这些罪恶。英国人的这种场合意识席卷全城。乔治·斯图尔特回忆说上海没有香港的繁文缛节。他的朋友赞同地认为生活在英国的保护下比生活在英国国旗下好。不过他还是拜访他人，留下名片，还穿着燕尾服出席安静的宴会。
英国人每时每刻都要求合适的着装。《华北日报》在某个潮湿的七月中期宣称“人合乎礼仪的时候是最好的”。报纸继而指出了人体某些部分的不堪入目，尤其是“喉结和膝盖内侧”，这些部位让英国人认为穿短裤打网球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穿着短裤而完全忘却自己可笑的外表。这同样也会转而反作用于他的心态，意识到自己戴着铜领扣很容易给他一种自卑感。”夜里尤其如此。几个月后一封署名为“礼节”的信出现在《华北日报》上，它抨击图片展和宾馆舞厅中的一批年轻人“对礼仪的粗野违背和缺乏教养”。在美琪大酒店的宴会上，“礼节”吃惊地看见一群身穿工作装跳舞的年轻人。随之而来的更糟。一对“快乐的小夫妻”突然出现在舞池中，那年轻男子穿着上海志愿队的短裤，卡其布的长筒袜，网球衫和防日光外套。“礼节”白天已经受够了“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周六晚上该是“焕然一新”的时候了。
一个美国人发现英国人对于正式着装的热情与建立志愿组织的热忱奇怪的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英国人从1866年起建立并指挥着市消防队。他们数年前从英国进口的设备就像博物馆中的物品。对于某幢着火的大楼的不受欢迎的主人来说，这些设备出动缓慢——但上海消防队成了全市乃至很多年来全中国仅有的消防部队。一天晚上，外滩附近的公共租界中拉响了火警。那个美国人吃惊地看见消防队员穿着一身晚礼服在灭火。他们的黑色燕尾服在微风中飘动，白色的衬衫前部和领带都抹上了煤烟。中方助手们穿着消防队服，戴着黄铜头盔。当他问起为何英国人穿着燕尾服扑火时，他被告知他们在警报拉响时正在上海总会的宴会上，没时间换衣服。这种事经常发生，市政府只好给他们所有的洗熨和修补费用报销。
俱乐部、狂热的聚会、干净的燕尾服还有一切让人生活堕落的附属品都是由中国佣人实现的。他们廉价、聪明、性情温和，提供了一整套服务和一种生活方式。“我肯定，很多人想起上海时记得最多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伊妮德·桑德斯·坎德琳解释说。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当然大部分英国人几乎不交其他中国朋友。佣人成了他们与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唯一联系。最好的情况下，这会产生一种珍贵的关系，如果它必然有缺陷的话。
许多外国人雇用的佣人超出他们需要。中国人有句俗话，“万勿砸了人家的饭碗”，即不要夺人谋生的机会。艾琳·库恩记得一块手绢落地后的习惯性行为。她按铃叫总管来，虽然那是个老头，可他仍被叫做“拿摩温仆欧”①他来了，听了她的要求，又叫来了苦力。苦力来了，总管就指挥他拾起手帕。总管不肯自己去捡。这样做会让他丢“面子”，也会抢了苦力的活儿。
希拉里·瓦德洛和罗斯玛丽·戴尔在上海长大。她们记得中国佣人对外国孩子的影响。希拉里承认回到英国前她从不自己穿衣服。一次，很冷的一天，她卧病在床时，按铃叫来阿妈，说，“我想尿尿。请坐到马桶上去，帮我把它坐热。”
罗斯玛丽·戴尔讲，中国佣人几乎从不休假，因为他们怕丢了工作。有时他们谎称一个亲戚死了，请求去参加葬礼，因为承认想要休息一天会让他们感到内疚。罗斯玛丽·戴尔的父母享受着上海社交生活的乐趣，而她大部分时间都和阿妈在一起。阿妈“有趣极了，而且从不抱怨什么”。罗斯玛丽·戴尔的阿妈裹着小脚，只能踉跄地跟着正躲避追赶的她。她把阿妈穿的鞋子拿给我看。那鞋子只有四英寸长，宽宽的鞋拱，窄窄的脚趾，更像猪蹄套子而不像鞋子。放在我手上，它是荒唐和淫欲的奇迹。鞋子侧面绣着一个含笑裸露的女人，这几乎让我忘却了罗斯玛丽·戴尔的阿妈小时候把脚伸进这东西里时所受到的极端痛苦，它甚至很难容纳下我的两根手指。
希拉里·瓦德洛的阿妈让她看到了通常不为外国人所见的上海的一个侧面。希拉里的母亲坚决要求她每天和阿妈散步。因为两人都不喜欢这活动，所以阿妈就把小女孩带到她的亲戚那里。他们住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就在徐家汇路旁一个集市上头。希拉里回忆说房间臭得像下水沟。奶奶在一角给外国市场绣拖鞋，另一头的几个男人正打着麻将。房间中央一只烧木炭的炉子使那地方充满了烟雾。希拉里从一大堆东西中拿起一双白色丝制拖鞋套在脚上，快活得跑来跑去。所有人都停下手头的活儿看着她。另一次，希拉里的阿妈带她去见远方亲戚，那家人生活在徐家汇河上一只舢板里。舢板不足六英尺宽，盖着藤条顶棚。希拉里到的时候，那一家人正坐下来，围着桌子中央的一大锅饭准备吃饭。他们给希拉里腾出地方，给她的碗里盛满了“奇特的食物”，用油和姜烹调过的鳝鱼，奇怪的炒菜和汤团，还有油炸糕饼。坐在他们中间，穿着灰色的带有巨大的毛皮钮扣的兔皮外套，她琢磨着他们是如何看待她的。
越野赛马、俱乐部生活还有忠实有趣的佣人代表了有限却准确的对幸福的回忆。我本期待听到一些关于上海的腐败和残酷的事情，但没能如愿。多年来复述着同样的趣闻已经剔去了所有无关的事物。润饰的结果更像虚构的故事而非事实。虚构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一种如意算盘似的思索。人们想要什么至关重要，即使他们没有得到。英国人的需求很简单。他们沉湎于美好的生活，记住最好的事物并享受着把这些告诉我的乐趣。
注：
①《北华捷报》。
①原文为Number One Boy，boy在英文里也有"男孩"的意思。
我采访的人都很高大而且给人深刻印象。他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上海，一个有着无穷无尽惊险刺激的广阔游乐场。那里战士鸣枪却从不遭枪击，盗匪一听到英国人的嗓音就闻风而逃。我相信，他们的回忆，如果有些特别的话，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是真实可信的。青春和后来的战争岁月给他们在上海度过的日子抹上了金色的光彩。他们只记得幸福时光：一次激动人心的骑马，一场快乐的聚会，一个有趣的事件。腐败和政治又如何呢，我要求知道。他们摇摇头，茫然无措。当时的工作生活早已被他们忘怀。他们的回忆集中到一些不连贯的事情上，就像打着聚光灯的画那样存在记忆中。零星的欢乐时光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持久。“如果你十年前问我那事，我还能告诉你，”克里斯托夫·钱瑟勒爵士说。他作为路透社驻远东的记者是那个时代消息最灵通的人之一。“现在我就是记不得了。”他顿了顿说，“这很重要吗？”
位于外滩三号的上海总会以其势利、马提尼酒和一百英尺长的吧台（据说是世界最长的）著称。班戈勋爵被迫接受了协会成员的拷问后对我说，他发觉“入会真是件难事”。上海总会禁止中国人和女人入会。其会员甚至把一位中国总理拒之门外。我找到一幅贴在某人的相册中的旧上海漫画，它集中反映了总会对女人的态度。
在“总会章程”的标题下，一个中国雇员正在上海总会里接电话。另一头的女人声音用洋泾浜英语问道：“接待员吗？我的丈夫在吗？”
接待员回答道：“不，他不在。”
那妻子气愤地说：“我还没告诉你他的名字，你怎么知道他不在？”
接待员说：“什么名字没关系，太太，这儿从没什么丈夫，无论何时。”
乔治·斯图尔特把他的空余时间全用于骑马上，他从不懊悔做出这一决定。许多人记得中国乡村的魅力和中国马的脾性。有个人吐露心迹，说他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第一年在上海过冬时，他还买了一匹矮种马。每天清晨他撇下那俄国姑娘去骑马。半小时后他就急驰在结了冰的稻田里，天色渐渐发亮，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他还记得那马的名字，却忘了那姑娘的了。
“小马，小马，小马！你嘴上就只有这些。”1932年11月的一次女士午餐上一个恼羞成怒的法国女人嚷道。她准确地表达了她的愤怒。在上海，他们骑的不是一般的马而是矮种马。矮种马每年一次从蒙古草原被驱赶至南方，在长江流域的马市中被贩卖。这些马矮小但强壮。一匹五十英寸左右高的马就可以驮起一个重达一百四十磅的人。
自己驯养矮种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马怕人，而中国的马夫既怕马，也怕外国人。把矮种马驯服到可以骑的程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即便是那个时候，也得由两人抓紧马头，同时第三人抓牢一条后腿不让它跑掉。一旦坐上马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因为那蒙古马野性难驯。然而即便是胫骨上被马咬一口，或者它突然一跃让人翻两个筋斗再摔在地上，骑马人还是得挺直身体，“欧洲人骑着马漫无方向地飞奔，还坚定地想留在马背上，这是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普遍写照，”奥斯丁·科提斯在他写的一本好书《中国赛马》中回忆说。当这些矮种马被拴在马车上时，发生了同样的事。“一驾马车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里疾驰可不是闹着玩的，至少对坐在马车里的人来说。”
人们依然不屈不挠，因为据《上海越野赛马俱乐部正史》记载，矮种马身上显示出运动员所赞赏的所有品质，“无可争辩的勇气，持久力，对地形惊人的灵敏反应，还有自始至终回归的决心”。它们耐力非凡。徐家汇骑术学校的苏凡洛夫中校在1929年8月底的时候骑着一匹名叫阿尔玛斯的白马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十六天后便回来了。他以平均每天四十五英里的速度行了七百英里路。瓦·弗·阿戴尔上尉有一匹叫蓓莎的得过冠军的马。传闻它没舌头（没人敢去验证）。一次上尉连续不停地骑着它达二十四小时之久。这种动物赛跑跳高也很出色。
早在1861年，春季和秋季赛马会可称为“上海盛大的节日”。所有的买卖都休业一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盛装华服。中国人穿绸袍。英国小姐戴上长袖手套，先生则惹人注目地戴着灰色的高帽，穿着精致的马甲。在看台一角记账的年轻人谨慎地下着大赌注。小姐是不赌的，至少不赌钱。她们赌扇子、女帽、雪茄烟盒、甚至雨伞。她们可不限于赌一把扇子或一顶帽子。1861年的春季赛会上一位丈夫对妻子说，除非生意好转，否则她最多只能赌十打手套。
这个外国人的节日也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中国人爱赌博，他们挤满了赛场。一万人观看了1861年的春季赛会。中国人明白赛马的荣耀。中国的达官显贵也参与了。甚至皇帝的代表道台大人也到场了一个小时，还会见了欧洲小姐们。他的仪仗队举着四面旗，扛着两柄矛，带着两名侍从和一顶华盖。道台进场和离开时，护卫队还吆喝着。
班戈爵士和乔治·斯图尔特都很怀念城市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体育协会——越野赛马俱乐部。它十分概括地表现了在上海的英国人的胆量和怪癖。《上海越野赛马俱乐部史1863-1930》自信地宣称：
过去，勇敢的冒险者背井离乡到远东来创业发财，打下根基，建造了这座伟大的国际大都市。如果我们有可能出席一次聚会，倾听他们的言谈，就不难发现他们谈论的大多是上海越野赛马俱乐部。
正如班戈勋爵回忆起的那样，这项运动事实上是赛马和定点越野两者的混合物。过了检查站，大约离“大本营”两英里的地方，就变成赛跑了。优胜者有权穿着红外套戴着高帽子给下一周的越野确定路线。班戈勋爵认输了：“第一次出去就有一个疯狂的中国农民舞动着可怕的山楂树枝追逐我。第二次我在乡间不出几英里地就跌落马背，只能走着回去。”
赛季从棉花和豆类收成后的十一月底开始，到三月份开始种新庄稼时结束。中国农民反对赛马，试图破坏它，还为造成的破坏索要高额的经济赔偿。为此，俱乐部尽力安抚他们。“为了能在他们的土地上骑马，我们付给了农民很多钱。土地冻得那么硬，根本就不可能造成任何破坏。”威利·格里夫回忆道，仍旧带着一个真正越野赛马爱好者的怒气。马队每年为庄稼损坏付出五千大洋，还造了几座木桥，这样对村民和骑手都有好处。关系依然紧张。有个骑手记得在一片白菜地里发现了捕人用的陷阱。
吃饱午饭，一排豪华车队驶离市区，停在南京西路的尽头。男男女女穿着赛马服下了车，不太情愿地脱去厚重的外套，在寒冷中瑟瑟发抖。马夫们把脚伸进了布底鞋，牵着装了马鞍等候着的矮种马。三点钟，在一群观众和孩子当中大约已聚集了一百名越野赛马比赛者，上一场的优胜者穿着红茄克。马夫揭去盖毯，束紧肚带，骑手们纷纷上马。那时高级管事一声令下，“先生们，时间到，出发！”第一处障碍前就出现了逡巡不前的、摔倒的、乱作一团的身体和空了的马鞍，因为据某人讲，中国的矮种马是种狡猾的动物，它们认为还是骑手在它们之前先检验一下障碍为好。有时路标消失了，马队向四处跑开。直到一个骑手举起帽子大声喊“呔嗬”。然后骑手队伍又集中起来，在平坦的乡间飞驰而过。那里散布着数不尽的坟堆，潮起潮落的河流和周围长着杨柳的泻湖。他们越过小溪，踏着一块铺路石那般窄的拱桥穿过更大的河流，像卢比肯河。他们穿过结了冰的稻田，走过壕沟环绕着的满是灰瓦房的村落，还路过一些红色或黄色的庙宇，四周都是竹子残根和一丛丛杜松、榆树和银杏。透过树丛，骑手偶尔瞥见在宽阔河面上缓缓行驶的中国式帆船；或者看到一个由鸬鹚帮着捕鱼的人，那些鸬鹚在他的舢板边缘立成一排，脖子被金属环圈着，这样就无法吞下捕到的东西。喜鹊在头上回旋。
虽然寒冷，骑手们还是得趟水，哪怕这意味着要被水浸湿。正如艾·阿·托克所言，其它选择会更糟。他的马宁愿走一座高得出奇的石桥也不愿趟水。越野赛马的组织者决定不处罚他，因为他们认为他受的惊吓足以为罚了。有时涉水变成了游泳，前面的骑手发觉中国人玩弄了他们。威利·格里夫解释说中国农民往往会移动路标，然后看着马队一头雾水，自己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尤其喜欢把骑手引到发臭的寒流中。
即使没有农民，这也是一项危险的游戏。克里斯托夫·钱瑟勒描述了全速奔驰在半月形桥上的危险，他记得那时总有个外科医生陪护着。人很容易摔倒掉到下面的水里；或被一个坟堆、一个边上插着块石板的小土丘愚弄了。伊妮德·桑德斯·坎德琳记得她的马踢开一块看上去“熟悉地怕人”的骨头。终点标志旁的许多坟堆有时决定了一场比赛。骑手必须拿定主意，是翻过去，还是绕行。有些土堆结果比它们看上去要宽广得多。
其它倒霉事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发生。在1927年冬天的第三届女子越野赛马中，一位科恩小姐的矮种马一头撞上了一个竹制水车的保护棚，“给骑它的人造成了一些不适”。另一位麦克劳斯琪小姐丢失了滚球帽，最后由一个中国人还回来，可他的要价却和买下一匹丢失的矮种马一样贵。威利·格里夫想起了享受中国野趣的另一危险。他骑马跟在马队后面，因为他从香港带来的澳洲马结果证明“不如中国马腿脚灵便”。当他发现一群人停在他前面时已经太晚了。“我中埋伏了，那是一帮脏兮兮的骑在丑陋的矮种马上的中国人为骑手设下的。”他们中有几把老式土枪对着格里夫先生。“下马，有钱吗？”他们要求道。“当然那是个可笑的问题。人骑马时从不带钱。我担心吗？一点也不。但我怕他们带走我的马，争吵了好一阵子。我们都没有钱。”那伙人被激怒了，打发特迪·阿诺德和马里恩·阿诺德回去拿钱。那几个和马队一道的中国人对他们说，没准那两个阿诺德已经去报警了。听到这种出尔反尔，那伙人愣住了，他们朝空中放了几枪就跑了。
走了六英里，马队加快了速度。领头的几个人紧张地对视着，直到他们看到标志着终点的人群和旗帜。他们越过最后一道水流奔向终点线。人们看到他们时呼喊着他们的名字，骑手下了马。观众欢呼鼓掌，表示祝贺，还友好地拍着他们的肩膀。接着所有人都回到赛马俱乐部喝茶。在那儿，他们奏着越野赛马俱乐部会歌把新的得胜者举到酒吧台上。
更害人的娱乐也吸引着新来的人。哈罗德·阿克顿爵士记得一些宾馆的客房服务中提供毒品，还有些外国人餐后供应麻醉剂和一个“闪动着钻石和可卡因”的舞女。有时候他同中国朋友一道抽鸦片，还能给我讲解装一支令人满意的烟枪的窍门。在法租界的妓院中，年轻人可以深入地探索每一种性变态。公共租界的街角处，旗袍开叉到腰部的热切的中国流莺让过往的男人不知所措。她们的出现是一位名叫福兰克·罗林森博士的美国传教士所领导的一场道德福利运动的结果。他迫使市政当局关闭妓院。在罗林森博士这项误入歧途的改革以前，年轻人攒钱到The Line消费一晚。The Line是全市最有名的外国妓院，由格雷西·盖尔创办。这个身体健壮的旧金山人是城市中老派的美国女士。格雷西有洪亮而低沉的笑声以及坚定的看法。她不让中国人、“毒贩子”和“吸毒鬼”进门，还说“我也受不了那些法国货。”
今天你仍可以参观位于江西路52号The Line的旧址。它坐落在外滩后面一条僻静的街上。二十年代时，从城市商业中心一路漫步是十分惬意的。沿苏州河的街道以美国人开的妓院和临时药厂出名。在外面，The Line以置于前门上的一块并不显眼的黄铜招牌昭示它的存在。里面呢，格雷西·盖尔布置了中式家具，东方的毛毯和——据《华北日报》①的美国记者艾琳·库恩回忆——全市最大的外国图书馆。格雷西只提供法国香槟，她雇用了一个叫陆胖子的中国名厨。陆胖子曾在北京的俄帝国公使馆掌过勺，能烧从马里兰炸鸡到基辅鸡肉的各式菜肴。
格雷西鼓励人们下班后或在无聊的饭后进来喝杯白兰地聊会儿天。艾琳·库恩告诉我，当她发现她的男同事在哪儿得到股市的消息或军阀的最新动向时，她是多么灰心丧气。“我根本没法儿和他们从The Line搞到的故事竞争，”她说。
格雷西只雇佣外国妓女。她对有娴静外表的美国人十分在行，像胖安妮，生意清淡而让男人想家时，她会去做毛线活儿。美国记者珀西·芬奇还记得那个没那么讨人喜欢的洛特斯。她充其量在早上四点是个红发慕男狂，“在擦亮的桌面上跳着康康舞，袒露的胸口上抱着一只香槟酒瓶，闪光的美发几乎垂到指甲涂成粉色的脚趾……观众沉浸在彻底的享受中”。珀西最喜欢的是阿格尼丝。她后来嫁给了一个法国外交官。除了一双动人的褐色眼睛，她还有一抹“像手感柔软的天鹅绒般”让人兴奋的身腰。
格雷西和城市中的所有其它人一样采用签单制度。顾客为他们的享乐签单，月末时中国收账员会到他们的办事处收账。这使上海成为世上唯一的男人可用赊账得到女人的地方。很少有顾客试图欺骗格雷西。一次一位船运业主，也是城市的平民领袖之一，招待朋友在The Line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见到账单时，他却不肯付钱。格雷西知道这个人在圣三一大教堂当教区委员。据她事后讲，那个星期天，她穿得“和她姨妈伊丽莎一样整洁”，出席了宗教仪式。她看到那个欠账的混蛋，穿着晨礼服假作虔诚地托着捐款盘，里面放着教会成员的钱和账单。格雷西带着甜蜜的微笑捐出了他的妓院账单，看着“那个无赖直冒冷汗地穿过了过道”。她知道他只能付账了，因为他无法告诉教长他在哪儿签的单，“所以不管怎样，这美好又古老的教堂收进了他的脏钱。”
罗林森博士开始他的运动时，格雷西邀请他去The Line。访问不仅使顾客们惊慌失措，也没能让这位传教士信服。无论如何格雷西有工部局支持。工董会靠发许可证给租界内的妓院挣了一大笔钱。妓院关门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巨大损失，可罗林森博士不愿让步。最后工董会同意收回许可证。南京路上的工部局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奇怪的典礼。传教士，迷惑不解的中国妓院老板，还有几个外国夫人看着一个警察将写有不同许可证号码的小球放进一个鼓状的搅拌器（通常是给教堂摇奖用的）中，看他转动把手，打开底部的开关，放出一个球，然后他用英语和中文大声喊出球上的号码。同样号码的妓院就得关门。那警察总是没能叫到格雷西的号码。一次从旧金山旅行归来，格雷西很快嫁给了一个英国人。这人后来成了工董会的主席。就像她说的：“天晓得，他以前对我毫无用处。”
不是罗林森博士，而是俄国革命毁了格雷西。一个男人在The Line一夜的花费就可以养一个俄国情妇一个月。格雷西回到旧金山，发现情况好不了多少，于是再坐船去中国海岸。行到檀香山和日本之间时，她参加了一场聚会。回到房中，她在浴缸中放满了水，割腕自尽了。他们把她葬在海里。
像格雷西·盖尔这样的女士保证说，对一个年轻人而言，享乐是无极限的。在这城市中要紧的是他如何去做。你可以吸可卡因，可以和超凡的洛特斯睡觉，也可以为了兽奸买个中国处女，但英国人会确保你得体地实行这些罪恶。英国人的这种场合意识席卷全城。乔治·斯图尔特回忆说上海没有香港的繁文缛节。他的朋友赞同地认为生活在英国的保护下比生活在英国国旗下好。不过他还是拜访他人，留下名片，还穿着燕尾服出席安静的宴会。
英国人每时每刻都要求合适的着装。《华北日报》在某个潮湿的七月中期宣称“人合乎礼仪的时候是最好的”。报纸继而指出了人体某些部分的不堪入目，尤其是“喉结和膝盖内侧”，这些部位让英国人认为穿短裤打网球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可以穿着短裤而完全忘却自己可笑的外表。这同样也会转而反作用于他的心态，意识到自己戴着铜领扣很容易给他一种自卑感。”夜里尤其如此。几个月后一封署名为“礼节”的信出现在《华北日报》上，它抨击图片展和宾馆舞厅中的一批年轻人“对礼仪的粗野违背和缺乏教养”。在美琪大酒店的宴会上，“礼节”吃惊地看见一群身穿工作装跳舞的年轻人。随之而来的更糟。一对“快乐的小夫妻”突然出现在舞池中，那年轻男子穿着上海志愿队的短裤，卡其布的长筒袜，网球衫和防日光外套。“礼节”白天已经受够了“湿漉漉脏兮兮”的衣服。周六晚上该是“焕然一新”的时候了。
一个美国人发现英国人对于正式着装的热情与建立志愿组织的热忱奇怪的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英国人从1866年起建立并指挥着市消防队。他们数年前从英国进口的设备就像博物馆中的物品。对于某幢着火的大楼的不受欢迎的主人来说，这些设备出动缓慢——但上海消防队成了全市乃至很多年来全中国仅有的消防部队。一天晚上，外滩附近的公共租界中拉响了火警。那个美国人吃惊地看见消防队员穿着一身晚礼服在灭火。他们的黑色燕尾服在微风中飘动，白色的衬衫前部和领带都抹上了煤烟。中方助手们穿着消防队服，戴着黄铜头盔。当他问起为何英国人穿着燕尾服扑火时，他被告知他们在警报拉响时正在上海总会的宴会上，没时间换衣服。这种事经常发生，市政府只好给他们所有的洗熨和修补费用报销。
俱乐部、狂热的聚会、干净的燕尾服还有一切让人生活堕落的附属品都是由中国佣人实现的。他们廉价、聪明、性情温和，提供了一整套服务和一种生活方式。“我肯定，很多人想起上海时记得最多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伊妮德·桑德斯·坎德琳解释说。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当然大部分英国人几乎不交其他中国朋友。佣人成了他们与自己所生活的国家的唯一联系。最好的情况下，这会产生一种珍贵的关系，如果它必然有缺陷的话。
许多外国人雇用的佣人超出他们需要。中国人有句俗话，“万勿砸了人家的饭碗”，即不要夺人谋生的机会。艾琳·库恩记得一块手绢落地后的习惯性行为。她按铃叫总管来，虽然那是个老头，可他仍被叫做“拿摩温仆欧”①他来了，听了她的要求，又叫来了苦力。苦力来了，总管就指挥他拾起手帕。总管不肯自己去捡。这样做会让他丢“面子”，也会抢了苦力的活儿。
希拉里·瓦德洛和罗斯玛丽·戴尔在上海长大。她们记得中国佣人对外国孩子的影响。希拉里承认回到英国前她从不自己穿衣服。一次，很冷的一天，她卧病在床时，按铃叫来阿妈，说，“我想尿尿。请坐到马桶上去，帮我把它坐热。”
罗斯玛丽·戴尔讲，中国佣人几乎从不休假，因为他们怕丢了工作。有时他们谎称一个亲戚死了，请求去参加葬礼，因为承认想要休息一天会让他们感到内疚。罗斯玛丽·戴尔的父母享受着上海社交生活的乐趣，而她大部分时间都和阿妈在一起。阿妈“有趣极了，而且从不抱怨什么”。罗斯玛丽·戴尔的阿妈裹着小脚，只能踉跄地跟着正躲避追赶的她。她把阿妈穿的鞋子拿给我看。那鞋子只有四英寸长，宽宽的鞋拱，窄窄的脚趾，更像猪蹄套子而不像鞋子。放在我手上，它是荒唐和淫欲的奇迹。鞋子侧面绣着一个含笑裸露的女人，这几乎让我忘却了罗斯玛丽·戴尔的阿妈小时候把脚伸进这东西里时所受到的极端痛苦，它甚至很难容纳下我的两根手指。
希拉里·瓦德洛的阿妈让她看到了通常不为外国人所见的上海的一个侧面。希拉里的母亲坚决要求她每天和阿妈散步。因为两人都不喜欢这活动，所以阿妈就把小女孩带到她的亲戚那里。他们住在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就在徐家汇路旁一个集市上头。希拉里回忆说房间臭得像下水沟。奶奶在一角给外国市场绣拖鞋，另一头的几个男人正打着麻将。房间中央一只烧木炭的炉子使那地方充满了烟雾。希拉里从一大堆东西中拿起一双白色丝制拖鞋套在脚上，快活得跑来跑去。所有人都停下手头的活儿看着她。另一次，希拉里的阿妈带她去见远方亲戚，那家人生活在徐家汇河上一只舢板里。舢板不足六英尺宽，盖着藤条顶棚。希拉里到的时候，那一家人正坐下来，围着桌子中央的一大锅饭准备吃饭。他们给希拉里腾出地方，给她的碗里盛满了“奇特的食物”，用油和姜烹调过的鳝鱼，奇怪的炒菜和汤团，还有油炸糕饼。坐在他们中间，穿着灰色的带有巨大的毛皮钮扣的兔皮外套，她琢磨着他们是如何看待她的。
越野赛马、俱乐部生活还有忠实有趣的佣人代表了有限却准确的对幸福的回忆。我本期待听到一些关于上海的腐败和残酷的事情，但没能如愿。多年来复述着同样的趣闻已经剔去了所有无关的事物。润饰的结果更像虚构的故事而非事实。虚构没有什么不对。这是一种如意算盘似的思索。人们想要什么至关重要，即使他们没有得到。英国人的需求很简单。他们沉湎于美好的生活，记住最好的事物并享受着把这些告诉我的乐趣。
注：
①《北华捷报》。
①原文为Number One Boy，boy在英文里也有"男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