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慈会的网络筹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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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筹办儿慈会,3位在政界有深厚背景的退休官员——魏久明、李启民、袁正光奔走了整整10年。很难说这家基金会没有官方背景,但其有充足的不仰赖政府,而寄望于在公众筹款的理由。
  2011年 3月,姜莹结束自己全职志愿者的生活正式加入了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称“儿慈会”)。同年5月,儿慈会联合崔永元、搜狐公益共同发起了该机构首个网络筹资的平台。名人效应加上门户的首页推送,儿慈会的首次试水就筹到了100多万元。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儿慈会的网络媒体年度筹资额超过2000万元,这个数字跟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等明星基金会相比有点差距,但其占筹资总额的比例却很可观,这个数字达到30%,高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15%。
  很多人感到奇怪,一家“中字头”为何如此热衷于使用网络媒体筹款?
  儿慈会的身份有点特殊。一家民间基金会能以“中字頭”命名并拿到公募资格,这在国内非常罕见。但熟知其发展的人却觉得理所应当。为筹办儿慈会,3位在政界有深厚背景的退休官员——魏久明、李启民、袁正光奔走了整整10年。2010年1月,儿慈会在京成立。很难说这家基金会没有官方背景,但其确实有不仰赖政府,而寄望于公众筹款的理由。
  姜莹说,儿慈会自始至终走着市场化募捐路线。成立五年以来,只接受过一笔政府200万的“购买服务”。
  在许多手上有资源的筹资官看来,公众筹资远比向政府与企业要钱来得难,成本也大。尽管社会媒体的发展为基金会的公众筹资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然而,在对陌生人缺乏信任,公益文化也尚未养成的中国,要靠一张图片、几行文字就说服网友在移动端捐钱,还是很有难度的。
  现任副秘书长的姜莹身材高挑,气质干练,说话直爽,思路清晰,颇有点“北京大妞”的风范。她说,从决定做公益开始,就自学了许多知识,决心要走专业化路线。在接受《中国财富》记者采访时,她说:“最近有个讲座是讲‘公益创投’的,我一定要去弄明白,你要一起去吗?”
  儿慈会的网络筹资发展顺畅,与姜莹的性格不无关系。2011年,彼时姜莹请了个探亲假,从北京飞往深圳看望丈夫。按姜莹的说法,由于她老公恰好在腾讯公司旁边上班,她抱着“无聊找事干”的心态拜访了腾讯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促成了儿慈会与腾讯的合作。如今,在儿慈会的网络筹款中,利用腾讯平台筹得的款项占比最大。
  众所周知,网友的钱并不是那么好募的。稍有差池,网友的监督与质疑就会如潮水般涌来。
  2012年12月,儿慈会引出了迄今为止,公益领域最猛的质疑者周筱赟,“小数点事件”爆发。按儿慈会的解释,财务人员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网友不信,对此猛烈质疑,甚至有媒体将之与“郭美美事件”相提并论。后来,权威的财务审计团队给出结论:这就是个小数点事件。
  如今,事件带来的影响虽还未完全散去,但姜莹已经显得略为淡定。姜莹说,由于危机公关处理的得宜,“小数点事件”非但没对儿慈会的筹资带来不好的影响,由于曝光率的增加,筹资金额还增加了。(2013年,儿慈会的公众筹款额为4653万元,同比增加20%)
  在尝到网络筹资的甜头后,永远很乐观的姜莹在畅想更为高大上的筹资方式——大数据筹资。这是近年的热词,大体的意思是,基于大量用户个人信息,结合系列的市场调查,为用户量身定做捐赠的方案。在许多筹资官看来,这是一个方向,但目前远未成熟。一位业界知名的筹资官就隔空泼了姜莹的冷水,认为这仍然是个很“虚幻”的东西。
  对话姜莹:我们需要真正的“铁杆”
  中国财富:儿慈会对于公众、企业等不同捐赠来源分别是什么样的筹资态度呢?儿慈会有针对不同筹资渠道的方案吗?
  姜莹:对于企业,我们采取的是定制化服务,一个企业有专门的人跟,我们要求企业筹资人员每年要拓展50家“点对点”的服务,之后给企业一个项目报告,年报、月刊都定期给企业发送。有市场性的感觉,会根据品牌做定制性方案。
  至于公众筹资,你只要把这个事说清楚就行了。例如,20块捐赠比较多,公众觉得挺好挺透明的,捐了钱会在官网上看得到在救助的孩子和在基金会做的事,这些小额捐赠的回头率很高。有一个人每天捐10块钱,从2011年6月一直捐到现在,捐赠次数已经超过了千次。这是一种善的表达,我们管这种叫“铁杆支持者”。他很信任儿慈会,天天都在看我们基金会网站,我们统计出来大概有100多个这样的人。
  中国财富:对公众筹款就意味着会面临很多的公众监督,例如之前的小数点事件,公众监督大多是来自于对基金会透明度的监督,小数点事件里您在一档节目里专门和周筱赟有过对质,您觉得小数点事件对儿慈会有什么影响?
  姜莹:当时是有影响的,感觉有公关危机了,一下子关注量变大了。最后在新华社的报道里面,我们的捐款在一个月里没有降反而升了10%。首先我们认为数字出错是我们的问题,能够坦然接受事情并且能告诉公众这是什么事情,同时有第三方财务评估机构把账目重新审计,全都放在官网。有些人天天看,反而那段时间我们官网点击率是最高的,有些民众看完之后还是愿意去关心,可能发现这基金会不像他想象的样子,非常透明。
  那时就这件事情每天都有声明、公开,财务公司审计报告呈现在里面。开完新闻发布会以后,包括法律界人士、财务第三方呈现,全部说清楚以后,那段时间捐赠特别高,而且都是公众捐赠。当然最开始处理的时候还是挺打击的,但站在历史的角度反观这件事情,确实知名度因为这件事情增加了。整体筹资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但我们也在反思基金会的改革。毕竟这件事情还是暴露出一定的管理问题。
  中国财富:目前在儿慈会网络筹资的状况如何?是你们目前公众筹款的主要来源吗?
  姜莹:腾讯、新浪、阿里巴巴也是我们的客户,算是大客户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筹公众的钱,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些平台在筹款,每年我们都要给他们反馈的报告。今年在腾讯筹了1000多万,基金会的项目分析都会形成报告给他们。
  腾讯是依托财付通,新浪和阿里巴巴依托支付宝,基金会会跟它签署战略合作,财付通有一个账号是针对基金会的,等于这钱所有都不入腾讯直接会入到我们财付通的账号里,再由财付通账号打到基金会的具体项目里。我们在官网显示不出来每一笔腾讯网友的信息,显示的全是腾讯财付通打的钱。我们采取的结算方式是天天结算,有多少笔就打多少笔,这些钱都是救命的钱,所以都会很快打过来。
  2015、2016年网络筹资仍然是呈增长趋势,现在我们是依托腾讯、阿里的客户,但是将来也有可能不能用。只有基金会数据和用户才能自己牢牢掌握,这是基金会的命脉。
  中国财富:您之前说会将筹资思路由社会化媒体转为大数据筹资,能具体谈谈您理解的大数据筹资吗?
  姜莹:大数据筹资目前还不是那么成熟。首先什么是大数据?我此前看了一篇文章,解释得很好。大数据来源于银行,给银行打一个客服电话,都会让我们输一个身份证号,同时所有客服人员都可以看得到,对你的身份做判定。根据个人习惯推荐理财产品。基于大数据做投资,掌握客户所有关联信息,对你进行全方面了解。
  企业的大数据筹资就在尝试,我们跟一个企业合作,首先要查一下这个企业跟哪些基金会合作过,合作的项目是什么,这样我们跟企业谈就很容易接洽。如果它原来就是做儿童方面的项目,也做医疗的项目,健康类型的项目,就和我们非常契合,这些都是它的数据。以后我们对企业和个人都会进行大数据管理。
  官办机构依靠大人物关系,关系在、人就在,但未来肯定是依托陌生人产生的关系。首先要做的是需要维持已有客户。每年一批线上感谢卡,每月月报,二次回头率,有了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很可能就一直捐下去了。这都是在前方的布局。
  社会化媒体筹款是借助人家平台来筹款,客户在人家那。大数据筹款是依托自己的客户。双腿要一起走,不能把所有宝都押在别人身上。早晚也得做,只不过是早还是晚,你得在别人往上发展的时候就看到未来,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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