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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农村，小地名叫大树沟。那个地方正是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二年正月初六（公元1863年）给朝廷的奏折中“甘肃……辖境苦瘠，甲于天下，地广人稀”的代表性地区。
在上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非常难忘的阶段，除了上学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吃饱一口饭而期盼，而奋斗，而欢乐！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没有心酸，没有难过，没有抱怨，有的是知足与感恩，思考与奋进。
饿，饿得很。每一天，都在饥饿中在度过。
饥饿的滋味不好受。饥饿是什么滋味，胃里难受！像猫爪子在胃里撕扯，像狗舌头仔细的舔干净了肠胃的角角落落。
饥饿还有一种滋味，就是馋！看着别人吃饭香，吃馍馍香，吃啥都是香的，并想尽一切办法找可以吃的东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是香喷喷，味道好极了。
肚子好像老是空荡荡的，消化力特别旺盛，不知道是食物不经饱，还是小时候的肠胃像鸡胃，农村叫鸡嗉子，仿佛石子、砖块、秸秆等物，只要一进胃里，都能转瞬变成营养物质和剩余的废料。
放学后照例是去放羊，在放羊前首先是到酸菜缸里捞一碗酸菜，用开水烫过，滴上两三滴快要见底的瓶子里或者瓷缸子里的清油，捡上美美一筷子胡萝卜、韭菜、芹菜等腌制的咸菜，反复搅拌过了，三口两口吃完，然后从羊圈中赶出几只羊去沟里头的山坡上去放。羊儿早都咩、咩、咩的叫着了。躺在青葱翠绿软绵绵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夏日的星空多美啊，天湛蓝湛蓝，还有各种各样的白云，像棉花包，像山峦，像龙，像大棉被，还是棉被亲切啊！起初很像很像，但那云是走着的，走着走着，先是拉长，后是似像非像，然后就变成其他的形状了……
漆缸子里的肉臊子是最好的美味，然而那是高高悬挂在屋梁上的。漆缸子，口径有二十多公分，高一尺，外表是油光润滑的黑漆，内侧是粗燥的灰黄本色，有两个不明显的耳朵，用麻绳把两面穿起来，就享受超凡脱俗的待遇，束之在家里髙而粗的屋梁上了。当然，我们垂涎已久的是漆缸子里面装的东西，那可珍贵至极，是一年中全家人的希望和幸福，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甜的肉臊子。不管大人挂的多高，我和姐弟都能通过大凳子上摞小凳子、其中一個人爬上去另外的人抓稳凳子扶着屁股和腰腿的方法，使爬上去的人摘下漆缸子，大家一人一小把的用手抓着偷吃；或者爬上去的人挣着用手挖出一把把的臊子，直接喂给下面翘首企盼的“同案共犯”——我的姐姐，我的弟弟。这种作业，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合作才行。当然那时的心理是胆战心惊的，生怕正在“作案”的时候大人突然闯进来，因此每一次都不敢多偷，而是经常性地偷，不知不觉，经过多次的作案，那缸中之物是越来越少了。我当时奇怪，看着不翼而飞、不吃（共同做饭）而少的漆缸子中的肉臊子，难道大人没有发觉吗？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和姐弟们的自作聪明、沾沾自喜，其实都在父母亲的明察秋毫之下，起码在公社大队干部来家做上一碗令我们馋涎欲滴的臊子面的时候，或者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像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或者家里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像犒劳式的做臊子面的时候，总能发现啊！唉，父母亲是装糊涂啊！……偷吃的东西就是香！那肉臊子，带着皮的小方块特别耐嚼，回味无穷；那瘦的小方块也是很有韧性，可是味道完全不同；真舍不得把这人间宝物从喉咙里咽下去啊，如果能让甜、咸、香等味道久住口舌与喉咙之间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那时的自己真没有绅士风度，焦渴的大嘴中的口水分泌特别旺盛，那不管肥的瘦的臊子，在口中嚼不了几下，就被洪水冲进了一望无际、干得快裂了的黄土高原！然而力气是大大的增强了，不管是放羊放牛，还是拾（打）猪草，帮大人干其他的活儿，力量都是无穷的，仿佛孙悟空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
挖辣辣（有人说学名辣辣是葶苈子，不是车前草）。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拿上小铲子，挖起小绿叶下面的细长白根，攒上一两把，两只手相对着搓几下，上面的泥土也许已经干净了，急急忙忙跑回家，撒上一点盐，再在掌心反复揉搓，就可以下肚了。味道好辣好辣，胃里好空好空。
铲仡佬（音gelao，学名蒲公英）。早春二月或者是阳春三月，确切时间是记不清了，那时候地埂畔，山路边，小河旁，山坡上，生长着很多的仡佬，叶子是锯齿形的，有一两寸长，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孕育，攒足了营养和力气，颜色绿油油的，身体非常健壮，刚冒出地皮的还有一些嫩黄。我和学伴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和本家，拿一把小铲子，胳膊弯挎一个小筐（一种农具，我们老家叫yanzi，用藤条编成，有曲成一百八十度的弓形的把儿，可以装盛农村各种东西），哼着在学校学会的各种歌曲，像《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到绿草茵茵的地方去铲仡佬。小铲子从仡佬的底部平铲过去，一朵有七八瓣叶子的仡佬就成群结队的进入小筐。仡佬不能生吃，需要用水煮一下，然后用筷子捞出，稍微凉一下，再调一撮韭菜做成的咸菜，滴几滴红辣椒油，然后大快朵颐。
仅仅吃辣辣、仡佬、苦菜，胃中还嫌不足，要是有一疙瘩馍馍和在一起吃，该有多好啊！
当然也有意外，就是有一次高峰学校的陈世珍校长给我吃了最好吃的甜醅子。陈校长来自方圆的大镇内官营，他非常敬业和爱护学生，治校有方、管理严格，在高峰学校、高峰乡乃至全县教育界享有至高的声望，大家对他非常敬并且畏。是哪位家长给他送了一碗用当地特产莜麦新做的甜醅子，他在喝了一遍用凉开水冲过的甜醅子水以后，将剩下的半干半湿的一碗甜醅子全部给了我，让我辘辘直叫的饥肠不仅有了饱腹感，更有暖烘烘的热流传遍全身。甜醅子，现在是城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常小吃，可在那时，却是只有端午节才能偶尔吃到的稀罕之物。那味道，甜甜的，酸酸的，既有浓浓的汁液，又有可嚼可咽的柔软颗粒，吃上一碗，口舌生津，香甜半年，回味一生。为什么叫我吃而不是别的同学，是因为我偶尔撞上，抑或是他有意为之，总之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佼佼者。我顺利的升入高中，后来考入大学，我认为与陈校长的甜醅子的奖励和其他老师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鼓励都有很大关系…… 有愿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各种各样的馍馍。
各种各样的馍馍果然来了。有白面、黑面和着麸皮的蒸馍馍（馒头）、花卷、饼子（老家地道的馍馍），有荞面、豆面、谷子面、糜子面做的碗托子、干炕子（死面饼子）等。后来，出现了干透了的锅盔、馒头、饼子、花卷等纯白面的馍馍。以上各种馍馍，大多不完整，是或大或小的碎块，新鲜的发霉长了一两厘米的白毛，干燥的有些有褐色的霉点。当这些馍馍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白布袋中倾倒而出的时候，我们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如获至宝，大饱口福。
起初，馍馍是要（乞讨）来的。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大树沟还有邻近的麻地湾、牛家湾、贡马、窑儿湾等村的农民，就开始走出本社本村外出要馍馍了。
要馍馍的队伍，由零零星星的几户几人到几乎各家各户，由年龄大的、中年人到老带少，区域由个别村社发展到滚雪球般的普遍。我们庄里也来过外庄外社的要馍馍的人，有老年人拄着棍子领着小孩的，有中年妇女领着腼腆少妇的，也有年轻人单独行动的，问他们要馍馍的原因，都说是遭了年成（遭灾），那时候暴雨非常平凡，鸡蛋大的冰雹可以让全大队和生产队的希望化为泡影，仅依靠几两的救济粮是明显不足的。
先是到本乡和近邻的乡村讨要，如红庄、大寨子、连儿湾、临洮等。
同村的陈永红说，有一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穿了一双新鞋，走着走着鞋底磨透了，鞋帮也裂了，没有办法只有赤脚走，走到连儿湾的时候几个脚指头冻僵了，完全不听使唤，路也走不成了，在一个好心人家里的热炕上，歇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腊月三十回到家，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只有半袋子，洋芋只有两堰（可以装三四十斤的小框）子，感叹这个年莫过何着（没有办法过）。
后来要馍馍的足迹走得越来越远，简直是走州过县了，如本省的永昌、张掖、高台、酒泉，走远一点的甚至到了外省的西宁、宝鸡、咸阳、洛阳、郑州等地。那些干透了的各种白面馍馍就是从这些地方要来的。
干透了的馍馍直接嚼着吃是嚼不动的，将它们使劲掰碎搁入大粗碗，用滚开水浇满淹过，过上一会儿，干馍馍吸足了水分，就变得松软了。深深吸一口气，那些来自迢迢远道的五谷精华就灌入焦渴已久的肠胃，营养和滋润青春年少急需养分的躯体，生发出生命本源体旺盛蓬勃的阳刚之气。有的时候，一大锅碎面的面汤太清太淡，将这些馍馍泡入面汤中，弥补正餐面条不足的缺憾。在放羊放牛还有上学的时候，口袋中装入几块干馍馍，蘸着清清的山溪水或者学校旁边、中梁山树林子里的泉水吃，没有水的时候，只好拼命用手掰和用牙齒慢慢咬着吃。
纯粹的要馍馍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四年。到七十年代末的几年，主要是去陕西背粮。
当时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已经开始推广使用化肥，有尿素、硝酸铵、氨水、土磷肥。氨水是用密闭的大铁桶装的，只要打开顶部的小盖子，一股剧烈的气体直冲鼻子，刺激得人打喷嚏，流眼泪，头晕眼花。土磷肥是散装的，生产队用十二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从公社供销社转运到生产队的仓库。氨水和土磷肥生产队比较喜欢，知道它们是帮助长果实的，就心甘情愿地施进各种庄稼地里。我们那个地方属于南山二阴地区，雨水较足，当时全县就有“宁叫高峰烂，不叫全县旱”的说法，因此大家都爱用磷肥，不爱使用催长叶子和长杆子的氮肥，也就是尿素和硝铵。有好多社员偷偷地背着公社干部，把尿素、硝铵（硝酸铵的简称）倒在两块地中间的地埂子上，致使地埂边上的冰草、野蒿子、马齿苋疯长一气，比不施化肥的杂草高出许多。
穷极思变。照样的缺粮，严重的口粮不足。这时候村里的几个头脑比较活泛的人，像李进林、王珍妈妈、黄桂英、连克俊、郭志江等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信息，自发的约上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团队，背着当地不需要（当时也许是观念未转变）的尿素、硝铵，辗转几百上千里路，爬火车（大多数时候是敞篷的货车，有时候是客车），就是去农业较发达、急需化肥的陕西关中平原，进行物物交换，换回本地缺少的苞谷、红薯干和少量的麦子等粮食。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将这种长途跋涉，艰辛的换回救命口粮的生活方式叫做“陕西背粮”。我们的老一代人普遍经历过陕西背粮，我们这一代靠着陕西背回的粮食度过艰难成长阶段的人，对陕西背粮历历在目、迄今难忘。
背粮的区域有陇海铁路沿线的宝鸡地区千阳、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县，咸阳地区的眉县、杨凌、兴平，西安的长安、临潼，还有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方。主要集中在八百里平川的关中平原一代。
我对于铁路车站的耳濡目染，当时就来自大人们口里叙述和用汗水、眼泪测量的实际情景……日后我乘坐火车每一次经过天水、宝鸡、武功、咸阳、西安等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和车站时，对于别人也许是普通的，生冷的，没有感触的，而对于我却是亲切的，温暖的，有感情的——是关中平原的苞谷和甘薯、馍馍养活了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是关中平原的乡亲帮助了特殊困难时期的甘肃老乡。
1983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王戈在《树上的鸟儿》中写到：“下车了一批，上车了一批……猛不防，嗵的一声，一个老头儿将一条沉重的口袋放在他面前……老人自我介绍起来：甘肃人，背的洋芋，到汉中换点大米过年……”看来，那时候到陕西背粮已经成为甘肃大部分地方的流行风尚。
背粮的时候住在哪儿？大哥和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说，主要是住在换粮食村庄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候车室的木头长凳子就是他们夜眠休整的床。有时候长条凳子被先到的人占据了，自己只有和衣而卧在墙角的地上。那时的铁路候车室就是陕西背粮老乡们的家，是候车室遮住了风雨，挡住了严寒，减弱了酷暑，给为嗷嗷待哺的全家人谋生计的老乡们提供了基本的“住”，使他们在走村串社腰酸腿疼、饥肠辘辘身心困顿、夜色降临倦也该鸟归林的时候有了一个心理比较踏实的落脚的窝，一个临时的温暖的“家”。衣服是破棉衣加一件油汗煮透了的对襟衬衣（俗名汗褟子），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行头，由于常年不洗，污垢不堪，夏天还好过一些，到深秋冬天的时候，在候车室就冻得瑟瑟发抖了。有时候也到陕西农村的庄前屋后和打麦场上的麦垛边歇宿。那时人口管理严格，本地人对外地人心存戒心，担心这些一半是交换一半是要饭的外地人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偷盗，天黑以前是不允许进村落脚的。等太阳落山、天色黑暗之后，他们偷偷地溜进村子周围的安全地带，或屋后，或麦垛中，熟睡一觉，以缓解一天徒步跋涉的辛劳。大哥张勤说有一天夜里渴极了，半夜爬起来看见光亮亮的一池清水，就放开肚皮直接捧着喝。第二天起来发现是堆满牲畜粪便、沤得发绿的污水坑。有一次过宝鸡下属一个县的浯（音wu）河，水看起来浅浅的，但在挽起裤角赤足过河的时候，发现平静的河水快到了腰部，那里的河道看起来不宽但走起来却要走半天。王珍背起他妈妈过河，他个子小，结果把“老人家”的裤子也弄湿了，过河后，她拿起棍子就将儿子打了一顿。 吃什么？逮着什么吃什么。主要是家家户户送的各种干粮，碰到他们中午正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家還会端出一碗或者半碗和有蔬菜、土地、肉星星的拉条子。经常性的到县城人民食堂吃顾客们剩下的半个馒头花卷，半碗的面条、水饺，还有半个月牙形的包子，也顾不得人家的口巴子（嘴巴咬过的痕迹），好的时候还有半碗烩菜和白白的大米饭。在几个顾客吃饭的时候，三五个背粮的人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他们每一筷子的起起落落，当其中一个放下筷子的时候，手脚快的人会捷足先登，捧起剩余的饭菜吃个精光，完全顾忌不了客人们可怜或鄙视的目光。抢剩饭还需要脸皮厚、胆子大，下手要快，有时候也不管本团队的年长者。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团队是团结的，顾全大局的，抢得多的分些给胆子小面皮薄的、老的护着小的、小的照顾着老的。也有些好心人，看见这些面黄肌瘦的外地人，不管自己吃饱吃不饱，匆匆吃上两口，就装作吃饱了，把宝贵的饭菜故意留下了，也许他（她）家里并不宽裕。
大部分时候是爬火车。爬火车远远没有电影上《铁道游击队》的潇洒和浪漫。去的时候，每个人至少要身背分别装了八十斤重的两袋子化肥，来的时候每人平均要肩扛换回的一两百斤粮食。煤车（货车）拉到哪儿算哪儿，只要是陕西地界的大站小站，他们随便在哪儿下车，都能走进农家，实现“物物交换”，完成背粮的大半使命。
绝处会逢生，山重水复无路可走时也会柳暗花明。他们怎么进的村，怎么找到可以交换的人家，怎么背起汗水浸透并融化了一部分的化肥，又怎么千辛万苦的“背回粮食”，完美的完成这一壮举，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仿佛是唐僧取经般的神话，而在他们手里，竟然就像轻松的走了一回内官营街，最多也是去了一趟县城暨专署所在地定西，时间也就是一趟十天半个月。
转运粮食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三五个人的团队前后接应，一趟接一趟的搬到车站，碰到停靠的煤车，不管车站和车上工作人员的反复警告，奋不顾身的背、扛、抬、拖到黑乎乎的平板车或者敞开的车厢中。煤车上什么东西都有，最多的是煤炭，其次是木材，还有一些包装严密而不知道的东西。越过定西车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煤车在定西不停，有时候在夜间困得实在不行而睡过了头，这样就在梁家坪、高崖车站卸下粮食，又像蚂蚁搬家似的搬上东去的煤车，焦急的期盼在定西停车、卸粮。煤车有时候在一些小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夜，他们只有耐心的等、等、等……
少部分时候也坐票车（客车）。他们一般都没有票，不到万不得已不买（补）票。上车是硬挤上去的，不是轻省的单个人而是瞻前顾后，帮助其他成员上下多次的把粮食搬上车。将几袋十几袋粮食放到座位下、车厢连接处后，就是提心吊胆地接受查票。像他们一样的背粮者比比皆是，列车长、乘警、列车员多的时候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让他们自由上车，免费乘车。有的列车员看起来很凶，但做起来也是柔肠一片，罚他们打扫车厢的卫生，他们接到这个任务，好似接到大赦，或者给予了奖励，打扫卫生分外认真仔细，坐这个票车也理直气壮了许多，毕竟他们是勤劳善良的老百姓，知道白占公家的便宜是理亏的。遇到上级检查或者个别执法如山的人，在苦苦哀求无效和遭到扣留粮食的威胁后，他们会从夹袄中，或者跑到厕所从缝在棉裤里的夹层中，掏出零零碎碎的毛毛钱和分币，进行补票。
最难肠的是千辛万苦换回的粮食在火车站被市管会等人员没收。那沉甸甸的包谷、薯干关系着全家的大半年甚至全年的生活，拴着他们的心肝肺，当然是不能轻易也绝对不能放弃的。于是只好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哭，女同志尤其擅长，先是假装着哭，哭诉着家里的老人娃娃一大家子没有饭吃，哭着哭着就变成了真哭，那种如泣如诉的细长哭和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令执法人员手足无措，最后只有放行加“下不为例”的警告了；二是缠，反复的缠，不管市管会的人员怎么讲道理讲政策，他们就是不走，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不出七天，在他们锲而不舍的执着磨缠下，最终结果也是放行。当长辈和哥哥姐姐们讲述、交流怎么要回粮食的经验时，他们很是欣慰、开心，但我分明看见他们的眼角的泪花儿呼之欲出。
背粮的乡亲们对经过的车站如数家珍，煤车到了“虢镇”车站就属于陕西地界，距离背粮目的地近在咫尺了；换回粮食往回走，到了一个叫“拓石”的小站就是甘肃了，不仅距离“家”近了许多，仿佛背粮也成功了一半，心里也“踏实”了（注：后来我查了地图和资料，拓石其实属于陕西，处于陕甘交界处，乡亲们当时误以为属于甘肃）。拓石是由陕西进入到甘肃的第一个火车站。母亲说，拓石车站在山沟里，两面的山很高很陡，山上长的树很大很密，有一次半夜到了拓石煤车停下不走了，四面黑黝黝的啥都看不见，山上的狼老娃（野狼）在瘆人的叫着，害怕极了。
到陕西背粮，开始是用化肥换，后来发展到用当地出产的党参、当归等药材换。再到后来是到西安、郑州等市场上变卖了药材，用现金籴粮食。这比肩扛身背先进了一大步，也轻省了一半啊。
大哥说，除了背粮，还去过外地“挣钱”，当时还没有“打工”“农民工”这些词。
在银川，帮一个老头家割稻子，只割了半天，老头就悄悄给每人塞了五块钱，做了一顿较丰盛的饭，又偷着儿媳妇给我们一人装了一碗米打发我们走，我们就黯然并且感谢地离开了。后来想明白是因为老头子在家里做不了主，儿媳妇是想省下工钱，不想雇外人。
在酒泉地区一个叫的清水的地方给别人打基子（建房用的土坯，相当于砖），先用水浇透，和成泥，反复搅拌，然后用沙子沾过，填进基圈子（一种砌砖型长方形土块的建筑构件模具），最后打开模具，另外再换地方重新填充重新打。有一家给了工钱，我和张寿每人50元；另一家嫌我们做的质量不好，不给钱，张寿气愤之极，想推倒基子墙，但是我胆小，害怕人家报复打人，最后只能含恨离开。
在大沙坪洗砂场，差点让坍塌的山体埋掉。老板是皋兰人，给他爸买了肉，张寿也拣了几片，老板眼睛只瞪。
去靖远煤矿打工，把全年的收入精华三十斤清油卖掉，凑了几十块钱做盘缠去靖远大寨子煤矿。张寿、陈永红等从井下爬出来的时候，只有两个眼睛和嘴巴在动，其他全身都是墨黑，完全不像个人。我只想回家，想着无论如何，即使饿死，这个钱也不敢挣了。同一个生产队的有些人还去过陕西韩城煤矿下井背煤，然而干的时间都不长。 今冬一个寒风凌冽的日子，在一个庄里人（同村人）的喪事上我碰到陕西背粮的元老，当时他是跟着父亲的十几岁耍娃子（尕小伙）陈永红。他的年纪应该是六十左右了，但他的头发油黑，白发很少，中等个子，精神欢快，穿着厚厚的黄色棉大衣，笼着手站在大门口当迎宾。乡里迎宾的职责是眼望着大路上来的吊唁客人，等他们快到东家大门口的时候，高亢而悠长地喊一声“亲亲到，上香——”，然后院子里就响起唢呐声、孝子的啼哭声，迎宾送他们进大门、进灵堂祭奠亡人。从我记事起几十年来，陈永红似乎一直就是这么个样子，乐观、年轻、见了谁都是笑哈哈的。我问大树沟（自然村）的要馍馍和陕西背粮持续了几年？他说，前后总共五六年，到八零年包产到组时出去的人已经不多了，到八一年包产到户的时候，庄里的人基本不出去了。回忆起往事，他说比起以前腊月三十晚上的“莫过何”，现在日子好多了，以后生活宽裕就宽裕点过，生活窄扁（拮据）了就窄扁点过，无论如何，与陕西背粮的时候是没法比了。一儿一女两个孙子扯着他的后腿在摇晃，缠着要和他耍耍，他笑容灿烂，幸福美满的知足感洋溢在他的身上、脸上。
我姑且把要馍馍、用化肥到陕西换粮食、出售药材籴粮食和离开乡土、“外出挣钱”买粮都纳入“陕西背粮”这一概念和事件。因为那些事情是特殊的生活困难时期像太极拳般行云流水一样的连惯动作，本质上不可区分不可割裂。同时从那几个步骤也可以看出以激发生产者劳动者积极性、创造力和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陕西背粮的老一辈中，李进林、连克俊、郭志江、王珍妈妈等已经作古。母亲头发全部变白了，推算起来，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她才三十九岁，正当中年。老一辈领着背粮的儿女辈中，陈永红、张勤、王珍、张民、陈俊等，现在已经六十出头，孙子上了幼儿园和小学，他们这一代吃喝无忧无虑、衣着时髦光鲜，完全没有了太爷太太、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辈的生活窘迫。
陕西背粮，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当时波及的地区，不止大树沟、高峰、定西，包括了甘肃省以陇中为主的大部分地县。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咀嚼回味一下曾经有过的坎坷和困难，也能促使人们不忘来时的路，凝练为成长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升华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的精神境界。八十年代初期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正在进行人生观的热烈讨论，那个时期思想活跃，大学生们都在为实现个人价值、为自己活着，还是为他人为社会活着争辩得沸沸扬扬、言之凿凿、不亦乐乎，然而最终雷锋精神又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张华、张海迪、蒋筑英等用亲身经历折服了那一代渴望学习知识、期盼为自己谋发展为社会做贡献的青年们风风火火的赤子之心，从而创造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青春与时代风雷激荡、拼搏与奉献交相辉映的金色八十年代。
不忘初心，对执政党而言是震聋发聩的警钟，又何尝不是催人奋进、开启新时代的晨钟！
对于个人而言，知足，惜福，感恩，报恩，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是一辈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在上小学、初中直到高中的那一段时间，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非常难忘的阶段，除了上学和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印象最深的就是为了吃饱一口饭而期盼，而奋斗，而欢乐！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没有心酸，没有难过，没有抱怨，有的是知足与感恩，思考与奋进。
饿，饿得很。每一天，都在饥饿中在度过。
饥饿的滋味不好受。饥饿是什么滋味，胃里难受！像猫爪子在胃里撕扯，像狗舌头仔细的舔干净了肠胃的角角落落。
饥饿还有一种滋味，就是馋！看着别人吃饭香，吃馍馍香，吃啥都是香的，并想尽一切办法找可以吃的东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是香喷喷，味道好极了。
肚子好像老是空荡荡的，消化力特别旺盛，不知道是食物不经饱，还是小时候的肠胃像鸡胃，农村叫鸡嗉子，仿佛石子、砖块、秸秆等物，只要一进胃里，都能转瞬变成营养物质和剩余的废料。
放学后照例是去放羊，在放羊前首先是到酸菜缸里捞一碗酸菜，用开水烫过，滴上两三滴快要见底的瓶子里或者瓷缸子里的清油，捡上美美一筷子胡萝卜、韭菜、芹菜等腌制的咸菜，反复搅拌过了，三口两口吃完，然后从羊圈中赶出几只羊去沟里头的山坡上去放。羊儿早都咩、咩、咩的叫着了。躺在青葱翠绿软绵绵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夏日的星空多美啊，天湛蓝湛蓝，还有各种各样的白云，像棉花包，像山峦，像龙，像大棉被，还是棉被亲切啊！起初很像很像，但那云是走着的，走着走着，先是拉长，后是似像非像，然后就变成其他的形状了……
漆缸子里的肉臊子是最好的美味，然而那是高高悬挂在屋梁上的。漆缸子，口径有二十多公分，高一尺，外表是油光润滑的黑漆，内侧是粗燥的灰黄本色，有两个不明显的耳朵，用麻绳把两面穿起来，就享受超凡脱俗的待遇，束之在家里髙而粗的屋梁上了。当然，我们垂涎已久的是漆缸子里面装的东西，那可珍贵至极，是一年中全家人的希望和幸福，是世界上最美最香甜的肉臊子。不管大人挂的多高，我和姐弟都能通过大凳子上摞小凳子、其中一個人爬上去另外的人抓稳凳子扶着屁股和腰腿的方法，使爬上去的人摘下漆缸子，大家一人一小把的用手抓着偷吃；或者爬上去的人挣着用手挖出一把把的臊子，直接喂给下面翘首企盼的“同案共犯”——我的姐姐，我的弟弟。这种作业，一个人是完不成的，必须合作才行。当然那时的心理是胆战心惊的，生怕正在“作案”的时候大人突然闯进来，因此每一次都不敢多偷，而是经常性地偷，不知不觉，经过多次的作案，那缸中之物是越来越少了。我当时奇怪，看着不翼而飞、不吃（共同做饭）而少的漆缸子中的肉臊子，难道大人没有发觉吗？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和姐弟们的自作聪明、沾沾自喜，其实都在父母亲的明察秋毫之下，起码在公社大队干部来家做上一碗令我们馋涎欲滴的臊子面的时候，或者一年中的重大节日，像端午节、中秋节的时候，或者家里某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像犒劳式的做臊子面的时候，总能发现啊！唉，父母亲是装糊涂啊！……偷吃的东西就是香！那肉臊子，带着皮的小方块特别耐嚼，回味无穷；那瘦的小方块也是很有韧性，可是味道完全不同；真舍不得把这人间宝物从喉咙里咽下去啊，如果能让甜、咸、香等味道久住口舌与喉咙之间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那时的自己真没有绅士风度，焦渴的大嘴中的口水分泌特别旺盛，那不管肥的瘦的臊子，在口中嚼不了几下，就被洪水冲进了一望无际、干得快裂了的黄土高原！然而力气是大大的增强了，不管是放羊放牛，还是拾（打）猪草，帮大人干其他的活儿，力量都是无穷的，仿佛孙悟空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
挖辣辣（有人说学名辣辣是葶苈子，不是车前草）。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拿上小铲子，挖起小绿叶下面的细长白根，攒上一两把，两只手相对着搓几下，上面的泥土也许已经干净了，急急忙忙跑回家，撒上一点盐，再在掌心反复揉搓，就可以下肚了。味道好辣好辣，胃里好空好空。
铲仡佬（音gelao，学名蒲公英）。早春二月或者是阳春三月，确切时间是记不清了，那时候地埂畔，山路边，小河旁，山坡上，生长着很多的仡佬，叶子是锯齿形的，有一两寸长，经过了一个冬天的孕育，攒足了营养和力气，颜色绿油油的，身体非常健壮，刚冒出地皮的还有一些嫩黄。我和学伴们，都是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和本家，拿一把小铲子，胳膊弯挎一个小筐（一种农具，我们老家叫yanzi，用藤条编成，有曲成一百八十度的弓形的把儿，可以装盛农村各种东西），哼着在学校学会的各种歌曲，像《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到绿草茵茵的地方去铲仡佬。小铲子从仡佬的底部平铲过去，一朵有七八瓣叶子的仡佬就成群结队的进入小筐。仡佬不能生吃，需要用水煮一下，然后用筷子捞出，稍微凉一下，再调一撮韭菜做成的咸菜，滴几滴红辣椒油，然后大快朵颐。
仅仅吃辣辣、仡佬、苦菜，胃中还嫌不足，要是有一疙瘩馍馍和在一起吃，该有多好啊！
当然也有意外，就是有一次高峰学校的陈世珍校长给我吃了最好吃的甜醅子。陈校长来自方圆的大镇内官营，他非常敬业和爱护学生，治校有方、管理严格，在高峰学校、高峰乡乃至全县教育界享有至高的声望，大家对他非常敬并且畏。是哪位家长给他送了一碗用当地特产莜麦新做的甜醅子，他在喝了一遍用凉开水冲过的甜醅子水以后，将剩下的半干半湿的一碗甜醅子全部给了我，让我辘辘直叫的饥肠不仅有了饱腹感，更有暖烘烘的热流传遍全身。甜醅子，现在是城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平常小吃，可在那时，却是只有端午节才能偶尔吃到的稀罕之物。那味道，甜甜的，酸酸的，既有浓浓的汁液，又有可嚼可咽的柔软颗粒，吃上一碗，口舌生津，香甜半年，回味一生。为什么叫我吃而不是别的同学，是因为我偶尔撞上，抑或是他有意为之，总之我那时的学习成绩在全校是佼佼者。我顺利的升入高中，后来考入大学，我认为与陈校长的甜醅子的奖励和其他老师的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的鼓励都有很大关系…… 有愿望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各种各样的馍馍。
各种各样的馍馍果然来了。有白面、黑面和着麸皮的蒸馍馍（馒头）、花卷、饼子（老家地道的馍馍），有荞面、豆面、谷子面、糜子面做的碗托子、干炕子（死面饼子）等。后来，出现了干透了的锅盔、馒头、饼子、花卷等纯白面的馍馍。以上各种馍馍，大多不完整，是或大或小的碎块，新鲜的发霉长了一两厘米的白毛，干燥的有些有褐色的霉点。当这些馍馍从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白布袋中倾倒而出的时候，我们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如获至宝，大饱口福。
起初，馍馍是要（乞讨）来的。那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后期，大树沟还有邻近的麻地湾、牛家湾、贡马、窑儿湾等村的农民，就开始走出本社本村外出要馍馍了。
要馍馍的队伍，由零零星星的几户几人到几乎各家各户，由年龄大的、中年人到老带少，区域由个别村社发展到滚雪球般的普遍。我们庄里也来过外庄外社的要馍馍的人，有老年人拄着棍子领着小孩的，有中年妇女领着腼腆少妇的，也有年轻人单独行动的，问他们要馍馍的原因，都说是遭了年成（遭灾），那时候暴雨非常平凡，鸡蛋大的冰雹可以让全大队和生产队的希望化为泡影，仅依靠几两的救济粮是明显不足的。
先是到本乡和近邻的乡村讨要，如红庄、大寨子、连儿湾、临洮等。
同村的陈永红说，有一次从家里出发的时候穿了一双新鞋，走着走着鞋底磨透了，鞋帮也裂了，没有办法只有赤脚走，走到连儿湾的时候几个脚指头冻僵了，完全不听使唤，路也走不成了，在一个好心人家里的热炕上，歇了好半天才缓过劲来。腊月三十回到家，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只有半袋子，洋芋只有两堰（可以装三四十斤的小框）子，感叹这个年莫过何着（没有办法过）。
后来要馍馍的足迹走得越来越远，简直是走州过县了，如本省的永昌、张掖、高台、酒泉，走远一点的甚至到了外省的西宁、宝鸡、咸阳、洛阳、郑州等地。那些干透了的各种白面馍馍就是从这些地方要来的。
干透了的馍馍直接嚼着吃是嚼不动的，将它们使劲掰碎搁入大粗碗，用滚开水浇满淹过，过上一会儿，干馍馍吸足了水分，就变得松软了。深深吸一口气，那些来自迢迢远道的五谷精华就灌入焦渴已久的肠胃，营养和滋润青春年少急需养分的躯体，生发出生命本源体旺盛蓬勃的阳刚之气。有的时候，一大锅碎面的面汤太清太淡，将这些馍馍泡入面汤中，弥补正餐面条不足的缺憾。在放羊放牛还有上学的时候，口袋中装入几块干馍馍，蘸着清清的山溪水或者学校旁边、中梁山树林子里的泉水吃，没有水的时候，只好拼命用手掰和用牙齒慢慢咬着吃。
纯粹的要馍馍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三四年。到七十年代末的几年，主要是去陕西背粮。
当时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已经开始推广使用化肥，有尿素、硝酸铵、氨水、土磷肥。氨水是用密闭的大铁桶装的，只要打开顶部的小盖子，一股剧烈的气体直冲鼻子，刺激得人打喷嚏，流眼泪，头晕眼花。土磷肥是散装的，生产队用十二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从公社供销社转运到生产队的仓库。氨水和土磷肥生产队比较喜欢，知道它们是帮助长果实的，就心甘情愿地施进各种庄稼地里。我们那个地方属于南山二阴地区，雨水较足，当时全县就有“宁叫高峰烂，不叫全县旱”的说法，因此大家都爱用磷肥，不爱使用催长叶子和长杆子的氮肥，也就是尿素和硝铵。有好多社员偷偷地背着公社干部，把尿素、硝铵（硝酸铵的简称）倒在两块地中间的地埂子上，致使地埂边上的冰草、野蒿子、马齿苋疯长一气，比不施化肥的杂草高出许多。
穷极思变。照样的缺粮，严重的口粮不足。这时候村里的几个头脑比较活泛的人，像李进林、王珍妈妈、黄桂英、连克俊、郭志江等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信息，自发的约上三五个人组成一个团队，背着当地不需要（当时也许是观念未转变）的尿素、硝铵，辗转几百上千里路，爬火车（大多数时候是敞篷的货车，有时候是客车），就是去农业较发达、急需化肥的陕西关中平原，进行物物交换，换回本地缺少的苞谷、红薯干和少量的麦子等粮食。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将这种长途跋涉，艰辛的换回救命口粮的生活方式叫做“陕西背粮”。我们的老一代人普遍经历过陕西背粮，我们这一代靠着陕西背回的粮食度过艰难成长阶段的人，对陕西背粮历历在目、迄今难忘。
背粮的区域有陇海铁路沿线的宝鸡地区千阳、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县，咸阳地区的眉县、杨凌、兴平，西安的长安、临潼，还有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方。主要集中在八百里平川的关中平原一代。
我对于铁路车站的耳濡目染，当时就来自大人们口里叙述和用汗水、眼泪测量的实际情景……日后我乘坐火车每一次经过天水、宝鸡、武功、咸阳、西安等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和车站时，对于别人也许是普通的，生冷的，没有感触的，而对于我却是亲切的，温暖的，有感情的——是关中平原的苞谷和甘薯、馍馍养活了我和我的父老乡亲，是关中平原的乡亲帮助了特殊困难时期的甘肃老乡。
1983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王戈在《树上的鸟儿》中写到：“下车了一批，上车了一批……猛不防，嗵的一声，一个老头儿将一条沉重的口袋放在他面前……老人自我介绍起来：甘肃人，背的洋芋，到汉中换点大米过年……”看来，那时候到陕西背粮已经成为甘肃大部分地方的流行风尚。
背粮的时候住在哪儿？大哥和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说，主要是住在换粮食村庄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候车室的木头长凳子就是他们夜眠休整的床。有时候长条凳子被先到的人占据了，自己只有和衣而卧在墙角的地上。那时的铁路候车室就是陕西背粮老乡们的家，是候车室遮住了风雨，挡住了严寒，减弱了酷暑，给为嗷嗷待哺的全家人谋生计的老乡们提供了基本的“住”，使他们在走村串社腰酸腿疼、饥肠辘辘身心困顿、夜色降临倦也该鸟归林的时候有了一个心理比较踏实的落脚的窝，一个临时的温暖的“家”。衣服是破棉衣加一件油汗煮透了的对襟衬衣（俗名汗褟子），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行头，由于常年不洗，污垢不堪，夏天还好过一些，到深秋冬天的时候，在候车室就冻得瑟瑟发抖了。有时候也到陕西农村的庄前屋后和打麦场上的麦垛边歇宿。那时人口管理严格，本地人对外地人心存戒心，担心这些一半是交换一半是要饭的外地人危及他们的安全或者偷盗，天黑以前是不允许进村落脚的。等太阳落山、天色黑暗之后，他们偷偷地溜进村子周围的安全地带，或屋后，或麦垛中，熟睡一觉，以缓解一天徒步跋涉的辛劳。大哥张勤说有一天夜里渴极了，半夜爬起来看见光亮亮的一池清水，就放开肚皮直接捧着喝。第二天起来发现是堆满牲畜粪便、沤得发绿的污水坑。有一次过宝鸡下属一个县的浯（音wu）河，水看起来浅浅的，但在挽起裤角赤足过河的时候，发现平静的河水快到了腰部，那里的河道看起来不宽但走起来却要走半天。王珍背起他妈妈过河，他个子小，结果把“老人家”的裤子也弄湿了，过河后，她拿起棍子就将儿子打了一顿。 吃什么？逮着什么吃什么。主要是家家户户送的各种干粮，碰到他们中午正在吃饭的时候，有的人家還会端出一碗或者半碗和有蔬菜、土地、肉星星的拉条子。经常性的到县城人民食堂吃顾客们剩下的半个馒头花卷，半碗的面条、水饺，还有半个月牙形的包子，也顾不得人家的口巴子（嘴巴咬过的痕迹），好的时候还有半碗烩菜和白白的大米饭。在几个顾客吃饭的时候，三五个背粮的人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他们每一筷子的起起落落，当其中一个放下筷子的时候，手脚快的人会捷足先登，捧起剩余的饭菜吃个精光，完全顾忌不了客人们可怜或鄙视的目光。抢剩饭还需要脸皮厚、胆子大，下手要快，有时候也不管本团队的年长者。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团队是团结的，顾全大局的，抢得多的分些给胆子小面皮薄的、老的护着小的、小的照顾着老的。也有些好心人，看见这些面黄肌瘦的外地人，不管自己吃饱吃不饱，匆匆吃上两口，就装作吃饱了，把宝贵的饭菜故意留下了，也许他（她）家里并不宽裕。
大部分时候是爬火车。爬火车远远没有电影上《铁道游击队》的潇洒和浪漫。去的时候，每个人至少要身背分别装了八十斤重的两袋子化肥，来的时候每人平均要肩扛换回的一两百斤粮食。煤车（货车）拉到哪儿算哪儿，只要是陕西地界的大站小站，他们随便在哪儿下车，都能走进农家，实现“物物交换”，完成背粮的大半使命。
绝处会逢生，山重水复无路可走时也会柳暗花明。他们怎么进的村，怎么找到可以交换的人家，怎么背起汗水浸透并融化了一部分的化肥，又怎么千辛万苦的“背回粮食”，完美的完成这一壮举，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仿佛是唐僧取经般的神话，而在他们手里，竟然就像轻松的走了一回内官营街，最多也是去了一趟县城暨专署所在地定西，时间也就是一趟十天半个月。
转运粮食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三五个人的团队前后接应，一趟接一趟的搬到车站，碰到停靠的煤车，不管车站和车上工作人员的反复警告，奋不顾身的背、扛、抬、拖到黑乎乎的平板车或者敞开的车厢中。煤车上什么东西都有，最多的是煤炭，其次是木材，还有一些包装严密而不知道的东西。越过定西车站是常有的事情，有时候煤车在定西不停，有时候在夜间困得实在不行而睡过了头，这样就在梁家坪、高崖车站卸下粮食，又像蚂蚁搬家似的搬上东去的煤车，焦急的期盼在定西停车、卸粮。煤车有时候在一些小站一停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夜，他们只有耐心的等、等、等……
少部分时候也坐票车（客车）。他们一般都没有票，不到万不得已不买（补）票。上车是硬挤上去的，不是轻省的单个人而是瞻前顾后，帮助其他成员上下多次的把粮食搬上车。将几袋十几袋粮食放到座位下、车厢连接处后，就是提心吊胆地接受查票。像他们一样的背粮者比比皆是，列车长、乘警、列车员多的时候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他们一马，让他们自由上车，免费乘车。有的列车员看起来很凶，但做起来也是柔肠一片，罚他们打扫车厢的卫生，他们接到这个任务，好似接到大赦，或者给予了奖励，打扫卫生分外认真仔细，坐这个票车也理直气壮了许多，毕竟他们是勤劳善良的老百姓，知道白占公家的便宜是理亏的。遇到上级检查或者个别执法如山的人，在苦苦哀求无效和遭到扣留粮食的威胁后，他们会从夹袄中，或者跑到厕所从缝在棉裤里的夹层中，掏出零零碎碎的毛毛钱和分币，进行补票。
最难肠的是千辛万苦换回的粮食在火车站被市管会等人员没收。那沉甸甸的包谷、薯干关系着全家的大半年甚至全年的生活，拴着他们的心肝肺，当然是不能轻易也绝对不能放弃的。于是只好采取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哭，女同志尤其擅长，先是假装着哭，哭诉着家里的老人娃娃一大家子没有饭吃，哭着哭着就变成了真哭，那种如泣如诉的细长哭和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令执法人员手足无措，最后只有放行加“下不为例”的警告了；二是缠，反复的缠，不管市管会的人员怎么讲道理讲政策，他们就是不走，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不出七天，在他们锲而不舍的执着磨缠下，最终结果也是放行。当长辈和哥哥姐姐们讲述、交流怎么要回粮食的经验时，他们很是欣慰、开心，但我分明看见他们的眼角的泪花儿呼之欲出。
背粮的乡亲们对经过的车站如数家珍，煤车到了“虢镇”车站就属于陕西地界，距离背粮目的地近在咫尺了；换回粮食往回走，到了一个叫“拓石”的小站就是甘肃了，不仅距离“家”近了许多，仿佛背粮也成功了一半，心里也“踏实”了（注：后来我查了地图和资料，拓石其实属于陕西，处于陕甘交界处，乡亲们当时误以为属于甘肃）。拓石是由陕西进入到甘肃的第一个火车站。母亲说，拓石车站在山沟里，两面的山很高很陡，山上长的树很大很密，有一次半夜到了拓石煤车停下不走了，四面黑黝黝的啥都看不见，山上的狼老娃（野狼）在瘆人的叫着，害怕极了。
到陕西背粮，开始是用化肥换，后来发展到用当地出产的党参、当归等药材换。再到后来是到西安、郑州等市场上变卖了药材，用现金籴粮食。这比肩扛身背先进了一大步，也轻省了一半啊。
大哥说，除了背粮，还去过外地“挣钱”，当时还没有“打工”“农民工”这些词。
在银川，帮一个老头家割稻子，只割了半天，老头就悄悄给每人塞了五块钱，做了一顿较丰盛的饭，又偷着儿媳妇给我们一人装了一碗米打发我们走，我们就黯然并且感谢地离开了。后来想明白是因为老头子在家里做不了主，儿媳妇是想省下工钱，不想雇外人。
在酒泉地区一个叫的清水的地方给别人打基子（建房用的土坯，相当于砖），先用水浇透，和成泥，反复搅拌，然后用沙子沾过，填进基圈子（一种砌砖型长方形土块的建筑构件模具），最后打开模具，另外再换地方重新填充重新打。有一家给了工钱，我和张寿每人50元；另一家嫌我们做的质量不好，不给钱，张寿气愤之极，想推倒基子墙，但是我胆小，害怕人家报复打人，最后只能含恨离开。
在大沙坪洗砂场，差点让坍塌的山体埋掉。老板是皋兰人，给他爸买了肉，张寿也拣了几片，老板眼睛只瞪。
去靖远煤矿打工，把全年的收入精华三十斤清油卖掉，凑了几十块钱做盘缠去靖远大寨子煤矿。张寿、陈永红等从井下爬出来的时候，只有两个眼睛和嘴巴在动，其他全身都是墨黑，完全不像个人。我只想回家，想着无论如何，即使饿死，这个钱也不敢挣了。同一个生产队的有些人还去过陕西韩城煤矿下井背煤，然而干的时间都不长。 今冬一个寒风凌冽的日子，在一个庄里人（同村人）的喪事上我碰到陕西背粮的元老，当时他是跟着父亲的十几岁耍娃子（尕小伙）陈永红。他的年纪应该是六十左右了，但他的头发油黑，白发很少，中等个子，精神欢快，穿着厚厚的黄色棉大衣，笼着手站在大门口当迎宾。乡里迎宾的职责是眼望着大路上来的吊唁客人，等他们快到东家大门口的时候，高亢而悠长地喊一声“亲亲到，上香——”，然后院子里就响起唢呐声、孝子的啼哭声，迎宾送他们进大门、进灵堂祭奠亡人。从我记事起几十年来，陈永红似乎一直就是这么个样子，乐观、年轻、见了谁都是笑哈哈的。我问大树沟（自然村）的要馍馍和陕西背粮持续了几年？他说，前后总共五六年，到八零年包产到组时出去的人已经不多了，到八一年包产到户的时候，庄里的人基本不出去了。回忆起往事，他说比起以前腊月三十晚上的“莫过何”，现在日子好多了，以后生活宽裕就宽裕点过，生活窄扁（拮据）了就窄扁点过，无论如何，与陕西背粮的时候是没法比了。一儿一女两个孙子扯着他的后腿在摇晃，缠着要和他耍耍，他笑容灿烂，幸福美满的知足感洋溢在他的身上、脸上。
我姑且把要馍馍、用化肥到陕西换粮食、出售药材籴粮食和离开乡土、“外出挣钱”买粮都纳入“陕西背粮”这一概念和事件。因为那些事情是特殊的生活困难时期像太极拳般行云流水一样的连惯动作，本质上不可区分不可割裂。同时从那几个步骤也可以看出以激发生产者劳动者积极性、创造力和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陕西背粮的老一辈中，李进林、连克俊、郭志江、王珍妈妈等已经作古。母亲头发全部变白了，推算起来，一九七八年的时候，她才三十九岁，正当中年。老一辈领着背粮的儿女辈中，陈永红、张勤、王珍、张民、陈俊等，现在已经六十出头，孙子上了幼儿园和小学，他们这一代吃喝无忧无虑、衣着时髦光鲜，完全没有了太爷太太、爷爷奶奶，甚至爸爸妈妈辈的生活窘迫。
陕西背粮，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当时波及的地区，不止大树沟、高峰、定西，包括了甘肃省以陇中为主的大部分地县。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咀嚼回味一下曾经有过的坎坷和困难，也能促使人们不忘来时的路，凝练为成长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升华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的精神境界。八十年代初期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正在进行人生观的热烈讨论，那个时期思想活跃，大学生们都在为实现个人价值、为自己活着，还是为他人为社会活着争辩得沸沸扬扬、言之凿凿、不亦乐乎，然而最终雷锋精神又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张华、张海迪、蒋筑英等用亲身经历折服了那一代渴望学习知识、期盼为自己谋发展为社会做贡献的青年们风风火火的赤子之心，从而创造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青春与时代风雷激荡、拼搏与奉献交相辉映的金色八十年代。
不忘初心，对执政党而言是震聋发聩的警钟，又何尝不是催人奋进、开启新时代的晨钟！
对于个人而言，知足，惜福，感恩，报恩，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是一辈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