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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个税起征点等“局部”手术，犹如“钝刀切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要在破除垄断、治理灰色收入等问题上敢于下刀，通过顶层政策设计来统一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现在月薪1800元，要是能涨到3000元，我就满足了。”来自黑龙江的农民工张天昊，对未来的薪金期望并不高。
在北京，像他这样的中低收入者并不算少。今年1月，一家公益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的打工群体中，有47%的打工者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尽管今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1160元，个税起征点也在酝酿上调，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能直接改变自己的收入状况。
从2004年开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在国家层面已经达成共识，但困难多、阻力大，且改革方案在很多方面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操作乏力。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收入有没有提高，贫富差距有没有缩小，而这些似乎都没有明显改观。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收入分配关乎全局，不仅有短期的问题，还有中长期的问题，最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现在是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收入分配改革不等于加工资
“三年前来北京的时候，自己就挣1500元，现在几年没怎么变化。”三年来，张天昊一直在努力工作，希望通过“勤劳”增加自己的收入，而结果却令他灰心。
收入分配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怎样才能提高收入，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直接关系着财富蛋糕分配是否均衡。而收入分配改革推进不下去，就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们的收入。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为什么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却如此缓慢？
迟福林认为，首先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谓农民工是制度歧视，农民工工资水平只是同类职工工资水平的60%左右，有些地方更低，“干一样的活，收入和福利却差距很大，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这种制度歧视早就不该存在了。”
另外，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不够公平。2000年到2008年间，政府收入比重上升0.1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7.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7.5个百分点。在财富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切的多一块，劳动者切的就会少一块。
“收入分配改革不就是要给我们加工资吗？”和张天昊一样，大部分老百姓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解，就是政府指令企业为员工加工资，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工资主要由市场决定，使用行政方式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水平的可操作空间是有限的，并不是政府想给他加多少就能加多少，收入差距问题不能依靠涨工资来解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这样尤其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
同样，调整个税起征点，对于张天昊这样的打工者来说意义也不大，不论调与不调，他目前的收入都在免征范围内。
根据统计局数字，2009年农民工平均月薪仅为1417元，4.8亿职工中，月薪不足2000元的约占50%左右，也就是说，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于这些真正的低收入者来说，并不能起到帮助他们提到收入的作用，对在农村就业的3亿人更无帮助。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个税起征点调整对于财富分配是有局限性的，起征点调得越高，对收入低的人将越发失去意义，受益人群如果快速减少，反而可能恶化收入分配格局。
“不过，上调个税起征点，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积极信号。”迟福林称。
敢不敢打破垄断行业？
“现在的问题是敢不敢下决心解决棘手的难题。”迟福林表示。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收入水平低，再分配力度不够，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灰色收入、腐败性收入比例大，政府要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比如垄断行业，这个方面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政府没有下大力气去解决。”
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控制高管的工资收入，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是能不能下大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2010年国企盈利近2万亿元，但上交国家红利仅440亿元。2010年中石油净利润1399.9亿元，等于日赚约3.8亿元，高管们惊人的高薪与农民工微薄的收入形成强烈反差。
“如果是自己做生意发了财我并不嫉妒，但很多当官的也就挣那么点工资，他们那么多钱都不是正路来的。”张天昊所指的“当官的”包含了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而“非正路所得”即指灰色收入。
“央企净利上缴比例太低，现在是15%，我认为‘十二五’末期最少要达到30%，其收入主要应该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迟福林称，不打破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成效。
另一个造成收入差距的问题是灰色收入。王小鲁认为，2008年中国居民隐形收入超过了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主要因权力产生的灰色收入竟然高达5.4万亿，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中国GDP的六分之一。
灰色收入很普遍，实际占的比重比较大，社会对此反响强烈，有些灰色收入是合法的，有些是不合法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重要的是公开，治理灰色收入是时候了。”迟福林表示，要重点治理那些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这是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富”与“民富”
长期关注收入分配改革的迟福林，在今年“两会”中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全新视角——国家发展导向下的收入分配改革。
从国家层面看，收入分配除了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之外，已经成为牵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收入分配也高度融合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解决，转变发展方式就破不了题。
“我们这几年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消费率在下降，如果消费率上不来，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就实现不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发展方式转变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收入分配就显得非常紧要。
迟福林认为，国家发展导向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为什么我提出要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这关系到是按照继续做大总量的思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还是按照藏富于民的思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在不同的导向下，解决收入分配的思路也不同。”
迟福林说，如果做大总量，投资主导，国富优先的发展特征就会非常突出，“国富”和“民强”都很重要，但是“国富”不等于“民强”，而“民富”则一定“国强”。“做大总量，国富优先，毫无疑问是压低劳动成本的，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快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更快于消费能力的增长，所以存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在迟福林看来，如果是“民富”优先导向，可以释放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能缓解现在的收入差距，可以走出一条比较公平的发展路子，这些都是一个大前提。“要把收入分配纳入发展政策导向下的收入分配，才能有紧迫感，才能有一个基本标准，只有民富优先导向，才可能让老百姓尽快地提高收入，尽快把消费率提高。”
“当然，在国富优先前提下也可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但与民富优先的动力和标准不同。”迟福林说。
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取决于政府转型
从月薪1800元到3000元，接近于翻一番，张天昊这个“低层次”的收入倍增梦想，从今年“两会”中提出的“两个同步”来看似乎很简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问题是，张天昊这样一个底层的收入倍增计划，有什么保障呢？
“能不能实现，关键要看这些指标能不能成为约束性指标。”迟福林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收入增长的比例确定了，就是不低于GDP增长，现在的难题之一，就是这些指标能不能成为约束性指标，如果能成为约束性指标，这些难题就有办法去解决。如果不能成为约束性指标，只是一些原则，恐怕就很难问责。”
迟福林提出，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约束性指标，争取“十二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8%，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应低于10%，如果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五年就会翻一番。
另外，收入分配中，现在重要的是要加快劳动报酬的形成机制，没有这套机制，政府又不能规定企业的工资，企业可能会只执行最低标准，北京是1160元，深圳是1300元左右。“最低工资标准太低，这些钱在北京、深圳能活下去吗？”常有老百姓就此问题不断发问。
在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问题中，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被许多专家视为当务之急，而不是单纯地上调个税起征点。在过去做大财富总量的情况下，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功不可没，但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却不够“给力”，切给老百姓这块的少，切给企业和政府的多，而且在切给老百姓的这一块上，切得又不合理，所以需要尽快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元，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缓慢。当前，居民最大的支出是房子、医疗、教育，这些恰恰是需要政府来解决的，如果把保障性住房、基本医疗、子女教育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老百姓的私人消费就可以增加了。
王小鲁认为，改革财政体制，调整财政分配体系，加快政府转型，加强公共服务建设，这些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经过统筹推进。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中国现在居民收入接近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了，我们现在有条件在‘十二五’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再拖到2020年了。”迟福林表示。
迟福林认为，解决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取决于政府转型，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转型、政府转型，在这样一个高度下才能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牵动中国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成绩问题，关系着能不能通过民富优先走向民富国强的路子，如果只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找不到一个中长期的机制，收入分配改革将难竟全功。
“现在月薪1800元，要是能涨到3000元，我就满足了。”来自黑龙江的农民工张天昊，对未来的薪金期望并不高。
在北京，像他这样的中低收入者并不算少。今年1月，一家公益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在北京的打工群体中，有47%的打工者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尽管今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1160元，个税起征点也在酝酿上调，但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似乎并不能直接改变自己的收入状况。
从2004年开始，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在国家层面已经达成共识，但困难多、阻力大，且改革方案在很多方面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操作乏力。对于老百姓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收入有没有提高，贫富差距有没有缩小，而这些似乎都没有明显改观。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收入分配关乎全局，不仅有短期的问题，还有中长期的问题，最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现在是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收入分配改革不等于加工资
“三年前来北京的时候，自己就挣1500元，现在几年没怎么变化。”三年来，张天昊一直在努力工作，希望通过“勤劳”增加自己的收入，而结果却令他灰心。
收入分配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就是怎样才能提高收入，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直接关系着财富蛋糕分配是否均衡。而收入分配改革推进不下去，就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们的收入。
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为什么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却如此缓慢？
迟福林认为，首先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谓农民工是制度歧视，农民工工资水平只是同类职工工资水平的60%左右，有些地方更低，“干一样的活，收入和福利却差距很大，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这种制度歧视早就不该存在了。”
另外，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劳动报酬所占份额不够公平。2000年到2008年间，政府收入比重上升0.1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上升7.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比重下降7.5个百分点。在财富总量一定的前提下，政府和企业切的多一块，劳动者切的就会少一块。
“收入分配改革不就是要给我们加工资吗？”和张天昊一样，大部分老百姓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理解，就是政府指令企业为员工加工资，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工资主要由市场决定，使用行政方式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水平的可操作空间是有限的，并不是政府想给他加多少就能加多少，收入差距问题不能依靠涨工资来解决。”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这样尤其解决不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
同样，调整个税起征点，对于张天昊这样的打工者来说意义也不大，不论调与不调，他目前的收入都在免征范围内。
根据统计局数字，2009年农民工平均月薪仅为1417元，4.8亿职工中，月薪不足2000元的约占50%左右，也就是说，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于这些真正的低收入者来说，并不能起到帮助他们提到收入的作用，对在农村就业的3亿人更无帮助。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表示，个税起征点调整对于财富分配是有局限性的，起征点调得越高，对收入低的人将越发失去意义，受益人群如果快速减少，反而可能恶化收入分配格局。
“不过，上调个税起征点，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积极信号。”迟福林称。
敢不敢打破垄断行业？
“现在的问题是敢不敢下决心解决棘手的难题。”迟福林表示。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收入水平低，再分配力度不够，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灰色收入、腐败性收入比例大，政府要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大，“比如垄断行业，这个方面社会已经形成共识，但政府没有下大力气去解决。”
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控制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控制高管的工资收入，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现在是能不能下大决心去解决的问题。”
2010年国企盈利近2万亿元，但上交国家红利仅440亿元。2010年中石油净利润1399.9亿元，等于日赚约3.8亿元，高管们惊人的高薪与农民工微薄的收入形成强烈反差。
“如果是自己做生意发了财我并不嫉妒，但很多当官的也就挣那么点工资，他们那么多钱都不是正路来的。”张天昊所指的“当官的”包含了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而“非正路所得”即指灰色收入。
“央企净利上缴比例太低，现在是15%，我认为‘十二五’末期最少要达到30%，其收入主要应该用于解决社会问题。”迟福林称，不打破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成效。
另一个造成收入差距的问题是灰色收入。王小鲁认为，2008年中国居民隐形收入超过了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主要因权力产生的灰色收入竟然高达5.4万亿，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中国GDP的六分之一。
灰色收入很普遍，实际占的比重比较大，社会对此反响强烈，有些灰色收入是合法的，有些是不合法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重要的是公开，治理灰色收入是时候了。”迟福林表示，要重点治理那些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这是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富”与“民富”
长期关注收入分配改革的迟福林，在今年“两会”中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全新视角——国家发展导向下的收入分配改革。
从国家层面看，收入分配除了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之外，已经成为牵动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收入分配也高度融合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收入分配不解决，转变发展方式就破不了题。
“我们这几年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消费率在下降，如果消费率上不来，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变就实现不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发展方式转变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收入分配就显得非常紧要。
迟福林认为，国家发展导向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为什么我提出要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这关系到是按照继续做大总量的思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还是按照藏富于民的思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在不同的导向下，解决收入分配的思路也不同。”
迟福林说，如果做大总量，投资主导，国富优先的发展特征就会非常突出，“国富”和“民强”都很重要，但是“国富”不等于“民强”，而“民富”则一定“国强”。“做大总量，国富优先，毫无疑问是压低劳动成本的，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快于老百姓收入的增长，更快于消费能力的增长，所以存在城乡差距、贫富差距。”
在迟福林看来，如果是“民富”优先导向，可以释放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能缓解现在的收入差距，可以走出一条比较公平的发展路子，这些都是一个大前提。“要把收入分配纳入发展政策导向下的收入分配，才能有紧迫感，才能有一个基本标准，只有民富优先导向，才可能让老百姓尽快地提高收入，尽快把消费率提高。”
“当然，在国富优先前提下也可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但与民富优先的动力和标准不同。”迟福林说。
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取决于政府转型
从月薪1800元到3000元，接近于翻一番，张天昊这个“低层次”的收入倍增梦想，从今年“两会”中提出的“两个同步”来看似乎很简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问题是，张天昊这样一个底层的收入倍增计划，有什么保障呢？
“能不能实现，关键要看这些指标能不能成为约束性指标。”迟福林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收入增长的比例确定了，就是不低于GDP增长，现在的难题之一，就是这些指标能不能成为约束性指标，如果能成为约束性指标，这些难题就有办法去解决。如果不能成为约束性指标，只是一些原则，恐怕就很难问责。”
迟福林提出，要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约束性指标，争取“十二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8%，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不应低于10%，如果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五年就会翻一番。
另外，收入分配中，现在重要的是要加快劳动报酬的形成机制，没有这套机制，政府又不能规定企业的工资，企业可能会只执行最低标准，北京是1160元，深圳是1300元左右。“最低工资标准太低，这些钱在北京、深圳能活下去吗？”常有老百姓就此问题不断发问。
在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问题中，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被许多专家视为当务之急，而不是单纯地上调个税起征点。在过去做大财富总量的情况下，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功不可没，但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却不够“给力”，切给老百姓这块的少，切给企业和政府的多，而且在切给老百姓的这一块上，切得又不合理，所以需要尽快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元，和中国急剧增加的财政收入相比，民生方面的开支上升缓慢。当前，居民最大的支出是房子、医疗、教育，这些恰恰是需要政府来解决的，如果把保障性住房、基本医疗、子女教育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了，老百姓的私人消费就可以增加了。
王小鲁认为，改革财政体制，调整财政分配体系，加快政府转型，加强公共服务建设，这些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经过统筹推进。
“我们原计划是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中国现在居民收入接近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了，我们现在有条件在‘十二五’初步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再拖到2020年了。”迟福林表示。
迟福林认为，解决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取决于政府转型，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转型、政府转型，在这样一个高度下才能看到，收入分配改革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牵动中国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成绩问题，关系着能不能通过民富优先走向民富国强的路子，如果只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找不到一个中长期的机制，收入分配改革将难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