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日本欲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上的暂时优势，在中国战场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以尽快结束对华战争，好集中精力应付他未来的亚洲大陆扩张的预设对手——苏联。因而，“七七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军事上势头正盛又颇为自信的日本军队，于其占领区内临时拼凑起伪“治安维持会”，处理地方政务。对伪军反而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收编投降的武装团体，更没有在关内建立一支正规伪军的打算。
　　 甚至直到1937年年底，在日军颁布的《军占领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依然这样规定：“中国投降的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后使之归农或当劳工”，对一般土匪，怀柔使其归顺后，“使其另谋生路”。据资料统计，当时华北负责治安、警备的伪军计有原国民党政府北平宪兵队1000余人，冀东伪政权保安队所组成的警防队3个团约4000人，其他零星还有各地县警备队、连庄会、民团、保甲等武装人员，还都是属于自卫性质的武装，力量相当薄弱。这些武装由日军实际控制和指挥。
　　 1938年，日本速战却无法速决，中国广大的土地使得日军如被吸进泥泽一般，在对华战事中越陷越深，兵力开始不敷分配；有限的军队只能控制各中心城市及重要交通线，而八路军乘机在其缺乏控制的农村展开活动，使得日军前后受困。人员补充不及和兵力不敷运用的难题，严重地困扰着日军。于是，日本改变了初期的策略，开始重视在伪政权下编组伪军的政策。
　　 1938年5月1日，华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通县成立，后来，华北治安军的下层干部差不多都出自这里。此后，为满足伪军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华北陆军宪兵学校、华北陆军军士教导团、华北陆军军官队及治安军各专业班队也都陆续建立起来，拉开了华北治安军组建的大幕。
　　 当时，与日军合作组建伪军的主要推动者是齐燮元，他是河北宁河（今天津市）人，清末秀才，北洋陆军学堂炮科毕业，曾任江苏军务督办、苏皖赣巡阅副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北平投降日本。之后，他参与组织伪政府筹备处，策划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组建并指挥伪治安军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1940年3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指挥伪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国民政府中因仕途失意，转而投向伪政权的原国民党军队将领并不在少数。
　　 除中央军投敌之外，地方武装力量也是伪军的重要来源。另外，一些民间武装及帮会、秘密宗教武力等也往往是日军争取的力量。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伪军人数也从1938年的7.8万人急剧上升到了14.5万人，而日本投降时，这一数字甚至达到了200余万人，远远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他们有为生计所迫投敌的，有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得不降日，也有部分流氓或土匪头子，为了升官发财而投汪伪的。1941年，豫皖苏边区有超过2万人的伪军，成员有地方豪绅、退伍军人、部分土匪、流氓、地痞等。其内部成员及装备都不一致，各有系统，各怀鬼胎，故有利害冲突时，彼此矛盾也十分尖锐。
　　 抗日战争临近结束时，国、共两方在对伪军的争取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考虑到当时国民党军事上的优势地位，绝大多数伪军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对伪军一视同仁，因此国民党对于实力较强的伪军予以收编，而对武装或战斗力差的部队则采取了淘汰裁编的策略。在政治与人际关系的考量下，那些缴出兵权，或是实力差的，或是因人事纠葛的因素被法院或地区最高指挥官以“汉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及各种徒刑的伪军成员，也比比皆是。
　　 1945年，已失掉华北绥靖军总司令位子的齐燮元，日本投降后随即被捕。在审判庭上，与中央军嫡系没有太多联系的他，只能强辩说，汪精卫、蒋介石才是汉奸，他们都听外国人的，而“我齐燮元不是汉奸，我只听我自己的”。然而这套理论并没有阻止他作为汉奸被处死在南京雨花台。
　　 （摘自新华出版社《民国风云人物》 编者：《国家历史》杂志社）